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名篇《阿宝》中,描写粤西一位名士孙子楚,“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妻子去世后,他托媒人向“绝色”的“富二代”阿宝求婚,阿宝开玩笑地说:“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孙子楚听了媒人的传话,居然信以为真,说:“不难。”媒人前脚刚走,他当即“以斧自断其指,大痛彻心,血益倾注,滨死。过数日,始能起,往见媒而示之”,人说啥他就信啥,而且还“言必信,行必果”,孙子楚可谓“天下第一痴人”。
清嘉庆间何守奇在《阿宝》篇末评语中说:“孙子之痴,直是诚朴。”“诚”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是为人处世的第一要务。《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也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尽心上》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儒家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做人的根本准则。常常反省自己以达到“诚”的境界,这是人生的最大快乐。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礼记·大学》)。一个人由“诚意”而“正心”,就不难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因此,清道光间但明伦在《阿宝》篇末评语中,深有感触地说:“尝谓天下之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友者,果能以至诚之心处之,天下不复有难处之事矣。痴顾可少乎!”
再进一步看,“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古人对“格物致知”有种种解释,从最浅显的意义上看,应该是指探求、通晓万事万物,从而获得知识和智慧。像孙子楚这样的“痴人”,不为外界的喧嚣所左右,不为社会的诱惑所骚扰,心静如水,专心致志地“格物致知”,才能做到“诚意”“正心”“修身”,于家、国、天下,终有所成。
所以《阿宝》篇末的“异史氏曰”,蒲松龄评论孙子楚之“痴”,说:“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书痴者文必工”,这大约是蒲松龄的“夫子自道”。他一生与书为伴,读书、教书、写书,乐此不疲,果然为我们留下绝世名著《聊斋志异》。
在我的心目中,李小龙博士也是这么一位“书痴者”,而且是一位“性痴则其志凝”的“书痴者”。
2012年仲春,小龙博士受教育部委派,到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任教。日本是一个旅游胜地,仲春繁樱,深秋红枫,碧海朝霞,古寺晚钟,真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可是小龙博士却天生是一位“书痴”,不仅“嗜书如命”,博览群籍,而且多年来养成“淘书”“藏书”的积习,家中弆藏颇富,堪称“坐拥书城”。他像明代藏书家高濂那样认定:“藏书以资博洽,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故积书充栋,类聚分门,时乎开函摊几,俾长日深更,沉潜玩索,恍对圣贤,面谈千古,悦心快目,何乐可胜?”(《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论藏书》)这次东渡日本,小龙博士并不钟情于游山玩水,而是抱定“执念”,要效仿清光绪间杨守敬东瀛访书之举,以搜访中国古籍为职志,真可谓“性痴则其志凝”。
时隔一百多年,要再像杨守敬那样在日本大量搜购“唐本”,无疑已是“天方夜谭”。不仅书源稀缺,“奇货可居”,即使偶有“唐本”流入市场,也标价昂贵,若非“一掷千金”者,也不敢贸然问津。无论小龙博士多么“性痴”,甚至不惜像孙子楚那样“自断其指”,恐怕也难有所得。
既然难以购求“唐本”,小龙博士便退而求其次,专以和刻汉籍为搜求对象。他遍访京都近百家古书店,还旁及大阪、神户等地,后来更利用网上旧书店联盟“日本古本屋”,留心搜访。“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居然购求约五百余种、二千余册和刻汉籍,其中颇不乏珍秘之本,满载而归。
访求故籍,并非常人可为,的确需要有学识、有眼光的“有心人”。当然也有赖于“可遇不可求”的机缘,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多年的访书、购书的经历中,小龙博士对此颇有心得,学识更为精深,眼界也更加开阔。所以回国后,他摹仿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体裁,先后撰写《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五十五则,记录东瀛访书、购书的艰辛、失望与喜悦。
清嘉庆间洪亮吉撰《北江诗话》,在卷三中将藏书家依次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等。清末杨守敬撰《藏书绝句序》、叶德辉撰《书林清话》,都基本赞同洪亮吉对藏书家的分类,而有所订正。他们几位一致认为,考订家、校雠家“得一书必推寻本原,是正缺失”,“辨其板片,正其讹谬”,于学问大有助益,因此较之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要略高一筹。
小龙博士就是这样的考订家、校雠家。他“沉迷”于藏书,既非满足于广搜异本,也非仅止于专嗜精刻,而是在摩挲赏鉴古椠良工的同时,追溯源流,考究版本,校勘异同,厘定篇章,考订字句,判断良莠,先后撰写了数十万字的学术文章。2017年9月,他申请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本汉籍善本考录》,近一两年内即将出版。
我很好奇,在小龙博士家居仅五十平方米的“斗室”之中,藏书早已“充栋宇”,那五百余种、二千余册和刻汉籍的“战利品”,又是如何收藏呢?但是我知道,这些“战利品”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珍稀藏品,足以自娱,更足以自傲。
据说地产大佬任志强说过一句名言:“历史证明房价永远都是上涨的。”这也许是因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地球上,土地是不可复生的稀缺资源。我们不妨套用此语,说:“历史证明古籍价格永远都是上涨的。”因为道理很简单,存世的古籍更是不可复生的稀缺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籍只会越来越少,而不会越来越多。而且,尽管现有的土地稀缺,毕竟人们还可以“填海造地”,或者“开拓宇宙”,拓展人类生存的有限空间,但是无论人们怎么想方设法地“仿真”“再造”古籍,这些“新品”终究比不上货真价实的“旧货”。
所以,小龙博士珍藏的五百余种、二千余册和刻汉籍的确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藏”,它们的持续增值(不仅是金钱意义的,更是文化意义的)是可以期待的。据说任志强还有一句名言:“没有买房的人都亏了。”我们同样可以套用此语,说:“没有买古籍的人都亏了。”这对我来说,更有“切肤之痛”。2002年到2004年,我也曾在日本逗留整整两年,然而无论是“唐本”还是“和本”,一本也未尝购求,所谓“如入宝山空手回”,真真是“亏大发”了。看来还是蒲松龄说着了,“痴”者非“真痴”,而“自谓不痴者”才是“真痴”。
好在小龙博士将日本书肆访书的心得撰写成文,让我在阅读书稿时也得以“神游”一番“宝山”。阅读书稿,不仅可以聊补我“吃亏”的遗憾,也可以分享小龙博士访书的艰辛与得书的喜悦,还可以深度探访那些我曾经或串过门或张望过的京都书肆,更可以稍窥这些珍稀和刻汉籍的“庐山真面目”,得以“格物致知”,有助于“诚意”“正心”“修身”,这不是一举而四得吗?
南宋诗人叶适《送赵几道邵武司户》诗道:“书多前益智,文古后垂名。功到阔深处,天教勤苦成。”我愿以此与小龙博士共勉。
郭英德
戊戌元月初六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