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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匪的第二次联系是在当晚凌晨两点稍过一些。然而并非直接致电山藤家，而是打给了山藤的部下，一位姓K的职员。
“刚才有个男的打来电话说他绑架了副社长的儿子。”职员慌忙通报了此事。
绑匪恐怕是担心警方介入并追查电话信号，便指示K给副社长家中打电话，并传达自己要说的话。
“只要不报警，孩子的性命绝对有保障。准备好五百万，等我明天联系。”
绑匪让K转达的就是这段话。
而这时，K问了绑匪一句话。
“你说的明天，是指今天、星期五吗？”
因为是凌晨两点打来的电话，“明天”这个说法有些含糊不清。
绑匪像是被问住了，沉默了片刻，回答说：“没错。”
又说：“你告诉副社长，现在孩子睡着了，不能接电话，但肯定还活着，不必担心。”说完这句，对方挂断了电话。
绑匪所谓“没错”的星期五却压根没有联络。第三次联系是一天后的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五分。
这一回，绑匪依然没有直接打到山藤家，而是给全日航空本部秘书室打去电话，再次运用迂回手段，让秘书向副社长转达指示。
“请山藤夫人现在立即前往新宿站，坐在三号站台的长椅上。把钱装在黄色的小背包里，抱在胸前便于识别。从三点等到三点半，如果没有人上前搭话，今天的交易就宣告中止，把钱带回家，等待下一次联系。”
以上就是绑匪的指示。这通电话里，绑匪第一次让孩子出了声。
“爸——爸，爸——爸！”
据说孩子重复喊了四声。秘书不熟悉一彦的声音，但山藤夫妇说“爸”字拖长音很明显是一彦的习惯。
得知孩子还活着，山藤武彦恳求警方立即收手。当时已无暇争辩，众人赶忙准备好黄色小背包，装入五百万，让山藤桂子前往指定地点。
桂子到达新宿站三号站台的时候已经是三点二十分了。她在那儿等到绑匪指定的三点半之后又等了半小时，一直在长椅上等到四点，结果还是没人前来搭话。四点半，一无所获的她回家等待下一次联系。
新宿站三号站台周围安插了将近十名便衣警员，其中一人肩上背的包里还藏着八毫米摄影机，拍下了三号站台和隔壁站台的人流动向。绑匪指定的时间是三点到三点半，却在差几分钟三点才打来电话联系，可以认为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在当日交易，只是为了试探动静才将山藤夫人叫到了站台上。那么绑匪本人也来到站台上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拍摄即是为了这个目的。不过，八毫米镜头拍到的近三百个行人和上下车乘客中，难以辨别哪个是绑匪，也没有山藤夫妇熟识的面孔。
绑匪随后的一通电话是在那天晚上的十一点。这一回也一样，迂回联系了山藤家的邻居——某商务公司的董事夫人接到了电话。
绑匪通过邻居夫人又指定了全新的赎金交付方式。
“把五百万日元放在跟今天相同的黄色小背包里，明天中午十二点，把包放在A街道临时桥前面的电话亭旁边。”
邻居夫人做梦也没想到隔壁发生了绑架案，将信将疑地按下了山藤家的门铃。
“只要我发现有任何警方出动的迹象，交易立刻宣告中止。到时候就别想着孩子还有命了。我如果不能在一小时内回到藏着孩子的地方，定时炸弹就会引爆，孩子也就粉身碎骨了。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恐吓。只要警察不动，我就会在当天内把孩子毫发无损地还回去，这我可以保证。”
从邻居夫人口中听闻绑匪的恐吓话语后，山藤武彦与警方之间又起了一番争执。警方好不容易才说服山藤，答应他只跟踪，不论发生什么都绝不会靠近绑匪。然而次日上午十一点，正当山藤桂子准备带着五百万出门时，武彦又不服从安排了。
“要是闹得跟札幌案一样可怎么办……”
相比双手抱头、方寸大乱的山藤，桂子至少表面上自始至终保持着冷静。她换上外出服，坐上常用的雪铁龙轿车。
此时，警方已经围绕临时桥，在A街道的各个关键地点安排了十辆车，每辆车里有两名警员，等待着尤为关键的中午十二点。
距十二点还有三分钟。
山藤桂子到达了指定地点，并以近乎漫不经心的沉稳姿势将小背包放在电话亭旁，然后回到车中，径直过桥后向北行驶一阵子，又掉头返回了都内。家中有山藤和三名警官随时待命，但他们也只能注视着秒针，静静等待这场自己也参演了的剧目会如何收场。
中午十二点零九分。
一辆车在电话亭前停了下来。是一辆日本产捷特小汽车，白色。一名男子从驾驶席上下来，迅速跑到电话亭边，拿起小背包回到车中，又马上开走了。
全过程仅有十二秒。
男子大约三十岁，虽然戴着墨镜，但看得出皮肤白皙，下巴线条分明，细长脸。身高接近一米七，身材瘦削，发型为三七分。上身穿土黄色猎装夹克，下身穿深蓝色长裤。
一名警员从停在附近、伪装成干洗店用车的轻型卡车车窗后偷拍到男子这十二秒行动全过程，接着该警员通过无线电联系了安排在各处的全部车辆，随后，持续了二十分钟的追踪行动就开始了。
白色捷特车朝着甲府方向一路北上，十辆警车与干洗店车中的总指挥用无线电相互联络，大约每两分钟就换一辆，持续进行跟踪。
道路上弥漫着春日里温湿的雾霭，白茫茫连成一片。绑匪完全没注意到被跟踪，不紧不慢地行驶着。
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追踪行动很可能就此成功。然而跟踪开始二十分钟后，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小事故。
二十分钟后，也就是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A街道像是要阻止车辆继续北上似的，分开成T字岔道，此时绑匪的车刚好快到这个路口了。就在这时，驾车跟在后方约十米处的年轻警员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即将到达岔路口的绑匪车辆迟迟不打转向灯，分辨不出究竟要左转还是右转，年轻的刑警太过于关注车灯，为了避让T字路口之前一条小道中突然蹿出的车辆，下意识地将方向盘猛地向右打
，结果与迎面而来的车子发生了冲撞事故。
事故本身很轻微，对方驾驶员与两名刑警都没受一点伤，当时那位受惊的刑警慌忙向本部报告绑匪的车在T字路口右转了。坐在副驾驶席的刑警因为突发事故而看漏了绑匪车辆往哪边转弯，但驾车的刑警说他在向右打方向盘的时候，确实看到捷特车向右转去。
于是，根据这位刑警的报告，警署又在T字路口往右转的国道上做了新的部署。然而，最终没有在路面上捕捉到绑匪的车。尽管发现了好几辆白色捷特车，但车牌号码都不对。恐怕是年轻刑警将其中一辆捷特车误认作绑匪的车了，可是一切为时已晚。
实际上，绑匪在T字路口左转了，并立刻转到小路上，将空背包与车一同抛弃后逃走了。
事后警方找到了扔在路边的车，被证实是赃车，车中并无绑匪的线索。
犯错的刑警被追责，大受批评。不过刑警的失误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万幸。
傍晚六点十二分，来自绑匪的最后一通电话打到了从山藤家往前数四户的一对公司职员夫妻家。
“钱已顺利收到。我信守约定将孩子归还，现在他正在M区樱木公园的长椅上熟睡，请立即前去接回。”
我们立即与樱木公园附近的派出所取得了联系，绑匪所言不假。在渐暗的春日暮色中，打了麻醉药正在梦乡的一彦被救了回来，山藤夫妇十分钟后就赶到了派出所。时隔三日，孩子总算回到了父母的怀抱。一彦没有任何身体不良的迹象，麻醉药劲儿过了之后只迷糊了一小会儿，很快就“爸——爸，妈——妈”地叫唤起来，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一个才刚满三岁的幼儿，不管问什么都问不出像样的证言。一彦平安获救之后，警方立即展开公开搜查。绑匪在临时桥前下车又再次上车的十二秒录像在全国的电视上一播出，就马上有了回音。
与M区相邻的K区公寓“广荣庄”的管理员报了警。
“我们的三号房间住着一个叫冈田启介的男人，他长得跟电视上那个绑匪非常像……发型也好，身高也好，服装也好，全都像。他单身，可最近两三天时不时能听见男孩的哭声……也不知道是做啥工作的，总之整天懒懒散散的……对了，上个月初，还有黑帮的人闯进来让他还赌博欠的钱，我也是很头疼啊……”
刑警一刻都不敢耽搁，赶往了广荣庄。但据管理员所说，那个冈田已经先一步开车跑了。也许是看到偷拍的录像已经公布，觉得警察查上门是迟早的事情，便逃走了。
冈田的房间里只胡乱摆了两三件家具，寒酸极了。窗户紧挨着工厂的白铁皮围墙，大白天也照不到太阳。警方在房间里找到了麻醉药的注射器，在门把手与冰箱上采集到的指纹与丢在A街道T字路口附近的捷特车上采集到的指纹相吻合。
关于冈田当天的行踪，管理员作了以下证言。
“上午十一点半左右先出门了一次，快到一点的时候又回来了。接着又很快抱着毛毯裹住的什么东西——没错，我就猜会不会是个孩子——开车出门。四点左右回来，然后一直待在房间里，刚刚才又跑出去的。”
“四点回来的时候就没带着孩子了，对吧？”
“是的……我想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警方感觉到有点不对劲。按照管理员的证言，冈田在四点之前就把一彦放在樱木公园的长椅上了，但六点才打来电话。因为是星期天，傍晚时分樱木公园总会有些游客。孩子虽然睡在树荫下不太显眼的位置，但是两个多小时都没人察觉到孩子有些古怪，确实很不自然。
可是，一位刑警说了句：“最近大城市的人对他人真是越来越冷漠了，会不会发现了却只当事不关己呢？”
又向管理员追问了几句后，他改口说回来的时间也许是五点或者五点半，总之记忆挺模糊的。
唯一确切的事情就是刑警们到达广荣庄约十分钟前，冈田逃也似的冲出了公寓。
冈田启介立即被当作一彦绑架案的嫌犯通缉，当晚，刑警们在东京的各处盘问了一整晚。
两天后，星期二上午八点，嫌犯冈田启介以意外的方式浮出水面——他在一起事故中身亡。
奥多摩有一条不带防护栏的公路，蜿蜒在危险的悬崖上。冈田连人带车，摔死在那条路一处转角下方将近三十米的谷底。全身撞伤无数，尸体惨不忍睹。
警方从车中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五百万只少了三万的现金。纸币的编号与警方留底记录的资料一致。
嫌犯有可能是在逃亡中因自暴自弃而自杀，不过那一带确实曾发生过两三起坠崖事故。
最终，冈田之死被断定为单纯的意外。简而言之，嫌犯就像遭了天谴。因为他的死亡，这起绑架案案发才不到一星期，就顺利地画上了终止符。
没错，阿岩……
这就是那桩案子的全貌。案件确实如此发生了。冈田启介之前因为一些小偷小摸的事被送进过少管所，就此断送了自己的人生；又因为欠下五百万，铤而走险去绑架儿童——这些都没有错。
不过，以上只是报纸上所报道的案件经过。而报上自然不会写出办案刑警的姓名与他们的感触。
尤其是一个尚且乳臭未干的年轻刑警的感触。那个刑警打从一开始就对此案怀有的特殊情感，也被报道彻底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