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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河西”说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1989年的《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在该文中，季羡林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的关系。从当前世界文化的总体趋势来看，西方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就是“河东河西”说的由来。
在季羡林看来，“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东西方文化各有自己不同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上的差别决定了两种文化的质的差别，可以说，“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相对于由希腊文化延续发展而来的西方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则组成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以分析的思维模式见长，而东方文化则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自己的特色，两种文化既有自己的长处，又有各自的不足。
先就西方文化而言，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文化已经昌盛了数百年，发达的科学技术在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从而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使世界人民大受其利。但是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思维模式是以分析为基础的，这种文化是在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但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却忽视了整体的联系，从而导致各种弊端的接连出现。其次，西方文化以征服和改造自然为主，要通过对自然的改造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但是如此一来，就在无形中破坏了人类和大自然的“合一”关系，最终导致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比如，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西方这种以分析见长的思维模式必然要走向没落、走向衰退，需要其他思维模式的补充。
在此，以综合见长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恰好可以作为已经难以为继的西方文化的补充，或者接替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东方文化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主，注意考虑事物的整体，讲普遍联系，讲究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梵我一体”的思想就是东方思想文化中的典型例子。在由分析见长的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导致对环境破坏层出不穷的今天，应该用东方文化来取代西方文化，用季羡林的话来说，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因此，季羡林在某种意义上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解释为一种“东西方文化互补论”。这两个论断都是以文化交流论为立论基础。总之，在处理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应该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发展都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西方文化的衰退已端倪渐显，而以综合的思维模式见长的东方文化将逐渐显示出自己在合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巨大优势，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主流的世纪。
（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