人间四月正芳菲，
花筏顺流入翠微。
好把鸭川云锦色，
付与御风独自飞。

思文阁其实是一家出版社。但在日本，有不少这样的公司，既是旧书店，也是出版社——或者不如简单地说，日本任何旧书店，都可以公开出版图书，也就都可以被看作潜在的出版社。比如京都大学附近有名的旧书店朋友书店，便曾为京都大学的教授出版过不少非常好的学术著作，而我也不止一次在某些旧书店翻书时看到那家书店自己的出版物。

思文阁有一个古书部，所以便名列京都古书研究会（日本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旧书业联盟，一般便叫古书研究会）的联盟名单之中。而他们公司的网站上又有较详细的古籍出售目录（现在似乎没有了），我是仔细研究了目录后才决定去的。

京都古书研究会发行过一张《京都古书店绘图》，上面标出了京都近百家古书店的位置，很是方便。从那上面可以看到，思文阁位于鸭川的东岸，三条的南边。我沿着鸭川四处寻找，其时正是赏樱之时，鸭川更是赏樱胜地，不但有两岸护水的“花篱”，更重要的是樱花还会落入河水，那正是日本人最喜欢的美。但我却仿佛马二先生逛西湖一样，美景一概不看，只在各种小胡同里乱撞，最后也终于找到了。

因为这是一家公司，所以显得很气派，有一栋四层高的楼，装修沉稳大气，而在大楼一侧，有一个小店面就是古书部。不过我去的时候古书部并没有开门，在卷闸门上看到有一张纸，上面有说明文字，但我看不懂，好在上面还有指示图标，推测可能是说古书部移入主楼了。只好像刘姥姥一进贾府时那样，蹭到气势堂堂的主楼去交涉，后来出来一个会说英语的人接待。

不过，他们并不让直接看书，而是先让你提供你要的书目，他们再拿给你看，或许这是那些“后厂前店”式书店的通例（我在其他几家这样的书店也遇到过），这其实大大改变了淘书的方式，很不方便，仿佛俗谚所谓“隔着袋子买猫”一样。好在我来之前抄了下几个书名，于是写出目录让工作人员去找，这一去竟然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自己也觉得太麻烦别人，取出的书也只好全部买下。好在有几本书也还不错，值得一提。

首先是宽文八年（1668）刊印的《说苑》二十卷五册，这相当于康熙七年，时代也算比较早了。书保存得很好——日本皮纸在观感上没有中国宣纸那样文秀精雅，却别有一番粗犷之韵，且亦有“纸寿千年”的效果，较之国内明清两代多用竹纸自然是强多了。此书首页署“汉沛郡刘向著，明新安程荣校”，知其底本当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程荣刊《汉魏丛书》本。据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可知，此本为《说苑》一书在日本的最早刻本。其末页署“宽文八戊申孟春吉旦 武村新兵卫刊行”，知为初刊初印本，也还算有价值。

第二种是延享四年（1747）的《张注列子》，其底本为嘉靖十二年（1533）世德堂刻《六子书》本，此本覆刊非常精细认真，甚至将中缝“世德堂刊”四字都原封不动地摹刻了，行款更是完全相同。顾春所刊《六子书》在版刻史上向称名刻，世德堂本在《列子》的版本系统中亦颇有价值，则其书亦值得收藏。不过这部书对取书的工作人员来说肯定有些为难。因为我起初未见原书，思文阁网站上标的是《冲虚至德真经》，后来工作人员索要书目时我也只好这样抄给他，他去拿书用了很长的时间，拿来的书封面上大题“张注列子”四字，未见“冲虚至德真经”字样，正文第一页方用此题，按照文献著录的惯例，自然以正文第一页为准。可以想象，这里的工作人员去帮我拿书的时候当费了一番上下求索考证之功——当然，也能看出工作人员古籍知识还是不错的，一般人可能就只能拿着目录出来告诉我“查无此书”了。

第三部书是《笺注蒙求校本》三册，明治十七年（1884）同志出版舍刊行。《蒙求》一书我很喜欢，在国内时就想买一部好的本子阅读与收藏，但国内大的出版社都看不上这样“小儿科”的书，而坊间恶本又实在让人没有胃口，所以只能作罢——我曾经向某出版社建议出此书的校注本，但至今亦无音讯。其实，近十数年来，国内的国学热经久不衰，蒙学书籍出版更是铺天盖地，但却多集中在《三字经》甚至是《弟子规》这样贫薄且带腐气的书上，还有不少学者将此二书推崇备至，汲汲乎与“四书五经”相颉颃，实在令人惊讶；而像《千字文》《蒙求》这样的蒙学杰构却甚少有人理会。没想到，在这里不但买到了这本书，而且是形制精美、有注有疏的和刻本。

此书在国内除原本李瀚自注、宋代徐子光补注之外，便再无注本了。然其流传到日本后却大放光彩，注者蜂起。我买到的是由佐佐木标疏、冈白驹增注的本子。冈白驹是日本江户时期有名的儒者，著有汉学著作多种，如《诗经毛传补义》《孔子家语笺注》等，且继其师冈岛冠山而译中国话本，译有《小说三言》，为日本江户小说开拓疆土，为功甚巨。

从此书的体例可以感受到和刻汉籍叠床架屋的认真与烦琐。书分上下两栏，下栏为正文，以李瀚原文为标目，以徐子光补注为正文，正文中插双行小字注即冈白驹氏之笺注。上栏约为下栏的六分之一，是对正文所及之词语更为细致的解释，则为佐佐木的疏。上栏之外，基本上每句正文都在此附一小方框，框中指出徐注的出处，如第一则徐注云“晋书……”，上方则标“列传十三”，指此出自《晋书》列传之十三，这是佐佐木的“标”。

当然，这个笺注本在日本是常见之书，并不珍贵，不过，在阅读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时看到他曾提到“余所藏明治十六年《笺注蒙求校本》”，知与余先生所藏当为同版（印次不同而已），感觉特别亲切。另外，《蒙求》的和刻本中，也有十分珍贵的书，如《旧注蒙求》与《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算是国内早佚的文献。所以把冈白驹注本记录于此，算是个引子，希望能借此寻访到这个珍贵的佚本吧。

思文阁的收获大致如上。因为取书烦琐，不便挑选，本来还有几本书想考虑一下，这次之后便也打消了念头，很久鼓不起再去的勇气了。不过，后来在许多旧书店看到思文阁出版的学术著作，颇有水平，便又对它增加了好感。再后来，无意中知道，日本书论研究会在1985年举办过一次“杨守敬逝世七十周年纪念展览会”（杨守敬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书法家称其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甚至是“恩人”），而举办的地点便是思文阁会馆。看来，他们对于这位访书东瀛的前驱与成果最丰者亦当抱有敬意吧。所以，也为了向他们表示敬意，我后来又从他们店里邮购过几次。 GH6+R4VZXEjUOxyQxmQJGr4p2gOlMUdzmYxn2k1GLGKo/Y0eJkGdO3Y6g+FCyh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