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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艺林庄
——最早的《女四书》

一自班昭定大伦,
千秋巾帼总沉泯。
而今百炼指犹绕,
可有男书塑劲筠。

艺林庄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有一次去寺町通,在尚学堂挑书时间太长了,后来结账出门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便赶快回家。就在我心急火燎往家赶时,半路上却又看到了几家书店,自然忍不住,又停下来去看,其中有收获的便是这家了。

其实刚开始对要不要进艺林庄是有些犹豫的,因为据我的经验,这又当是一个某类图书的专营店,这种专营店书不多,价格却奇贵。后来想,既来之,则安之,参观一下也无妨。于是便进去了。大致一看,果然是专营佛学与艺术书的,再加上店主可能喜欢抽烟,所以屋里非常呛,让我这个对烟味极敏感的人很不舒服。最重要的是,店里的书大部分都放在玻璃橱柜中,有点类似北京琉璃厂现在的情形,每种古籍都被供奉着,轻易不许翻看,让人心惊胆战。看到这个情形,我已经想要走了,但刚进来就走又有些不好意思,就随便看看吧。没想到,在橱柜内侧的书架上还是看到了普通的古籍,而且,价格上看有的畸高,有的却也正常。仔细挑了一遍,得到了几套书,其中比较有趣的是嘉永七年(1854)孝友堂刊行的《女四书》四册,校正者是日人西坂衷(1805—1876),孝友堂是他的家塾。

中国对女子的训诫从班昭《女诫》开始便未停过,历史上也产生过不少同类的著作。朱熹编写《四书》为男子之教科书,五百年后,人们开始考虑把此类书合并成为《女四书》,当然,选定哪四部却颇有出入。最早的可能是明末万历年间刊行的小类书《绿窗女史》,当然,此书没有明确提出“女四书”的说法,只是其第一卷有意识地把《女论语》《女孝经》《女诫》《女范》放在一起罢了。

嘉永七年孝友堂刊《女四书》

首次提出“女四书”的究竟是哪部书呢?在我看来答案可能会很有戏剧性。

现在广为人知的《女四书》是由王相编辑并加注的,但此书的成书时间却难以确定。有不少学者说在明代的天启四年(1624)多文堂即出版了王相《女四书》,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因为多方查找,未见过此天启四年本的实物,杜信孚先生《明代版刻综录》中亦未收录过。另外,网上有人出售所谓的“明奎壁斋本”《女四书》,其实也是误判,以为奎壁斋是明代书坊,此书为其所刊,则当为明刊本,其实大谬。奎壁斋建自万历年间,但一直到乾隆时期仍很活跃,所以只看到出自奎壁斋并不能定其为明本——其实,奎壁斋本国图即藏一部,但却标为清刊。

徐有富先生在《关于〈千家诗〉的编者》一文中即已指出,《四库全书总目》中《尺牍嘤鸣集》的提要说“国朝王相编。相字晋升,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是书成于康熙己丑(1709)”。所以王相肯定是清初人,有了这个时间做参照便可知道王相绝不可能在编《尺牍嘤鸣集》前八十五年时编注《女四书》出版。这样看来,王相编《女四书》最有可能是在康熙年间。若真如此,那首次将四种此类书辑在一起并命名为“女四书”的人便应该是日本人辻原元甫(1622—?),因为日本在明历二年(1656)出版了一套日文本的《女四书》,其末题云:“《女孝经》《女论语》《内训》《女诫》之四书者,闺门万世之龟鉴也。故谚解梓行,而遍布宇内云尔。时明历二年丙申年季春穀旦。”这个时间当早于王相,其中亦未收王相之母所作《女范》,而是用了《女孝经》。后来王相再编《女四书》,自然不知远在东瀛已有人早着先鞭之事。所以,可以说,这是中日两国学者不约而同编成的书,编辑方法相同,取名相同,甚至选目也有四分之三重合,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巧合的事。当然,王相未选《女孝经》而选了其母所作《女范》,自然也有发明先人遗德之意吧。

不过,辻原元甫的《女四书》是日文的,而我买到的《女四书》则为覆刻王相注本,与前者并非一书,相反,其校刊者西坂衷对前书甚为不满,他在书前有序言一篇云:

方今奎运隆盛,教化日明,惟于阃教或有阙焉。曩某氏纂《女孝经》《女论语》《内训》《女诫》刻之,题曰“女四书”,盖似有见于斯者矣,然其书欲便于妇女之观览,悉删原文,以国字译大旨,阙略过半,为不如此则妇女不易读也。殊不知以其易读故不生敬畏尊奉之心,反嫚弄之,与稗官野乘不异,适见其无益也已。

从这一段可以知道两点:一是辻原元甫所编为译成日文的,西坂衷对此甚为不满;二是从“曩某氏纂《女孝经》《女论语》《内训》《女诫》刻之,题曰‘女四书’”亦可知此书确为辻原氏自编,而非以唐本为底本者。

对于自己的书,他也提到了来历:

余于阃教窃有志焉,是以欲搜原书之注释说明者刻之,需诸四方而未之得也。间偶得清本《女四书》,阅之,康熙年间瑯琊王晋升纂《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为之笺注,较之国字《女四书》,岂惟撰次之精当,其笺注亦能阐发义理,大有益于阃教。

由此可知王相《女四书》果为康熙间成书者,西坂衷当时应该是看到了康熙时所刊原本,其之所以称王相书成于“康熙年间”,自然来自于书之序跋,这当然是可信的证据。我没有看到现存的奎壁斋本,只见到了书影,其前题为“瑯琊王相晋升笺注,莆阳郑汉濯之校梓”,据查,现存王相《千家诗笺注》有多种版本亦有同样的题署,则知奎壁斋本或即原刻本,且与王相《千家诗笺注》大致同时。此和刻本行款全同奎壁斋本,则为忠实地覆刻自原本者。而国内自奎壁斋本之后,最早的刊刻本是光绪三年(1877)的苏州崇德书院本,则比和刻本要晚二十余年。

此外,还看到了一些书,从书名看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比如《文选》《杜诗》《西游记》《封神演义》《东汉演义》《西汉演义》等,而且是真正的唐本,但我却实在提不起兴趣,原因在于这些全是光绪至民国间的石印本,纸也以竹纸甚至机制纸为主,这种书在国内很多,价格也很低,少有人要。这家书店却摆了不少,而且店主可能觉得这些看上去烂糟糟的东西很值钱,所以都标出了很高的价格,一本在国内百十元便可买到的书,在这里会标出上十万日元的价格。我看后很是犹豫,本来觉得应该向店主说明情况,省得既高价收购浪费金钱又没人要积压资金,但一来语言不通,二来瓜田李下正当避嫌,去说此事,或并不妥当,只索罢了。以后还去过这家店几次,别的书似乎都有变动,就是那些石印本,还稳如磐石地守在那里。 GlxgtmJNim5XUBXTJpu0peVwMtp0sy50nD1jdDis8p9f49beQEdtJ33g08S1o6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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