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风貌竟如何，
遗简纷纭帝虎多。
东国犹知存古意，
床前山月看银河。

京阪书房在京都市河原町通与三条通的交界处，是京都最繁华的地方，店里的书也同样“繁华”。一进门便可看到满坑满谷的各种全集。日本人有全集癖，几乎每个作家最后都会出版一套甚至数套全集（国内的全集热或者也与日本有关），而且大多篇幅骇人——据我所知，中国作家全集册数最多者可能是茅盾，也才四十册，日本似乎随便一个作家便可以达到这个数字，而且每册都绝不比“砖著”薄，这么庞大的篇幅当然不排除日语较汉语更占空间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两点：一是作家勤奋；二是整个社会对作家的创作很敬重，有文化积累的社会环境。

不过，说到古籍，这家书店就寒酸了些，初次去的时候在其收银台附近看到几本，价格倒不贵，就随手买下，后来再去便几乎看不到古籍了。所以以下所述是去了数次的收获，而且都是无甚价值的普通本，但难得的是，这几本书之间却还颇有渊源。

第一种是《唐诗品汇》五言绝句第二册，享保十八年（1733）嵩山房刊行。《唐诗品汇》是规模相当大的唐诗选本，正编九十卷，补编十卷，收诗近七千首，日本竟然一本一本地将其刊行了——之所以说一本一本，是因为这个工作量很大，只能分批分次完成。据日本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可以看到，日本现在已无全本存世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卷二五到卷七〇为享保十八年刻，卷八二到卷九〇为元文三年（1737）刻，拾遗为宽政九年（1797）刻，卷七一到卷八一为文化十三年（1816）刻，前后跨度竟近百年，不能不令人钦佩。所以，虽然我只买到了一册零本，但还是把它记述在这里，希望以后可以再陆续搜到一些。

第二种是《唐诗选》。此书在日本比它的替代者《唐诗三百首》在中国的名气还要大，而且也很可能是和刻汉籍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种，据长泽规矩也书目所录，江户、明治时期共印行六十余版，蒋寅先生《旧题李攀龙〈唐诗选〉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一文补充至九十余版，而其中仅嵩山房刊行者，在其一百四十年间便当超过二十万册，可见当属于18、19世纪日本的畅销书了。事实上，日本江户、明治时代称雄的书肆嵩山房，其崛起便与此书有关，其主人小林新兵卫是萱园学派大儒荻生徂徕弟子，他一方面请老师为他起了店名（原念斋《先哲丛谈前编》载云：“书商嵩山房请徂徕曰：‘小子无家号，愿先生命焉。’徂徕笑曰：‘书贾出入吾门者五人，而尔所鬻价最高，犹嵩山于五岳，宜名嵩山房。’”），另一方面请同门服部南郭为其校订此书，并由荻生徂徕题跋，从而把这部将日人最喜欢的白居易完全排除在外的唐诗选本成功运作为“形成日本人中国文学修养和趣味之重要部分”。

关于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在《古今诗删》提要下曾说：“流俗所行，别有攀龙《唐诗选》，攀龙实无是书，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加以评注，别立斯名。”然而，蒋寅先生引明代胡震亨、许学夷的看法，并证以日本学者平野彦次郎和森濑寿三的研究，表明这个逻辑或许要反过来。一方面，这些学者都认为这本《唐诗选》并非节自《古今诗删》，而是节自前举《唐诗品汇》，这一点有很坚实的证据，比如《唐诗品汇》中有一些作家因其体例因素而被安排在并不合适的次序上，《唐诗选》并无这种体例束缚，却也照葫芦画瓢地保留了这些次序；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也认为《唐诗选》并非节自《古今诗删》，而是恰恰相反，《古今诗删》反而是在《唐诗选》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

前边提到李攀龙所编《古今诗删》，巧合的是，我也搜得此书的一本零册，为宽保三年（1743）田原勘兵卫刊本，全书原共三十四卷，分为六册，我仅仅得到了第六册。《古今诗删》一书明代有过数刻，入清以后，却未见重刻本，倒是选入了《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以《唐诗选》为伪书，故仅入存目，而将此书选入，但现在看来或许颠倒了，因为据日本学者的意见，《唐诗选》并不伪，而《古今诗删》是否出于李攀龙还难以判断）。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和刻本可算是此书近四百年来唯一的刻本了。

之所以把这几种价值并不大的书放在这里记述，主要是因为一件趣事。2009年初，有一位来自河北的日本华裔初中生发现日本教科书中李白名诗《静夜思》与中国流传者不同，被日本共同社当作重大发现播报出去，一时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媒体纷纷转载，说此诗有中日传本的差异云云。当时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便发文说明事实。两年后，《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先生发表博文《谁发现了李白〈静夜思〉不同版本》，重提此事，指出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森濑寿三曾以“李白《静夜思》与李攀龙《唐诗选》——日中之间‘微小’的不同”为题写过论文，发表在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主办的第34期《泊园》杂志（1995年9月）上，“而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胡中行则说，早在1991年出版的《古典文学鉴赏论》中，中国学者就已有对《静夜思》两个版本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作者似乎倾向于日本学者的“发现”权。几乎同时，薛天纬教授也发表文章指出：“据笔者闻见，最早从版本学角度考察《静夜思》文字演变情况的，是台湾学者薛顺雄。他在1980年6月19日的《台湾日报》副刊发表了《谈一首讹字最多的李白名诗——静夜思》。”不过，我对这一结论仍持保留态度，若按这种方式，那还可找到更早的，比如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其书虽出版于1980年，但实际上1965年便已付型，其书已将此两处异文校出，自然可算更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了。

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谁最早“发现”这样的伪命题，而是这两处异文是何时以及怎样出现的——这便与上面提及的几种书有密切关系了。

此诗首句从“看月光”而变为“明月光”，薛顺雄先生文认为最早出现于明万历间曹学佺所编《石仓历代诗选》，吴琼先生《李白〈静夜思〉版本演变再析》一文曾指出曹选原本此句无误。我们复检文献时会发现，《石仓历代诗选》一书只在崇祯年间刊刻过，此后除被收入《四库全书》外便再未刊行，而崇祯原本此字仍为“看”，将其改为“明”的正是《四库全书》本。

第三句从“望山月”变为“望明月”，学界均认为首次出现在李攀龙所编的《古今诗删》中。实际上这个看法也不正确，因为笔者查阅了此书最早的明代汪时元刻本（除了被改名《诗删评苑》或被删减为《诗删》的两个刻本外，这个汪刻本几乎是此书唯一的刻本），原文为“望山月”无误，那么，学界之所以认为此书为“望明月”，原因与前边所说的首句竟然相同，那就是，《四库全书》在将《古今诗删》收入时改了这个字！当然，如果有人单纯依靠《四库全书》的检索，也会指出这个“望明月”最早出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成书的高棅《唐诗品汇》，事实上，收入《四库全书》的《唐诗品汇》的确如此，但明代刊本均作“山月”——也就是说，这仍然是四库馆臣所改。

文献学界都有一种不成文的共识，即《四库全书》本不可靠，但我们一般理解这个共识是说在与清军入关的敏感问题的表达上可能会有删改，没想到在这种地方也会有更改。可以感觉到，馆臣在改动时是很随意的，只是凭借自己对此诗的印象便将此当作错字随手改了，而且同时收入两个明人所编的诗选，却在曹选中只改第一句，李选中又只改第三句，的确很不严谨。

那么，这两处异文究竟最早出现于何时，又是怎样被经典化的呢？

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而言，此二字的改动最早出现于传为元人范德机所撰的《木天禁语》中，明代前中期有三种诗法汇编类著作曾收入此书，有一种未录此诗，另二种录为：“忽见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起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但有两个“明”字，而且还有“忽”“起”二处异文。不过其书流传极稀，在《静夜思》文本传播史上几无影响。事实上，最早将此异文普及开来的书却是李攀龙《唐诗选》，很巧合，也很讽刺，因为这正是被四库馆臣指为伪作弃而不录的，但正是此书给了他们关于《静夜思》文本的固有印象。此书现存明代刻本有十数种，笔者查检了最早的闵氏所刻朱墨套印本及万历二十八年（1600）武林一初斋刻本，两处均为“明”字。

不过，入清以后，《唐诗选》因官方的批评以及《唐诗三百首》的出现，也便湮灭无闻，而这两处异文却流播极广，并已经典化（目前，国内不少唐诗或李白诗的选本还是用两个“明”字），其“功臣”又是取《唐诗选》而代之的《唐诗三百首》：书籍的命运，原来也可以这样变幻莫测。

然而，有趣的是，和刻本的《唐诗选》却把这里的错误改了过来，校订者服部南郭在附言中说：“如字有异，多从原本尤善者；两可难裁，则就《品汇》《诗删》《诗解》《十集》考之，从其多且正者。”虽然后来不少日本学者曾经批评服部的校订工作（如市河市宁专门有一本诗话著作叫《谈唐诗选》，对其进行批评），但就此诗来说，他的校订精细不苟，很让人佩服——开个玩笑的话，起码从此诗来看，和刻本《唐诗选》便比国内所刻以及四库所收《唐诗品汇》《古今诗删》都要可靠。 8MM0zx3yw3h6C0TVaIcqNA+0f05NwXLLv1xYNJULS1bWKuhZ1NxfC7icB8kDnm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