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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从未见过哪个父亲，因儿子是癞子或驼背而不愿认他的。这不是因为过于钟爱而看不到这个缺陷，而这总是他的骨肉。我也是比谁都看得清楚，我的这些文章只是在儿时对学问学了些皮毛的人在说梦呓而已，只记得一个模糊不全的印象，东扯西拉，一知半解，倒是十分法国式的。
因为，总的来说，我知道有一门医学，一门法学，数学分四学科，以及它们大致针对的是什么。可能我还知道学问一般是为人生服务的。但是我从没深入探讨，苦心孤诣研究现代知识之父亚里士多德，或者对哪门学科锲而不舍。也没能对一门艺术进行概括。中级班的哪个学生都可以说比我懂得多，我甚至没有资格用他的第一课书去考他这里面说什么。若要逼我这样去做，我只能勉强出些一般性题目，以此考查他们天生的判断力，这课目对他们是陌生的，就像他们的课目对我也是陌生的。
我从来不曾扎扎实实读过一部有分量的书，除了普鲁塔克和塞涅卡；我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知识，但像达那伊得斯，不断地往无底洞里灌水与放水。我有什么领会写在纸上，很少记在心里。
历史是我的狩猎目标，还有诗歌我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如克里昂特斯说的，声音钻过狭窄的喇叭管，出来时更尖更响，我觉得名句受到诗韵的种种束缚，挣脱出来更有力量，对我的冲击也更大。至于我的天赋——这部书对它是一场考验——我感到它在重压下弯下腰来。
我的观点与看法只是在摸索中渐渐形成，犹豫摇摆，趑趄不前。当我尽量往前走远时，没一次感到满意。可以看到远处的城郭，但是如坠云雾中模糊不清。在使用自己的语言如实表达偶然出现在思想中的东西时，经常我会在名家的著作中碰巧遇到我已尝试谈论的主题，例如不久前在普鲁塔克作品中正好读到他对想象的论述，我必须承认与这些人相比，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麻木鲁钝，也不由得自怜自贬起来。
但是也使我感到欣喜的是，我的看法有幸与他们的看法相遇在一条路上，虽则我远远落在后面。我还知道——不是人人都这样明智——我与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然而我还是照样发表我的一得之见，浅薄孤陋，不因在比较中发现缺陷而用他们的话来粉饰和掩盖。跟这类人物并肩而行必须有挺直的腰板。我们这个世纪里那些下笔轻率的作家，在他们不值一提的作品中整段照抄古人文章炫耀自己，效果适得其反。因为这两者的文采高下悬殊，判若云泥，反使抄袭者显得更加苍白丑陋，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
这是两条迥然不同的奇怪做法。哲学家克里西波斯在自己的作品中不但整段抄袭，还整本照搬其他作家的作品，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就在他的一部书里。阿波罗多罗斯说，谁要是把他抄袭的内容删去，他的纸上就只留下一片空白。伊壁鸠鲁则相反，在他传世的三百卷作品中没有一句引语。
有一天，我偶然遇到一段文章。那些法语句子无血无肉，空洞抽象，真是法国式废话，我读来索然无味。无精打采读了很久，突然看到了一篇富有文采，精美绝伦的文章。要是我觉得坡度平缓，攀登不急，这还可理解。而这是一座悬崖，笔直陡峭，刚读了六句话，就把我带往另一个世界。从那里我发现我刚才走过来的那个渊谷，实在是太浅太低了，我再也无心回到那个地方去。如果我把这样的美文塞到我的一篇文章中，反衬出我的其他文章更加不堪入目了。
批评别人身上自己也有的缺点，还有批评自己身上别人也有的缺点（我常这样），我不觉得两者是不相容的。我们必须揭露它们，使之无处藏身。而且我知道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让我时时尝试去赶上我的抄袭之作，跟那些作者平起平站，还怀着侥幸的希望，瞒住评论家的眼睛不让辨认出来。这要依靠我应用得法，还有赋予新意和表达有力。
此外，我不会和这些先师正面冲撞，打肉搏战；反复轻微骚扰而已。不会迎头痛击，只是虚晃几招；也不会表示出非得这样做不可。
我若能使他们感到为难，那是我这人言之有物，因为确是说中了他们牵强附会的地方。
我发现那些人在做的事，就是穿上别人的盔甲，连个手指头也不露出来，把古人的思想东拼西凑来实行自己的计划，这对于有知识的人做这类人云亦云的题目还不易如反掌。对那些人偷偷摸摸窃为己有，首先是不正义和怯懦行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见解，千方百计盗用别人的来标榜自己，更为愚蠢的是，乐于用欺诈去骗取庸人的盲目赞扬，在有识之士面前自贬身价，其实只有他们的称颂才是重要的，而今他们对于剽窃的文句只会嗤之以鼻。
我做什么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我引用别人是为了更好表达自己。我不是指那些集句诗，这本来作为汇编书籍出版的，我见过除了古人以外，当今也有编得很精致的集子，尤其是卡庇鲁普斯主编的那部书。从这些著作中处处看出时代的智慧，利普修斯在那部博学的巨作《政治》中也这样。不管怎样，我想说的是不论什么荒谬的想法，我都不会去有意掩饰，就像我的一张秃顶灰发的肖像画，画家画上的是我的脸，不要是一张十全十美的脸。因为这里写的是我的想法与意见；我写出来的是我信仰的东西，不是要人相信的东西。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袒露自己，要是新学的东西使我改变的话，这个自己到了明天可能会不同了。我没有权威要人相信我，也不奢望这样的事，觉得自己学识浅陋，不配去教育别人。
读过上一篇文章的那个人，一天在我家里对我说，我应该对儿童教育的理论再深入谈一谈。那么，夫人，我在这方面还有什么看法的话，最好是把它献给即将出世的小公子（夫人生性慷慨，头胎不会不是个男孩）。从前我有幸为您服务，自然希望您万事如意；除此以外，我还曾积极促成您的婚事，有权利关注一切由此而来的门第光耀昌盛。但是说实在的，在这件事上我知道的只是，人文科学中最难与最伟大的学问似乎就是儿童的抚养与教育。
如同在农业中，播种前的耕作以及播种本身，方法都可靠简单；可是让种下的作物存活茁长，这里面就有无数的学问与困难；人也是这样，受孕怀胎无什么技巧，但是一旦到了人世，大家就要给他种种关怀，教育他，抚养他，需要终日操心与害怕。
幼年时，孩子的性格倾向不强烈不明显，天资也没有那么确定无疑的表现，很难对此作出任何有根据的判断。
您看西门，看瑟米斯托克利和其他许多人，他们早年与后来的行为多么不一致。小熊与小狗显出自然天性；而人受困于习俗、看法和法律之中，很容易改变自己或伪装自己。
强迫天性还是很难的。由于选错了道路，训练孩子去做今后无法让他们立足的事，往往多年心血白费，这样的事常有发生。由于这样的困难，我主张引导他们去做最有益最有效的工作，不应该从他们童年的行为对他们的前途妄加猜测。即使柏拉图，我也觉得他在《共和国》一书给予儿童过多的权力。
夫人，学问是华丽的装饰，也是奇妙的服务工具，尤其对于夫人这样富贵人家来说。说实在的，学问在贫贱者手里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学问用于指挥战争、统治百姓、跟君王或异国结盟，远比用于找论据、写诉状或开药方显赫得多。因而，夫人，我相信您不会忘记对自己孩子的这部分教育，因为您出身书香门第，受过闺中教育（因为我们至今保存几代德·弗瓦伯爵们的文稿，您的丈夫伯爵阁下和您都是这一脉的后裔，您的叔父弗朗索瓦·德·弗瓦，康达勒伯爵每日写作，将使贵府的文章才华绵延几个世纪不绝），我只想对您献上一条不同于世俗做法的拙见，这也是我对夫人的效力。
他的教育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您对教师的选择，他的职责涉及许多其他重大方面；但是对此我没有值得一听的见解也就略过不谈；关于职责我向他提出一己之见，他若认为有可取之处不妨采纳。对一位贵族子弟，他学知识不是为了谋生（因为这个庸俗的目的不配得到缪斯女神的垂青与眷顾，此外这还涉及到别人，取决于别人），不是为了跟外界交往，更重要的是自身要求，丰满心灵，提高修养，更有意培养成一个能干的人，而不是有学问的人，我还要进一言，就是用心给他选择一名导师，不需要学识丰富，而需要通情达理，两者兼备自然求之不得，但是性格与理解更重于学问；他必须以一种新方式工作。
有的教师不停地在我们的耳边絮聒，仿佛往漏斗里灌水，我们的任务只是重复他跟我们说的话。我要他改正这种做法，一开始，根据他所教的人的智力，因势利导，教他体会事物，自己选择与辨别；有时给他指出道路，有时让他自己开拓道路。我不要老师独自选题，独自讲解，我要他反过来听学生说话。苏格拉底，后来的阿凯西劳斯都是首先让弟子说话，然后再是他们对弟子说话。
执教的人高高在上，大部分时间损害要学习的人。
——西塞罗
教师让学生在前面小跑，判断他的速度，然后决定自己该怎样调节来适应学生的力量，这是个好方法。如果缺了师生的这种配合什么都做不好。善于选择这种配合，稳步渐进，据我所知这是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名师高瞻远瞩，其高明处就是俯就少年的步伐，指导他前进。我上山的步子要比下山更稳健，更踏实。
我们这里的做法是，不论学生的资质与表现如何不同，都是用同一的教材与规则来教导，于是在一大群儿童中只能培养出两三个学有所成者，也就不奇怪了。
教师不但要学生记住课本中学过的词，还要理解词的意义与要旨；评估学生的成绩不是去证明他记住了多少，而是生活中用了多少。按照柏拉图的教学法循序而进，对学生刚学到的知识，要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检查他是否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东西。吞进的是肉吐出的还是肉，这说明生吞活剥，消化不良。吞进胃里的东西是需要消化的，胃没有改变它的内容与形状，那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受五花八门思想的影响，受书本权威的束缚，我们的心灵都是在限制中活动。脖子套了绳索挣不脱，也就不会有轻快的步伐。我们失去了活力与自由。
我们永远做不到自己驾御自己。
——塞涅卡
我在比萨城私访一位正人君子，是个极端的亚里士多德信徒，他的最大的信条是：衡量一切正确思想与真理的试金石，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除此以外，都是胡思乱想；亚里士多德什么都见了，什么都说了。他这个信条得到广泛和歪曲的传播，从前使他长时期成为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常客。
教师要让学生自己筛选一切，不要仅仅因是权威之言而让他记在头脑里。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对他就不是原则，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原则也不是。要把这些丰富多彩的学说向他提出，他选择他能选择的，否则就让他存疑。只有疯子才斩钉截铁地肯定。
我乐于知道，也同样乐于怀疑。
——但丁
因为，如果他通过自己的理念接受色诺芬和柏拉图的学说，这些学说不再是他们的，而是他自己的。跟在一个人后面的人，跟不到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找到的人，是因为他没寻找。
我们头上没有国王，让各人自己支配自己。
——塞涅卡
至少让他知道他知道什么。他必须吸收他们的思想精华，不是死背他们的警句。他可以大胆忘记从哪里学到的，但必须知道把道理为我所用。
真理与理智对谁都是一样的，不看谁说在前谁说在后。也不是根据柏拉图说的还是我说的，只要他与我理解一致，看法一致。蜜蜂飞来飞去采花粉，但是随后酿的蜜汁，这才完全是它们的。不管原来是荚莲还是牛至了。这也像学自他人的知识，融会贯通，写成自己的一部作品，以此表达自己的主张。他的教育、他的工作和研究，都用于对自己的培养。
让他把学到的东西藏之于心，把创新的东西呈之于外。剽窃者、人云亦云者炫耀的是他们造的房屋，他们购的东西，而不是他们学自他人的心得。你看不到一名法官收受的礼品，只看到他为孩子找来好亲事和猎取荣誉。没有人公开他的收入；每个人都不隐瞒他的获得。
我们在学习上的获得，才使自己更完美与聪明。
埃庇卡摩斯说，有了理解才看见与听见，有了理解才可以利用一切，支配一切，才可以行动，掌握与统率：其余的东西都是瞎的，聋的，没有灵魂的。当然，不让理解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就会失去活力与豁达。谁曾问过他的弟子，对西塞罗某名句的修辞与语法是怎么想的？他们只把这些句子一股脑儿往我们的记忆里装，仿佛一点一划都有其重大含义的神谕。会背诵不等于懂，那只是把东西留存在记忆中。了然于心的东西不妨自己支配，不必看老师的眼色，也不必转睛对照书本。纯然的书本知识是可悲的知识！我可以接受它作为装饰、但不是基础，柏拉图也是这个看法，他说坚定、信仰、真诚是真正的哲学，其他另有目标的学科都是点缀而已。
我多么乐意当代杰出的宫廷舞蹈家帕瓦里或庞培，只要求我们观看他们表演，不必要离开位置就可以学会蹦蹦跳跳。这就像那些人要我们提高理解力却不要动脑子，要我们学骑马、掷标枪、弹琴或练声，又不要我们练习，要我们学习明辨是非和善于辞令，又不要我们说话和判断。要学习，眼前看到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合适的教材：侍从的狡猾、仆役的愚蠢、席间的谈话，统统都是新内容。
最适宜于进行这样学习的是与人交往，还有就是到国外游历，不是像我们法国贵族那样，带回来的只是圣洛东达神殿有多少台阶，利维亚小姐的短裤多么精致；还有像另一些人议论从某些废墟出土的尼禄头像，比某个金币上的头像长多少或宽多少；而是要带回这些国家的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让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发生冲撞和相互磨砺。
我多么乐意孩子幼年时就带他游历，这样做一举两得，先到语言与我们相差较大的邻国去，语言若不自小训练，舌头不会灵活。
所以，大家通常认为，在父母身边培养孩子不是道理。骨肉之情会使即使最明白事理的父母过于心软，导致放纵。他们舍不得惩罚他的过错，看到他生活像常人一样随便和冒风险。他们也受不了他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从操练中回来，有热喝热，有冷喝冷。看不得他骑在烈性马上，手执无锋剑或拿起第一把火枪跟严厉的教师对抗。因为你若要他具有男子汉气概，别无良策，且不说青春年少时不能姑息，经常还有违于医学规律，
让他处于旷野，四周草木皆兵。
——贺拉斯
不仅要磨砺他的心灵，还要锤炼他的筋骨。心灵若没有筋骨的辅助，会压力太重，独自难以承受两副担子。对此我深有体会，我的心灵就因身子那么单薄娇弱，压得它步履艰难。我在学习中读到，我的老师经常举例谈起，一个人铜筋铁骨，耐苦耐劳促成自己大智大勇。我见过一些男人、女人和儿童，天生强健的体魄，受一顿棍棒打比我被一根手指戳还不在乎，挨揍时不吭一声，不皱眉头。当竞技家模仿哲学家比赛耐力，他们的力量来自筋骨更多于心灵。工作中耐劳其实是耐痛： “劳动磨出耐痛的老茧。” （西塞罗）
要孩子忍受训练的劳苦与疼痛，是锻炼他们经受脱臼、肠绞痛、灼伤，还有坐牢和苦刑的劳苦与疼痛。在我们这个时代，好人与坏人都会遇到后两种苦难，他或许也在所难免。我们有例子为证。无法无天的人，正在用鞭子与绞索威胁精英分子。
再说，教师的权威对他必须是至高无上的，父母在场就会使权威中止与受到妨碍。知道自己的家族有财有势，再加上全家对他毕恭毕敬，以我之见，在这个年纪对他会有不小的妨害。
与人交往方面，我经常注意到这个缺陷，我们不去认识别人，而一心标榜自己，不思努力获取新知识而兜售自己的货色。沉默与谦虚是交谈中非常有用的品质。当这个孩子得到知识后，要教导他谦虚谨慎；有人在他面前说话不中听，听到不要怒形于色；因为抨击一切不合自己心意的东西，这是极不礼貌的讨厌行为。让他乐于自我改正，不要自己不愿做的事都怪别人，不要跟大众的习俗背道而驰。 “做人聪明也可以不张扬，不傲慢。” （塞涅卡）
要改掉飞扬跋扈的样子。还有这种年轻好强，要装聪明来显示能耐，指摘别人与标新立异图虚名。犹如只有大诗人才可在艺术上打破韵律的约束，同样只有一代风流人物可以在行为上不拘一格。 若有个苏格拉底和亚里斯提卜行为诡异，放浪不羁，这不是说他就可以这样照着做；在他们的国家，超凡入圣的贤人才允许不拘小节。 （西塞罗）
要教导孩子只有遇到工力悉敌的能手，才与他探讨与争论，那时也不使用一切可用的招数，而只用一些最有用的招数就够了。要教导他善于选择自己的论据，说话得体，也就言简意赅。尤其要教导他面对真理就要俯首帖耳，缴械投降，不论这是由对方说出来的，还是自己深思后体会的。因为一个人上了讲台就不要说些现成话。不是自己同意的事不要任意介入。凡是可以用钱贩卖忏悔和承认错误的自由的地方，不要参与那里的任何工作。 “人不是非得捍卫一切文明规定的思想观点。” （西塞罗）
他的教师若能按我的意思去做，他要让学生立志忠心耿耿对待君主，表现热情勇敢；但是纯然限于公务，其他私心都要打消。有了私交以后，坦率程度就会受损，带来许多不便；除此以外，一个人被雇用或收买后，他的判断就不会全面和自由，要不就会轻率和没有切中要害。
君主从成千上万臣民中选择了他，养在府里调教，这位侍臣除了取悦君王以外，没有权利，也不思说和想任何不悦耳的话。这种宠幸与功利关系很有理由妨碍他直言谏劝，也使他顾盼自雄。因而经常听到这些人的说话跟国内其他人不同，在这类事上很少值得相信。
让他语言中闪烁良知与美德，唯理智作为指引。让他懂得，若在论说中发现错误，虽然别人尚未感到，也要改正，这是判断与诚实的表现，也是他追求的主要品质；坚持与否认错误是常人的素质，愈庸俗的人中愈明显；补偏救弊，知过必改，当机立断放弃坏主意，这都是一种罕见的、强有力的哲学家风度。
要关照他，与人相处时要时刻留个心眼儿；因为我发现最前面的位子往往被平庸之辈占据，大富大贵的人不一定有才华。
我看见坐在餐桌上座的人，闲谈的是某块挂毯的华丽或希腊马姆塞葡萄酒的醇厚，而另一端的许多妙言隽句却没有人听到。
他要观察每个人的特长：放牛人、泥瓦匠、过路人；应该懂得利用一切，学习各人之所长；因为一切都是有用的；即使从别人的愚蠢和弱点中也可学到东西。仔细观察一个人的举止风度，心头就会产生想法，羡慕优雅的，鄙弃低俗的。
培养他锲而不舍探究一切的好奇心。周围一切稀奇古怪的事都去看一看：一幢房子、一口井、一个人、古战场遗址、恺撒或查理大帝的行军道路：
怎样的土地霜冻下变硬，烈日下变沙粒，
怎样的风把帆船吹到意大利。
——普罗佩提乌斯
他还要了解各个君主的习惯、实力和盟约关系。这些东西学起来饶有兴趣，知道了十分有用。
对人交往中，我还要包括——这很重要——那些生活在书籍与回忆中的人物。他通过历史了解伟大时代的伟大人物。看各人的意愿，可以是清闲的学习，也可以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如柏拉图说的，这是斯巴达人留给自己享用的唯一学习。在阅读普鲁塔克《名人传》时，他怎么会不大有裨益呢？但是我的导师必须记住自己的职责所在，不要让学生死记迦太基覆灭的日期，而要了解汉尼拔和西庇阿的性格；不要他知道马塞卢斯何地丧命，而要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尽责才死在了那里。
老师不要他学那么多的历史故事，而要他去判断。在我看来，我们的智慧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不同了。我在李维的著作中读到的一百件事，别人没有读到；普鲁塔克从中读到的一百件事，我又没能看出来，可能这是作者的言外之意。对某些人来说，这是纯然的语法学习，对其他人是哲学剖析，从中深入到人性最奥秘的部位。
在普鲁塔克著作中有许多长篇论述值得一读，因为依我看来他是这方面的一代宗师；但是也有许多论述只是一言带过，只是给有意深入的人指引方向，偶尔在关键问题上提个头。这些章节我们必须剥离，予以适当阐述。比如他说亚洲的居民只服务于一个人，也发不出那个单音节的词：“不。”可能是他说的这个词引起拉博埃西的深思和灵机，写出了他的《自愿奴役》。
还可看到普鲁塔克从某人的生平中取出一件小事或者一个词，这看起来无甚意义，但却是一篇演说。可惜的是有识之士喜欢说话那么简要；无疑他们以此名声更隆，而我们这样做会名声更差。普鲁塔克宁愿我们赞扬他明辨是非，而不是学识渊博。他宁愿让我们多向他讨教，而不是使我们满足。他知道人们对好事总是说得太多，亚历山德里达斯很有道理责备那个过分给民选法官说好话的人：“喂，外乡人，你说你该说的话，不要用这种方式。”身体瘦小的人塞麻布充胖子，脑袋空空的人用废话来填满。
广泛接触世界，有助于对人性的判断，可以做到洞若观火。我们都自我封闭，目光短浅，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东西。有人问苏格拉底从哪儿来。他不回答说：“从雅典。”而是说：“从世界。”他经天纬地，把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城市，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议论他的学问、他的交往与他的感情，不像我们只顾到自己的眼前。
当我的村子里葡萄冻坏了，我的神父就引经据典说是上帝降怒于全人类，并断言野蛮民族快要渴死了。再看我们的内战，谁不大叫这颗地球已经乱了套，最后审判的日子已经掐住我们的喉咙，没有想到以前有过更糟糕的事，天下百姓不还是在过好时光吗？
而我，尽管看到战争中胡作非为、逍遥法外的事，还是庆幸仗居然打得那么和风细雨。有人头上落下了冰雹，以为半个地球狂风怒号，雷轰电闪。那个萨瓦人说，要是这个法国笨国王善于理财的话，他可以当他的公爵的膳厨总管了。因为他的头脑想象不出还有比他的主子更高的位子了。我们都不知不觉陷在这个错误中，这是个后果极大、极有害的错误。但是谁在脑海中，犹如在一幅画中，想一想我们威严堂皇的大自然母亲的形象，可以看到她脸上气象万千，瞬息万变的表情，他就发现不仅是自己，还有整个王国，好似一个细小的圆点；这时人才能对事物的正确大小作出判断。
这个大千世界，有人还把它看做是恒河一沙，是一面镜子，我们必须对镜自照，从正确角度认识自己。总之我希望世界作为我的学生的教科书。形形色色的特性、宗派、判断、看法、法律和习俗，教会我们正确判断我们的这些东西，提高我们的判断力去认识其不足和先天缺陷：这可不是轻松的学习。国家历经动乱，百姓受尽沧桑，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也不会产生大奇迹。那么多的名字，那么多的凯旋与征服，都已湮灭在遗忘中，居然还希望抓十个轻骑兵，攻下一只因陷落而出名的鸡棚，欲要因此名垂青史，岂不是笑话。那么多极尽奢华的外交排场，高官显爵前簇后拥的宫廷礼节，使我们见惯君临天下的骄傲与自豪，再见到金碧辉煌的场面也不会眨一眨眼睛。千千万万人已先我们埋在地下，鼓励我们不要害怕到另一个世界跟他们结伴。其他事也是如此。
毕达哥拉斯说，我们的人生犹如民众大集合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的人锻炼身体为了获取比赛的荣誉，有的人带了货物出售为了谋利。还有的人——那也不是不好——来此没有其他目标，只是观看事情怎么和为什么是这样进行的，作为其他人人生的观赏者，以此作出判断和调整自己的人生。
从这些例子都可以适当提取出一切最有益的哲学观点，然后人的行为又可以哲学及其原则作为试金石。要告诉孩子，
人可以祈求到什么，
辛苦挣来的钱该用在哪里，
祖国、父母对我们有什么期望，
上帝要你做什么，给你确定什么任务，
我们生来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柏修斯
什么要知与什么要不知应该是学习的目的；什么是英勇，什么是克制与正义；雄心与贪婪、奴役与服从、放纵与自由之间有什么区别；什么是识别真正与切实的满足；对死亡、痛苦与耻辱应该怕到什么程度。
困难怎样避免，怎样忍受。
——维吉尔
什么事促动我们前进，心中那么多波动又是什么道理。我觉得儿童启智课文，里面的内容必须在今后可以调整他的习惯与意识，教育他认识自己，让他知道如何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至于七门自由艺术，一开始应授以使我们心灵自由开放的艺术。
这七门艺术对我们养性怡情都是有益的，其他一切东西也是有益的。但是让我们选择直接和实际用得上的那种。
如果我们懂得把人生的方方面面都限制在适当与自然的范围内，就会发现目前沿用的大部分学科都是用不上的。即使在有用的学科中，过于广泛和深入的东西也是很不实际，我们不妨也摒弃，按苏格拉底的教育观，在我们的学习中限制缺乏实用性的学科传播。
大胆做个聪明人，行动吧！
生活中畏缩的人就像那个乡下人，
等着水退后才敢过河，
可是河水流上千年也不会枯。
——贺拉斯
教孩子星相学，第八星球的运转，然后又是他们自己的星相，这是绝对的幼稚。什么
双鱼座、标志激情的狮子座、
西方海中的摩羯座有什么力量。
——普罗佩提乌斯
昴宿星座、牛郎星座
对我又能做什么？
——阿那克里翁
阿那克西米尼写信给学生毕达哥拉斯说：“死亡与奴役总是近在眼前，我还有什么心思去玩星座的秘密？”（因为那时波斯国王正在准备战争攻打他的国家。）每个人都应该这样说：“当我时时受野心、贪婪、鲁莽和迷信的袭击，内心又存在着人生中其他这样的敌人，我还会去对地球的运行胡思乱想吗？”
教会了如何使他变得聪明与优秀的东西后，那时才跟他说什么是逻辑、物理、几何和修辞。由于有了相当的判断力，他选上无论什么学科，都会很快精通。授课方式可以采取闲谈或课文讲解，有时教师给他准备有利于这样教育目的的作者选段，有时给他提供详细讲解的精华篇章。如果教师自己不熟悉某些书籍，对其中的要义比较陌生，为了完成自己的意图，可以请某个文人来辅助，逢到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材料，整理后发给孩子。
谁还会怀疑，这样授课不是比希腊语法学家加扎更轻松更自然。加扎只会讲些晦涩难懂、索然无味的教条，空洞枯燥的字句，叫人没法领会，也不会启发心智。依我说的，心灵就会找到哪儿有粮食，哪儿得到营养。结出的果子硕大无比，也更快成熟。
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事情竟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即使对于有识之士，哲学也是个空洞虚幻的字眼，无论在大众心目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是毫不实用，没有价值。我相信个中原因是诡辩学家霸占了通往哲学的道路。
给哲学画上一副皱眉蹙额、狰狞可怕的脸谱，使孩子不得接近，这是大错特错。是谁给哲学戴上了这个苍白丑陋的假面具？其实没有什么比哲学更加轻松愉快乐呵呵，我差点儿还要说挺逗人的呢。它只劝诫说欢度时光，好好享乐。愁眉苦脸的人在那里只说明他待错了地方。
语法学家德梅特利乌斯，在德尔斐神庙遇到一群哲学家坐在一起，对他们说：“要么是我错了，要么你们那么平静愉快，不是在热烈讨论。”其中一个人，梅加拉的赫拉克利翁对此回答说：“只有研究希腊动词‘我扔’是否有两个人，或者研究‘更坏’、‘更好’比较级，‘最坏’‘最好’最高级如何派生的人，才在讨论问题时皱眉苦脸的。哲学推理历来都使讨论的人高高兴兴，非常愉快，不是皱着眉头，满脸丧气。”
身子不适，让人看出心灵不安，
欣喜愉悦也可猜测，
因为面孔表现出这两种状态。
——朱维纳利斯
心灵里留住了哲学就会健康，也会促进身体健康。心灵的安详平和也会反映在外，用它的模子塑造人的外表，最终养成他温雅自豪、轻捷活泼、满足和气。智慧的最显著的标志是长乐；犹如月亮王国里的事物，永远清朗。这是三段论的胡诌使学哲学的弟子沾上不白之冤，而哲学本身是无辜的，他们只凭道听途说而接触哲学的。哲学的职责不是按照凭空想象的本轮说，而是通过自然、可以触摸的推理，去平息心灵的风暴，学习笑的渴求与热望。哲学的宗旨是美德，不是像经院派说的，高高竖立在陡峭崎岖的山顶上高不可攀。
接近过哲学的人，相反会认为它是种植在一片美丽肥沃、繁花似锦的平原上；从那里看下面事物一目了然。你若熟悉地址，也可通过绿树成荫、花草点缀的道路，愉快地走在一条平坦的缓坡上，犹如走上了天穹之路。崇高的品德，美丽，昂扬，令人生爱，既温存又勇敢，跟尖刻、乖戾、害怕和束缚水火不相容，它以本性为指引，与机缘与快活做朋友；还有人跟品德从来无缘，因这个缺陷，于是把哲学说成是个愚蠢、愁眉苦脸、爱吵架、痛苦、凶相毕露、阴沉的怪物，佇立在偏僻山顶的荆棘丛里，吓唬过路人的鬼魂。
我的教师认识到让学生心中对美德充满敬意，还要在心中同样或更多充满感情；要会对他说，诗人反映了大众的情操，让他就像手指碰上一样切实领会，奥林匹克诸神在通往爱神维纳斯小室的路上，比在通往智慧女神雅典娜小室的路上，洒下更多的汗水。
当孩子有自我意识时，给他介绍布拉达曼或安琪丽克
作为嬉乐的伴侣。一个美得天真活泼，大方，英气勃勃，但不是男相；相比之下，另一个美得有点儿病态，矫揉造作小心眼；一个穿男式衣衫，戴闪光的头盔，另一个着裙衩，戴镶珠无边帽。
要是他做出的选择与女人气的弗里吉尼牧羊人
大不相同，教师会认为他在爱情上也阳刚气十足。那时教师再教他一个新课：真正美德的价值与崇高在于实施时感到轻松愉快，做了有用的事不感到任何困难，儿童与大人、老实人与细心人都可以同样去做。它的推行工具是调解，不是强制。苏格拉底是美德的第一个宠儿，有意识地放弃强制，而是自然轻松地进入了这个境界。这是人生乐趣的乳母。她使乐趣正正当当，也使它们可靠和纯洁。她若压制乐趣，就会让人急不可待要尝试。她取消她所拒绝的乐趣，刺激我们转向她所留下的乐趣。她把天性所需要的乐趣让我们充分享受，如慈母般的尽情满足，而不至于过度（或许我们不愿说节制是我们乐趣的敌人，因为要在酒客未醉前制止他喝，食客未胀胃前制止他吃，好色者未变秃子前制止他玩）。
如果她得不到一般人的命运，她就避开它，放弃它，给自己创造另一个属于自己的命运，不再摇摆彷徨。她知道怎样富有、强大和有学问，躺在有麝香味的床垫上。她爱人生，她爱美、光荣和健康。但是她的特殊使命是知道如何有节制地使用这些财富，也知道这些财富时时在消失。这个使命艰难，然而更加崇高，人生过程中没有它就会不合自然规律，动荡，崎岖，那样就避不开那些暗礁、荆棘和妖魔鬼怪。
如果这位学生另有一种不同的禀性，爱听奇谈怪论，胜过听美妙的旅行和聪明的讨论。战鼓声使同伴热血沸腾，他听到却转过身去会给别人叫去看街头的艺术表演。他以自己的爱好认为满身风尘从战斗中凯旋而归，不比在网球场或舞会上大出风头更欢快更怡然，对这样的人我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让他的教师早早趁没人在场时把他掐死，或者送他到某个像样的城镇里当糕点师，即使他是个公爵的儿子，因为根据柏拉图的教导，培育孩子不是按照他们父亲的资质，而是他本人的资质。
既然哲学是教导我们生活的学问，儿童时代和其他时代都可以从中得到教育，为什么不能也教他们哲学呢？
黏土又湿又软时，应该赶快行动，
让灵活的转盘把它塑造成功！
——柏修斯
当人生过去后才有人教我们怎样生活。许多学生染上了梅毒，才学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节欲的课程。西塞罗说他就是活上两个人生，也不会花时间去读抒情诗人的作品。我觉得这些诡辩学家真是庸碌得叫人可怜。我们的孩子更为紧迫，他只是在人生的最初十五六年期间求学，其余的岁月投身于行动。
必要的教育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时间不要滥用，删去辩证法中一切繁琐、牵强附会的东西，这些改善不了我们的生活；选择简单明白的哲学论述，其实比薄伽丘的故事还要容易理解。孩子从喂奶时起就能够接受，这比学习识字与书写还重要。哲学中讨论人的衰老，也讨论人的诞生。
我赞同普鲁塔克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让他的大弟子亚历山大听了倍感兴奋的，不是三段论法的组成技巧或者几何原则，而是关于勇敢、胆略、慷慨、节欲和保持大无畏精神的训诫。当他还是青春少年时，他让他带了这份精神武器去征服全世界的帝国，随军只有三万名步兵，四千匹战马，四万两千埃居。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还是非常尊重其他艺术与学科，赞扬它们高雅怡情；但是尽管他饶有兴趣，要让他本人热心推广还不是件易事。
年老年少，都可找到心灵的支柱，
对于白发人更是一种倾诉。
——柏修斯
伊壁鸠鲁给迈尼瑟斯的信是这样开头的：“但愿少年时不避开哲学，老年时不厌烦哲学。”这好像在说，谁不这样做，不是还没有机会活得幸福，便是再没有机会活得幸福。
说了这么多，我可不愿意人家把这个孩子当成了囚犯。我不愿意把他交给一位喜怒无常的教师。我不愿意损害他的心灵，像时下的要求，约束他每天十四五小时工作，像个脚夫那样辛苦。由于生性孤僻忧郁，不知爱惜地过分专注于学习，而我们听之任之，我认为这也不好。这会使他们拙于辞令与人交谈，错过更好的工作机会。
我见过多少同时代的人贪求知识，而傻了脑袋？卡涅阿德斯就是书读得疯疯癫癫，连刮胡子修指甲也无暇顾及。我不愿意别人的不文明与粗野损及他仪表堂堂。法国的智慧在古代早有定论，历史悠久却不长久。说真的，我们今日看到的法国孩子，其温雅举世无双；但是他们一般都够不上我们所抱的期望；长大成人后毫无出众之处。我听到那些有识之士说那样的学校遍地皆是，孩子送了进去都被教得傻里傻气。
对我们那个孩子来说，一间书房、一座花园、桌子与床、独处时、有伴时、白天与晚上，一切时间、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用来学习的。因为哲学作为判断与习惯的培训师，将是他的主要课目，也就有融入一切的特权。演说家伊索克拉特在一次宴会上，有人请他谈谈自己的艺术，他回答说：“现在不是做我会做的事，现在是做我不会做的事。”大家都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大家相聚在宴席上是为了说说笑笑、品尝美食，发表演说或者引起修辞学辩论，岂不是不伦不类大煞风景。
其他的学科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哲学有一部分谈的是人与他的义务职责，这是所有聪明人一致的评语，因而为了使交往融洽，在宴席和游戏中都不应拒绝谈哲学。柏拉图把哲学请到了他的餐桌上，我们看到它如何使宾主都感到轻松，时间与地点十分合适，虽则实际上是在讲述最高尚、造福大众的理论：
对穷人与富人同样有用，
老的小的忘了它皆要受损。
——贺拉斯
因此，毫无疑问，他不会比别人闲着。但是就像我们在藏画室里慢慢欣赏，走的步子即使比走往一个既定的目的地要多上三倍，也不会叫我们疲惫；我们的授课也是这样，都像是不经意间谈了起来，不限定时间与地点，天南地北海聊，将在不知不觉中结束。
游戏与运动将占一大部分学习：跑步、角斗、音乐、舞蹈、狩猎、骑马、练习刀枪。我希望在塑造他的心灵同时，也培养他的举止、待人处世与体魄。这不是在锻炼一个心灵、一个身体，而是在造就一个人；不该把这两者分离。如柏拉图说的，不应该训练中顾此失彼有所偏重，而是同样训练，就像一根辕木上同时驾驭两匹马。听他这么说，好像没有给予体格锻炼更多的时间与关注，还认为精神与身体可以同时进行，而不是相反。
此外，这类的教育要宽严结合进行，不是像时下所做的那样，不是让孩子去接近文艺，而是让他们看到的尽是恐怖与残酷。请不要给我谈暴力与强权。依我之见，没有东西比它们更加戕害和迷误善良的天性。您若想要他懂廉耻，怕惩罚，就不要让他对此麻木不仁。但是要让他对他应该蔑视的汗水、寒冷、狂风、烈阳和各种风险麻木不仁。在穿着、床铺、饮食方面不要养成他娇生惯养；让他适应一切。不要他做个娘娘腔的小男人，而是强壮的青少年。
不论童年、中年、老年，我一直这样相信，这样判断。但是特别令我不悦的是我们大部分学校的这种教育法。若多一点倾向宽容，说不定危害性要减去不少。这是一座真正的少年犯拘留所。在他们没有堕落以前就惩罚他们堕落，才使他们真正堕落了。不妨在他们上课时候去看看，您只听见孩子的求饶声和教师的怒吼声。对着这些幼小害怕的心灵，面孔铁青，手执鞭子赶着他们，这算是什么样的启智求知的好方法？这种方式极不公正又有危害。
在此还可以加上昆体良的精辟见解，他说这种专横的师道尊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特别是体罚的使用。教室里放满花草，要比悬挂鲜血淋漓的柳条合适得多！我让教室洋溢欢乐喜悦，出现花神与美惠之神，就像哲学家斯珀西普斯在他的学校里所做的一样。什么对他们有利，要愉愉快快去做。有益孩子健康的肉加的是糖水，有损孩子健康的肉加的是苦水。
妙的是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十分关注他的城市青年的娱乐与消遣，详尽阐述他们的赛跑、竞技、唱歌、跳高、舞蹈等活动，还说古代把这些事的掌管和主持工作交给了神：阿波罗、缪斯和密涅瓦。
他谈及他的体育观发挥了无数的看法；对于文艺则涉猎不多，好像只是在提到音乐时才专门谈一谈诗歌。
在举止习惯中避免有怪异行为，视同如交流与社交中的大敌，妖魔一样可怕。亚历山大的御厨总管德莫丰，在阴影下会出汗，在阳光下会发抖，谁对他的体质不感到惊讶？我还见到有人闻到苹果味比遇到火枪射击还要躲得快。有人怕老鼠，有人看到奶油或拍羽毛床垫就反胃，像日耳曼的尼库见不得公鸡，也听不得公鸡叫。
这里面或许有什么隐情，但是依我看来及早注意是可以克服的。这方面我受教育之惠很多，当然这一切没有少费心，除了啤酒以外，任何果腹的东西对我一律很合胃口。当身体还听话时，应该让它适应一切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只要胃口与意愿尚可控制，应该放心大胆让青年去适应各个民族与地区的生活，若有需要，甚至也可以放纵荒唐一下。
按照习俗的需要训练他。让他会做任何事，但是爱做的只是好事。卡利斯提尼斯因为不愿意陪着他的主子亚历山大大帝狂饮而失宠于他，即使那些哲学家也对他这个行为不以为然。他该跟他的亲王一起笑，一起玩，一起寻欢作乐。我甚至要他在寻欢作乐中，比他的同伴精力更充沛、兴致更高。他不去做坏事不是因为力气不济，窍门不懂，而是没有这个心。 “不愿做坏事与不会做坏事，有天壤之别。” （塞涅卡）
我想向一位领主表示敬意，他在法国从不像常人纵情作乐；我问他在德国为了国事一生中有多少次在贵宾面前喝醉过。他确曾为此喝醉过，回答我说有过三回，还都说了出来。因而我知道没有这份天赋要为国家效劳还真会遇到莫大的困难。
我经常注意到阿西皮亚德斯的卓越天性，不胜钦佩，不管环境如何不同他都能应付自如，身体毫无损伤。时而比波斯人还奢华侈靡，时而比斯巴达人还刻苦朴素；在斯巴达是个弃邪归正的人，在爱奥尼亚是个追求享受的人，
任何衣着、境况、命运，
亚里斯提卜都满不在乎。
——贺拉斯
我要把弟子培养成那个样，
穿上破衣毫不在乎，
穿上华服毫不矫饰，
贫富皆潇洒的人让我赞美。
——贺拉斯
这些就是我讲授的课。实施的人比知道的人获益更多。您明白了他，就会听他；您听了他，就会明白他。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有人说：“上帝不是要谈哲学就是学习许多东西和探讨艺术！”
重中之重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
靠生活而不是靠学习获得。
——西塞罗
弗里阿斯人的君主莱昂问毕达哥拉斯
，他教什么学科，什么艺术。他说：“我不懂学科，也不懂艺术；但我是哲学家。”
有人指责第欧根尼，说他什么也不懂却去搞哲学。他说：“就是这样才更适合我搞。”
赫格西亚斯请第欧根尼给他念一本书，他回答说：“您真逗，您选择无花果时要选真的，天然的，不是画出来的；您选择生活行为时为什么不选真的、自然的、不是写出来的呢？”
他学了课本知识后不要多说，而要多做。在行动中重复贯彻。要看他做事是否审慎小心，行为是否善良公正，谈吐是否优雅有见地，得病时是否刚强，游戏时是否谦让，享乐时是否节制，口味上对肉、鱼、酒或水是否挑剔，经济上是否处理得当。
谁不把学问当作炫耀的话题，而当作生活的准则；
谁就懂得自律，遵守本人的原则。
——西塞罗
我们的人生过程才是我们言行的真实镜子。
有人问泽克斯达姆斯，斯巴达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勇武条例写成文字，给年轻人阅读，他回答说：“这是他们要让年轻人去对照行动，不是去对照书本。”拿我们中学的拉丁语学生比一比，到了十五六岁，花了那么长时间只是学习说话！世界上充塞着废话，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会话说得太少，而总是会话说得太多。我们半生岁月就随之而去了。他们让我们用四到五年听单词，做句子；然后又用同样长的时间写成一篇长文，内分四五个部分；然后又至少再用五年学会把这些编制成一篇精雕细刻的文章。这种事还是让那些以此为生的人去做吧。
一天去奥尔良的路上，我在克莱里这边的平原上遇到两位艺术教师正往波尔多去，一前一后相差五十步。在他们身后较远处，我发现一群人，为首的那位主人就是已故的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大人。我的一名随从向走在前面的教师打听，在他后面过来的贵族是谁。那人没有看到随后还有一大帮人，以为是指他的同伴，风趣地说：“他不是贵族，他是语法学家，我是逻辑学家。”
而我们这里相反，要培养的不是语法学家或逻辑学家，而是贵族。让他们闲着就闲着吧，我们其他地方还有正经事呢。但是我们的弟子要懂的是事情，懂了事情话自会来的，即使话不是立即跟上，他也会慢慢说出来的。我听过有些人谦称自己不善于辞令，装得满腹经纶，但是缺少口才，无法把它们表达出来。这是个托词。您知道我对此是怎么看的吗？这是他们学到的观念不完整，理解也不清晰，没法梳理和领会其中的道理，也就不能够阐明：这是他们还没有做到心中有数。
看到人家在创作时结结巴巴说不清楚，您可以判断他们的工作还不到分娩的时刻，只是还在怀孕，只是还在舔不成形的胚胎。就我而言，我坚持，而苏格拉底也这样说，谁心里有了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总是能够表达出来的，用意大利的贝加莫土语，若是哑巴的话还可用脸部表情。
牢牢抓住主题，语言必然跟在后面。
——贺拉斯
还有塞涅卡把自己的散文也说得诗意盎然： “事情熟稔于心，语言随之而来。” 西塞罗则说： “事物推动词语。” 他不懂什么希腊语夺格、连词、名词和语法；他的仆人和小桥上的卖鱼婆也都不懂。您若有意，可以跟他们谈得非常投机，使用语言规则有时几乎不比法国最好的文科教师逊色。他不必懂修辞学，也不用先来一段开场白吸引“公正读者”的注意；他不用操心去知道这些。说实在的，朴实无华的真理发出光彩，使任何华丽的描绘相比之下都会黯然失色。
文字精雕细刻只对取悦大众有用，他们吃不下更有分量和营养的肉，塔西陀笔下的阿佩尔
就是明证。萨摩斯岛的使者前来觐见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兹，准备了一篇声情并茂的长篇演说，要打动他对波利克拉特暴君发动战争。国王让他们把全文念完，对他们说：“讲话的开头部分已经记不起来；也影响到了中段；只听到你们的结论，那是我不愿意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回答，给喜欢掉书袋的人当头一棒。
另一人又怎么样呢？雅典人要在两位建筑师中选一人建造一座大工程。第一位装腔作势，针对这工程的主题事前准备了一篇美丽的演说，争取到民众的好感。但是另一位，只说了三句话：“雅典各位大人，那位说到的事，我都会做到。”
当西塞罗的辩才达到登峰造极时，许多人都不胜钦佩；但是小加图只付之一笑，说：“我们有个讨人喜欢的执政官。”不论放前还是放后，有用的名言佳句总是讨俏的。即使与前言后语都不搭配，其本身也可以欣赏。我则不是这样的人，认为押韵对的就是好诗；让他高兴时就把一个短音节拉长吧，这没关系。如果他的创新受人欢迎，如果他的思想与判断得到良好的效果，我说这是一位好诗人，但是个不谙韵律的人，
他的诗情高雅，但是文句粗糙。
——贺拉斯
贺拉斯说，在他的作品中要看不出一切斧凿痕迹和格律，
抹去韵脚与音步，改变词序，
把开头的词放到最后的位置，
看出诗人的心意遍布其间。
——贺拉斯
即使这样也不会误了他；诗篇依然很漂亮。米南德答应写一出喜剧，日子近了他还没有着手写，对人家的责怪这样回答：“结构都已酝酿成熟，只待填进诗句就可以大功告成。”他已成竹在胸，其余的细节也就不在话下。
自从龙沙和杜·贝莱使我们的法国诗歌享有盛名以来，我还没见过一个小学徒，写句子不是夸夸其谈，抑扬顿挫，像在学他们的样。 “声音响亮，内容空洞。” （塞涅卡）
在普通人眼里，从来没有那么多的诗人。但是他们的韵脚虽易学，龙沙的丰富描写和杜贝莱的精微创新，决不是他们能够摹写一二的。
但是，如果有人用三段论繁琐的诡辩伎俩强迫孩子学习：“火腿让人想喝，喝了就能解渴，火腿是用来解渴的。”那该怎么办呢？让他对此一笑了之。一笑了之还比回答更微妙。
让他向亚里斯提卜借用这句俏皮的反驳：“捆上了绑也给我麻烦，我为什么再去给他松绑？”有人建议克里西波斯用辩证法技巧去对付克里昂特斯，克里西波斯对他说：“你跟儿童去玩这些把戏吧，别把成年人的正经思想引到这条歧路上去。”如果用这些愚蠢的遁词： “晦涩难解的诡辩，” 让孩子去相信一个谎言，这是危险的。但是如果这些遁词不产生效果，只是让他发笑，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要让他防着不去接触。
世上就有一些愚人，为了一句妙言，不惜跑出一里路去追； “有的人不是让词句去适应题目，而是离开题目去寻找词句可以适应的东西。” （昆体良）另一人说： “有些人为了用上他们喜爱的一个词，不惜去做他们本来无意去做的题目。” （塞涅卡）
而我更愿把一个好句子扯下，缝在身上，而不是扯下我的思路去用上好句子。相反，要让语言服务主题，紧跟主题，法语若表达不清，就用加斯科尼语去表达！我主张内容突出能够占领听者的想象，以致他竟记不起原话。我喜爱的语言是一种朴实无华的语言，口头的与书面的都是如此；满含激情，简短有力，不要四平八稳，也不要亢奋急促。
冲击心灵的文体才是好文体。
——卢卡努
宁可难懂也不要讨厌，做作，凌乱，松散，胡诌；每段要自成一体；不迂腐，不经院式，不讼师式，但是宁可是士兵式，像苏托尼厄斯这样称朱利乌斯·恺撒的语言；尽管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
我曾乐意模仿我们年轻人这身随随便便的打扮，大衣斜披，披风搭在一个肩上，一只袜子不拉直，这种怪异装扮表现目空一切的自豪感和散漫的艺术性。可是我觉得在语言上更适宜应用。任何形式的做作，尤其表现在法国式的开心与自由上，对于朝廷大臣是不合适的。而在一个君主国家，每个贵族都应该按朝廷大臣的方式去训练。因而我们何不稍稍偏向自然与放松。
我不喜欢服装上露出接头与线脚，同样，在一具美丽的肉体上也不可以看见骨骼与血管。
为真理服务的言辞应该朴实无华。
——塞涅卡
有谁说话前思后想的，除非他要说得矫情十足。
——塞涅卡
追求生动使我们偏离内容，造成实质的损失。
使用奇装异服引人注目，是小气行为。同样，语言上使用怪句子与生僻字，是出于一种幼稚迂腐的奢望。我只求使用巴黎菜市场里说的话！语法学家亚里斯多芬对此一窍不通，还指责伊壁鸠鲁用词简单和他那只要求说得明白的演说目的。模仿说话由于容易全民都会做到。模仿判断和创新，就不是那么快见效。大部分读者由于找到了一件相似的袍子，错误地认为他们都有相似的身材。
力量与灵气是借不来的，服饰与大衣可以借来借去。
跟我常来常往的人中间，大多数说话都像我的《随笔》，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思想像不像《随笔》。
（据柏拉图说）雅典人注重说话内容丰富，措词文雅，斯巴达人要求简短扼要，克里特人讲究理念丰富重于语言丰富。克里特人要胜过其他人。芝诺说他有两类弟子，第一类他称为语史学家，求知欲强，是他的得意门生；另一类是文体爱好者，他们只关心语言这不是说说得好不是件好事，但总没有做得好那么好，而且一辈子为了这件事忙乎，怎么叫我不烦。
我首先要做到的是熟悉自己的语言，其次是与我常打交道的邻居的语言。希腊语与拉丁语无疑是美丽严谨的语言，但是要学好需花太大的代价。我在这里介绍我自己试过的一种方法，要比通行的简易得多，有意者不妨一试。
先父竭尽个人之力，在学者和有识之士之间进行过各种研究，要创造一种良好的教育形式，发现了目前普遍的这个弊病。有人对他说，我们现在花费多年去学习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轻易会说的语言，这是我们为什么达不到古希腊罗马人博大精深的唯一原因。我不相信这是唯一原因。
好在父亲找到了替代办法，我还在喂奶和开口说话前，把我交给了一位德国人。那人不懂我们的语言但精通拉丁语，后来客死法国时已成了名医。父亲有意重金礼聘，要他对我日夜耳提面命。他还请了两个学问稍差的人跟随我左右，减轻德国人的工作。那些人对我只说拉丁语。至于家里其他人，立下一条不可违背的规矩，就是他本人、母亲、仆人、侍女只要跟我一起，尽量用他们每人学到的拉丁词混在句子里跟我说话。
人人都获益匪浅。父亲与母亲学了足够的词汇可以听懂，遇上需要还足够应付使用，侍候我的其他仆人也是这样。总之，由于我们之间经常用拉丁语交谈，连得四邻的村庄也受到了影响，有不少工匠和工具的拉丁名称在当地生了根，还沿用至今。而我已过了六岁，听懂的法语或佩里戈尔方言不比阿拉伯语多。没有刻意去学，没有书本，没有语法或规则，没有鞭子，也没落过眼泪，我就学成了拉丁语，跟我的学校老师懂得一样纯正，因为我不可能把它混淆和窜改。因此，按照学校规定的作文课上，给其他学生出题目是用法语写的，给我是一篇用蹩脚拉丁语写的文章，由我改写成道地的拉丁语。
著有《论罗马人民集会》的尼古拉·格鲁奇，亚里士多德的注释者纪尧姆·盖朗特，苏格兰大诗人乔治·布坎南，法国与意大利公认的当代最优秀的演说家马克·安东尼·缪莱，都做过我的家庭教师，经常对我说我自幼学习拉丁语，用来得心应手，他们简直不敢跟我交谈。布坎南后来我见过，当了已故的德·布里萨克元帅大人的幕僚，他对我说他正在准备写一部儿童教育的著作，要拿我的童年教育做例子；因为他那时正在调教元帅的儿子德·布里萨克伯爵，我们都知道他日后多么高尚勇敢。
至于希腊文，我几乎一窍不通。父亲计划让我通过一种游戏结合练习的新方法强化学习。我们两人对垒，交替背诵变格；就像有的人玩下棋来学习数学与几何。有人向父亲提过建议，其中一条是让我对学问与做人道理感兴趣，不能强迫我的意志，而要我自己产生欲望；在温情与自由中培育心灵，不要严厉与束缚。有人认为早晨把孩子惊醒，从睡眠中突然强拉出来（他们比我们睡得沉），会损害他们娇嫩的头脑，我要说父亲做得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要用一个什么乐器声唤醒我，我身边也从不缺少一个演奏的人。
从这个例子可以推知其余一切，并且借此推荐这样一位好父亲的谨慎与爱心，作出这样细致的教育安排，若没有得到应有的果实，那就不是他的过错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土地贫瘠，不宜种植；因为尽管我身体结实健全，天性则温和好说话，同时还无精打采，昏昏欲睡，以致人家没法叫我摆脱闲散，甚至叫我去玩也不行。看在眼里的东西会很好理解。鲁钝的外表下，头脑里的想象却很大胆，看法也超过自己的年纪。思维慢，要我想到哪里就是哪里。理解迟钝，创见不多，最要不得的是记忆力差得令人没法相信。因此父亲在我身上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的成果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像病急乱投医的人，到处去询问各种各样的看法。我的好父亲极端害怕他那么关心的事情失败，最后竟附和大众的意见，也就是像一群鹤，跟着前面的飞，当那些曾经用他从意大利带回的启蒙教本教过他自己的人纷纷离开以后，也就屈从习俗，六岁时把我送入了当时办得欣欣向荣，也是法国最好的居耶纳中学。
在那里，即使他有心也不可能要什么加什么，给我选择足可胜任的家庭教师，在学科的其他方面给我保留有悖于校规的特殊做法。毕竟，这是一所学校。我的拉丁语立即走下坡路，此后由于生疏也就完全荒废了。新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让我一步跨进高年级班。因为在十三岁时离开学校，我完成了（他们所称的）我的全部课程，事实上没有一点可以让我学以致用的东西。
读了奥维德《变形记》里的故事很开心，也使我初次对书籍感到兴趣。因为，约七八岁时，我避开其他一切玩乐偷偷去读这些故事。尤其这种语言是我的母语，这本书我读来最容易，从内容来看也最适合我这样幼年的人。诸如《湖中的朗斯洛》、《阿马迪斯》、《波尔多的于翁》这类儿童喜爱的粗俗读物，我连个书名也不知道，更不用说内容了，因为我的纪律是很严格的。
我在阅读其他规定的课文时更加无精打采。那时，正好碰巧遇到了一位很有见地的辅导老师，他知道怎样跟我与跟我同样胡来的人心照不宣。这时，我一口气读完了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然后泰伦提乌斯，然后普洛图斯、意大利喜剧，总是被温情的故事深深吸引。假若他当时发了疯禁止这类阅读，我相信我从学校带走的只是对书籍的憎恨，我们的贵族阶层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那位教师处理得很巧妙。他装得什么都没看见，只让我暗中贪读这些书来刺激我的欲望，同时又和蔼地引导我在正规课程上作出努力。因为父亲把我交给那些教师，要求他们的主要品质是和颜悦色，温存宽厚。因此我的毛病就不外乎松垮懒散。要提防的不是我做坏事，而是我不做事。没有人会预测我会成为坏蛋，而是我会成为废物。大家在我身上看到的是游手好闲，不是诡计多端。
我觉得事情果然是这样来了。在我耳边聒噪的是这样的埋怨声：“无所事事，对亲友冷漠无情，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私心太重。”最不公正的人不说：“他为什么拿了？他为什么不付钱？”而说：“他为什么不免了？为什么不给？”
人家要我只是做这类额外工作，我会乐意接受。但是他们要求我去做我不该做的事，态度比对待自己该做没做的事还严厉，那就不公正了。当他们罚我做某件事时，抹煞了这个行动的好处，以及为此要向我表达感激之情；其实我主动做的好事应该说分量更重，由于我并不欠谁什么。财富愈是我的，我愈是可以自由支配。可是我若是把自己的行动花言巧语粉饰一番，可能就可以把这些责难挡了回去。我要告诉某些人的是，他们不要为我可以做得更多，而今做得不够而那么生气
。
同时在我心灵中，还会频起波澜，对外界之物作出可靠坦率的判断，关在房内独自细细思忖。最主要的是我坚决相信我的心灵决不会向强力与暴力投降。
我是否该提一提我童年的这些优点，如神态自信，声调轻快，动作灵活，才会符合我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因为不到年龄，
我才刚到十二岁，
——维吉尔
我在布坎南、盖朗特、缪莱的拉丁悲剧中，扮演主角，戏在居耶纳中学隆重上演。安德烈亚斯·戈维亚努斯校长在这方面，也与他职务中的其他方面，堪为法国最了不起的中学校长，无人可望其项背。我也被大家视作为行家好手。这个活动我不反对贵族子弟参加，也见过我们一些亲王自己上台客串，像古代王公一样认真可嘉。
在希腊，贵族子弟以演戏为职业也是允许的： “他向悲剧演员阿里斯顿透露自己反对罗马的计划。阿里斯顿出身名门，家财万贯，他的职业并不辱没他的身份，因为在希腊演戏不是件下贱的事。” （李维）
我总是指出谴责这些娱乐的人说话不妥当，拒绝正规戏班子进入大城市，剥夺老百姓大众娱乐的人不公平。良好的市政管理不仅要把市民组织起来出席严肃的宗教仪式，也要参加文体活动；那样才会增加交往与友谊。再说，在行政长官和众人面前举行，还有什么比此更加规规矩矩的娱乐呢。行政长官与亲王出资举办一些文体活动娱乐大众，显示父母官的好意，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有专门的场地提供给这样的演出，借此消除隐蔽的坏事，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再让我们言归正传，重要的莫过于激发孩子的渴求与热情，否则培养出来的只是驮书本的驴子。对驴子才要用鞭子抽去保住满口袋的学问；学问要做到有用，不是让它留在我们的房间里，而是要与它成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