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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是一个超稳定的自调态系统，具有高度的自我组织、自我修复及自我矫正的潜在能力。它能对抗和排除各种致病因子的侵袭，中医学对此早有认识，在治疗上非常重视机体的反应状态。《灵枢·通天》说：“古之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素问·三部九候论》亦云：“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阐发者益众，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说：“凡人之形，长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苍，薄不及厚；而况肥人湿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气虚，黑者肾气足，形色既殊，脏腑亦异，外证虽同，治法迥别也。”张景岳亦云：“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先。”概而论之，由于机体反应状态不同，寒热虚实各异，所以治病必以人为先，明确辨识各机体不同反应状态，充分发挥机体自身调节功能，才能做到真正治疗疾病。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发。
扶正祛邪和调整阴阳是中医治病的两大原则，是为解决疾病过程中邪正斗争及阴阳失调两大关键性矛盾所设。一般而言，调节阴阳为中医治病的最根本原则，亦即总纲领，故《内经》中已予高度重视，尚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调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其主要目的，在于借药物的偏性及其他疗法，以激发机体自身的调整作用，解决内部激化的矛盾，纠正阴阳的偏盛偏衰，使之达到“权衡以平”的康复状态。而扶正祛邪则是以解决有致病因子作用下所引起的疾病问题为主，扶正即扶助正气，调动体内一切积极因素，增加机体抗病调节效应，从而战胜病邪；祛邪则是以药物针灸等祛除病邪，以期保存正气，达到康复。中医的祛邪，很有特色，它不但注重机体的反应性、耐受性，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尽养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伤寒论》中亦多有论之。而且，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中医的祛邪亦是通过激发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而实现的。以外感疾病为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这种解表法，仲景引而用之，治伤寒立麻、桂二汤，从药理看，这类药物对致病菌并无直接灭杀或抑制作用。，而是通过机体提高免疫功能而达到抗感染的目的。所以，所谓“邪从汗出”并不意味着病邪由此而被驱出体外，而是通过帮助机体恢复和加强正常的调节，来战胜病邪的。当然，上面所说的无论是扶正与祛邪，还是扶正祛邪与调节阴阳，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调整阴阳，解决机体内部矛盾，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战胜病邪；而祛除病邪，保存正气，尽快结束邪正斗争的局面，亦有助于阴阳的平衡。
中医治病历来反对头痛治头，脚痛医脚，只重局部，忽视整体的医疗方法，非常强调治病必须求得其本而后调之。由于疾病的表现都是通过机体反映出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的“本”主要是探求机体的反应状态，张景岳云：“当识因人因证之辨。盖人者，本也，证者，表也。证随人见，成败所由。故当以人为先，因证次之。”但各种人体的反应性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了治病求本的复杂性。对此，历代医家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强调“形气不同，处方施治各异”。《素问·三部九候论》说：“必先度其形之肥瘦。”开辨证论治先河之《伤寒论》，则更为重视，如指出淋家、疮家、汗家、亡血家都不可发汗，乃是因这些患者机体阴血为病所耗，无以为汗之资，即使外感亦当立它法以治之，诸如调和营卫、解肌、补虚祛邪等。清代叶天士论治疾病亦非常重视机体反应状态，这不但在医案中屡见不鲜，且在《温热论》中明确指出：“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在临床上我们不难发现，不但老少、男女机体反应各有特点，就是在同一类人中亦有差异，诸如瘦人多火、肥人多湿等。而目前临床上有些人不顾机体的反应状态，热衷于西医诊断的病在中医中寻找特效药，以致屡屡失败，适得其反。况且药物的作用与人体的生理功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药物是通过调整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才来战胜疾病的。因此，我们治病必须仔细观察患病机体反应状态，处理好人与病、标与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治疗的目的。
朱丹溪在治疗中认识到：“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身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柔刚，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令有老少，奉养有膏梁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体质迥乎相反，则利害之相反矣。”正是这种各不相同的机体反应状态才决定了治疗上必须区别对待。实践证明，同一种病由于机体反应性不同往往出现不同的证，以致治疗亦异，例流行性感冒，既可见风寒、风热之殊，又可有体实、体虚之别。前者宜采用辛温或辛凉解表之法，后者则或以祛邪为主，或扶正以达邪，治疗迥然有别。而性质不相同的一些疾病有时则反而可见相同的证，采用同一疗法可使二病都获痊愈，如高血压病与梅尼埃病，本乃不同性质之病，但往往都可见到肝肾阴虚、阳亢风动之证，运用滋补肝肾、平肝息风之法二者都能获得治疗效果。所以，我认为机体反应状态是决定人对致病因子刺激下产生何种反应形式，即“证”的重要因素，亦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基本物质基础。证随体异，病同证异，同病异治，证同病异，异病同治，于此之际，不可不察。
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我们不能否定药物是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体内的力量往往要比药物更起决定性的作用，王安道指出：“人之气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则汤药、针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匡调元亦指出：“人生之气偏盛偏衰则生疾病，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之盛衰，使归于和平则无疾矣。”正因为人体有自稳调节机能的存在，所以才能“亢而自制”，使之恢复平衡，而只有当“亢而不能自制”，机体自稳调节能力暂时低下时，才借以药物“为之助”。针对发病环节，调节其机能紊乱，从而帮助提高自稳调节能力。这在大量的临床实践及实验研究中可得以证实，如针刺的广泛调整作用，实验证明它能引起从宏观八大系统到微观的细胞分子的变化，通过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而达到治疗急慢性炎症。在临床上，针刺治疗急腹症、流感、菌痢、疟疾、百日咳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针刺治疗菌痢患者，症状消失快，大便培养转阴率高。针刺的这些治疗是通过调整阴阳矛盾实现的，即通过调整机体内部诸般矛盾，激发机体本身的抗病调控作用，以祛除病邪，使之恢复阴阳权衡协调。
中医治病素以调理著称，它不但重视祛除致病因子，而且认为调节机体阴阳使之处于相对平衡，乃是治病的根本方法。从目前研究发现，不少中草药及复方，对机体具有“适应原”样作用（又称双向调节作用）。这类药物一方面能增加机体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能使机体调节紊乱的功能趋于正常化。如人参对中枢既有兴奋作用又有抑制作用，对高血压病能使血压下降，但对低血压病又可使血压回升。其他如黄芪、刺五加、茯苓、桂枝汤、地黄汤等，都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成为机体功能的调节剂。然而中药的这种作用，正是通过人体内部自稳调节这个内因而实现的，因此，这类药物的作用是否能向着机体有利方面进行，主要取决于机体自稳调节在抗病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具体反应状态，而不是药物本身。日常中，不顾人之体质蛮补成灾者不是常常可见吗？况且机体的差异对药物的耐受性及反应性各不相同，但怎样才能认识药物适合人体自稳调节在疾病过程中的反应状态呢？中医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已经为我们带来了指南，在临床上只要不离辨证，药物就能向着对机体有利的方面进行。
此外，中医治病亦非常重视拮抗疗法，早在《内经》中已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则泻之，虚则补之”。但这些拮抗性疗法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应用。如“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者治病，十去其七；……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若不顾机体阴阳偏盛偏衰，一味大量长期应用，必然会走向反面，“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俱在，新病复起”。至此，只好“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即是抓住人体阴阳自稳调节这个枢纽，重新给予调理。所以，对药物治疗疾病来说，大剂量长期应用会伤害人体自稳调节，中等剂量的预先作用可使机体产生特异性抵抗力（即失效或耐药），小剂量适当应用才可使机体的调节机能提高。
总之，药物治疗疾病只是一种手段，只有紧紧抓住机体不同反应状态，充分发挥自稳调节的能力，才能真正治愈疾病。所以《从稳态调节探讨医学未来发展方向》指出：“探讨稳态调节机制的物质结构和作用方式将成为生命科学的核心，它的深入阐发给医学带来质的飞跃，使医疗思想发生革命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