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九 今村书店
——大典显常和木邨嘉平

佚典归来总成空,
文章无计乘东风。
只今携得兔园册,
聊赋西天一抹红。

今村书店并不在寺町通,但与寺町通相隔也仅几十米,在河原町上,所以也很容易找到。以前说谷书店的“书架之间仅容一个瘦削如我的人通过”,而这个书店连我也几乎无法通过,不小心便会把两边书架上的书碰下来。书虽多,但我想要的却并不多,去的时候几乎把店里所有的线装书都翻个遍,收获却并不大。

一是大典禅师编辑的《唐诗解颐》。编者大典禅师即大典显常(1719—1801),为江户中期著名禅僧,其人工于诗文,著述甚多,如《茶经详说》《世说钞撮》等(我后来买到了他的《世说钞撮》,注解《世说新语》颇多创见),据云有七十余部之多。而他一生最值得我们纪念的事恰与日本汉籍之回传中国有关,据王宝平先生《和刻本汉籍初探》一文载,大典禅师在任京都相国寺住持时,于宽政五年(1793)向京都当局上书,计划向中国赠送经典七百余册,虽然他所列书目主要是佛经,但这一想法仍然表现出中日千年来典籍交往中非常独特的现象,即千年以来,日本以输入汉籍为主,但因为各种原因,也保存了不少佚籍,这些佚籍重回中土也产生了很大反响——事实上,从杨守敬开始的东瀛访书活动无不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笔者所访虽有限,但亦以此为目的。

宝历十三年(1763)风月庄左卫门刊《世说钞撮》

大典禅师在上书中说:“古昔吴越钱氏,求致智者教疏于日本,凡数百卷……尔来九百有余岁,存于我者至今不失,而逸于彼者历世弥多。”“常等于是戮力同志,考检诸部凡数百卷,凭海舶寄赠,冀纳之名蓝,以供硕匠观览,岂不刮目乎?其或摸而板之,或复购致于我,则千载不朽,永共法宝。”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对中日两利的计划并未得到京都当局的任何回应,四年后,他再次呈文催促,仍然石沉大海,再过四年,大典禅师便与世长辞了。

我买到的《唐诗解颐》只有第一册,看上去品相很好,但却前无扉页,后无版权页,所以不能确定是何时所印。字迹颇有漶漫处,且感觉经过了重装。仔细翻阅又发现一些奇怪的特点,即全书用纸并不相同,而且间插错出,并无规律,约有一半为轻薄柔软的皮纸,但另有一半却相当厚实,甚至最后一叶类似于国内的竹纸。此外,全书字迹漶漫,但有些页码却清晰异常,似是有人用笔描过。一年后,我在谷书店又买到了此书的第二册,才知道,其原为汇文堂书店印行,末有“京都市寺町通丸太町南 汇文堂书店”的标记,但据其地理名词的使用,应该不会是宽政十二年(1800)的原刊本,当是后来汇文堂书店用此原板重刷者。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书实即以日本最为流行的《唐诗选》为蓝本再加注解的。

二是日人市河米庵所辑《墨场必携》六册,天保九年(1838)千钟房、青藜阁刊行。此书编者市河米庵(1779—1858),名三亥,字孔阳,号金洞山人,据云其游长崎时遇到清朝医生胡兆新,得习书法,专习米芾之字,因而改号米庵、颠道人,后名声大振,为日本书法界幕末三笔之一(另二人一为前文提及的贯名苞,一为卷菱湖),有弟子五千之众。当然,他的父亲可能在中国名气更大一些,就是最早对《全唐诗》进行补辑并撰《全唐诗逸》的市河宽斋。

这部书共六卷,卷一收铭、箴、歌、家训,卷二收序、诗、记、赋、志、论、说、书、语等。后四卷体例与前不同,卷三、卷四以春、夏、秋、冬为类,卷五、卷六则以鉴诫、闲适为类,各列二字至十四字清词丽句,并注出原作者。书前有林柽宇(1793—1847,为日本朱子学巨擘林罗山后裔)、佐藤一斋(1772—1859)二序,后者说:“河君孔阳,书名噪海内,一时贵显封侯,争聘竞迎,日不暇给……但绢帋累数百,挥洒不休,故卒迫之际,语或雷同,又不能悉谙……乃者,孔阳自纂古人成语为□局以代腹笥,名曰《墨场必携》,以待索者之需。”可知其书不过是兔园册一类读物,以助腹笥,便于书家随时挥毫也。日本文化与中国关系复杂,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文献并不熟悉,另一方面在特殊场合却常常需要题写汉语的清词丽句,所以此书之出,亦理之必然,甚至直到今天,此书仍反复再版,颇为畅销。不过,这样的书对中国人其实也很适用。古之文人自然不屑,但附庸风雅的人还是不少,《平山冷燕》中记录一个所谓的“才女”,别人请她题诗,她只写了个“云淡风轻近午天”就不写了——当然读者可能还会觉得能写出这样一句并不在《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还是不简单的,其实并非如此,古时最流行的诗歌读本是《千家诗》,这是此书第一句,就好像当代一些书法爱好者甚至书法家濡笔铺纸,作踌躇满志之状,然若无成稿在前,则下笔便是“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如此看来,在书家渐成专业而与文史疏离之后,此书已成为书家帐中不可或缺之秘籍宝典了。

天保九年千钟房、青藜阁刊《墨场必携》

不过,我于书法一途向甚钦慕而无余力修行,购此书亦不为此,而是另有原因。那就是,此书为日本著名的雕版大师木邨嘉平所刻。提起木邨嘉平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提到黎庶昌、杨守敬的《古逸丛书》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套书便是黎、杨二人请木邨嘉平来刊刻的。

当然,木邨嘉平并非一个人,据日人石田肇《〈古逸丛书〉的刊刻及刻工木邨嘉平史略》一文载,这是五代刻工通用的名字。一代嘉平从天明六年开始从事刻书事业,五代卒于昭和年间,历时一个半世纪。其鼎盛之时为三代及四代。四代即刻《古逸丛书》者。其人与黎、杨之间颇多逸事。如杨初去嘉平家时,有十几人正在工作,主人三代嘉平说这些人中有一位领袖,请杨从所刻版片来判断。杨氏细察版片后就指出了四代嘉平,众刻工也都起立鼓掌。又有人说杨守敬曾以五元之资让木邨嘉平试刻数字,效果颇佳,杨氏要付钱,而嘉平却因受到赞赏而欢欣,拒绝不受,令杨氏大为赞叹,认为他有中国士大夫的品性。是则木邨嘉平以杨守敬为知己,后来也果然应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话——他全力雕刻《古逸丛书》,竟于明治十六年(1883)积劳而逝(当然,关于他的死因也有不同说法,有人推测他是因刻贺知章草书《孝经》而亡,但无论如何,他死于刊刻《古逸丛书》之时则为客观事实),年仅二十九岁。据其后人说,在他的葬礼上还出现了中国式的哭丧之仪,想来当是杨守敬特意安排以酬知己的吧。

木邨嘉平刻书之精广受称赞,在《邻苏老人年谱》中杨守敬曾说:“日本刻书手争自琢磨,不肯草率,尤以木邨嘉平为最精,每一字有修改补刻至数次者。《穀梁传》一部,尤无一笔异形。传至苏州,潘尚书伯寅(祖荫)、李廉访梅生(鸿裔)见之,惊叹欲绝,谓宋以来所未有,国朝诸家仿刻不足言也。”连潘祖荫这样的藏书、刻书大家(潘氏所刻《滂喜斋丛书》为晚清名刻)都惊叹不已,便可见一斑。而且,这里的“国朝诸家仿刻不足言”或非泛泛之语,实有所指——民国三年(1914)杨守敬给罗振玉的信中说:“乱后工价奇昂,不止三倍往昔。陶子林亦顾攫钱,纯无感情。故所刊后半部,朱、墨不能合套,而刻字之恶劣,尤其小焉者。”(参《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陶子林(麟)为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刻书大师,杨守敬却认为他技艺不好,品性则更不必言,两相比较,令人叹惋。

木邨家族后人木邨嘉次撰有《雕板师木邨嘉平的刻本》一书,所列书目中便有此书,以年代计当出于二代木邨嘉平之手。其书之刊刻为手写上板者,果然笔意端严,点画清雅,不愧出于名手。收藏此书,也算向这个家族致意吧。

另外,此书六册的封面及首页均有“北垣国道之章”印,则此书原主人为北垣国道(1836—1916),此人为日本近代著名政治人物,曾于明治十四年(1881)至二十五年(1892)任京都知事,并在任期中多有政绩,其尤要者,为主持琵琶湖疏水工程一事,至今为京都人所怀念,现在京都市左京区圣护院还竖立着他的铜像。 Z/kJK0i6JweH4AabAWzvKDIG+YC1N4OS8OGpe5Jt80rLe/F8RUv9ZsHkCxp7k+hV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