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班昭定大伦，
千秋巾帼总沉泯。
而今百炼指犹绕，
可有男书塑劲筠。

艺林庄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有一次去寺町通，在尚学堂挑书时间太长了，后来结账出门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便赶快回家。就在我心急火燎往家赶时，半路上却又看到了几家书店，自然忍不住，又停下来去看，其中有收获的便是这家了。

其实刚开始对要不要进艺林庄是有些犹豫的，因为据我的经验，这又当是一个某类图书的专营店，这种专营店书不多，价格却奇贵。后来想，既来之，则安之，参观一下也无妨。于是便进去了。大致一看，果然是专营佛学与艺术书的，再加上店主可能喜欢抽烟，所以屋里非常呛，让我这个对烟味极敏感的人很不舒服。最重要的是，店里的书大部分都放在玻璃橱柜中，有点类似北京琉璃厂现在的情形，每种古籍都被供奉着，轻易不许翻看，让人心惊胆战。看到这个情形，我已经想要走了，但刚进来就走又有些不好意思，就随便看看吧。没想到，在橱柜内侧的书架上还是看到了普通的古籍，而且，价格上看有的畸高，有的却也正常。仔细挑了一遍，得到了几套书，其中比较有趣的是嘉永七年（1854）孝友堂刊行的《女四书》四册，校正者是日人西坂衷（1805—1876），孝友堂是他的家塾。

中国对女子的训诫从班昭《女诫》开始便未停过，历史上也产生过不少同类的著作。朱熹编写《四书》为男子之教科书，五百年后，人们开始考虑把此类书合并成为《女四书》，当然，选定哪四部却颇有出入。最早的可能是明末万历年间刊行的小类书《绿窗女史》，当然，此书没有明确提出“女四书”的说法，只是其第一卷有意识地把《女论语》《女孝经》《女诫》《女范》放在一起罢了。

首次提出“女四书”的究竟是哪部书呢？在我看来答案可能会很有戏剧性。

现在广为人知的《女四书》是由王相编辑并加注的，但此书的成书时间却难以确定。有不少学者说在明代的天启四年（1624）多文堂即出版了王相《女四书》，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因为多方查找，未见过此天启四年本的实物，杜信孚先生《明代版刻综录》中亦未收录过。另外，网上有人出售所谓的“明奎壁斋本”《女四书》，其实也是误判，以为奎壁斋是明代书坊，此书为其所刊，则当为明刊本，其实大谬。奎壁斋建自万历年间，但一直到乾隆时期仍很活跃，所以只看到出自奎壁斋并不能定其为明本——其实，奎壁斋本国图即藏一部，但却标为清刊。

徐有富先生在《关于〈千家诗〉的编者》一文中即已指出，《四库全书总目》中《尺牍嘤鸣集》的提要说“国朝王相编。相字晋升，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是书成于康熙己丑（1709）”。所以王相肯定是清初人，有了这个时间做参照便可知道王相绝不可能在编《尺牍嘤鸣集》前八十五年时编注《女四书》出版。这样看来，王相编《女四书》最有可能是在康熙年间。若真如此，那首次将四种此类书辑在一起并命名为“女四书”的人便应该是日本人辻原元甫（1622—？），因为日本在明历二年（1656）出版了一套日文本的《女四书》，其末题云：“《女孝经》《女论语》《内训》《女诫》之四书者，闺门万世之龟鉴也。故谚解梓行，而遍布宇内云尔。时明历二年丙申年季春穀旦。”这个时间当早于王相，其中亦未收王相之母所作《女范》，而是用了《女孝经》。后来王相再编《女四书》，自然不知远在东瀛已有人早着先鞭之事。所以，可以说，这是中日两国学者不约而同编成的书，编辑方法相同，取名相同，甚至选目也有四分之三重合，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巧合的事。当然，王相未选《女孝经》而选了其母所作《女范》，自然也有发明先人遗德之意吧。

不过，辻原元甫的《女四书》是日文的，而我买到的《女四书》则为覆刻王相注本，与前者并非一书，相反，其校刊者西坂衷对前书甚为不满，他在书前有序言一篇云：

方今奎运隆盛，教化日明，惟于阃教或有阙焉。曩某氏纂《女孝经》《女论语》《内训》《女诫》刻之，题曰“女四书”，盖似有见于斯者矣，然其书欲便于妇女之观览，悉删原文，以国字译大旨，阙略过半，为不如此则妇女不易读也。殊不知以其易读故不生敬畏尊奉之心，反嫚弄之，与稗官野乘不异，适见其无益也已。

从这一段可以知道两点：一是辻原元甫所编为译成日文的，西坂衷对此甚为不满；二是从“曩某氏纂《女孝经》《女论语》《内训》《女诫》刻之，题曰‘女四书’”亦可知此书确为辻原氏自编，而非以唐本为底本者。

对于自己的书，他也提到了来历：

余于阃教窃有志焉，是以欲搜原书之注释说明者刻之，需诸四方而未之得也。间偶得清本《女四书》，阅之，康熙年间瑯琊王晋升纂《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为之笺注，较之国字《女四书》，岂惟撰次之精当，其笺注亦能阐发义理，大有益于阃教。

由此可知王相《女四书》果为康熙间成书者，西坂衷当时应该是看到了康熙时所刊原本，其之所以称王相书成于“康熙年间”，自然来自于书之序跋，这当然是可信的证据。我没有看到现存的奎壁斋本，只见到了书影，其前题为“瑯琊王相晋升笺注，莆阳郑汉濯之校梓”，据查，现存王相《千家诗笺注》有多种版本亦有同样的题署，则知奎壁斋本或即原刻本，且与王相《千家诗笺注》大致同时。此和刻本行款全同奎壁斋本，则为忠实地覆刻自原本者。而国内自奎壁斋本之后，最早的刊刻本是光绪三年（1877）的苏州崇德书院本，则比和刻本要晚二十余年。

此外，还看到了一些书，从书名看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比如《文选》《杜诗》《西游记》《封神演义》《东汉演义》《西汉演义》等，而且是真正的唐本，但我却实在提不起兴趣，原因在于这些全是光绪至民国间的石印本，纸也以竹纸甚至机制纸为主，这种书在国内很多，价格也很低，少有人要。这家书店却摆了不少，而且店主可能觉得这些看上去烂糟糟的东西很值钱，所以都标出了很高的价格，一本在国内百十元便可买到的书，在这里会标出上十万日元的价格。我看后很是犹豫，本来觉得应该向店主说明情况，省得既高价收购浪费金钱又没人要积压资金，但一来语言不通，二来瓜田李下正当避嫌，去说此事，或并不妥当，只索罢了。以后还去过这家店几次，别的书似乎都有变动，就是那些石印本，还稳如磐石地守在那里。 7qhmUi0VkIXGYfqhtgEgLpPb6nF7hwAHHrnvdVlIPR1FfmpqxRvYdyDE2C7hFQ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