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客又逢佳节异，
适怀唯有策驽车。
可怜十肆九未入，
幸遇欧阳临颍书。

说明：本篇初稿曾发表于《文史知识》2014年第2期。但此书成稿后，我又数次造访京都，并来到初稿所写的竹仙堂，忽然发现，当年的记忆或许有误（当初没有想要写访书记，也就没有留下可靠的购书记录）。现在试着推论一下，《欧阳论范》不可能购于此店，因为我第一次拜访此店时，是老板娘在，还勉强让我拿出了几套书看，后来大概有四五次想来购书，都被书店老板拒之门外了——偶尔也能进门，但老板并不让打开任何一个书柜，所以也就不可能从这里买到任何书了。我努力回忆，或许是在距此不远的大学堂书店吧，我曾经总把这两个名字弄混。所以，本篇只把有关竹仙堂的部分删去，至于大学堂，因为已经记不清当初如何购买的，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当初搜书时，只要来河原町，就一定会去大学堂，不是因为这家书店如何有特色，就是因为书店的位置好，就在河原町的街面上。另外，书店里永远坐着一个忙忙碌碌、客客气气的欧巴桑（中老年妇女）。我在这里买过一些书，但都可有可无，印象不深刻。不过，通过日本古本屋，曾在广岛大学堂和名古屋大学堂买过不少好书，不知这三家大学堂是否就是一家。

某一次进到店里，看见那位欧巴桑的桌子上放一套书，看上去崭新，仔细一看，大为惊喜。此前在一本万青堂本《文章轨范》后附书目中看到元人欧阳起鸣的《欧阳论范》，因此书非常少见，所以很想“即目求书”，但淘书纯粹是碰运气，好书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若执意要求，便会陷入“求之不得”的困境之中了。不过这次，上天很快便给了我这次机缘——因为桌子上放的正是这套书，运气实在好，如果此前没有看到《文章轨范》后所附书目，我可能不会关注这本书，即便看到也可能会因其价高而抛下吧。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此书尚非前及之万青堂本，而是嘉永六年如不及斋的刊本，也就是说，是此书在日本的原刊本，万青堂本实际上是原书板在明治间的重印本。另外，如不及斋为前录陈亮集时提及之藤森大雅的书斋名，则知此亦为其所刻。这套书品相非常好，距今也一个半世纪了，书却几乎是全新的，没有一点瑕疵。甚至在第一册扉页，还又夹了一张扉页，我很奇怪，这两册都并不缺扉页啊，所以我以为是备用者——后来才知道，这是江户、明治时流行的书套。另外，书印得也甚为精致，行款疏朗，字为手写上版，相当漂亮。

此书作者为元人欧阳起鸣，《四库全书提要》曾著录此书说：“《论范》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题元进士欧阳起鸣撰。起鸣不知何许人，其书杂取经史诸子之语为题，各系以论，而史事为多。共六十篇。所见多乖僻，不足采录。”其语实本自《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然多出末二句评语，从而列于存目。其实，此人里贯是可考的，淳熙《三山志》卷三二载“欧阳起鸣，字以韶，闽县人”，乾隆《福州府志》卷三七又将其置于“嘉熙二年戊戌周坦榜”，可知此人是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进士，则名、字、籍贯、生活时代也大体可知。

此书历来著录甚少。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二有“欧阳起鸣《论范》六卷”，清代《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一及《续通志》卷一六三均录为“《论范》二卷”，至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卷四则又录为“《论范》六卷”。此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四著录了成化刊二卷本，后来丁氏藏本归于南图，是为全国仅存之孤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便据以影印出版。不过，书虽晦而不彰，但其文与其人在典籍中却偶可看到，比如其《论范》中便有三篇文章被宋人魏天应收入所编《论学绳尺》之中，而且此书卷二吴君擢《唐虞三代纯懿如何》后还附有“考官欧阳起鸣”之批语（此则批语颇为有名，常为学人所引及，如吴承学先生《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一文即引用之）。

因为此书在国内几于亡佚，则和刻本亦可珍视，所以我起初想要即目寻访，但得到书后才发现，其价值还不止于此，因为和刻本所据底本与丁氏藏本不同。

丁氏藏本前有“成化七年八月上吉直隶苏州府儒学教授南昌程兰”序，又有成化七年“直隶苏州府吴县儒学训导临海陶福”之引。《江西通志》卷五三载程兰为正统九年（1444）举人；再据《浙江通志》卷一三六，陶福为成化四年（1468）举人。程序说：“若今姑苏郡守贾公，则尤爱重是书之笃者，方其为邑庠生时，即有志于采集成编，得其文之半而公遂领乡荐……乃购得其全文，命训导陶福编集，析为二卷，仍躬亲校正，题曰《欧阳论范》，出其俸资，锓梓以传。”知其为贾氏搜集重编者。

此和刻本前“新刊欧阳论范序”则为“成化乙未（十一年，1475）孟夏临颍县儒学教谕墨水杜希贤序”者。查《山东通志》卷十五，知杜希贤为天顺三年（1459）举人，即墨人，即此处所云“墨水”。杜氏序将此书来龙去脉交代甚明，原为提督陈公提议，巡抚杨公、巡按薛公赞成，命“临颍知县吉水张珫”刊刻，“将成而殁”，“典史邹平高滦”继刻。则其底本与前刻非同本。前者为苏州刻本，后者为临颍刻本。后者之底本当古于前本，其书文题之下的说明文字更全。以第一则为例，其题为“帝王以全取胜”，临颍本注云：“讲明事变格○前汉赵充国请击先零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人而贱战。”苏州本只有“前汉赵充国请击先零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一句，首尾俱无。此书全本均如此。另外，临颍本尚较苏州本多出最后“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一则。故苏州本五十八则，临颍本五十九则，亦较全备（然《四库全书提要》曰“六十则”，或为误计）。则临颍本当为此书较善之本。

后来，又查到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嘉靖十三年（1534）刘氏安正堂刻本的《新刊校正批点大字欧阳精论》六卷，才明白《千顷堂书目》的《续文献通考》为何著录为“六卷”，想来他们经眼的都是嘉靖本。其书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细验其书，实当据临颍本重新分卷重编者，原因有三。一是其行款基本相同，之所以说“基本相同”，是因为和刻本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而此本为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但实际上每行仍为二十字，其版式只题目前有一“○”形符号顶格，余之正文均低一格排列，故实与和本同，则其每叶的文字起讫亦全同。二是其题下之注亦与苏州本不同而与临颍本相类，如第一则此本为“○讲事变格○帝王以全取胜前汉赵充国传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人而贱战”。而且，其末亦较苏州本多出“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一则——最有趣的是这一则有刻错的字，原文云：“先儒有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我虏易遂，而一己之私意难除。”这段话出自朱熹《戊申封事》，其中的“我虏易遂”当作“戎虏易逐”，四字错了两个，而嘉靖本与和刻本均误，可以看出二者或据同一底本而致误。

不过，和刻本却比嘉靖本质量更好一些。后者虽名列《珍贵古籍名录》，但刊刻却甚粗疏：仅《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所列首尾二页便有两处脱文：“是则不难于平天下而难于修身，不难于修身而难于正心。”嘉靖本脱上“修身”前之“于”字；前引“中原之我虏易遂”一句嘉靖本也脱一“中”字。

相较而言，此和刻本刊刻甚谨。如杜氏之序，中有缺字，则一依原貌，如：“二公体朝廷兴学育才之心，嘉宪副成就□学之懿，慨然谓夫设学以育□□才，成才□□□古训，遂于郡邑之中，访取文□□□之士，凡在□缺典籍，分布锓梓，以便印诵。”其间阙字并不擅改，知其必忠于底本。此前，我曾推测此本或以临颍原本为底本，后见日本公文书馆所藏朝鲜古活字本（原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藏书），仔细对照，发现和本当以此为底本刊刻，证据即在杜序中之阙字，朝鲜本前数叶书口上下两处稍有缺损，伤及数字，和本无法辨认此数字，只好空缺。朝鲜行款为半叶十二行，行十九字，和本对行款有所更改（此之更改恰与前述安正堂刻本同，不知和本刊刻者是否曾参考此本），故其阙字并不体现在书口之上下端。

此和刻本日本公藏现可查检者共十三部，但多为后印本或明治间重印本，如不及斋原刊本，则仅公文书馆、静嘉堂文库与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数家而已。国内所藏反倒多于日本，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辽宁图书馆（下文简称“辽图”）、南京大学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均藏有嘉永六年原刻本。不过，此书目漏录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一种，其为盛宣怀藏书（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华东师范大学和刻本收藏在全国排名第六，实即以盛氏所藏为基础），《盛宣怀戊申在日购书清单》（《历史文献》第五辑）中录有此书，其时距此书刊行仅五十五年，故盛氏以时价四角得之，可称廉值了，只不知道是嘉永本还是明治后印本。 fUakm2V3G4C12rVpP/nGNmCPJtlS6I9hA66IU78B5Pab1wfPXKNal57uHcoQF37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