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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他的著作《劝学篇》中提出的观点。“体用”是一对哲学范畴，“体”指事物的本性、根本，“用”指作用、效用。“中学为体”，就是以中国封建制度及纲常名教为治国之本；“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为辅助。“中体西用”的观点集中概括了戊戌变法之前整整一代人对中西学关系的认识。
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用以对抗侵略。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冯桂芬运用“本末”范畴，论述了同一问题，他认为：“如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岂不善之善哉？”（《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按冯桂芬的想法，一方面要坚持封建的君主制度和伦理纲常；另一方面要学习外国的军事、工商业技术，以这些外来之“末”辅佐中国原有之“本”。到了张之洞这里，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明确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张之洞所讲的“中学”以“四书”、“五经”为首，“中学为体”，实质就是以孔学、孔教、三纲五常、君主专制为核心；而“西学”的范围大大超过了他的前辈的眼界，不仅有军事和工业技术，也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甚至包括国际公法在内。张之洞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亦无悖于经义。”（《劝学篇·会通》）西学能应用于日常事务，救一时之急，但不能成为统帅人心的力量，讲西学必须以不违背“经义”为原则，这就是“西学为用”。
张之洞像
张之洞本人有办洋务的多年实践，加之维新思想日渐高涨，他不可能漠视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所以承认在这些方面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不过，可以变通的仅此而已，“夫不可变者，伦纪也”（《劝学篇·变法》）。一旦涉及纲常名教就是绝对不可触动的了。要讲西学，必先确立中学之“体”，才能有西学之“用”；“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劝学篇·循序》）。按照张之洞的看法，学西学是有限度的，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方面，绝不能离经叛道。他勾画了这样一幅中学与西学合璧的图画：“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劝学篇·会通》）一方面是近代的工业交通兴旺发达，另一方面是孔孟之道万古不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奇妙地嫁接在一起，以西学之用，护卫中学之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质只在于此。
张之洞虽然看到了一些西方工艺技术的长处，但是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他更不能理解在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朽败母体内不可能培育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是无法合二为一的。张之洞提出的这个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严复曾著文对张之洞的这一观点加以严厉驳斥，指出“中学”与“西学”各有自己的体用。如果说“中学之体”可以有“西学之用”，无异于说牛之体可以有马之用，这是非常荒谬的。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相抗衡的，它理所当然要遭到严复等人的批驳。但在保守势力仍相当强大的情况下，这一观点的提出，对突破长期的闭关自守仍有一定的作用，故而不能对之全盘否定。
（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