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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面游屋』
——老明信片的证明

右军法帖传千载,
天令扶桑遇刻珉。
神迹尚存天壤否,
昭陵草又绿一春。

此前,曾在藤井文政堂买到一本《孝经》,但当时对此书身份有些疑虑,所以在写藤井文政堂那篇时没有提及。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对此书身份终于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了,也有了相当重要的证据。

最初看到那本《孝经》,觉得或许是一本《古文孝经》孔传,或者《今文孝经》郑注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孝经》今古文之争非常复杂,在唐玄宗折中调和并作御注之后,孔传与郑注渐次亡佚。北宋雍熙元年(984),日本奈良高僧奝然使宋,进献了一批古籍,其中便有中国已佚的郑注,但令人唏嘘的是,此书在北宋末年又一次亡佚了。直到18世纪,日本相继刊刻了孔传与郑注,被清人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中国学者方可对此进行研究。所以,我很希望这是太宰纯或冈田挺之所刊刻的一种。但翻开一看,大失所望,因为并非正常的刻本,而是模仿拓本的摹刻本。我因不习书法,向来对碑帖拓本敬而远之。这次本来也打算放下了,但忽然想,该不会是贺知章草书《孝经》的摹刻印本吧。贺知章原作于17世纪传入日本,明治年间被进献于皇室,明治十六年(1883)木邨嘉平将其刻板(有人说他刻完此帖一周后即病故),其铜版现仍藏于静嘉堂文库,其印本罕有流传。如果是的话亦算奇遇了。但翻开一看,却着实让人意外,这并非贺知章所书,但正文之末竟有“咸和二年春正月奉敕写十本臣王羲之”的字样,这不得不令人大吃一惊,因为据我有限的知识,完全不知道王羲之写过《孝经》,难道这是一部伪书?再看后边,竟然还有唐玄宗御制之后序,似乎与其《孝经注》的序差不多,但结尾却多了“开元二年三月书赐薛王业”的字样,也就是说,这比他给《孝经》作注的时间要早八年,甚至比他召令群儒质定《孝经》的时间也要早五年。这是真的还是依唐玄宗的序文伪造的呢?玄宗序文后还相继有米芾、赵孟 的跋文以及贡师泰、张肃、倪瓒的题记。在当时我实在无法判断真伪,于是便买回来再研究。

王羲之草书《孝经》宝历本

回来后四处寻找与其有关的资料,但一直进展甚微。后来,在网上看到台湾华梵大学庄兵先生对此书的研究,才有了进一步了解。庄先生认为这是真迹,因为这其中还有着非同一般的传奇故事。江户时期汉学家朝川鼎(1781—1849)在其《古文孝经私记》一书中有“后观晋王羲之草书《孝经》(羲之《孝经》,今藏在仙台侯文库。云是庆长之役,得之朝鲜者,余藏其模本)”之语,可以知道此书其实是日本战国时有名的武将伊达政宗在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中从朝鲜得来。也就是说,从那次战争之后,此书的真实性确无可疑。不过,现在却只能看到笔者所藏的江户摹刻本及庄兵先生所见的明治摹刻本,伊达家的藏书现属宫城县伊达文库,然而在宫城县图书馆却并未检索到此书,也就是说,原本是否存世现在还要存疑。

明治间摹刻《草书孝经》

就在我不断搜寻资料来弄清此书源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昭和十年(1935)五月,斋藤报恩会博物馆举办过一次“伊达家藏品展览会”,并发行了“伊达家藏品展览会绘叶书”,其中有一套总计十枚,有一枚似即王羲之草书《孝经》的图片。这条资料让我惊喜万分,于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四处寻找这枚明信片。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伊达政宗的老家宫城县一个书店找到了,这家书店就是ぼおぶら屋古书店——这家书店的名字查不到意义,只好将其分解译出:ぼお是脸颊的意思,而ぶら是闲逛的意思,就译为“面游屋”吧。刚开始找到时,惊喜不已,但如何拿到却是个大问题,京都距宫城实在不近,加上我语言也不通,去一趟并不是个好主意。于是只好给店主写信来商量,写信其实也是自己先写成汉语,然后用翻译软件译成日语发给店主,店主是个非常好的人,同意给我寄来并让我货到付款,而且行动很快,发信后第二天货就送到了。

接到货物后,打开层层的包装,最后是一沓明信片,巴掌大小,共十张,只有一张是《孝经》的照片,其余不是铠甲便是屏风,都可忽略不计。这个时候,最初的急切与兴奋过去,才突然觉得这几张明信片有点小贵,何况其实只需要其中一张。

昭和十年斋藤报恩会博物馆王羲之草书《孝经》明信片

不过,就这一张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伊达家曾收藏此书的明证。明信片长十四厘米、宽九厘米,下面题为“王羲之笔孝经 政宗公朝鲜より赍来”,图列了王羲之书《孝经》正文的前三面。经与我所买到的江户本对照,几乎完全相同,这说明了江户本的摹刻之精,当然也清楚地表明了其底本是伊达从朝鲜得来之本无疑。那么,这个底本是确切存在过的,只是现在宫城县图书馆中查不到此物而已。而在斋藤报恩会博物馆举办的伊达家藏品展览会后十年,日本本土遭受了美国的大轰炸,有一个阶段的轰炸是大批量投掷燃烧弹,则其毁于战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羲之著名的《游目帖》便毁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

这本《孝经》的真伪问题很复杂,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探讨此事,这里不再赘述,只说一下结论。从唐玄宗序文和贡师泰与张肃题词的顺序来看,此帖为伪造无疑,从项元汴的印章可以推测其伪造时代当在项氏大量收购法书名画之时。但是,因为有成亲王永瑆所见、耆英所临之本的存在,可以确定此帖实际上当仿自一个已佚的旧时真本,从这个角度看,此帖仍然可以视为真本——事实上,王羲之传世的法书基本上全为后人所摹,那么将此视为真迹,亦无足怪。 8qdMk01vv/Xf1yx+O9OP/fV79y6RWI4LDqZsxDX8vFZX5182cVFEfroi0mV+Ho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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