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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大学堂
——《欧阳论范》的临颍本

异客又逢佳节异,
适怀唯有策驽车。
可怜十肆九未入,
幸遇欧阳临颍书。

说明:本篇初稿曾发表于《文史知识》2014年第2期。但此书成稿后,我又数次造访京都,并来到初稿所写的竹仙堂,忽然发现,当年的记忆或许有误(当初没有想要写访书记,也就没有留下可靠的购书记录)。现在试着推论一下,《欧阳论范》不可能购于此店,因为我第一次拜访此店时,是老板娘在,还勉强让我拿出了几套书看,后来大概有四五次想来购书,都被书店老板拒之门外了——偶尔也能进门,但老板并不让打开任何一个书柜,所以也就不可能从这里买到任何书了。我努力回忆,或许是在距此不远的大学堂书店吧,我曾经总把这两个名字弄混。所以,本篇只把有关竹仙堂的部分删去,至于大学堂,因为已经记不清当初如何购买的,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当初搜书时,只要来河原町,就一定会去大学堂,不是因为这家书店如何有特色,就是因为书店的位置好,就在河原町的街面上。另外,书店里永远坐着一个忙忙碌碌、客客气气的欧巴桑(中老年妇女)。我在这里买过一些书,但都可有可无,印象不深刻。不过,通过日本古本屋,曾在广岛大学堂和名古屋大学堂买过不少好书,不知这三家大学堂是否就是一家。

某一次进到店里,看见那位欧巴桑的桌子上放一套书,看上去崭新,仔细一看,大为惊喜。此前在一本万青堂本《文章轨范》后附书目中看到元人欧阳起鸣的《欧阳论范》,因此书非常少见,所以很想“即目求书”,但淘书纯粹是碰运气,好书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若执意要求,便会陷入“求之不得”的困境之中了。不过这次,上天很快便给了我这次机缘——因为桌子上放的正是这套书,运气实在好,如果此前没有看到《文章轨范》后所附书目,我可能不会关注这本书,即便看到也可能会因其价高而抛下吧。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此书尚非前及之万青堂本,而是嘉永六年如不及斋的刊本,也就是说,是此书在日本的原刊本,万青堂本实际上是原书板在明治间的重印本。另外,如不及斋为前录陈亮集时提及之藤森大雅的书斋名,则知此亦为其所刻。这套书品相非常好,距今也一个半世纪了,书却几乎是全新的,没有一点瑕疵。甚至在第一册扉页,还又夹了一张扉页,我很奇怪,这两册都并不缺扉页啊,所以我以为是备用者——后来才知道,这是江户、明治时流行的书套。另外,书印得也甚为精致,行款疏朗,字为手写上版,相当漂亮。

此书作者为元人欧阳起鸣,《四库全书提要》曾著录此书说:“《论范》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题元进士欧阳起鸣撰。起鸣不知何许人,其书杂取经史诸子之语为题,各系以论,而史事为多。共六十篇。所见多乖僻,不足采录。”其语实本自《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然多出末二句评语,从而列于存目。其实,此人里贯是可考的,淳熙《三山志》卷三二载“欧阳起鸣,字以韶,闽县人”,乾隆《福州府志》卷三七又将其置于“嘉熙二年戊戌周坦榜”,可知此人是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进士,则名、字、籍贯、生活时代也大体可知。

嘉永六年如不及斋刊《欧阳论范》

此书历来著录甚少。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二有“欧阳起鸣《论范》六卷”,清代《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一及《续通志》卷一六三均录为“《论范》二卷”,至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卷四则又录为“《论范》六卷”。此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四著录了成化刊二卷本,后来丁氏藏本归于南图,是为全国仅存之孤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便据以影印出版。不过,书虽晦而不彰,但其文与其人在典籍中却偶可看到,比如其《论范》中便有三篇文章被宋人魏天应收入所编《论学绳尺》之中,而且此书卷二吴君擢《唐虞三代纯懿如何》后还附有“考官欧阳起鸣”之批语(此则批语颇为有名,常为学人所引及,如吴承学先生《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一文即引用之)。

因为此书在国内几于亡佚,则和刻本亦可珍视,所以我起初想要即目寻访,但得到书后才发现,其价值还不止于此,因为和刻本所据底本与丁氏藏本不同。

丁氏藏本前有“成化七年八月上吉直隶苏州府儒学教授南昌程兰”序,又有成化七年“直隶苏州府吴县儒学训导临海陶福”之引。《江西通志》卷五三载程兰为正统九年(1444)举人;再据《浙江通志》卷一三六,陶福为成化四年(1468)举人。程序说:“若今姑苏郡守贾公,则尤爱重是书之笃者,方其为邑庠生时,即有志于采集成编,得其文之半而公遂领乡荐……乃购得其全文,命训导陶福编集,析为二卷,仍躬亲校正,题曰《欧阳论范》,出其俸资,锓梓以传。”知其为贾氏搜集重编者。

此和刻本前“新刊欧阳论范序”则为“成化乙未(十一年,1475)孟夏临颍县儒学教谕墨水杜希贤序”者。查《山东通志》卷十五,知杜希贤为天顺三年(1459)举人,即墨人,即此处所云“墨水”。杜氏序将此书来龙去脉交代甚明,原为提督陈公提议,巡抚杨公、巡按薛公赞成,命“临颍知县吉水张珫”刊刻,“将成而殁”,“典史邹平高滦”继刻。则其底本与前刻非同本。前者为苏州刻本,后者为临颍刻本。后者之底本当古于前本,其书文题之下的说明文字更全。以第一则为例,其题为“帝王以全取胜”,临颍本注云:“讲明事变格○前汉赵充国请击先零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人而贱战。”苏州本只有“前汉赵充国请击先零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一句,首尾俱无。此书全本均如此。另外,临颍本尚较苏州本多出最后“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一则。故苏州本五十八则,临颍本五十九则,亦较全备(然《四库全书提要》曰“六十则”,或为误计)。则临颍本当为此书较善之本。

后来,又查到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嘉靖十三年(1534)刘氏安正堂刻本的《新刊校正批点大字欧阳精论》六卷,才明白《千顷堂书目》的《续文献通考》为何著录为“六卷”,想来他们经眼的都是嘉靖本。其书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细验其书,实当据临颍本重新分卷重编者,原因有三。一是其行款基本相同,之所以说“基本相同”,是因为和刻本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而此本为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但实际上每行仍为二十字,其版式只题目前有一“○”形符号顶格,余之正文均低一格排列,故实与和本同,则其每叶的文字起讫亦全同。二是其题下之注亦与苏州本不同而与临颍本相类,如第一则此本为“○讲事变格○帝王以全取胜前汉赵充国传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人而贱战”。而且,其末亦较苏州本多出“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一则——最有趣的是这一则有刻错的字,原文云:“先儒有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我虏易遂,而一己之私意难除。”这段话出自朱熹《戊申封事》,其中的“我虏易遂”当作“戎虏易逐”,四字错了两个,而嘉靖本与和刻本均误,可以看出二者或据同一底本而致误。

不过,和刻本却比嘉靖本质量更好一些。后者虽名列《珍贵古籍名录》,但刊刻却甚粗疏:仅《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所列首尾二页便有两处脱文:“是则不难于平天下而难于修身,不难于修身而难于正心。”嘉靖本脱上“修身”前之“于”字;前引“中原之我虏易遂”一句嘉靖本也脱一“中”字。

相较而言,此和刻本刊刻甚谨。如杜氏之序,中有缺字,则一依原貌,如:“二公体朝廷兴学育才之心,嘉宪副成就□学之懿,慨然谓夫设学以育□□才,成才□□□古训,遂于郡邑之中,访取文□□□之士,凡在□缺典籍,分布锓梓,以便印诵。”其间阙字并不擅改,知其必忠于底本。此前,我曾推测此本或以临颍原本为底本,后见日本公文书馆所藏朝鲜古活字本(原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藏书),仔细对照,发现和本当以此为底本刊刻,证据即在杜序中之阙字,朝鲜本前数叶书口上下两处稍有缺损,伤及数字,和本无法辨认此数字,只好空缺。朝鲜行款为半叶十二行,行十九字,和本对行款有所更改(此之更改恰与前述安正堂刻本同,不知和本刊刻者是否曾参考此本),故其阙字并不体现在书口之上下端。

此和刻本日本公藏现可查检者共十三部,但多为后印本或明治间重印本,如不及斋原刊本,则仅公文书馆、静嘉堂文库与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数家而已。国内所藏反倒多于日本,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辽宁图书馆(下文简称“辽图”)、南京大学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均藏有嘉永六年原刻本。不过,此书目漏录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一种,其为盛宣怀藏书(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华东师范大学和刻本收藏在全国排名第六,实即以盛氏所藏为基础),《盛宣怀戊申在日购书清单》(《历史文献》第五辑)中录有此书,其时距此书刊行仅五十五年,故盛氏以时价四角得之,可称廉值了,只不知道是嘉永本还是明治后印本。 cMnfqjdWM8vuJTMvgmtZdzpNHnr65B6giKFXhZSFrVj8Wo3CKf+T2LbbLJHfi4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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