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典归来总成空，
文章无计乘东风。
只今携得兔园册，
聊赋西天一抹红。

今村书店并不在寺町通，但与寺町通相隔也仅几十米，在河原町上，所以也很容易找到。以前说谷书店的“书架之间仅容一个瘦削如我的人通过”，而这个书店连我也几乎无法通过，不小心便会把两边书架上的书碰下来。书虽多，但我想要的却并不多，去的时候几乎把店里所有的线装书都翻个遍，收获却并不大。

一是大典禅师编辑的《唐诗解颐》。编者大典禅师即大典显常（1719—1801），为江户中期著名禅僧，其人工于诗文，著述甚多，如《茶经详说》《世说钞撮》等（我后来买到了他的《世说钞撮》，注解《世说新语》颇多创见），据云有七十余部之多。而他一生最值得我们纪念的事恰与日本汉籍之回传中国有关，据王宝平先生《和刻本汉籍初探》一文载，大典禅师在任京都相国寺住持时，于宽政五年（1793）向京都当局上书，计划向中国赠送经典七百余册，虽然他所列书目主要是佛经，但这一想法仍然表现出中日千年来典籍交往中非常独特的现象，即千年以来，日本以输入汉籍为主，但因为各种原因，也保存了不少佚籍，这些佚籍重回中土也产生了很大反响——事实上，从杨守敬开始的东瀛访书活动无不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笔者所访虽有限，但亦以此为目的。

大典禅师在上书中说：“古昔吴越钱氏，求致智者教疏于日本，凡数百卷……尔来九百有余岁，存于我者至今不失，而逸于彼者历世弥多。”“常等于是戮力同志，考检诸部凡数百卷，凭海舶寄赠，冀纳之名蓝，以供硕匠观览，岂不刮目乎？其或摸而板之，或复购致于我，则千载不朽，永共法宝。”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对中日两利的计划并未得到京都当局的任何回应，四年后，他再次呈文催促，仍然石沉大海，再过四年，大典禅师便与世长辞了。

我买到的《唐诗解颐》只有第一册，看上去品相很好，但却前无扉页，后无版权页，所以不能确定是何时所印。字迹颇有漶漫处，且感觉经过了重装。仔细翻阅又发现一些奇怪的特点，即全书用纸并不相同，而且间插错出，并无规律，约有一半为轻薄柔软的皮纸，但另有一半却相当厚实，甚至最后一叶类似于国内的竹纸。此外，全书字迹漶漫，但有些页码却清晰异常，似是有人用笔描过。一年后，我在谷书店又买到了此书的第二册，才知道，其原为汇文堂书店印行，末有“京都市寺町通丸太町南　汇文堂书店”的标记，但据其地理名词的使用，应该不会是宽政十二年（1800）的原刊本，当是后来汇文堂书店用此原板重刷者。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书实即以日本最为流行的《唐诗选》为蓝本再加注解的。

二是日人市河米庵所辑《墨场必携》六册，天保九年（1838）千钟房、青藜阁刊行。此书编者市河米庵（1779—1858），名三亥，字孔阳，号金洞山人，据云其游长崎时遇到清朝医生胡兆新，得习书法，专习米芾之字，因而改号米庵、颠道人，后名声大振，为日本书法界幕末三笔之一（另二人一为前文提及的贯名苞，一为卷菱湖），有弟子五千之众。当然，他的父亲可能在中国名气更大一些，就是最早对《全唐诗》进行补辑并撰《全唐诗逸》的市河宽斋。

这部书共六卷，卷一收铭、箴、歌、家训，卷二收序、诗、记、赋、志、论、说、书、语等。后四卷体例与前不同，卷三、卷四以春、夏、秋、冬为类，卷五、卷六则以鉴诫、闲适为类，各列二字至十四字清词丽句，并注出原作者。书前有林柽宇（1793—1847，为日本朱子学巨擘林罗山后裔）、佐藤一斋（1772—1859）二序，后者说：“河君孔阳，书名噪海内，一时贵显封侯，争聘竞迎，日不暇给……但绢帋累数百，挥洒不休，故卒迫之际，语或雷同，又不能悉谙……乃者，孔阳自纂古人成语为□局以代腹笥，名曰《墨场必携》，以待索者之需。”可知其书不过是兔园册一类读物，以助腹笥，便于书家随时挥毫也。日本文化与中国关系复杂，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文献并不熟悉，另一方面在特殊场合却常常需要题写汉语的清词丽句，所以此书之出，亦理之必然，甚至直到今天，此书仍反复再版，颇为畅销。不过，这样的书对中国人其实也很适用。古之文人自然不屑，但附庸风雅的人还是不少，《平山冷燕》中记录一个所谓的“才女”，别人请她题诗，她只写了个“云淡风轻近午天”就不写了——当然读者可能还会觉得能写出这样一句并不在《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还是不简单的，其实并非如此，古时最流行的诗歌读本是《千家诗》，这是此书第一句，就好像当代一些书法爱好者甚至书法家濡笔铺纸，作踌躇满志之状，然若无成稿在前，则下笔便是“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如此看来，在书家渐成专业而与文史疏离之后，此书已成为书家帐中不可或缺之秘籍宝典了。

不过，我于书法一途向甚钦慕而无余力修行，购此书亦不为此，而是另有原因。那就是，此书为日本著名的雕版大师木邨嘉平所刻。提起木邨嘉平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提到黎庶昌、杨守敬的《古逸丛书》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套书便是黎、杨二人请木邨嘉平来刊刻的。

当然，木邨嘉平并非一个人，据日人石田肇《〈古逸丛书〉的刊刻及刻工木邨嘉平史略》一文载，这是五代刻工通用的名字。一代嘉平从天明六年开始从事刻书事业，五代卒于昭和年间，历时一个半世纪。其鼎盛之时为三代及四代。四代即刻《古逸丛书》者。其人与黎、杨之间颇多逸事。如杨初去嘉平家时，有十几人正在工作，主人三代嘉平说这些人中有一位领袖，请杨从所刻版片来判断。杨氏细察版片后就指出了四代嘉平，众刻工也都起立鼓掌。又有人说杨守敬曾以五元之资让木邨嘉平试刻数字，效果颇佳，杨氏要付钱，而嘉平却因受到赞赏而欢欣，拒绝不受，令杨氏大为赞叹，认为他有中国士大夫的品性。是则木邨嘉平以杨守敬为知己，后来也果然应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话——他全力雕刻《古逸丛书》，竟于明治十六年（1883）积劳而逝（当然，关于他的死因也有不同说法，有人推测他是因刻贺知章草书《孝经》而亡，但无论如何，他死于刊刻《古逸丛书》之时则为客观事实），年仅二十九岁。据其后人说，在他的葬礼上还出现了中国式的哭丧之仪，想来当是杨守敬特意安排以酬知己的吧。

木邨嘉平刻书之精广受称赞，在《邻苏老人年谱》中杨守敬曾说：“日本刻书手争自琢磨，不肯草率，尤以木邨嘉平为最精，每一字有修改补刻至数次者。《穀梁传》一部，尤无一笔异形。传至苏州，潘尚书伯寅（祖荫）、李廉访梅生（鸿裔）见之，惊叹欲绝，谓宋以来所未有，国朝诸家仿刻不足言也。”连潘祖荫这样的藏书、刻书大家（潘氏所刻《滂喜斋丛书》为晚清名刻）都惊叹不已，便可见一斑。而且，这里的“国朝诸家仿刻不足言”或非泛泛之语，实有所指——民国三年（1914）杨守敬给罗振玉的信中说：“乱后工价奇昂，不止三倍往昔。陶子林亦顾攫钱，纯无感情。故所刊后半部，朱、墨不能合套，而刻字之恶劣，尤其小焉者。”（参《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陶子林（麟）为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刻书大师，杨守敬却认为他技艺不好，品性则更不必言，两相比较，令人叹惋。

木邨家族后人木邨嘉次撰有《雕板师木邨嘉平的刻本》一书，所列书目中便有此书，以年代计当出于二代木邨嘉平之手。其书之刊刻为手写上板者，果然笔意端严，点画清雅，不愧出于名手。收藏此书，也算向这个家族致意吧。

另外，此书六册的封面及首页均有“北垣国道之章”印，则此书原主人为北垣国道（1836—1916），此人为日本近代著名政治人物，曾于明治十四年（1881）至二十五年（1892）任京都知事，并在任期中多有政绩，其尤要者，为主持琵琶湖疏水工程一事，至今为京都人所怀念，现在京都市左京区圣护院还竖立着他的铜像。 lxlPaloBJTZgKB4bxvT3z/m+LsFXukKf3aQTXY68brS25g6gDQDchcvb+7jywt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