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一去陈俞此道东，
宋刊元椠遍东瀛。
匆匆春换无人问，
听得黄莺三两声。

记忆中，我最早拥有的藏书是上初三那年冬天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一本《小说技巧辞典》（书当然是我自己选的，可见我的文青之梦是用初中作文思路来上色的）。一个多月后，我用攒的零用钱买下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以迄于今。二十余年来，虽然一直在买书、读书，对自己的书亦极珍爱，视之为“藏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曾被亲戚借走，我又攒了几个星期零用钱，重买了一本，在扉页上仍写上“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购于麟游县新华书店”的字样），却从来没有收藏古籍的奢望。

近十数年，因为研究的原因，接触了不少图书馆收藏的古籍，也给学生开设了“中国古典文献学”这样的课程，开始对古书更加关注，但仍然没有想过要收藏。之所以如此，有如下两个原因。

一是在我的生活圈中，古籍似乎只是一个传说。研究可以，只要你勤快，图书馆有的是，但收藏却不可能。因为在数十年的购书史中，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古籍，这自然会限制收藏，就好像我最初所购之书，并非我充分选择的结果——大家可以想象那时小县城新华书店的情形（其实我还是幸运的，上大学后再回县新华书店，那里已经充斥了貌似盗版的出版物）。遇不到古籍的原因很复杂。中国是古代文献最为丰富的国家，我们周围本应有很多古书的。但近代以还，或为人所劫掠，或毁于板荡之间，好不容易从殖民甚至亡国的泥潭中爬出来，却又遇到文化传统的大变动，于是或烧或禁，百不存一；加之近百年来图书如百川汇海，递入公藏，此自有利于保存与研究，然亦使古籍之流通几为绝响。

二是即使有书也不见得有相应的实力。每当想到古籍的价格，我自己也很分裂：一方面客观地说，现在古籍的价格其实还太低，每每看到拍卖场某些珍贵古籍拍出的价格，都颇感惋惜，尤其与古代书画、文物甚至房产相比的时候，更令人觉得荒谬，事实上，很多珍本的价格并不比明清时期高；但另一方面自己想买些哪怕极普通的古书来作为文献课上的辅助教具时，一看价签就只好废然而返——其实，书价没有问题，还可以再高，有问题的只是我辈羞涩之阮囊而已。

壬辰之春，余有东瀛之役，忽思杨守敬于藏书一途之功业，亦曾起访书之念。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说：“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因此，他得以回购大量善本秘籍，成为汉籍回流史上开风气的大家。现在，这些珍贵的典籍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下文简称“国图”）、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下文简称“上图”）、北大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处，使后人仍有幸得闻翰墨之香。此事颇引后世爱书者之艳羡与神往，每每叹恨不能早生百年，可与杨为伴日游东京书肆之中！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收获，杨守敬还是去晚了，他说：“今余收拾于残剩之后，不能不为来迟恨，亦不能不为书恨也。”从明治维新至杨氏赴日，已过数十载，大量典籍或早付劫灰了。而生于一个多世纪之后的我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访书桃源不知可有寻处？其实，时移世易，那种机缘在一百多年前就并不易得：杨守敬只是碰巧遇到了百年难逢的机会，但他的搜购也引起了日人的警惕，不但有人“出重值而争之”，更有人开始“什袭藏之，不以售外人”；后来盛宣怀再赴日访书，便觉无书可淘，买了二千册回国，里面大部分是普通的和刻本，何况现在又过了沧桑百年。

光绪二十三年（1897）邻苏园刊《日本访书志》

所以，初到日本，漫无头绪，又只好将搜访古籍的幻想抛下，现实地拾起淘旧而非访古的积习。大约到日本一个半月后，在一家旧书店偶遇和刻古籍，才忽然想到，“唐本”（日本人称中国刊行的线装书为唐本，亦可见日本人最为心仪的中国朝代）或无力购藏，但和刻本却仍是一个尚可开发的宝库。于是，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把京都近百家古书店爬梳了无数遍，还旁及大阪、神户等地，后来又知道了网上旧书店联盟日本古本屋，更是如虎添翼，因此数年来颇有所获。检点成果，其中亦不乏珍异之本。故仿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及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之体而为《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初草近百篇，现择其稍有趣味的五十余篇汇为一集，非敢踵武前贤，不过自记其乐而已。

数年过去，搜书渐多，亦稍有甘苦，小作总结，以为芹献。

1872年8月10日《申报》有一篇《日本书籍》的短文：

日本文字同中国，而所刻中国书籍亦甚夥，字迹清楚，印法并佳，所用纸皆木棉所制，向来严禁出境，如中国儒士见者甚罕。今日本一切循行西法，书籍亦许出外版售，故上海、广州书肆间皆有日本书，装潢颇有可观，价亦不甚昂，藏书家要不可不售一种焉。

这段话包含了我能在日本搜购和刻本的几个因素。

一是大环境。虽然没有赶上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的盛况，但也已不是“严禁出境”之时了，甚至当下与明治时亦有类似之处：彼时之日本急于“脱亚入欧”，于汉籍皆欲掷之而后快，当下亦不遑多让，不同者在于彼时急于脱手，故甚或“论斤估值”；而当下则将古籍全视为商品，待价而沽。细较而言，当下可能是更好的机会，因为明治维新时之“废汉学”，于很多浸润古学之人而言都是一种急于表现的情绪，冲动过后或有反弹，所以此后才会有人与杨争购；而当下日本之汉籍读者越来越少，几乎难有“出重值而争之”的人了，偶有所争，亦不过在利——正因如此，书价便与彼时不可同日而语，加之日本收入水平高，船随水涨，古籍腾贵，亦为自然之理。好在，贵亦非坏事，至少有些珍籍还没有被人捷足先登，则亦有此字之功劳。

二是货源。日本民间收藏汉籍者甚多，日人于藏书一道又较达观——中国古代藏书家均固执地要求“子孙永保”，甚至有人在家训中用恶毒之诅咒防止不肖子孙出售藏书，从当代观点来看，此似称怪癖：若子孙亦钟情书籍，自会“永保”，甚或增益；若全无感觉，藏书便为负累。事实上，藏书家去世，书籍散出，只要不被销毁，则当再入书肆，楚失楚得，非但促进文化发展，且将给多少新的藏书家带来快乐，与封在某栋藏书楼里让鼠啮虫蠹岂可同日而语。日本人的心态与国人不同，他们有所谓“藏书一代”的观念，加上“一切循行西法”，现在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更是失去了对汉籍的兴趣，所以私人收藏不断流散出来，古籍市场货源颇为充足。当然，以上仅为说明中日藏书家对待藏品态度之不同，并非价值判断。其实，中国传统之藏书观念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之一部分，《论语》云“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礼记·学记》云“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则文化之承袭，亦需此种坚守。但此为另一话题，这里不再枝蔓。

三是和刻汉籍本身的特点。对古籍来说，同一种书因品相、收藏过程、用纸、前印后印的差别，其价值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这在中国古籍中最为明显。简单来说，明清时代不少书有两种印本，白纸与竹纸，据科学史家研究，竹纸的寿命是“纸寿千年”的皮纸的一半，在拍卖场上，其价格也基本可以体现这一比例——有的书还会有罗纹纸、开化纸乃至公文纸的印本，那价值更是数倍于前了；即便用纸相同，初印与后印对古籍面貌的影响却更大，有的书，初印赏心悦目，可作艺术品，后印虽仍为同版同种纸，但已经断烂修补、模糊难辨，实难当作同版之书来看；有些书是最初的红印本或者蓝印本，自然也更为珍贵，更不用说还有经名家收藏甚至题跋、批校之本了。与中国古籍相比，和刻本用纸的差异很小，几乎所有的书均用皮纸，这一点倒容易理解，因为日本起初也并不了解以竹料造纸的技术，纸源亦充足，不用降格以求。另外，和刻本也很少像唐本那样有前印与后印的巨大差别，有些书我买到一些同样的复本，仔细比较，甚至与日本一些图书馆中的藏品比较，区别不大，基本没有版面断裂、笔画模糊残缺等现象。这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和刻本面对的读者毕竟要少得多，所以印数少，则其对木板的损耗也少；同时还不得不提出第二个原因，正如现在日货成为品质的代名词一样，日本人对于产品的严谨自古皆然，所以其从雕版的选材、制作、开雕到造纸、用墨、印刷各个方面都细致认真，一丝不苟，故而成品质量的统一性很强，同一版片的先印与后印固然差别不大，就是很久后书版易主的再印本亦与原版相近。

当然，和刻汉籍作为收藏也有缺陷，那就是版面多有“反送”（即反点和送假名，反点是提示阅读顺序的符号，一般在文字的左边；送假名是指用片假名补出汉字之间日本成分的读音），这让版面看上去颇为凌乱，不如唐本之精雅。杨守敬晚年寄居上海，生活窘迫，只好售书救急，但他也很无奈地说“所得日本书大半有倭文，亦不投时好”（见《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可知其亦为此所苦。不过，这一缺陷实亦可弥补，那就是和刻本独特之版本价值。由于日本刻本多亦步亦趋于中国刻本（最早的日本刻本实为流落东瀛的元代工匠所为，其最著者如陈孟荣、俞良甫等），其所据之底本多有佚于此而存于彼者，故不少和刻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补充中国古典文献的“善本”，则其版面偶有碍目之眚亦可视为古代仕女妆容之花钿了。不过，本书主要记录笔者访书之经历，希望“以书存店”，书、店并举，故所述之书未必皆善，而对善本之考辨亦恐枯燥，笔者另有专书详论，此不赘述。

一直以来，由于条件所限，笔者虽嗜文献之学，然实未敢涉猎古籍收藏。今偶有小获，或难脱贫儿乍富之嫌，少所见，多所怪，益之以敝帚自珍之私意，故小文所言，或有不当之处，祈方家批评指正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