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君着意染樱堤，
黄绿点皴次第迷。
可有殷勤旧时燕，
为衔春色过山西。

我一直很喜欢素有“鬼才”之誉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国内翻译本也不计重复地买到了许多，还包括那套并不全的全集，所以初到日本，我最大的希望便是买一套岩波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

最初的时候，我四处寻找书店，却遗憾地发现，日本不仅已不是杨守敬看到的日本，甚至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日本了。这里几乎所有的书店，九成以上的书是文库本，这九成中又有八成是各种休闲娱乐性的读物，那种带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物很难看到了。最让人感慨的是，我本以为到处都会有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或许外国人到中国前也以为每家书店必然摆满了鲁迅的作品吧），但转了很多家书店都没有看到，只是偶尔会发现一两本已经变成文库本的小册子，这才吃惊地发现，原来年轻人不读书不只是一国的特色，或许早已世界化了。有一天，终于在京都最大的新书店ジュンク堂看到了岩波书店新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这是芥川龙之介最权威的全集了吧），但数月逛书店的经验已使我对日本的书价有了抵抗力，不会再像第一次在朋友书店看到八百页厚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定价两万多日元（当时大致相当于一千五百元人民币）那样大惊小怪了，所以我控制着自己兴奋与激动的火苗，然后让它被近十万日元的书价扑灭。看来，还是淘旧书更可行一些。

不过，那种类似于新书店一样的旧书店中（如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Book-off），只不过是文库本与漫画书的天下，是不会进这类书的。所以，我又开始四处搜寻真正的旧书店。有一次，在网上看到寺町通有一家名叫尚学堂的旧书店。寺町通是江户、明治时期书坊林立之地，现在也仍是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方（当然，也可以算是京都最繁华的地方）。我已经去过很多次，却没看到这个尚学堂。

然而，真应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话。2012年5月12日，去寺町通逛了多家书店后准备回家，没想到突然在路边碰到了，很古朴低调的一个小门面，以前其实也多次从这里走过，却一直没有看到——后来我每次再访这家书店，还是要留心寻找，不然也很容易走过，日本的古书店大都如此。

那天时间已很晚了，加上当时一心想要买芥川龙之介的全集，我一进门便四处找当代出版物，没想到运气如此之好，一下子就发现了一套20世纪70年代岩波书店十二卷本的《芥川龙之介全集》，这书是超大三十二开本，比新版二十四卷本的小三十二开本更让我高兴。我喜出望外，立刻向老板询价，其书定价虽然与新版不相上下，但却有实惠的折扣，于是立刻成交。在抱了十数公斤的书激动地出来时，看到门口有个小木架子，上面堆满了线装书，随手翻了一下，都是各种常见和刻本的零本，便挑了一本作聊备一格的纪念。

回来一段时间后，忽然想到当时还买了一小本线装书，拿来翻看，这才蓦然勾起了我访求古籍的旧梦，并突然想到，唐本的搜求已成迷梦，但和刻本却颇值得研究与收藏。于是又隐约记起，这家书店有一面墙似乎全是线装的和刻本。

再找时间去拜访，发现果然没有记错——看来人们很容易在“心想事成”的喜悦中错过许多东西。我心情激动地把那面“墙”全部翻检了一遍，书架最高处实在拿不到，便向店主借了梯子，将最上面那些积满灰尘的“书们”也“请”了下来。由于书价并不便宜，便进行了数次筛选，最后选定了一些，虽然与杨、董等前贤相比还不能称为收获，但就现在而言也算有些价值；最重要的是这次邂逅让我发现，在这个年代，想搜寻珍稀汉籍，机会仍然是有的，只要你努力去找。

下面就说说我第一次的收获。

首次搜求和刻本，便买到了一套国内久佚的珍稀汉籍《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实在是机缘凑巧。此书为于济初编，《诗林广记》的编者蔡正孙增修，选唐宋诗人的七言绝句一千多首，分为三百余格。然其成书后，在国内却久已失传，以至于国人几不知天壤间曾有此书。晚清时此书始从日本回传中国，然而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前数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卞东波先生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此书才算广为人知，据卞先生统计，此书保存了约四百首《全宋诗》未收的佚诗；另外，注中也保存了许多资料——可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了。

此书国内虽已无存，但在朝、日却版本众多：朝鲜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出现了徐居正的增注本；而在日本则翻刻更多，据日人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所载，和刻本自宽永年间（1624—1644）便有覆刊朝鲜古活字本，其本此后多次重印，而文化元年（1804）、文化七年（1810）、天保二年（1831）、天保四年（1833）、弘化二年（1845）、安政三年（1856）、明治十二年（1879）、明治十五年（1882）分别出现了不同的刊本，其中安政三年和明治十二年还出现了不止一种的新刊本，在此期间，甚至还出现了日本人所作的续编（我后来曾买到其中一种），可见此书在日本的流行程度。而这种流行其实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谢琰兄《〈联珠诗格〉的东传与日本五山七绝——兼论中国文学经典海外传播的路径与原则》一文便指出此书对日本汉诗创作的巨大影响。

在日本流传的如此众多的版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天保二年刊本，因为此本完整地保存了徐居正的增注，徐氏增注本在韩国现在似乎也并无全帙，仅存残本。所以，虽然日本尚存有更早的五山版，又有早于天保本且刊刻精审的文化本（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便选择了此本），但卞东波先生《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仍以天保本为底本，而仅以韩国中央图书馆藏朝鲜甲寅字残卷（存第十八、十九卷）及文化本为参校本，可见此本的重要与珍贵。

我买到的正是天保二年刊本，文化本的主持者是当时著名诗人大窪行，天保本则为日本著名汉学家、幕末三笔之一的须静主人贯名苞（海屋）校正，全书共二十卷，分十册，开本阔大，刊刻精细，很是赏心悦目。

说到贯名苞，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同时还买到《左绣》一书的零本四册，恰为贯名苞所刊刻，即嘉永甲寅（1854）须静堂刻本。须静堂是贯名苞所立私塾，而《左绣》一书在日本亦仅此一刻。原本三十卷十六册，我买到了其中的四册。其书刊刻甚为精美，字体方正、行款疏朗，若非文中若隐若现的日文训读符号，几疑为清代刊本了。此外，贯名苞这次翻刻也在上栏增加了不少自己的意见，亦可参考。

除上所述之外，还有数种，然均为普通本，不再赘述。收获如此，并不算多，但我却十分欣喜，因为那个几乎已经放弃的梦，目前看来竟有实现的可能，于是我又开始将访书作为日本之行的重点，并陆续有了下面的收获。 XXXTZ8MC+TtLYLvarvI1Ki3eAId2crppdgqedJcazxqY9fwDG8Phvoe4WZJBUm2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