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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萩书房
——《日知录》八卷本的日本影印本

惯聆风雨自沉吟,
再读鸿篇感最深。
豪杰不随大江去,
千秋俯首顾亭林。

这次秋季书市还有一些书店有古籍,但也没太好好看,理由嘛,套用《红楼梦》的话就是说起来“虽近荒唐”,“细按”则很有道理,那就是——没钱了!只是最后决定撤兵的时候,才意外地发现了本有趣的书。

有家书店叫萩书房,我早知大名,原因倒不是说他们家的书怎样(事实上我从来没去过这家书店,因为它位于京都偏远的东北部,在我的“势力范围”之外),而在于店主人的有趣。因为每次书市,这家书店必然会在醒目的地方摆出一个宣传条幅,上面画了一个人像,大小与真人一样,画得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总之很引人注目。所以我在还没有参加书市的时候就在网上看到了那幅图,也早就知道这家书店了。

接近中午时,我也逛得差不多了,因为还买了不少当代的出版物,书包很沉,快拿不动了,决定撤兵。路过萩书房的时候,又回头观赏了一下那个奇异的招贴,就这样随便扫了一眼,却发现招贴后的书摊上有一本书与其他书不一样。别的书都是书口向下插在那里,只有这本书却平着放在一个角上,当然,由于那本书套了一个塑料袋,所以也没看清究竟是怎样的书。我想可能是哪位读者抽出来看了,却没有插回去,便顺手想帮忙插回去,谁知拿到书却觉得有些不同,因为手感软而轻,忙打开塑料袋看,竟是一部线装书。书的开本很小,但却是一厚册,翻开一看,大喜过望,原来是康熙九年(1670)符山堂初刻《日知录》的影印本。这个初刻本是顾炎武《日知录》还没完成的时候刊行的,故只八卷(又附了《谲觚十事》一卷),与后来三十二卷本多有不同之处,可对照以研讨亭林前后修改的脉络。此本国内学界以为已佚不存,1982年,陈祖武先生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日知录〉八卷本未佚》来辨析此事,言其在国图善本室看到一个八卷的《日知录》,并力证此当为康熙初刻本。实际上国图所藏之本原为傅增湘先生藏本,傅氏《藏园群书题记》卷八及《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均录有此书,且已有详细考订。不过,国内八卷本实还有两部:一为北大图书馆所藏顾亭林原稿本,二为上图所藏符山堂刻本,上图所藏曾于1985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日知录集释》影印出版;而国图藏本则又于2009年收入国图出版社印行之《中华再造善本》之中,一函二册。

当然,眼前这部书并非《中华再造善本》,开本甚小,但印得清晰精美。翻开看,首页有“辛丑秋日本京都学人用北京图书馆见寄胶片景印”的标识,后又有“藏园先生七十岁小像”,则知其本实用国图寄赠之胶片影印者,因属傅氏原藏,故前置傅氏小像以为纪念。傅增湘生于1872年,其七十岁当为1941年,故此处之“辛丑”只能是1961年了,日本京都府立综合资料馆却将其所收藏的同一本书标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实误。又此书的编辑者日本各家图书馆所署亦异,有的署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有的署为“京都狩野君山先生遗集刊行会”,还有的署为“狩野君山先生弟子”甚至直接写为“吉川幸次郎”,可以看出,此书之影印,必为吉川幸次郎主事,而缘起则为纪念狩野直喜,所以其弟子组成了“遗集刊行会”,又扩而大之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

1961年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影印康熙九年符山堂初刻《日知录》

此书既印于1961年,时代甚近,存世当不少,但据查,日本公藏亦不过十数家,或当初印行数量便极少。不过,各家所藏均分为四册,而此本却只一册,当是人为合并者,因为内容并无缺失,而且品相甚新,并无污损。如此看来,虽为当代影印,但印行精致,用纸考究,数量稀少,亦可宝贵。而且,此书即平放在这样的书摊上,一般都不会太贵,果然,在书后有铅笔所写的价格,十分便宜,实在让人喜出望外。

有了这个收获,便在这家书店仔细观察,发现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小纸箱,里面乱乱的,但竟然也有古籍,于是又搜出几种来。

前些年在点校《西湖梦寻》时,多次见到张岱提及云栖寺的莲池大师,没想到今天便搜到了莲池大师的笔记集《竹窗随笔》,其书原本仿《容斋随笔》之例,分为随笔、二笔与三笔各一卷,和刻本分装为六册,我所购得者为一、四、五、六册。

按:此书国图收有两种明刻本,其中一套标其出版日期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其实,这个标注是错的。据三笔前之作者自序,落款为“万历乙卯春日”可知,书之完成最早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此前一年自然不可能出版。想来国图此本之著录者未见出版年月,便以序言之日期来定,又不小心将“万历乙卯”换算成了万历四十二年了。其实,还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最切,即“万历刻崇祯钱养庶续刻本”,因为现存本卷一目录之末有“崇祯九年九月弟子钱养庶广云重刻识”的字样,想来从万历间便陆续刊行,但直到崇祯年间方始刻成。钱氏识语虽云“崇祯九年”,但国图所藏另一明本则标为“崇祯十一年”,或此本首尾俱全,故有刻成之时日。那么,此书最早刻成当在崇祯十一年(1638)当可确定。

如此看来,我买到的和刻本反应确很迅速。因其为承应二年(1653)刊行的,与原本初刊仅相差十五年。而且,从和刻本的惯例及此本的行款来看,当是对原本忠实的覆刊。此书明刊本国内所存并不多,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除国图外,仅上图、南图等五家图书馆有藏。和刻本仅晚十数年,从时代上看,则与明本不相上下。

最有趣的却是另两本书,这两本非但没有残缺不全之病,反有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好处——是书法家手书的《赤壁赋》与《后赤壁赋》二册。两书开本阔大,用纸厚实细密。前书后署“辛未腊月七十六翁秦震”,后书署“文化戊辰闰六月三日七十三叟老泉震”,知前者写于文化八年(1811),后文写于文化五年(1808),“秦震”“老泉震”皆指日本江户中后期书法家江村老泉(1735—1814),其人为土佐高知藩士,名震,字老泉,著有《老泉杂记》。此书每半叶书三字,前文五百三十七字,共九十叶;后文三百五十七字,共六十叶。所书字大如拳,笔力遒劲,用笔流畅,仔细观摩,可见其用笔起承转合之细节。则此二册自甚珍异。日人虽对汉籍已不关心,但对书法碑帖仍颇重视,因为书法艺术对于今日的日本文化仍极重要,所以此类书刊价格向来甚高,但今天竟然以廉值捡得此种珍物,使我既为得书幸,又为此书惜。好在二书保存尚好,纸白墨润,并无缺损污秽,亦无虫洞霉斑,只是书皮稍卷而已。其中,《后赤壁赋》书角可能曾有损伤,有人用皮纸细致地加了衬,可见原藏者也甚是爱惜,只是现在文化传统发生了变化,昔日珍珠,今日土芥,每念及此,能不浩叹! wOKhSSq8eMxdiU5IkH/XGbRprBfw34c+VH4DEryh/WL6wBSPIxVTVsSLfeS8Tq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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