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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清朝的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宣告了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的结束。自清代后期起，由于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经历了丧权辱国、民族危亡、经济停滞、战争不断的激烈的社会震荡。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大乱走向大治。在这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医药也在这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张，西方医药开始进入我国，从沿海到内地，建立了教会诊所与教会医院。在北京、武昌、福州、上海、苏州、南京和广东共建有10所妇孺医院或儿童医院，如英国基督教会于1885年创办的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从而为西洋儿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十分复杂，门户开放、西学东渐，各种新思想不断涌入。此时，中医学的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医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反而受到歧视，1929年2月，民国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余岩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案，认为中医不能预防疫戾，中医病原学说遏制科学化，中医理论（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皆为凭空捏造，要废除中医，提倡西医，使中医事业受到摧残。然而，由于中医界的抗争，社会各界人士及人民大众的支持，中医不但没有被扼杀反而有所发展，体现了中医固有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这期间，不少医家开始运用现代医学知识解释或揭示中医学的内涵，或从事沟通中西医之间的工作，出现了中西医汇通的局面，中医界也开始创办民间中医学校、中医医院、中医学术团体和中医出版机构，加强中医学术交流，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为20世纪后半叶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扶植中医，振兴中医。国家的中医政策是以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医药的一系列指示和论述为指导，核心内容是继承与发扬，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医工作，提高中医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中医中药防病治病的作用，1986年7月20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是国务院管理中医事业和中医人才培养等工作的机构，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制80人，下设必要的副司局级机构。形成了由中央、省、部队、市属系统，区县属系统，工业及其他系统互相协调、层次分明、覆盖面广的城乡医疗卫生网络，出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多种形式办医的新局面。目前中医政策包括以下基本要点：①团结中西医，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坚持“中西医并重”；②努力继承、发掘、整理、提高祖国医药学；③团结和依靠中医，发展和提高中医，更好地发挥中医的作用；④坚持中西医结合，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⑤保持特色，发挥优势，积极利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发展，逐步实现中医中药现代化；⑥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并为其发展提高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⑦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发展中药事业；⑧坚持中医中药结合，医药并重，促进中医中药同步发展与振兴。
中医不但发明了人痘术，而且在牛痘的宣传普及、传播推广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天花在20世纪上半叶仍然十分流行，民国政府对此较为重视。1915年，内务部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1919年成立中央防疫处，推广牛痘苗、白喉毒素、白喉抗毒素、脑膜炎血清、百日咳疫苗、猩红热血清、脑膜炎疫苗、白喉类毒素、猩红热毒素、猩红热链球菌液等小儿传染性疾病防疫注射。并且规定每年3月1日为全国种痘的日期。痘、疹之证，已大大地减少。朱凤樨在《时痘论》中即已明确指出：“近来天痘罕见，研究者少，在痘科专家，率守古法，而以保元四物汤等法，出入加减。”
1949年后，政府在全国各地均设有各级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及食品药品检验监督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50年，为早日彻底消灭天花，规定中国境内的居民，不分国籍，一律免费种痘。至1952年上半年，已经接种5.12亿人次，占当时全国人口的80%以上。1960年，我国彻底消灭天花。1965年，我国研究制造麻疹减毒活疫苗成功。自70年代开始，全国逐渐推行儿童基础免疫。1995年消灭小儿麻痹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麻疹死亡率降低95%，发病率降低90%。
检疫是主权国家通过卫生检疫手段，对海上、空中、陆路交通工具、货物、旅客以及各种物品，进行检疫查验、疫源检索、染病监测、卫生监督等行政管理和技术措施，以达到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国内的目的。中国的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的上海港，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隶属于民国政府卫生部的全国海港检疫处。1957年以后，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1999年，改制成立了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实行“一次检验、一次取采样、一次检验检疫、一次卫生除害处理、一次收费、一次发证放行”体制。目前，已借助于现代通讯手段和计算机网络技术，采用电讯检疫和随机检疫的方式。这些措施对于保障人民健康，尤其是儿童的生命安全，减少疾病的发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法接生是儿科领域的一场革命。虽然我国在宋代就已明了接生时的脐部感染是造成脐风（新生儿破伤风）的主要原因，也发明了不少预防办法，但真正彻底的预防是新法接生。1911年，上海设立女子中西医学室，并另设立女病院。至1936年，已举办多所全国的助产学校，使新法接生得到广泛推广，这对于降低婴儿的出生死亡率，提高儿童的身体素质，是有着十分重大意义的。新法接生不断改进创新，2000年农村新法接生率达到95%，进一步降低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及死亡率。
优生优育一直为中医儿科所重视，历代医家论述甚多。胎毒论在儿科优生优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近代，大多数医家仍主此说，并结合西医胎生学知识予以创新和阐释。
钱今阳认为“胚胎始结，毒即伏焉”，受胎后儿居母腹复又感受其毒，由此“古代创胎教之说，近世重优生之学”。体质关系于遗传，性情关系于胎教，“释以今说，实因胎之成也，始于精虫与卵珠之互相混合凝结，而基于双方之染色素”。顾鸣盛认为胎儿在受孕时，除继承父母双方的生理信息外，也已继承其病理信息，并非因出生时咽下羊水污血而为胎毒。他在所撰《中西合纂幼科大全》中指出：“盖父母于子，一体而分，精血之毒已蓄于阳施阴化之始，固不待诞生之顷，咽其血而后有胎毒也。”
秦伯未《幼科学讲义》结合西医知识撰著“遗传说”，谓父母有病怀孕时可波及于子女，使之生同样的疾病，是为遗传病。因而主张妇女怀孕时应遵胎教，不但可预防产难，并可使生子鲜胎毒殇夭之患云。
1949年后，政府把优生优育作为国家的重要国策，“提高全民族素质，从儿童抓起”。大力开展优生、优育、优教方面的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大力推行优生优育与计划生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医儿科学对小儿的生长发育和喂养保健，均有丰富的认识和经验积累。中医的禀赋胎孕、养胎护胎、胎教等方面的优生认识，也逐渐得到了科学的肯定：母乳喂养、母婴同室，是当今世界上广泛提倡并大力推行的，这在中医儿科学的历史上，早在唐代的《千金方》就已有十分明确详细的论述。免疫保健，也是中医学的认识，早于世界各国，在小儿预防保健方面，近20年来对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等方面的防治研究，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医中药在优生优育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医教育的发展，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11～1949年，由于政府的限制，中医学的发展只是表现为民间教育、学术团体的出现，学徒式教育占主要地位；另一阶段是1949年后，兴办中医学院，各省先后兴办起了中医院校、附属医院，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
1911～1949年，一些有志人士，包括著名中医学家、知名人士或中医药团体自发组织、筹备和创办了将近100多所中医院校，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上海神州医药专门学校、上海汉医学院、上海女子专门学校、新中医学院、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附属讲习所等。它们在传统中医教育的基础上，吸收近代教育方式和方法培养中医人才，其中就有儿科方面的教学。并创办了一批中医医院。与此同时中医民间学术团体也相继成立，如1905年由周雪樵主持创立“中国医学会”；1910年“中国医学会”副会长丁福保创办中西医学研究会，以介绍近代西方医学为主要目的，研究中西医药学，交换知识，振兴医学。这些医学会在整理、研究、发展中医学，为中西医汇通做了积极的贡献。
在中医儿科学研究方面，也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的艰难曲折，到20世纪后半叶逐渐发展壮大。主要包括儿科医籍著作的研究整理，中西医汇通的尝试与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应用，儿科理论与临床的研究开展。1918年顾鸣盛《中西合纂幼科大全》，引用中医书籍36种，西医书籍10种，采用中西疾病对应，对中西医儿科的汇通进行了初步尝试。恽铁樵所撰《保赤新书》初刊于1929年，对惊风原理上至钱乙、喻昌各家，下及沈金鳌《沈氏尊生》，结合西医脑神经生理病理学说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认为治惊方当用于已成惊风之后，不得用于将成惊风之时；虫药有弛缓神经的作用，其中蜈蚣最猛，全蝎最平，但均能令血液化燥，故治风兼宜养血；风定后当以益气和中、养心安神、息风涤痰、举陷清热等法善后；在风证诊疗上，对中西医学理论的结合进行了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国家主办全国多所中医进修学校，后来发展成立中医高等院校，都设有“中医儿科学”课程。1955年创立中医研究院（现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逐步开设中医儿科学硕士、博士教育。编写了多部《中医儿科学》教材。中医儿科专业队伍日益壮大，据统计，至1983年为止，全国儿科中医师达到了2485人，县及县以上中医医院儿科床位数达1680张，其队伍之壮大由此可知。1983年建立了全国性的中医儿科学术团体——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王伯岳被推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全国许多省市也设有中医儿科分会，并多次召开全国性、地区性儿科学术会议，这对于促进全国中医儿科界的团结和推动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80年代以来，在全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中医儿科学术论文逐年增加，现在已经增加至每年1000篇左右。整理出版了历代儿科文献，编写了大批中医儿科专著。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王伯岳、江育仁主编的《中医儿科学》（130余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研究整理编写的系统全面反映中医儿科学基础理论与临床的中医儿科学全书。继而1995年由江育仁、张奇文主编的《实用中医儿科学》（150余万字）出版，2005年再版，进行了充实，达160多万字。还有张奇文主编的《儿科医籍辑要》，江育仁、朱锦善主编的《现代中医儿科学》，张奇文、朱锦善主编《实用中医儿科学》等，均是对中医儿科学有影响的巨著，并对中医儿科学医疗教学、科研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也开始进行摸索，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制定与修订，有效地规范了中药质量及用药标准。后《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中药部分）》等中医药基础标准的相继发布，1995年起在全国实施的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对中医内、外、妇、儿、眼、耳鼻喉、肛肠、皮肤、骨伤等各个学科397种常见病的1289个病证的名称、证候分类、诊断依据与疗效评定做了初步的规范，为建立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体系打下了基础。
中西汇通思想始于清朝洋务派，他们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主张“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医学领域，从唐宗海、朱沛文，到张锡纯、恽铁樵，这些中西汇通派代表性人物，他们都认识到这两种医学的巨大差异，指出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西医之生理以解剖，《黄帝内经》之生理以气化”，并力图通过汇通来沟通融会。
民国时期，儿科中西汇通的代表人物当首推顾鸣盛，著有《中西合纂幼科大全》（1918）和沈伯超，著有《儿科更新》（1947）。顾氏所著《中西合纂幼科大全》一书，对中西医儿科的汇通进行了初步尝试。譬如疾病认识方面，作者将中医的疳积、疳泻分别与西医的慢性消化不良、慢性肠炎相对应；中医的肾疳、走马疳均列入西医的坏血病；中医的五软即西医的佝偻病。同时，对于麻疹、霍乱、天花等病，则吸收西洋之观点，主张隔离施治，以防传染。沈伯超主张以西医病名替代中医的笼统名称，这一点在其著作的目录中即得到体现，如《儿科更新》上册第三编名为消化及神经系病类。消化系疾病包括口疮、诸疳、吐泻、痢疾、肠寄生虫、消渴等病，神经系疾病则列惊厥、癫痫、睡眠异常以及脑膜病症、硬脑膜窦的血栓形成、脑神经所致的精神病类等。
1949年以后，政府建立了各类西医的正规医院，中医医院也仿照西医医院的模式进行建设，建立了中医儿科的门诊和病房，医学模式也逐渐走向“中西医结合”，即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医儿科的临床模式，特别是住院病房的医疗模式则基本上全部是“中西结合”模式。疾病病名诊断基本上以西医病名为主，或中西医病名对照，治疗则中西药混用，中药的应用主要是辨证治疗。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中出现“辨证分型”“分型治疗”等提法，中医儿科也不例外。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摸索总结西医疾病的中医诊疗规律。通过近50年的探索，也总结了诸多经验，比如在治疗小儿肺炎、小儿腹泻、小儿厌食症、小儿肾炎、肾病、新生儿疾病及小儿急性传染病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形成了许多儿科疾病的诊疗常规。在近30～40年来，中医儿科在保持并发扬中医特色的基础上，大量开展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中医中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克服小儿服药难，中药剂型改革的研究也取得很好的进展，适合小儿应用的冲剂、口服液、滴鼻剂、栓剂、膜剂、袋泡剂、贴剂、注射剂以及微型剂等越来越多的研制成果应用于临床。现代药物制剂学的微囊、微球、脂质体、微乳、微粉等技术不断应用于中药研发，新剂型也不断出现，如：贴膜、贴片、含片、气雾剂、喷雾剂、粉雾剂、凝胶剂、脂质体、微球、滴鼻剂、软膏剂、泡沫剂、海绵剂、栓剂、微型灌肠剂等数十种，还有皮肤给药的巴布剂等。一批静脉注射用药如生脉、丹参、清开灵、醒脑静、痰热清、热毒宁等，成为儿科急症的常用药品。外治疗法，自8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中药肛门直肠滴注、磁疗、穴位注射、经皮及黏膜给药、激光疗法等，在儿科治疗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从长远来看，从中医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简单的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模式，特别是“辨证分型”的模式不能充分发挥中医的特色，不能充分发挥中医的诊疗水平，简单而机械的分型思维有可能阻碍中医学术的发展，阻碍中医发挥真正的疗效水平，是摆在中医学术发展面前的大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突破。
在儿科领域中，历来就有寒凉与温阳二大学派的学术争鸣：引发小儿“体禀纯阳”和“稚阳稚阴”之争。持“纯阳”立论者，认为小儿“体禀纯阳”，罹病容易化热，宜用寒凉。“稚阴稚阳”立论者，则认为小儿赖阳以生，依阴而长，然而阴既不足，阳尚未盛，主张稚阳以温补主论。在儿科领域，寒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近代名医奚晓岚，而温阳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近代名医徐小圃。
1.寒凉学派
奚晓岚（1870—1947），上海人，原籍江苏武进，出身中医世家，他认为小儿属纯阳之体，适宜辛凉者多，辛温者少。对于《伤寒论》，他认为仲景于六气之中，重视寒之一气，其余五气，论述较简。《伤寒论》中间有述及风或温者，但此所谓风乃寒中之风，其所谓温乃寒中之温也。后世刘河间重视热病，认为“六气皆从火化”，创辛凉解表、降火益水诸法。至清叶天士著《温热论》阐发病机，以卫气营血辨证，清热保津为要。而吴鞠通又本叶氏之学，首创三焦论治，与叶氏卫气营血辨证，实有相辅相成之妙，持论平正，立法精细，对外邪侵袭途径，阐述尤为明确。大凡伤寒之邪，由毛窍而入，自表入里，始于足太阳膀胱经。膀胱属水，寒邪乃水中之气也，故始病于此。温病之邪，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窍通于肺，故始于手太阴肺经。是以寒温之邪必须分辨，不可混淆。且人体之阴阳偏胜，必须分辨，偏于火者病温病热，偏于水者凉病病寒。其为寒水之病，则温之热之；火热之病，则凉之寒之。各救其偏，以抵于平，但对儿科来说，温病学说所用理法方药更符合儿科之机体。
奚氏学宗“体禀纯阳”，并受仲阳、河间、丹溪、天士、鞠通诸家学说的影响，受仲阳变仲景八味肾气为六味地黄的启发，以及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深合小儿纯阳之体生理特点的提示，悟出治疗小儿疾患，只要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故其立法重在清热养阴，用药多偏寒凉滋润。如治时行疾患、发热、咳嗽、胸闷、痰憋等症多用连翘、栀子、石斛、杏仁、生薏苡仁、天花粉、川贝母、鲜芦根、枳壳、郁金、生石膏、川黄连等药。当年江南地区，麻疹甚为流行，对治宜透表的原则各家确是一致，但对辛凉透表和辛温透表各有不同用法。奚氏一生总是遵循《幼科证治准绳》所云“虽寒勿用桂枝，虽虚勿用参、术，虽呕吐勿用半夏、南星”等辛燥温补之品，而用连翘、淡竹叶、蝉蜕、牛蒡子、桔梗、川贝母、石斛、赤芍、牡丹皮、白茅根等辛凉透表之药。曾听说在江苏、常州、无锡一带，民间对麻疹常不就医，一般以白茅根去心煎服，由于白茅根性味甘寒无毒，能清肺胃之热，且味甜可口，易于下咽，成为奚氏在麻疹发疹期间必用的引药。对于急惊风证、奚氏认为是心火与肝胆为病。因惊则伤胆，恐则伤肾，凡可畏之事，猝然而至者谓之惊，以渐而至者谓之恐。所以，惊急而恐缓也，惊之所伤由心及于胆，由胆涉及于肝，遂致心君之火，兼肝胆中相火，风木相并致病。盖小儿形志未坚、胆气未充，每遇稍异之声即陡然而惊。故以“惊”为名，因内风煽动，遂加一“风”字，因病来迅速又加一“急”字，遂有急惊风之称。在治疗方面不外镇惊定怯、安神养心，佐以息风化痰之品如青礞石、天竺黄、胆南星、钩藤、陈皮、半夏、僵蚕、紫丹参、牡蛎等。热盛者加苦寒清热、稍佐芳香开窍之品，如黄连、黄芩、生石膏、栀子、石菖蒲、郁金等；如肠有宿垢、腹膨便秘、胸痞太息者，可加导滞通腑之药，如枳实、制大黄、瓜蒌、风化硝等。反对以表散之剂治惊风，因表散往往耗伤阴分。并常用自制辰金丸（牛黄6g、雄精20g、巴豆霜3g（去净油）、制胆南星60g、天竺黄30g、麝香3g、全蝎尾30个、川贝母30g），功能：开窍宁心、化痰退热（本方为三物白散去桔梗加至宝丹参合制成），主治风痰壅盛，发热烦躁等症。或用宝金丸（即辰金丸加羚角粉30g、犀角粉30g、玳瑁30g）主治高热风动，神痉肢掣，角弓反张，双目直视，痰声辘辘等症，以助汤药之功。
至于慢惊风证，奚氏认为伤阴亦能导致，不能专责中土已虚、风木内动所致。因吐泻频作多伤津液，日久胃阴消灼，脾阴受损，津液消亡，不能濡养肝木，筋脉必燥急。故常用西洋参、石斛、麦冬、白芍、山药、白扁豆、炙甘草、茯神等清热保津药治之，果多应手。20世纪30至40年代，奚氏儿科家喻户晓，被尊称为寒凉派的大师。
2.温阳学派
徐小圃（1887—1961），名放，上海人。小圃先生从小儿机体“肉脆，血少，气弱”的特点出发，也认为小儿“阳为稚阳，阴为稚阴”，属于“稚阳、稚阴”之体。他对《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以及张景岳《类经》所云“阳化气，阴成形”“热为阳，寒为阴……热能生物，寒无生意……水为阴，火为阳也……水之所以生，水之所以行……孰非阳气所主……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的论述有很深体会，所以，特别强调阳气对小儿的重要性。一旦护理失宜，寒暖失调，则外易为六淫所侵，内易为饮食所伤。外感病证在儿科最属常见，尤其一些时行疾病，多在幼时罹患。外感病的过程，也是正邪抗争的过程，治病原则在于帮助恢复正气，祛除邪气。小儿脏腑娇嫩，如肆用寒凉妄加消导，每易伤及正气，往往出现阳气不足，阳虚湿胜或阳气式微等阳气受损之证，正如万密斋所谓“邪气未除正气伤，可怜嫩草不耐霜”，而且邪凑之实，必乘正气之虚，若不顾正气之虚，唯逐邪气之实，其有不败者几希？竭力主张治疗小儿疾患，唯以维护正气为第一要务。正气者即阳气也，可使营卫和平而常行，则客邪不攻而自散，使正气自行祛除贼邪，则邪气退而正气安然，犹如浮云一过，天日昭明。徐小圃通过长期临床实践，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性，认为体为阴、阳为用，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主力，而在儿科尤为重要。
他在继承《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法则的基础上，熟谙北宋以来儿科学家钱乙、陈文中、陈复正、夏禹铸、吴鞠通等典籍，尤对吴鞠通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的论述更为重视，他还虚心吸收近代各家之长，如学习祝味菊先生擅用温阳药的经验，形成自己的一套治疗方法，并有鲜明的独创性。
徐小圃根据小儿“形气未充”和“易寒易热，易虚易实”的特点，认为小儿阳为稚阳，阴为稚阴。阳气者，人身之大宝也，无阳则阴无以生，故擅长使用温阳药而名著于世。当年江育仁随师侍诊时，冬春季节所见麻疹合并肺炎者最多，皆为后期危重患儿，除持续发热外，并兼有咳嗽、痰鸣、抬肩，此为麻疹阳毒，热从火化，炼液成痰，阻于气道，导致肺闭，关键在于“火之作祟”，故虽肺闭，必佐大黄，通达腑气，导火下行，常用宣肺定喘等法，已非所宜。如果脉来细软，扪得舌苔尚有潮润，四肢末端欠温者，则认为证情虽属实热，而正气已虚，最易出现厥脱。夫阴之所生，必赖阳气之旋运，故以祛邪扶正、少佐温阳之法为治，取其阳生阴长之意，主次分明，配伍灵活，对麻疹肺炎毒重、正气将溃的重症病例，颇能见功。数十年来他对温病后期的各种坏证治疗皆得益于此。
解表擅用辛温：大凡风寒郁于肌表，痰湿内阻肺络，出现身虽壮热，但无汗泄，鼻翼扇动，咳不畅利，苔白脉紧而浮者，病在初起，正气尚盛，多用麻黄、桂枝以开肺气，使邪从外撤，祛其邪实，亦即保其正气。麻黄辛苦温，入肺、膀胱经，功能发汗、平喘利水。临床应用以肺经见证为主，并认为麻黄发汗解表，实赖桂枝行血和营之力，故凡咳嗽属实者麻黄在所必用，虽无表证亦不例外。无汗者用生，微汗则用水炙，咳喘则均用蜜炙。桂枝辛甘温，入膀胱、心、肺经，功能发汗解肌，温通经脉，通阳化气。临床应用解肌透表每伍生姜，表虚有汗则伍芍药，表实无汗而咳喘者则伍麻黄，项强伍葛根，太少合病合柴胡，表实里热心火上炎、苔白舌红者佐黄连，胃火燔热者佐石膏，清肠热可合黄芩，里实腹痛可合大黄，阳虚则与附子同用以温阳，气虚者可与参芪同用以助气，伍甘草、红枣以扶心阳，配饴糖以建中气，与苍术同伍以泻水，与五味子同用以纳气，与龙骨、牡蛎同用以镇惊，与当归、桃仁同伍，则行血有卓效。此外他还独创以桂枝配银柴胡、青蒿以治湿温后期正虚邪恋、汗出舌润、身热缠绵者。
重视扶正祛邪：麻疹初透、透而即隐、壮热有汗、咳嗽不畅、涕泪俱无、面呈青灰、精神萎靡、泛恶作呕、肢凉不温、小便不黄、苔白不黄、脉数而濡，这是正气不支、邪陷肺闭之象，与毒热内陷者显属不同，常以温阳扶正与宣透并用，也常在透疹剂中加用附子以温阳，发中有补，确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及时温培脾肾：久泻婴儿，屡经治疗仍泄泻不止，粪色淡黄、夹有黏液乳瓣、小便清长、吮乳作恶、神情疲软、目凹眶陷、面色萎黄、四肢欠温、睡则露睛，舌净少苔、脉濡细、呼吸浅促，此为久泻伤脾，脾伤及肾，气阳不足之征毕露，当温培脾肾、助火生土，否则，必将导致土败木乘、虚风暗动、危及生命。必用肉桂、附子。肉桂：辛甘大热，入肝、肾、脾经，功能暖丹田、壮元阳、引火归原、散寒止痛，临床运用于下焦虚寒，脾肾阳虚泄泻。因能助膀胱气化，温通血脉，对膀胱气化不利的水肿、湿温以及血瘀络脉之肠痈等亦每取用之。附子：辛甘大热，功能去表里沉寒、逐水气、遏制浮阳虚热。临床与参、芪同伍，可追亡失之元阳；与当归、熟地黄同伍，可滋补不足之真阴；与发散药同伍，能逐在表之风寒；与温里药同伍，能祛在里之寒湿。凡见神疲面色苍白、肢凉脉软、舌润、小便清长、大便溏泄不化，有1～2症者便可放手应用，宁可曲突徙薪，勿要焦头烂额，因阳虚证端倪即露，变幻最速，若疑惧附子辛热，而举棋不定，待少阴证悉具而用，往往悔之莫及。
潜阳兼顾育阴：幼儿在夏秋之交，发热缠绵不愈，热来起伏、身有微汗、口渴喜饮、尿多色清，伴以烦躁不宁、彻夜不寐、咬啮手指、时有惊惕、面色有时潮红、两足清冷、舌光无苔、脉来细数，属于温病后期，气阴两虚坏证，多以扶正益气，佐以潜阳育阴治之。附子与龙骨、牡蛎、磁石同伍。龙骨（龙齿）、牡蛎、磁石均有平肝潜阳、重镇安神之功，一般以龙齿与磁石配伍较多，治疗虚阳上越或肝风内动诸证。有气阳下陷者，则合附子同用。但数药用法同中有异，龙骨收敛固涩较强，适用久泻多汗等症；牡蛎能够补阴敛汗，适用自汗盗汗；磁石有纳气作用，久嗽气喘多参用之。阴和阳虽为两个不同属性，但互有联系，互为制约，阴平则阳秘，偏胜则病，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君火之下，阴精承之”。阳不独立，必得阴而后成；阴不自专，必得阳而后行。此水火阴阳制约的生化规律。故潜其阳，必充其阴。在儿科领域中很多疾病由于邪热消烁真阴，产生水火、阴阳制化失常，导致肾水亏损，心火亢盛鸱张，出现阴虚阳越，必须育阴潜阳并举，以免孤阳不生，独阴不长。小圃先生遵景岳“有形之火不可纵，无形之火不可残”之旨，选用附子遏制浮阳，龙骨、牡蛎、磁石潜镇。化裁出入，泻其有余，补其不足，随机应变，深得要旨。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堪称近代儿科界中温阳学派的一代大家。
1.运脾学派
历代儿科医家均特别关注脾胃，自宋代钱乙，元代李东垣，明清万全、陈复正等，均对小儿脾胃的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小儿脾胃具有特殊的重大的作用，小儿脾胃又有独特的生理病理特点，至20世纪80年代在儿科领域里形成了运脾学说，推动了小儿脾胃的临床实践，运脾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王伯岳和江育仁等。
《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中医儿科基础理论研究进展及前景》指出：长期以来，在儿科临床上多据“小儿脾常不足”而以补为常，给治疗带来不良影响。当代不少著名儿科专家对此沿习持批评态度。王伯岳认为小儿脾胃应以调理为主，健脾贵在助运。江育仁更明确提出“健脾贵在运而不在补”的运脾疗法。这种观点之所以能很快得到广泛的重视和认同，是因为它符合临床实际，符合小儿脾胃的病理特点。朱锦善认为，“脾主困”揭示了这一特点，是对小儿脾胃的病理特点的高度概括。“脾主困”正与脾主运化的生理特点相对应，而脾主湿仅仅是脾主困的一个内容。由于脾困既有虚证，又有实证，而小儿以实证为多见。同时小儿易虚易实，故又常虚实夹杂。所以，不可将脾常不足只看作脾虚，且小儿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生机蓬勃，只要将影响脾胃失调（脾困）的因素消除了，脾胃功能便很快得以恢复。故应强调小儿脾胃以调理为主，运脾为贵。在如何调理脾胃，如何运脾上，王伯岳认为调治之法不是直补，而是消除病因，护扶脾胃、助其运化；江育仁认为运脾法中补中寓消、消中有补、补不碍滞、消不伤正，还特别强调苍术作为运脾的主药。詹起荪等对临床鼓舞、顾护脾胃之气也有自己的见解。所谓“鼓舞”者，因“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脾的功能是主“动”的，其运化功能应注意其“动”的一方，鼓舞脾胃之气，使之生化有济。如治疗小儿厌食，可用健脾醒胃助运之法，加流通气机，轻旋脾机。所谓“顾护”者，因小儿脾常不足，运化力弱，而生长发育所需的水谷精微相对较多，在这一矛盾中，主要方面在脾胃之机。若脾胃之气正常，就能胜任，否则无论外感内伤，均易致脾胃运化失职，故还应注意其“不足”的一方，时时不忘顾护脾胃。
王伯岳（1912—1987），四川中江人，出身中医儿科世家，他认为治小儿脾胃应以调理为主，不可壅补，调理之法贵在健运。由于小儿脾常不足的特点，其病理上既有实证，又有虚证，而且多虚实夹杂，小儿脾胃调理要特别注意祛邪（实）和扶正（虚）的关系，做到攻不伤正，补不碍泻，以理脾助运为目的。具体调治方法有祛邪护脾、利水和脾、消导运脾、健运补脾四大法则。
关于祛邪护脾：小儿脾常不足，易为外邪所侵，外邪侵袭又常影响脾胃功能，此时的治疗以祛邪为主，调脾为辅，而且在祛邪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护脾，即祛邪安正。比如藿香正气散就是在疏散外邪的同时兼以芳香化湿、行气助运，维护脾胃的正常功能，促进疾病康复。白虎汤中的粳米、甘草，葛根芩连汤中的甘草、葛根，均是护卫滋养胃气胃阴。再如钱乙常用的二圣丸（黄连、黄柏）、三黄丸（黄芩、黄连、大黄），均以米汤饮下，即护养胃气。王氏常用生稻芽、生麦芽来护养胃气。关于利水和脾：水气痰饮均为脾胃所生，又困阻脾胃，治之法化痰湿、利小便、运脾胃。二陈汤、五苓散这些方剂中除祛除痰湿水饮之邪的药物外，还往往佐以行气健脾助运的药物，所谓气行则水行，脾运痰除。关于消导运脾：饮食所伤，积滞内停，阻碍脾胃运化，脾胃运化失常又使积滞加重。先强调消导与运脾相结合，在使用消导时护扶脾胃。中病即止，然后调养脾胃健运收功，避免壅补碍脾，用枳术丸或曲麦枳术丸，健脾与消导并用。关于健运补脾：用于脾虚之证，而补脾之要在于健运而不在壅补，七味白术散、五味异功散除用参、术补脾益气外，更有行气之陈皮、木香、藿香之类，悦运脾胃。
江育仁（1916—2003），江苏常熟人。倡导小儿运脾疗法。他在1983年提出了“脾健不在补贵在运”的学术论点，其主要的涵义是指对脾胃疾病的调治首先应重视“运脾”。他从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中深刻领悟出阴之所生，必赖阳气之旋运的含义。所谓运，就是行、转、旋、动之义，这和脾的本能在于升、动、运、散以消化食物、敷布精微一样，行其气滞、转其枢机、旋其动作、动其嵇迟，以恢复和加强脾的固有功能。江氏谓运脾法属和法范畴，运脾的作用在于解除脾困，舒展脾气，恢复脾运，达到脾升胃降，脾健胃纳，生化正常之目的。江氏认为运脾药，首推苍术，苍术药味微苦，芳香悦胃，功能醒脾助运，开郁宽中，运化水湿，正合脾之习性。黄元御云：“白术守而不走，苍术走而不守，故白术善补，苍术善行。其消食纳谷，止呕止泄亦同白术，而泄水开郁，苍术独长。”张隐庵亦指出：“凡欲补脾，则用白术；凡欲运脾则用苍术；欲补运相兼，则相兼而用……”江氏以苍术为运脾主药，苍术辛味刚燥，久用有劫阴之弊。但江氏推崇叶天士之说：“脾为柔脏，唯刚药可宣阳泄浊。”因此他擅长用苍术与其他药物配伍，用于多种小儿脾胃疾病。只要未发现阴伤见证者，即可放胆用之。
朱锦善拜师王伯岳、江育仁二位大师，深得其传，对小儿脾胃颇有所得。他于1982年起在《中医杂志》等多家杂志发表的《万密斋小儿脾胃学术思想评介》《小儿脾胃特点及其治法探讨》《小儿脾胃特点及其临床应用》《钱乙的脾胃观及其在脾胃学说上的贡献》《试论七味白术散的制方及其意义》《小儿脾胃临床研究若干重要进展》《小儿脾胃与临床》等一系列专题论文，对小儿脾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探讨，重点阐述“小儿脾常不足”与“脾主困”的生理病理特点及其临床意义。朱氏认为钱乙提出的“脾主困”不应被后世的“脾主湿”所淹没，它形象地反映了小儿脾胃的病理特点。“小儿脾常不足”和“脾主困”是小儿运脾疗法的生理病理基础。朱氏认为小儿脾胃的治疗应以解除“脾困”，促进脾胃生生之气为要务，应因势利导，主张小儿脾胃调理以扶脾助运为主，包括两方面：①宜扶（护）脾，不宜伐脾：在攻邪时，不可损伤脾胃，而应当护卫和扶助脾胃之气，不然就会使脾胃既伤于病，再伤于药，加重病情。饮食积滞肠胃，治疗下积或消磨皆易伤伐胃气，宜暂用不宜久用，宜缓下不宜峻下，积滞去后，宜甘淡养胃。湿浊内停，有温燥、芳化、渗利之法，升降气机亦是治疗脾湿的重要方法，气行则湿亦行。但是，上述芳香之品每多辛窜，温燥之品易损阴液，淡利之品又伤阳气，注意不可过剂。若脾湿之邪已去十之七八，就当扶脾健运为主。若脾湿久困导致脾虚，或小儿素体脾虚兼见湿滞，证多虚实夹杂，更宜扶脾健运。胃热的治法，用清胃、通腑、平降在运用清下两法时，既要积极驱邪，又要不伤胃气。邪热衰退，则以扶胃为主，平降胃热法，以扶胃为本，降逆为标，标本结合。②贵运脾，不贵补脾：小儿脾胃生生之气旺盛，宜助运而不宜壅补。“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健脾贵在运化，不能把健脾单纯地理解去“补”。而且补脾之品，甘厚壅中，反易使小儿嫩弱的脾胃负担加重。钱乙创益黄散，不用一味补药，而名曰“补脾散”，其意亦在温运脾气。他的七味白术散和五味异功散，用之甚广，疗效卓著，也是疏通鼓舞，疏通脾胃气机，调整其升降功能，是小儿补脾疗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2.调肺学派
刘弼臣（1925—2008），江苏扬州人。宗“体禀少阳”说。“精于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是刘氏在前贤“五脏证治”体系深入探析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挥。
五脏分证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的风论、痹证、痿证、咳论等篇，在《难经》《金匮要略》《备急千金要方》中逐渐有所发展。到了宋代，儿科名医钱仲阳观察到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发病后所出现的证情极其复杂，因而依据《黄帝内经》五脏五行的理论，创立以“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体系。他以五脏为基础，证候为依据，辨别虚实寒热，作为证治准则，并以五行来阐述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立五脏补泻方药作为治疗的基本手段，执简驭繁，提纲挈领，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肺属金、主气，肺气郁滞则喘满闷乱；肺有热则口渴欲饮；肺热不甚，或有停饮则不欲饮水；肺气不足则气机不利，甚或出气多于入气。所选列主证超过前辈，既适用于外感六淫，又可用于内伤杂证，这正是钱氏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发展了前人的学术理论之处，所以《医学纲目》比是：“乃钱乙扩充《内经·脏气法时论》之要旨，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也。”刘氏则认为钱乙学术理论应进一步阐述与发展，提出“从肺论治”。因肺居胸中，与大肠相表里，外合皮毛，上连咽喉，司呼吸，主宣发肃降，输布津液，通调水道，凡外发疮疹，内结肠燥，上则喘咳，下则癃溺，均与肺有密切关系。正由于肺开窍于鼻，与喉相连通，故外邪袭肺，每从口鼻咽喉而入，出现呼吸道病变，多见鼻喉部的症状，如鼻塞流涕、喷嚏、喉痒、音哑和失音等，进而影响到肺，导致肺气不利，变生他证。因此，刘氏临证非常重视小儿苗窍的变化，作为“从肺论治”的依据，临床运用疏、通、宣、肃、温、清、补、敛八法治疗小儿感冒、咳嗽、哮喘、肺炎等肺系疾患，常获良效，补充和发展了钱乙五脏证治的内容和理论。
刘氏认为“从肺论治”并不是割裂脏腑间的联系，而是以肺为首，统辖其他脏腑。因为肺脾、肺肾之间有着母子相生的关系，肺肝、肺心之间有着相克相侮的关系，不但可以看到五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同时也反映了四时五气对人体的影响。尤其肺主气、属卫，具有宣发卫气、输精于皮毛的功能，同时卫气又具有温煦肌腠，充养肌肤，启闭汗孔，抵御外邪的作用。肺气旺，则肌肤固密，御外功能正常；反之则卫表不固，御外功能低下，常可因脏受邪而发病。如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当，又极易传变，出现传心、损脾、侵肝，伤肾等肺外病变。尤其一些慢性疾患的发生发展，病情反复加重和预后转归，均与肺系反复感染密切相关，往往易伤难调，形成卫虚——感染——再卫虚——再感染的恶性循环局面。刘氏常从调肺入手，协调五脏五行生克乘侮的关系，使肺气充旺，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
小儿病毒性心肌炎、小儿肾炎、肾病综合征、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小儿风湿热等这类肺外疾患，发病之始皆有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症状，如咽痒、喷嚏、流涕等。根据《黄帝内经》“清阳出上窍，浊阴走下窍”的理论，清窍靠肺气宣发之精气灌注而通利聪灵，浊阴赖肺清肃下降之性而传导排秽。若肺气闭郁、宣肃失职，非但清窍失聪，浊窍亦因之不利。尤其清窍不利，形成慢性病灶，又常成为其他疾病发生发展的诱因。病灶不除，隐患时时有之，疾病也就迟迟不得恢复，时轻时重，迄无已时。刘氏认为如能及时“从肺调治”，采用清肺利窍、益气护卫诸法调肺利窍，祛邪外出，可以切断病邪内传途径，避免滋生变证，同时还能起到强肺固卫、增强抵抗外邪的作用，不仅可治肺脏本身疾患，而且还能治疗肺外其他脏腑病证。基于此刘氏研制“调肺养心冲剂”治疗小儿病毒性心肌炎，自拟“鱼腥草汤”治疗小儿肾炎、肾病综合征，“定风制动冲剂”治疗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疗效显著。
小儿体质和生理病理特点，一直是儿科领域讨论研究的重大课题。由于前人的纯阳说、稚阴稚阳说、阳有余阴不足说、少阳说的争论不休，目前这一问题的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即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同时又生机蓬勃、发育迅速，这样把对立的概念融合起来，形成互为补充的理论基础。
近代，以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和江苏武进儿科名医奚晓岚二氏为代表的寒温两大学派，各自从其诊疗实践出发开展了学术上的争鸣，这种争鸣推动了“纯阳”与“稚阴稚阳”的不同认识。
宋国绪从内丹修炼理论对小儿纯阳之体进行探讨，认为纯阳之体是为了表述小儿时期先天元精、元气完整不泄露，并且主宰一切生命活动这一状态所形成的概念。就先天元神与元气相对而言，元神为阳，元精、元气为阴，所以小儿从先天来说有阳也有阴；就先天后天精气而言，先天精气为阳，称阳精，后天精气为阴，称阴精。小儿出生后一刻也不能离开后天水谷精气的滋养，也就一刻也不能没有阴的存在。可见纯阳并非无阴。儿童虽精气完全，但全而未壮。
由于纯阳一词的含义不一，与中医学中阴阳学说相悖，因而主张用“稚阳”代替“纯阳”，或用“春阳”代替“纯阳”。刘弼臣、安效先认为以“少阳之体”来说明小儿生理特点是根据小儿生长速度快，机体的生理功能和物质基础都处于稚弱状态，好似春天阳气方生，弱而未壮，但生气蓬勃的特点，类比为“少阳之体”。
中医儿科学术界对小儿为“纯阳”之体还是“稚阴稚阳”之体讨论甚多，但基本达成共识，认为“稚阴稚阳”指小儿机体柔弱、阴阳二气均较幼稚不足，“纯阳”是指小儿在生长发育与体质，机体功能和营养间的关系以及病理方面的转化关系。将小儿生理特点用“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生机蓬勃、发育迅速”概括，使小儿的生理特点之含义更为确切，也体现了小儿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一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矛盾，可引起小儿机体不断运动和发展，在运动和发展中生长发育起来。但若调护不当，外因可以通过内因致病。“发病容易、传变迅速；脏气清灵、易趋康复”这两者也是相互对立和统一的，既要看到传变迅速的一面，又要看到容易康复的一面，及时掌握有利时机，采取有效措施，尽量使病变向好的有利方面转化，使疾病早日康复。
有学者还对新生儿的生理病理状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稚阴稚阳十分突出，50例足月正常新生儿的免疫学检测：包括总补体、补体第三成分、血清溶菌酶、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吞噬指数、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A、IgM、血清蛋白电泳、免疫电泳、活性玫瑰花值、总玫瑰花值等，结果除血清溶菌酶和IgG外，其余各项指标均低于成人。有人检测各年龄段正常儿童的免疫球蛋白，发现IgG在新生儿出生一周后逐渐降低，2～8个月内为最低，以后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但IgA、IgM则在出生时即处于低位，以后逐渐增高。这均说明小儿稚阴稚阳的逐渐充长。
阴阳学说的研究，在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是较为活跃的领域，目前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比如对在细胞内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环核苷酸的研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研究表明：阴虚时cAMP明显升高，阳虚时cGMP明显升高、cAMP/cGMP明显降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也是阴阳学说研究的重要对象，激素的分泌已证实与阴阳相关。对小儿体质的阴阳稚壮的研究，除在免疫方面进一步深入外，还应引入中医基础理论的成果，多方面地深入下去。
小儿体质与生理病理特点密切相关。小儿体质除与阴阳相关之外，还与脏腑气血的偏胜偏弱相关。近30年来，现代中医学开始重视体质的研究。随着体质学说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国内学者根据中医理论的形、征、色、脉及心理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划分了不同的体质类型，为探讨小儿个体体质的差异性奠定了基础。朱锦善根据多年的观察，大致可分为五类，即正常质、痰湿质、气虚质、内热质、气阴两虚质，并分述了各类小儿体质表现、形成因素、治疗宜忌及平时保健。上述5种类型可单一出现或兼见，也可互相转化。朱永芳认为，我国历代医家对小儿体质因素的阐发失于零散、笼统，终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小儿体质学说包括小儿体质与病因、体质与发病、体质的分型及辨质论治和保育相关内容，并以四诊合参作为体质分型手段，按中医的寒热、虚实、气血、神色、形态等基本理论，小儿体质类型可分为正常体质，燥热羸瘦质、虚冷瘦弱质、腻滞肥胖质，晦涩浮胖质，倦怠萎软质6种体质类型。温振英等根据中医小儿脾常不足的生理特点，按中医四诊将2030例健康小儿体质分类：阴阳平和型708例（34.88%）、滞热型276例（13.59%）、脾胃气虚型518例（25.52%）、脾胃阴虚型284例（13.99%）、脾胃气阴两虚型244例（12.02%）。可见除阴阳平和型外，以虚证型为主，共1046例（51.53%）。体质类型的形成与先天遗传和地域差别有一定的关系。皇甫氏对732例小儿进行2年的观察研究，提出小儿5种体质类型，即正常质、脾胃虚弱质、肝肾不足质、肾气不足质、血虚质。儿童体质类型与疾病关系调查表明：体质类型与疾病的病因、病机呈正相关。孙艳淑认为小儿体质分类应根据小儿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形态结构、功能特征、心理状态、发病及病证规律等内容，划分若干阶段。如新生儿时期、婴幼儿及幼童期、学龄期等。在每个阶段再总结出其个体体质的差异规律，划分不同的体质类型，并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及预防保健。由于小儿生机旺盛、发育迅速、易寒易热、易虚易实，其体质更易受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改变，所以小儿的饮食调养应因质而食，辨质论食应提到当今育儿的首要地位。
古人用“变蒸”一词来表达小儿初生之后一段时期的生长发育现象，用词甚佳，含义深刻，耐人寻味。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小儿生长发育的节段性和连续性，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又能给科学研究以启迪。
奚瓒苗《小儿病自疗法》（1933）对变蒸提出了新的看法：“变蒸之期不可信，而气质变化之微必有因。比如四时代谢，四时必有寒热温凉、风雨晦冥之变纪，而小儿之气质变化，精神上岂无一种现象？其乍寒乍热，精神不畅或不乳、呕吐等证，皆是气质变化，表露于精神上之现象也。”
“变蒸”说在现代也不断进行讨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变蒸反映了小儿生长发育的现象和一定规律，有可取的一面。二是变蒸的日期不是那样固定呆板的，三十二日为一期缺乏科学性。三是变蒸现象的发热、汗多、烦躁、耳尻冷、不欲食等症状出现是不符合临床实际的，混淆了生理、病理的界限。也有认为，小儿变蒸实际上并不存在，变蒸说缺乏根据。
谭德福从现代医学和时间生物学的角度，认为小儿变蒸学具有一定时间和科学性。首先，婴儿的动作、语言、环境的适应及行为表现，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律，且呈明显的“月节律”变化，并存在着阶段性突变。这与古代变蒸学说认为小儿生长发育存在着以32日为周期的突变认识相吻合。汪受传借鉴盖泽尔（Gese11）的连续观察分析方法，以我国古代的变蒸学说与西方现代的枢纽龄学说相对照，变蒸与枢纽龄学说的提出，均来自于对婴幼儿行为变化的连续观察，两者提出的变化周期近似而不安全相等。变蒸学说与枢纽龄学说还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即婴儿生长发育速度最快，随着年龄增长（在3岁以后）则速度渐慢。这2种学说逐渐延长的周期规律是一致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小儿“变蒸”说是古代医家通过临床实践对小儿出生之后，生长发育现象的一种学术探讨，不可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摒弃。而应该组织科学研究，探讨其科学奥秘。从生长发育的角度来研究变蒸论，可以说它初步揭示了小儿生长发育的意义和进程，与现代医学的认识有许多相似相近之处。比如说，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小儿出生之后在生长发育（体格器官的增长、功能的完善与精神智慧的健全等）方面有许多阶段性，有些内容与“变蒸”说中的变生脏腑、长气血骨脉十分相近。至于如何界定其变蒸周期，是今后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
关于变蒸中出现的异常临床表现为发热、汗出、烦躁、不欲食等，也是今后研究的课题之一，不可轻率地予以否定。既然生长发育有阶段性（或称节段性），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或某些）临床反应。比如现在大家都公认的“生长痛”，就是生长发育在某一阶段的临床反应，由于症状突出，又查不出原因，而逐渐被公认。而发热、烦躁、汗出、不欲食等，也多作调查研究，深入检查，也同样可以得结论。或许，还会出现新的临床反应或症状表现，或某些微观指标。至于变蒸的治疗用药，古代医家掌握得很有分寸，轻者不需治疗，重者对症用药（辨证施治）。现代的“生长痛”也是这样处理的。在当前尚未能科学地鉴别变蒸之前，对于出现的诸种临床症状，应予严密观察、细致检查，以确定是否病理因素而及时治疗，以免贻误病情。
诊断方面：秦伯未主张不可拘泥成法，而是以意为之。何廉臣编纂的小儿诊断专著——《新纂儿科诊断学》，提出了小儿六诊法：望、闻、问、切、检、按。其云：“形色苗窍，望而知之；声音呼吸，闻而知之；病源证候，问而知之；囟额胸腹，按而知之；口腔温度，检而知之；脉搏状态，切而知之。”还创立儿科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胸腹，五问饮食，六问睡眠，七问饥渴，八问溲便，九问旧病，十问遗传。”从本质上说，虽然也是前人的总结，但是却从客观上又给儿科诊断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何廉臣对小儿遗传病的问诊较为重视，他在“问诊十法要诀”中列有“问遗传要诀”，略谓：“凡胎中病，皆属遗传，孕时不谨，胎气熏染；推原其因，学说繁杂，提要查问，寒热虚实。”强调当追问既往症于其父母或看护者，且须详询父母健康状况，有无结核等传染病，小儿血族病史，妊娠中母体情况，是否母乳喂养，生后情况等与遗传有关的资料。
近来对小儿病的诊断，有了新的发展。在对小儿指纹诊法通过剥离法、组织学观察及活体调查，证实此为汇入头静脉的食指掌侧静脉，并用解剖的方法发现，示指掌侧静脉汇入头静脉时有6种不同类型，见到有的示指掌侧静脉有侧支，有的有并行静脉，还有的有二个分叉的属支。这种情况表明，此静脉的分布有先天性的个体差异，而指纹的形状亦应与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指纹三关与病情有密切关系，其延长的机制与静脉压升高、末梢血管扩张、营养不良有关。健康小儿的纹形一般是短小单纯、少分支、少延伸、不见明显弯曲。疾病时，纹形则多有改变，但没有一个纹形十分集中于哪一种疾病。往往与循环、呼吸、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有关，多造成小静脉内有血液淤滞、静脉压增高、血流迟缓，以致络中之血郁而不伸，使之络脉横冲斜穿，弯环曲折而现诸般形状。研究结果表明，指纹的充盈度变化，可作为心力衰竭、机体缺氧、脱水、贫血的辅助诊断。指纹的位置变化受到体形、年龄、室温、病种等影响。并发现指纹的浮沉、红紫、粗细及显隐等，在患者和健康儿身上均存在，在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并非病态的唯一指征。因此如何评价起临床价值还有待深入研究。饶宏孝认为：山根部的脉纹与脾胃、肺表的病症关系密切。他对1000例小儿山根脉纹的调查发现，脉纹呈水平（“一”字形）者，多示脾胃有病，呈垂直状者（“1”字形）则示肺经有病，而呈斜纹者，似无病态之意义。山根脉纹的颜色，青色主惊风、虫症、感冒之急症，黄色多见于泄泻、积滞、呕吐、疳证等疾患，红色多见于肺经病之哮喘、喘咳等。
小儿舌诊是望诊的重要内容，温振英对小儿虚、实证的舌象做了临床和实验研究。其方法是根据舌象把同一病种、年龄相似的患儿分为虚实两组，测定其口腔舌面pH值、血清胃泌素、木糖吸收功能、血液补体C3和免疫球蛋白以及末梢血T淋巴细胞。结果血清胃泌素含量和木糖吸收率呈虚者低、实者高的规律，可供临床辨证用药参考，并认为舌诊可作小儿虚实辨证的重要参考。迟永利等报道证实蕈状乳头数目增多最明显，形态呈点刺状、为红、白色的突起。其次是湿热证，患儿舌蕈状乳头表面有颗粒状改变，显微镜下有的可见分叶状。阳虚型蕈状乳头数目较少，但形态瘪瘦、苍白。刘韵远对小儿舌面红点做了细致观察，认为根据红点的进退融合，辨其发展规律。一般外感病12小时内舌尖部即出现少许散在红点，约24小时红点由浅变深、由稀变密，并向舌体发展，约占全舌的1/6；约48小时可发展至全舌的1/3；约72小时可发展至全舌的1/2。先出现的红点逐渐融合，若72小时后红点进而全部融合，是病情仍在发展。二可辨表里寒热。风寒感冒初期，舌尖散在红点色淡而浅，中期红点加深但未融合，示邪仍在表，若红点融合，示邪已入里，并由寒化热；风热感冒初期邪在卫分。三可测病情预后。红点转稀转淡，扩大凹深，表明病势趋向恢复；若红而暗、红点融合，又为血淤热盛之象。观察出生48小时的新生儿舌象，发现非正常新生儿舌苔的出现与生长速度较正常儿迟缓。因此，建议把舌苔生长速度及范围列为观察新生儿早期生长发育的指标之一。
干祖望在诊治上感咽喉病证时，通过直视局部病灶，咽部黏膜红鲜型充血主热证；黏膜淡白或苍白主寒证、气虚及阳虚；黏膜上附有白色透明样分泌物及咽后壁淋巴滤泡团状增生者为脾虚；喉核肿大，充血鲜红主风热；红肿腐烂主肺胃热盛，肥大淡白如泡主痰湿；肥大色暗主血瘀。肛门望诊的经验，以颜色分：红色主热，宽而广者热邪重，小而局限者热邪轻；色淡者，新泻为感邪浅，久泻责之脾虚，淡白水清属脾肾阳虚。形态：肛周之环形放射状皱襞粗大如瓣，且色红者为湿热下注；细而长红，水渍不干者为脾虚兼夹湿热；苍白水滑多为命门火衰。察肛门润燥：肛门潮红糜为湿热下注；深红干黏为阴伤液涸；红而腻湿为湿热并重；湿而不红寒湿泄泻。肛门发红者为热，不红为寒；若暴泻肛门红赤属热，不红属寒湿，久泻肛门红者属虚热，不红属虚寒。肛门红而不肿为伤食泻，既红且肿为湿热泻，不红不肿为脾虚泻，肛门暗乌为脾肾两虚泻。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当代中医儿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有利于临床观察，有利于科学研究。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中，由于疾病客观指标的建立，又使中医辨证由宏观表现上的辨证向微观检查指标上的辨证发展。中医儿科素有辨证难之说，辨证的客观依据和微观指标将是对中医儿科学的传统辨证方法和内容的补充，无疑有助于疗效的提高。
微观辨证的客观检查指标，比如细菌感染与病毒感染，血、尿、粪便的化验指标，均为临床辨证的重要内容。在脾虚证、肾虚证、血瘀证等方面进展显著，建立了一些有意义的生化学、免疫学、微循环学等方面的客观指标。在舌诊、指纹诊、脉诊等方面的解剖学及相关生理病理客观指标的研究，也为传统的诊法注入了新的内容。辨病与辨证的结合，微观辨证的深入研究，要注意运用中医理论的指导，充分发挥中医的诊疗水平。
儿科治则的研究也较为活跃，近20年来，对运脾法、补肾培本法、活血化瘀法、攻下通腑法、清热解毒法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且在临床应用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运脾法的研究较为深入，应用广泛，为广大医务工作者认同和接受，详见上述。补肾培本法的研究表明在治疗先天发育不良、智力低下、哮喘、肾病，在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功能方面均具有良好的作用。实验研究表明，补肾药物能增强内分泌系统功能，调节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紊乱，平衡机体能量代谢，调节机体免疫，促进骨髓生血等。但在应用补肾药物时应注意预防和避免性早熟的发生。久病入络，久病致瘀，运用活血化瘀药物能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抑制血小板聚集，同时还具有抗菌消炎及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活血化瘀法在治疗一些难治性疾病中发挥良好作用。清热解毒、通腑攻下的治则，是驱除病因，改善体内环境的有效方法，对急性热病、急腹症均有很好的治疗作用。由于通腑达邪，根据中医理论，临床对肺、脾、肾的病症的应用，尤具特长。但在应用时要注意中病即止，不可通泄太过反伤正气。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治则与方药的现代研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的客观依据，同时也为异病同治、同病异治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医儿科临床研究的基础，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为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新生儿硬肿症，20世纪70年代，有人试用中药复方丹参静脉注射及活血化瘀中药外敷，死亡率明显下降。此后，对本病的中医药治疗报告明显增多，有主张结合抗生素及中药治疗者，还有用中药外敷、洗浴治疗者，也取得较好效果。
新生儿肝炎综合征是指新生儿黄疸兼见肝脾肿大、肝功能异常如转氨酶升高等，这种病证被认为是感染肝炎病毒、巨细胞包涵体病毒、风疹及疱疹病毒所致，中医中药治疗疗效较好，退黄时间、治愈率、肝功能的恢复均优于西药治疗。具体用药以清热利胆活血化瘀为主，时毓民自拟利胆全剂（茵陈、金钱草、郁金、赤芍、当归、生山楂、虎杖、生大黄）治疗新生儿肝炎综合征取得良效。另外，精致大黄片的疗效也很好。
对新生儿ABO型溶血病的中医治疗研究，20世纪70年代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采用清热解毒、利胆退黄的以茵陈、黄芩、大黄等药物为主的方剂，具有良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还对原因不明及因感染所致的高胆红素血症有良好作用，对由于红细胞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陷所致的高胆红素血症也有疗效。北京首都医院，从活血化瘀药可改善免疫性白细胞减少症受到启发，对曾有新生儿溶血症病史的产妇怀孕4个月后，持续服用活血化瘀的药物（益母草、当归尾、川芎、广木香）直至分娩，结果在16名产妇服药前后分娩情况对比，服药前新生儿发病率76.9%，新生儿存活率45%，服药后新生儿发病率仅26.3%，新生儿存活率则为100%，且无一后遗症，可能这类药物可抑制免疫性抗体。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等研制清热利湿的黄疸茵陈冲剂，给ABO或Rh因子不合的妊娠期孕妇服用，有明显预防或减轻新生儿溶血病的效果。
1954年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大流行，郭可明按中医“暑温”辨证，提出清热、解毒、养阴三治则，采用白虎汤（用大剂量生石膏）、清温败毒饮治疗，治愈率达90%以上。著有《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纪实》。当时，被作为“石家庄经验”在全国推广，不仅获得了卫生部的甲等奖，而且中国中医治疗乙脑患者92.7%的治愈率，让当时平均死亡率为50%的众多乙脑发病国家为之震惊。1956年（丙申）北京地区乙脑流行，采用白虎汤效果不佳，蒲辅周等针对当时北京地区雨季暑湿为患（正合丙申太阴湿土在泉），与当年石家庄地区暑季气候干燥不同，改以宣透疏利清解之法治疗，针对热、湿、痰、风辨证用药，提高了治愈率，疗效又达90%，减少了死亡率和后遗症的发生，受到了卫生部的嘉奖，并再次广泛推广中医的这一治疗经验。蒲辅周总结乙脑治疗经验时指出：中医治疗不能一方、一法、一药，根据临床归纳了八种方法：①辛凉透邪法：适用于温病初期，邪未深入之际，使其热邪外达而解。②逐秽通里法：若热结里实时，消灼胃阴，必使里热下行，以救胃液，并疏通六腑，不使热伤下焦之阴，里通而热自解。③清热解毒法：应视热邪之深浅，毒邪之轻重，体质之虚实，辨其在血、在营或气血两燔等随证施治。④开窍豁痰法：临床所见昏迷不醒或谵妄不安，有因浊痰闭塞者，有因痰厥气闭者，皆宜开窍豁痰。⑤镇肝息风法：抽风是乙脑的主症，有因壮热不解抽风者，有因邪闭心包而动风者，也有因消灼真阴致肝肾阴亏者，临证时皆宜细辨用药。⑥通阳利湿法：一般乙脑秋后发病热多湿少，秋前发病则湿多热少。暑必夹湿，治宜清暑利湿。治湿之法，宜用淡渗通其阳，通阳不在利湿而在利小便，即通阳利湿法也。⑦生津益胃法：一切热性病未有不伤阴津者，特别是热病的末期，津液亏损，故宜生津益胃。⑧清燥养阴法：一般热病初期和中期，宜散热以救阴，急下以存阴，若津液耗伤而致内燥，宜用清凉甘寒之品以清燥救阴。1958年（戊戌）广州地区又流行乙型脑炎，为暑热伏湿化燥伤阴之证（按运气，戊戌年为化火运，广州多雨而该年燥热），又在白虎汤基础上加生脉饮，即以人参白虎汤加味治疗，中医这种灵活的辨证论治又使疗效亦达90%，且并大大降低后遗症。
以“小儿暑温”的中医学理论指导流行性乙型脑炎辨证论治，并在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取得了成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即用西医学明确诊断疾病，应用中医儿科学理论分析其病因病理，采用灵活的辨证论治方法进行治疗，经过各地区的应用和推广，证明不仅提高了治愈率，而且减少了后遗症。在各地的治疗经验中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苏合香丸的应用，对高热、昏迷、抽搐的治疗发挥很好作用。另外，有研制醒透散（牛黄、冰片2份）醒神开窍，生地龙汁止搐定惊，大黄通下存阴，以及大剂量板蓝根、大青叶（各250克）浓煎服，均为“乙脑”的抢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不仅证明中医儿科能够治疗小儿急难重症，而且说明要提高中医临床诊疗水平，就必须切实提高辨证论治能力，充分运用中医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动态观等基本理论指导。
麻疹是小儿常见的急性出疹性传染病，危害性很大，历史上曾经与天花并列为儿科四大证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力推行麻疹疫苗接种后，麻疹发病率大大降低。80年代后，由于进行现代的免疫预防措施，麻疹发病率逐步降低，并基本得到控制。现在，麻疹虽已得到控制，但回顾历史，在本历史时期，中医对麻疹以及并发肺炎的认识和治疗，是值得总结的。
钱今阳对麻疹的病因做了分析。他对历代医家关于麻疹病因的论述进行归纳，不外三种：即胎毒蕴于肺脾，外感引发；肺胃蕴热外发；天行时毒。吴克潜认为麻疹与痘疹的区别在于“痧疹之伏毒较浅，痘疹之伏毒深藏骨髓而发动于肾”“痧喜清凉、痘喜温暖”。叶霖《痧症辑要》推崇孙东宿命门伏毒说，认为痘疹同是命门伏毒，感于阴则发痘，感于阳则发疹。虽然是伏毒，必待六气之火相激而动，应因时、因地、因人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恽铁樵《保赤新书》（1936）认为麻疹其逆证有三：一为气急鼻扇，是气管、支气管等呼吸系统的炎症，治疗当驱逐风寒。二为高热无汗，鼻旁口唇发青，手足冷，为表闭，正气不能胜邪，病毒内攻。三为热毒内陷，大便泄泻。当区分寒热予以不同治疗。
麻疹治疗，安徽太平沈望桥撰著的《经验麻科》从升降论治，云：“麻疹未出，升发为先……三日宜升，四日宜降，倘误降者，则不治也。”杨鹤龄认为麻疹初起应与外感伤风鉴别，麻疹常伴有“眼皮略肿，眼睑红赤润湿似有泪，可决其将出麻疹无疑”。治疗“以疏托为先”“不可骤用苦寒”。恽铁樵认为麻疹用药：“麻黄、葛根、柴胡、炮姜，以上四味是最重要紧的，主药不过麻黄，用时较少，麻黄必须无汗，然后可用，炮姜只有泄泻属寒的用的着。”
秦伯未认为麻疹“以闭而不出为最凶”，其因凡六：毒闭，肌闭，肠闭，寒闭，食闭，病闭。治疗分别为：解毒化毒、松肌透表、滋阴润肠、麻黄表散、宽中化食及兼治本病。疹后宜清润解毒，方如滋阴解毒汤（生地黄、牡丹皮、当归、白芍、黄芩、连翘、金银花、通草、地骨皮、花粉、杏仁、贝母、栀子）。
章巨膺在《痧子新论》中提出“痧子外治喷雾法”，其方法是将透发性中药（如香菜）蒸馏为水，配合芳香的西药制剂，用西法喷雾器，将药水喷向疾病之床帐内。孙谨臣认为麻疹顺证不必服药，单用一味洗剂即可。洗法一取温洗腠理，一取药物透邪，利疹外达。冬末春初，气温尚低，只需洗熨手足，头颈部位就将浴巾拧去药水温熨。常用西河柳、鲜芫荽、紫背浮萍、蝉蜕、葱、淡豆豉等煎汤800mL，去100mL分3次喂服，余则洗熨手足心及头颈。
1964年11月，在北京首次召开了全国麻疹肺炎经验交流座谈会，由王伯岳、江育仁起草，并经大会讨论拟订了“中医治疗麻疹合并肺炎临床分型诊治草案”，指导麻疹肺炎的中医诊疗，对麻疹肺炎的几个突出症状，如高热、昏迷、抽风等，提出了不同的抢救措施。该草案将麻疹合并肺炎分为三期（疹前期、疹间期、疹后期）和五大类十五证肺闭类（风热证、风寒证、痰喘证）、毒热证（肺胃蕴热证、气血两燔证、血热妄行证）、内陷类（昏迷证、抽风证）、虚脱类（真阴欲绝证、阳气欲脱证、阴阳欲脱证）、虚弱类（阴虚发热证、营卫不和证、脾虚泄泻证、气血两虚证），从主证、治则、选方各个方面加以规范。对麻疹肺炎合并症如喉炎、腹胀、中耳炎、口腔糜烂、牙疳，亦提出了诊治方案。
麻疹并发肺炎，江育仁通过长期防治麻疹的医疗实践，灵活运用透达、解毒、固脱三大法则，大大提高了麻疹肺炎的治愈率。常用麻杏石甘汤，以及五虎汤、三黄石膏汤、清瘟败毒饮等，随证施治。如肺炎发生麻疹尚未透发之前，用麻杏石甘汤加蝉蜕宣透；在麻疹透发期中，用麻杏石甘汤加紫草、红花、地丁活血化瘀。
董廷瑶治疗麻疹重在透达清解，他用于透法就有8种：风寒阻表用三拗汤（麻黄、杏仁、甘草），风温阻表用银翘散，湿热积滞用宣毒发表汤（升麻、葛根、枳壳、防风、荆芥、薄荷、木通、连翘、牛蒡子、竹叶、甘草、前胡、桔梗、杏仁），气血不和用解毒活血汤（连翘、葛根、柴胡、当归、生地黄、赤芍、桃仁、红花、甘草、枳实），血虚阳衰养血汤（生地黄、当归、红花、甘草、葛根），泄泻痧陷用升麻葛根汤（干葛、升麻、芍药、甘草），暑天出疹用六一散（滑石、甘草）和香藿饮（香薷、藿香、白扁豆、川朴），秋令出疹用清肺汤（玄参、知母、麦冬、桑叶、枇杷叶、桔梗、甘草、牛蒡子、白茅根、芦根、荷蒂、连翘）。董氏还常在透疹中加用活血之品，认为“麻自内达外，必自血分始”。如壮热不退、血热血瘀，或先天不足、血运不畅等，活血则使气行而疹发毒解，常用之药有桃仁、红花、赤芍、川芎、紫草等，行滞而不碍气。
20世纪50年代后，中医提出了许多预防麻疹的方法，其中有紫草根煎汤、胎盘粉、贯众粉，经科学方法验证，这些方法确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肺炎喘嗽为现代小儿常见病、多发病，1959年中央卫生部及中华医学会在联合召开的全国急性传染病的会议上，决议把小儿肺炎列为重点防治疾病，提出了中西医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95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提出了小儿肺炎喘嗽的诊断依据：①起病较急，有发热、咳嗽、气促、鼻扇、痰鸣等症状，或有轻度发绀。②病情严重者，喘促不安，烦躁不宁，面色灰白，发绀加重，或高热持续不退。③禀赋不足患儿，常病程迁延，新生儿患本病时，可出现不乳、口吐白沫、精神委靡等不典型症状。④肺部听诊：肺部有中、细湿罗音，常伴有干性罗音，或管状呼吸音。⑤血象：大多数白细胞总数增高，分类中性粒细胞增多。若因病毒感染引起者，白细胞计数可减少，稍增或正常。⑥X线透视或摄片检查：肺部显示纹理增多、紊乱，透亮度降低，或见小片状、斑点状模糊阴影，也可呈现不均匀大片阴影。
50年代到70年代，中医对小儿肺炎的治疗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大多数是辨证论治，根据不同证进行治疗，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以宣肺解表、清肺化痰、解毒护阴为治疗原则，以肺炎1号、清肺液、生脉饮三种方剂治疗，有效率达100%，治愈者占96.5%。上述肺炎1号即以麻杏甘石汤加减，其药物组成为：炙麻黄、甘草、知母、荆芥穗各6g，杏仁、黄芩、金银花、连翘、鱼腥草、板蓝根各10g，生石膏15g，水煎服。在全国各地治疗小儿肺炎的研究中，以麻杏甘石汤加味（麻黄、杏仁、生石膏、甘草、黄芩、鱼腥草、蒲公英、大杏叶等）为基础方加减被普遍采用，对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均有确切疗效。有报道应用新加味太极丸（蝉蜕、白僵蚕、羌活、麻黄、黄芩、胆南星、天竺黄、大黄、冰片、天花粉）水煎服，对喘憋性肺炎疗效优于麻杏石甘汤。有较多报道治疗小儿重症肺炎（喘憋、发绀、烦躁、高热等）采用麻杏甘石汤加强清热解毒（鱼腥草、蒲公英、黄芩、草河车、虎杖、金银花、连翘等）、活血化瘀（桃仁、丹参、川芎、赤芍、红花等）、泻痰通腑（葶苈子、桑白皮、苏子、大黄、芒硝、牵牛子等）均取得很好疗效。也有在应用上述方药的基础上，加用活血化瘀的复方丹参注射液、醒脑静或清开灵注射液等，对重症肺炎合并高热、心衰等疗效甚佳。
肺炎的中医治疗，对祛除痰热、解除肺闭的病机十分有利，数以万计的病例报道均说明中医治疗的确切疗效。在消除肺炎症状、促进肺部炎症的吸收、缩短病程等方面均显示较强优势。活血化瘀、益气通腑的应用，对减轻肺部瘀血、纠正心衰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亦称复感儿，在以往中西医籍中均缺乏记载，1987年10月全国小儿呼吸系统疾病讨论会上才制订了诊断标准。一般认为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内因脾肺不足，卫外不固，易感外邪。古方玉屏风散受到广泛应用，以益气固表。江育仁提出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发病机理是“不在邪多而在正虚”，认为营虚卫弱、营卫失和是复感儿的主要病理机制，治疗的关键在于提高患儿机体防御功能，以黄芪桂枝五物汤为主进行防治。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黄芪能够调节免疫功能，其含有活性较强的多糖类、黄酮类、皂苷以及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等成分，其中多糖类和皂苷类能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激活巨噬细胞，促进多种细胞因子的分泌和释放。因此，应用包括黄芪在内的多种补益中药研制成的制剂，如黄芪颗粒、黄芪口服液、黄芪注射液、玉屏风散、黄芪桂枝五物汤、自拟方肺宝（黄芪、冬虫夏草、鸡内金、白花蛇舌草）、强力防感液（海龙、黄芪、白芍、生地龙、生牡蛎、大枣等）、益肺健身合剂（黄芪、黄然子、太子参、茅根、当归、赤芍、防风、甘草）等，对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有较好的疗效，可提高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减轻细胞因子对机体的损害。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复感儿不但有虚证，也有实证，而这类患儿机体免疫机能也是低下的，因此，又有不少研究重视调理脾胃、消积清解、益气活血、养阴生津等治法。比如有人针对小儿脾虚积滞、表虚易感的特点，重点用山楂、鸡内金、陈皮等消积助运之品；时毓民以健脾益气活血化瘀方（黄芪、白术、北沙参、麦冬、淮山药、丹参、当归、防风、太子参、甘草等）加减治疗脾虚血滞者；还有报道用复康宁糖浆（人参、黄芪、灵芝、黄精、北沙参、五味子）治疗气阴不足者；朱锦善认为积滞内热也是复感儿的常见病因之一，治宜导滞泄热，可选用夏枯草、龙胆草、枳实、厚朴、茯苓、黄芩、神曲、山楂、大黄之类；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通过临床与实验研究证实此类实证患儿免疫功能均低下。患儿在反复感染的同时，往往伴有面色无华、形体消瘦、多汗、苔少或花剥，采用益气养阴，如用玉屏风散和青蒿鳖甲汤加味治疗也取得很好的效果。
许多地区采用穴位敷贴法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根据《黄帝内经·素问》中“春夏养阳”原则，在每年夏季三伏天采用药物穴位敷贴，鼓舞阳气，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防治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目的。如应用健肺膏（由黄芪、桃仁、延胡索、白芥子、甘遂等组成），三伏贴取肺俞（双）、膏肓（双）、定喘（双）、天突穴治疗小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治疗机制可能与清除氧自由基和改善微循环障碍等作用有关。
采用推拿按摩防治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取得很好疗效，一般多采用消食导滞、祛除积热、清肺利咽的手法辨证治疗。在易感儿发病之前进行推拿保健手法的治疗，如食积内热与脾肺气虚者，重用补脾经、运八卦、清胃经、掐揉四横纹、揉足三里、捏脊、摩腹等健脾和胃、消食导滞的方法，来调理脏腑气血功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此外，有采用佩戴防感散（雄黄、黄芩、冰片、桂皮等，制成6g/只的香袋）香袋的方法，防治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患儿，研究结果显示，防感散有较强的抑菌、抑毒作用。
厌食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病率较高的病症，已引起儿科界的重视，中医治疗具有明显优势。近10多年来的研究报道很多，健脾助运的运脾疗法治疗本症较为突出。实验表明，健脾助运方药能促进消化酶的分泌，促进微量元素的吸收，而达到调整脾胃功能，开胃纳食的效果。对此证之病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认为先天禀赋不足，脾胃虚弱，情志偏亢及饮食失节、喂养不当，均为发病之原因，尤以后两者最为常见。治疗方面，各家提出根据患儿不同症状表现施以不同治法，包括醒脾开胃、养阴开胃、健脾开胃、运脾开胃、清热生津、清解消导、平肝调气、和脾助运、养胃益阴、健脾益气等多种治法。所用方剂，有以古方化裁加减，如养胃增液汤、异功散、参苓白术散、启脾散、香砂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理中汤、曲麦枳术丸、平胃散等，自拟方如江育仁提出以苍术为主配合山楂、鸡内金、陈皮等消导理气的运脾疗法，邹治文研制强壮灵（黄芪、茯苓、橘红、黄精、青黛、鸡内金等），胡莉莉采用攻补兼施法（太子参、白术、茯苓、淮山药、胡黄连、槟榔、神曲、麦芽、山楂、连翘、藿香），毕可恩用养胃滋脾法（麦冬、玉竹、槟榔等）等均取得很好疗效。另外，外治法，局部理疗，如敷脐、推拿、耳压等，也取得很好的疗效。
郁文骏对泄泻的病因病机作出统计，指出：①乳食不节为发病的主要病因，认为乳食不节，过食生冷、肥甘厚腻、暴饮暴食或不洁食物都损伤脾胃，胃失受纳，脾失运化，升降失权，水谷不化，并走大肠而成泻。调查了446名泄泻的患儿中，由于混合喂养或人工喂养伤于乳食的占发患者数的80.48%，无明显伤食史的只占19.52%，可见合理喂养成为预防本病的主要手段。②外感暑湿与本病发病有密切关系。据作者通过发病季节的统计观察，208名患儿中发于1～3月份的只有1%，4～6月份的占11.58%，7～9月份的占79.42%，10～12月份的占8%，认为泄泻可发生于任何季节，但以夏秋季节为多发季节，其病因多与湿邪相关。③脾胃脆弱与发病的关系：调查了1132名患儿中，一岁以下的占52.03%，2岁以下的占25%，3岁以上的只占4.77%。认为年龄越小，脾胃越弱，越容易出现脾胃受伤现象，从而导致泻泄的发生。④营养发育与发病的关系：调查了446名患儿，营养发育不良的占53.21%，而发育良好的只占发患者数的1.94%。
王伯岳将泄泻分为寒湿泻、湿热泻、伤食泻、脾虚泻论治。用药遵循“补不碍滞，消不伤正”的原则，既不过于辛燥峻补，也不宜苦寒攻伐。寒湿泻，以理中汤合五苓散加减；湿热泻，用香朴散加减；热偏盛，热象明显者，用葛根芩连汤加减，暑偏重者，用二香散加减；伤食泻用保和丸加减；若久泻不愈、面黄肌瘦、神倦肢凉、面色淡白，多食则泻、或下利清谷、舌苔薄、脉沉弱，用钱乙白术散加减。注意辛开苦降，辛苦甘结合，酸甘相合。
江育仁对小儿泄泻治疗提出的四个注意要点：①泄泻初起不可轻用补涩，以防留邪。泻泄初起一般属实证，当以祛邪为主。固涩之品必须在邪去积消之后使用；②久泻不可过用分利，以防津伤气陷；③久泻伤阴忌投腻补，也不可过于温燥香窜。④虚证泻泄不可过用消导之品，以防伤正。
钟明远治疗小儿腹泻经验是：①葛根配伍防风治夹风泄泻，葛根配伍防风以疏风解表；②单味火炭母治疗夹湿泻泄，火炭母淡微酸，收渗兼施，清热不伤正，利湿不伤阴；③葛根配茶叶治疗夹热腹泻，茶叶配伍葛根相须为用，能“外疏内畅”；④人参一味治疗腹泻伤阳，腹泻伤阴，救护津液，排解内毒为首要，而泻久伤及脾胃之阳，独投人参，扶阳补气不伤阴。
肖正安治疗小儿腹泻常从肺论治。认为小儿形气未充，肺尤为娇嫩，易感邪气，外邪侵袭，肺气失宣，扰乱水谷精微敷布之常道，使脾之清气不能按常道“上归于肺”而下降肠道，发为泄泻。因此，以辛凉解表，祛风宣肺为法，使肺恢复宣发肃降之功，达到止泻目的。
近年来治疗方法多种多样：①有主张中药辨证论治的，如伤食泻治以消食导滞、脾虚用健脾益气；有湿热则清热利湿，均获得较好的疗效，有效率达90%以上。②有报道用民间验方治疗的，也获得良效。如用止泻灵治疗，可获95.33%的总有效率；用止泻退热微丸治疗小儿病毒性腹泻，曾获1988年中医科技进步奖。③近来有大量报道运用针灸、磁疗等方法治疗本病也有良好疗效，如：点刺四缝、长强、中脘和天枢；针刺足三里，强刺激30秒，再以三棱针快数浅刺四缝穴，以刺出少许淋巴液为度；在天枢穴埋针，每次埋一侧可埋三天，一般埋针两次；氦—氖激光照射神阙和足三里；小剂量黄连素、维生素B12穴位注射。④有用敷贴法的。外敷法以“覆脐止泻散”、白胡椒、代针丸外贴；用敷脐散（丁香100g，吴茱萸200g，炒白术50g，共研细末），取1～2g用生姜或葱白汁将药调成糊状稍加热，纳入患儿脐部，然后用伤湿止痛膏贴敷，24小时换药1次；用云南白药1g加入60%～70%酒精调成糊状敷于患儿脐窝治疗；有用藿朴止泻贴（藿香50g，艾叶50g，苍术40g，厚朴40g，丁香30g等）敷脐，每日1～2次，连续3天为1个疗程。⑤也有用推拿治疗小儿泄泻的，可改善神经调节功能和胃肠功能，促进肠管蠕动和吸收。推拿不仅能对脾胃起调整作用，从而促进人体消化、吸收和排泄的功能，而且对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起到调整和促进作用。选用小儿特定穴为主如推脾经，推大肠，揉脐及龟尾，推上七节骨，推三关，揉外劳，退六腑等，依据不同分型相互配伍，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有些著者在临床上只选用两三个特定穴进行治疗，具有取穴少、易掌握、疗效好等特点，打破了取穴多变、手法复杂的传统推拿模式。推拿治疗小儿腹泻除了采用以小儿特定穴为主的治疗方法外，还有人采用经穴按摩为主的方法，依据经络俞穴理论辨证施治。虚寒型按摩腹部上中下三脘为主，顺时针为序，点抖神阙、气海、关元，点揉足三里、三阴交，而后从右至左横抹腹部，再从上至下反复几次；属实热型推拿背部自大椎至尾椎三次，并落脾俞、胃俞、膈俞等穴，然后自尾椎至大椎反复捻皮三次，据病情对俞穴采用提拿法。以上疗法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由于明清时期对惊风认识的泛化，造成认证和治疗上的一些混乱，至近代才逐渐统一认识。惊风主要是指小儿全身或局部抽搐痉挛，常伴有神志不清的病证，它可发生在多种疾病的过程中。在20世纪上半叶，惊风仍是儿科的大证之一，当时的许多儿科著作均作为重点病证论述，如李虞山、陈景歧的《七十二种急慢惊风救治法》及恽铁樵的《惊风经验谈》等。20世纪下半叶，由于西医的大规模进入，西医疗法对高热的及时控制，小儿惊风发病率明显减少。
对惊风病因病机的认识，除承袭急惊属实热慢惊属虚寒之外，并认识到惊风有化燥伤阴及夹痰夹滞的病理。石芾南从小儿诸病不外燥湿而又终归于燥的理论出发，认为惊风多由燥热化风，筋失滋养，热灼阴亏。秦伯未认为慢惊或因急惊传变而成，其中常有夹痰夹热等证，故属半阴半阳。20世纪60年代起《中医儿科学》教材及以后出版的《实用中医儿科学》均认为急惊风病因与外感邪气、痰热积滞、暴受惊恐最为密切。外感时邪以风、暑及疫疠之邪为主，其病机为热极生风、邪陷心包。痰热积滞是惊风的另一病因，由于胃肠湿热郁蒸，痰浊蒙蔽心包，导致神昏抽搐。暴受惊恐是小儿惊风的特殊病因，小儿神气怯弱，暴受惊恐，则致神志不宁，惊惕不安。慢惊风的病因则与胎内受惊、久吐久泻、肝肾阴虚等最为密切，明确将肝肾阴虚列为慢惊风的重要证候。
对惊风的治疗，李虞山、陈景岐《七十二种急慢惊风救治法》（1930）提出：“治此之法，有要存焉，盖一曰风，二曰火，三曰痰，四曰阴虚，五曰阳虚；但能察此缓急，则尽之矣。”恽铁樵创安脑丸治疗惊风，他说：“安脑丸，为鄙人创获之方，治普通流行性脑脊髓炎及寻常惊风，可以十愈其九，唯恶性者仅得半之数。”并认为此药治疗流脑无白痴、耳聋等后遗症，尤为特殊优点。安脑丸的组方：金钱白花蛇6条，全蝎9g，白附子4.5g，生川乌6g，天麻9g，明雄黄60g，薄荷9g，梅花冰片9g，独活15g，麻黄60g，犀黄4.5g，麝香3g，上药陈酒熬膏制丸如绿豆大。一般发热有惊风先兆者，退热为主，合葛根、黄芩、黄连、龙胆草；惊风已见，合蝎尾、天麻、防风、知母、独活、当归身、薄荷、生地黄、龙胆草；角弓反张，合犀角、蝎尾、龙胆草、生地黄、薄荷、防风、川连、独活等，煎汤化服，每有良好效果。
现代医家对惊风的治疗，在辨证论治基础上十分重视通腑泻热、清心开窍和息风止痉的应用。对于感染性疾病导致高热神昏，用大黄、枳实、生石膏、连翘、紫花地丁、牡丹皮等药煎取汁，溶入安宫牛黄丸1～2粒，保留灌肠，以通腑泻热、开窍醒神。清心开窍常用：犀角（水牛角代）、连翘、远志、鲜石菖蒲、麦冬、川贝母、牛黄丸、至宝丸之类。息风止痉常用全蝎、地龙、蜈蚣、僵蚕、蝉蜕、钩藤之类。现代药理表明，地龙、蝉蜕有解热作用，全蝎有镇静、抗惊厥作用，僵蚕所含蛋白质有刺激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抗惊厥作用。
疳证即现代小儿佝偻病、营养不良、消化不良等疾病，指小儿脾胃受损，运化失健，造成脏腑不调，气液干涸，形体虚弱羸瘦的慢性病证。
疳证也经历了明清时期认识上的泛化和概念上的混乱状态，近代和当代医家已明确本病证的认识以钱乙的“疳者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为基础。石芾南发挥前人“疳者干也”的机理：“夫干生于湿，病之所由起也；而湿已成干，病之所至极也。”他认为在湿未成疳时，用资生丸、枳术丸等疏通中焦，健运脾阳。若湿已经成疳，则不独苦寒杀虫、重伤脾胃不宜误用，即资生丸等也嫌刚燥耗液，而以辛润、甘润、凉润、温润，各随其宜而施。
现代医家江育仁倡立疳证“疳气”“疳积”“干疳”的证治分类，编入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儿科学》（5版教材）、《中医儿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他根据疳证不同阶段的病症特点，表现为脾气亏虚、气血不足，其中以中晚期症情较为复杂，变化较多，出现兼症。初期病情较轻，主要表现为脾失健运的功能失调为病理特征，命名为“疳气”，治疗以健运脾胃为主，用资生健脾丸。中期病情较重以虚实夹杂为病理特征，命名为“疳积”，治宜消补兼施，以疳积散消积理脾。晚期病情严重气阴虚衰为病理特征，命名为“干疳”，治疗以扶补调养为主，用钱乙调中丸加减。
疳证的治疗，当代医家十分重视消积理脾和开胃醒脾的治法。董廷瑶认为三棱、莪术二药，行气消积，破血止痛，对疳积症见口秽苔腻、腹满胀痛、大便臭秽者，以此二药配伍胡黄连、五谷虫、广木香、青皮、陈皮、谷芽、麦芽等，每获良效。钱育寿认为治疗疳证，健脾必先开胃，胃气健旺，才能纳食，临证常配以砂仁、蔻仁、扁豆、谷麦芽等芳香悦胃，开胃助纳。蒲辅周认为小儿疳积不外脾胃受伤，积热内伤，是一个虚实互见的疾病。积为疳之母，治疳必先去积，但遇极虚而速攻之，积未去而正气难支。若脾胃损伤不甚而积滞重者，当以祛邪消积为法，善用《医宗金鉴》之消疳理脾汤；偏虚则以肥儿丸加减。
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在20世纪30年代，即发现并首先报道了小儿夏季热这一特殊病症，名暑热症，因其见于盛夏暑季，故又称“夏季热”。小儿夏季热因小儿稚阴稚阳，脏腑娇嫩，调节机能未臻完善，或病后体虚，入夏以后，不耐炎热酷暑的熏蒸，感受暑热之邪，耗伤津液而患本病。其特点有长期发热、热势朝甚暮衰，汗闭或少汗，神倦或烦躁不宁，两足不温，口渴多饮，小便清长，形体瘦弱等。病程缠绵日久，往往迁延至秋凉后方能痊愈。徐小圃认为，该病病机乃元阳虚于下，邪热淫于上，形成上盛下虚之症，并创立温下清上汤：附子9g（先煎），黄连2g，香薷9g，葛根9g，天花粉9g，活磁石30g（先煎），生龙齿30g（先煎），菟丝子9g，覆盆子9g，补骨脂9g，蛤粉12g（包），白莲须9g，桑螵蛸9g，缩泉丸9g（包煎）。无汗或少汗加香薷，夹湿加藿香、佩兰或羌活，热甚加石膏，热久不退加银柴胡、青蒿、白薇，烦躁加莲子心、玄参心、带心连翘，泄泻加葛根、诃子、肉果、乌梅炭，真阴不足、舌光不寐加阿胶、鸡子黄、石斛、西洋参等。此外，可用蚕茧、红枣煎汤代茶饮。
夏季热自20世纪30年代报道后，对本病的研究很多，运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治疗疗效较好。目前，对本病的辨证大多医家倾向为暑伤肺胃、气阴两虚、脾胃气虚和上盛下虚，分别采用清暑益气汤、生脉散、七味白术散、温下清上汤加减。
紫癜性肾炎是继发于过敏性紫癜的肾损害，在小儿肾脏疾病中占很大比重，学龄儿童多见，紫癜、血尿、蛋白尿常反复出现，病程缠绵。中医认为本病的发病和病变过程，与热邪迫血妄行密切相关。病因为风、湿、热、毒、瘀。由毒热蕴结，迫血妄行，血热内瘀，耗伤气血，损及脾肾，虚实夹杂。治疗以疏风清热、解毒化瘀、益气养阴为要。
有报道将把本病分六证论治：一是里热内伏、外邪袭表证，用银翘散合连翘汤加减；二是热毒鸱张、损伤血络证，用犀角地黄汤合小蓟饮子加减；三是热灼津血、瘀阻水停证，用四物大黄汤合犀角地黄汤加减；四是气阴耗伤、余邪留恋证，用知柏地黄丸合茜根丸加减；五是肾虚脾弱、统摄无权证，用补肾活血汤合参苓白术散加减；六是升降失调、邪滞经络证，用越鞠保和丸加减。聂莉芳将本病分为急性发作期与慢性迁延期论治，急性期多实热证，治以祛邪为先，常用方如化斑汤、犀角地黄汤等；中期以阴虚燥热证为主，宜滋阴降火、凉血化瘀，方用紫癜肾2号方（女贞子、旱莲草、牡丹皮、生地黄、金银花、小蓟、炒栀子、五味子）；迁延期以气阴两虚为主，治以扶助正气为本，用紫癜肾1号方（太子参、生黄芪、白芍、旱莲草、当归、丹参、小蓟等）。
另外，还有运用当归饮子（赤芍、白芍、生地黄、黄芪、旱莲草、荆芥炭）加减，化瘀止血汤（桃仁、红花、生地黄、川芎、益母草、茜草炭），抗敏止血汤（黄芪、蝉蜕、防风、紫草、墨旱莲、甘草等），升降散（炒僵蚕、蝉蜕、姜黄、大黄、生地黄、紫草、茜草、大小蓟，腹痛加白芍、延胡索，关节痛加木瓜、牛膝，便血加槐花、地榆）合参麦注射液，滋阴化瘀汤（熟地黄、山茱萸、怀山药、泽泻、茯苓、丹参、墨旱莲）为方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均有较好疗效。
小儿肾病综合征是一难治性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提高疗效，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在应用激素药的早期，水肿明显、尿少、大量持续蛋白尿等症状采用健脾温阳利水法，方选黄芪防己汤、五苓散、五皮饮、真武汤等加减；激素药应用的中期，水肿消退，出现手足心热、烦躁等症状，采用健脾益气、滋阴清热法，方选六味地黄汤、异功散加减；激素药应用的后期（包括激素的减量及维持量阶段），尿蛋白转阴，激素药开始减量，此时渐渐出现肾阳虚症状，采用健脾益气、补肾助阳法，在中期用药的基础上加入淫羊藿、仙茅、熟地黄、金樱子等；恢复期（巩固疗效期）此时激素药用量减至很小剂量或已停服，治疗重点为巩固疗效，防止复发，调补脾肾阴阳，可选用补肾地黄汤、四君子汤、玉屏风散等。大量的治疗研究表明，上述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减少蛋白尿、消浮肿，增强免疫机能、减少感染、抗高凝、激发肾上腺皮质功能，并可助顺利撤减激素，减少激素副作用，为肾病综合征的治愈起到很好的作用。
由于肾病综合征存在高凝状态、高黏滞血症、纤维蛋白在肾小球内沉积、毛细血管内血小板聚集、肾静脉血栓形成等病理改变，肾病时的高凝状态符合中医“瘀血”证表现。中医认为水血同源，水血交互为患而致血瘀络阻，因此活血化瘀法在治疗小儿肾病中，特别是肾炎型肾病，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成为常用的疗法，确有良效。
在单味中药的研究中，雷公藤治疗肾病的研究取得突破，研究表明：雷公藤及其活性成分，能明显改善微小病变型肾小球组织结构的损伤，促进肾小球组织病理改变的修复，对肾小球滤过膜的保护作用。在临床上治疗微小病变型肾病取得良好疗效，但对局灶硬化性肾病疗效欠佳，副作用有少数白细胞下降，皮疹、食欲减少，及对精原细胞有丝分裂有抑制作用可影响生育等。雷公藤多甙副作用较雷公藤少。
儿童多动综合征，即儿童脑功能轻微失调，也称注意力涣散症，是儿童期一种在行为、情感、意识等方面发生异常的综合征。也是20世纪下半叶才被认识的儿童多发性疾病。其发病率约占全体小学生的1%～10%，男性多于女性。其主要表现为智力正常或基本正常，情绪不稳或冲动任性冒失，甚至逃学、说谎、偷窃，使家长和老师感到困扰和教育困难，学习成绩普遍不好。儿童多动综合征病儿多数自婴儿时期即显症状，如兴奋睡眠差，不易养成定时大小便习惯等，而学龄期最为显著，多数病儿年龄增长后症状逐渐减轻乃至自然消失。至今儿童多动综合征的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国内研究多认为生物学因素是导致此综合征的主要因素和基础，而环境因素具有促发或加重此综合征的作用。也有认为此症是许多神经发育和行为功能异常的一种共同表现，可能与遗传因素或轻微脑损伤有关，病理机制在于脑内神经元儿茶酚胺神经递质不足，使大脑信息不能顺利下传，对自身行为不能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产生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过多，情绪不稳等多动症的各种临床表现。社会、心理因素是促发或加重本病的重要因素。亦尚无客观可靠的辅助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诊断。既往在中医学的医籍中也无此病的论述，根据此病表现中医学认为本病主要和心、肾、肝、脾四脏关系密切，其主要病机是脏腑阴阳失调所致，尤其是心、肾两经与人的精神意识及行动支配最为密切，一旦心神失养或心肾阴虚、痰火内盛，均可导致神明受扰而出现多动症的症状。近30年来，中医中药治疗本病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根据患儿的临床表现，儿童多动综合征大致包括心肾不交、心火亢盛、肾阴不足、水不涵木，心肾两虚、脾失健运、心脾不足、气血两亏，肝火上炎、心神被扰、痰热蕴结等多种证候，并可互相兼夹出现。综合性治疗中除了精神科辅导、心理辅导及特殊训练之外，中医中药、针灸治疗，收到了较好的治疗效果。多家医疗单位用静灵口服液（熟地黄、淮山药、茯苓、泽泻、牡丹皮、女贞子、五味子、龙骨、远志等）治疗儿童多动综合征的临床试验观察，总有效率91.18%。有用王玉润的经验方制成益智糖浆（煅龙骨、煅牡蛎、钩藤、珍珠、黄芪、炙甘草、大枣、浮小麦、夜交藤、当归、白芍、五味子、黄柏等）治疗总有效率84.18%。刘弼臣将此病分四证论治：肝亢风动，治以泻肝清火、熄风镇静，药以龙胆草、山栀、制大黄、防风、羌活、当归、川芎、钩藤、菊花、白芍、全蝎、蜈蚣；痰火扰神，治以清火涤痰、平肝安神，凡用礞石滚痰丸加减，药用青礞石、黄芩、制大黄、沉香末、菖蒲、郁金、陈皮、半夏、钩藤、天竺黄、全蝎、鲜竹沥水；脾虚肝亢，治以缓肝理脾、强土制木，药用太子参、茯苓、白术、白芍、制甘草、钩藤、陈皮、半夏、焦三仙、鸡内金、稻芽、全蝎、生姜、大枣；阴虚风动，治以潜阳息风、养血柔肝，方用三甲复脉汤加减，药用炙鳖甲、龟板、生牡蛎、白芍、炙甘草、桂枝、鸡子黄、全蝎、茯神、钩藤、阿胶、石菖蒲、丹参。朱锦善等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即对儿童多动症进行了研究，通过临床观察认为属心肝有余、脾肾不足者占大多数，研制“益脑宁”丸（龙胆草、茯苓、远志、石菖蒲、珍珠母、神曲、甘草等）治疗，疗效良好。总括各地的治疗研究，最常选用的药物是：远志、石菖蒲、熟地黄、龙骨、牡蛎、白芍、山萸肉、龟板、茯苓、益智仁、五味子、甘草等。
采用针灸疗法治疗多动症也有较好疗效。如选取四神聪穴为主穴，根据不同症状选不同配穴，用1.5～2寸针灸针，采用提捏进针法，将针快速刺入前沿帽状腱膜下，向左透左聪、左聪透后聪、后聪透右聪、右聪透前聪，接上G680521针灸治疗仪，用连续波留针30分钟，15次为1个疗程，隔日1次。或用耳、体穴导电加耳穴压丸，此法是由耳穴与体穴相配合通过刺激来进行治疗，体穴选百会、风府、内关、神门、合谷、阳陵泉、足三里、三阴交、涌泉、太冲等，耳穴选肾、心、肝、胆、皮质下、额、脑点、枕、神门等，耳体穴导电仪治疗每日1次，再用磁丸贴压耳穴，每次6～10穴，每日按压3次，每次100下，3～4天换一耳贴压，连续治疗3～6月；用益智仁耳压穴位治疗多动症，主穴：肾、脑点、心、神门、脑干，配穴：肝、脾、皮质下、交感，每次辨证选取1～3穴。
饮食方面宜多吃健脾补肾的平性食物，减少糖食及不吃过甜、过咸、过酸及辛辣食物，禁食含酒精的饮料及油煎油炸食物。食物应富于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脂肪适量。可按辨证配合食疗如酸枣莲子粥、核桃芝麻糊、桑椹菊花茶、钩藤燕麦粥等。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是近几年才发生的烈性传染病。中医认为非典属于中医“瘟病”范畴，中医治疗既注重祛邪，更注重调护患者的正气，并使邪有出路。中医在抗击非典战斗中，取得显著疗效。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愈97例患者，患者平均退烧时间为2.97天，平均住院时间为8.6天，医务人员无1人感染，患者无1例因病情恶化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而死亡；还有37例外转重症患者经会诊治疗，也无1例死亡。在整个非典治疗期间，该院创造了零感染、零转院、零死亡的奇迹。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马奎尔博士2003年4月7日在广东省实地考察时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詹姆斯博士在广东省中医院考察时，同样对中医治疗非典的疗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种经验能上升至常规治疗，对世界其他地方防治非典将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的非典隔离病房，遵循中医的传统理论进行治疗，也取得良好疗效。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胸科医院医疗队，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中医药治疗42例，同样取得很好疗效，其中有37例很快康复出院，5例因病房改造移交其他病区继续治疗，由于中药治疗患者退热快，症状消失快，而受到胸科医院督导指挥小组的重视，专门成立了以广安门医院医疗队为牵头单位的中医药SARS防治协作组，负责赴胸科医院各医疗队的中医指导及会诊工作。
北京地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部等19个中医药治疗SARS临床研究课题取得成效，在缩短发热时间、改善中毒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降低重症患者死亡率、减少激素用量等方面，中医药都具有一定效果。参加研究课题的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主任仝小林说，在西医治疗后的患者，改用纯中药治疗的占56%，经观察在降温、减少激素副作用、缩短病程等方面，已显示出较好作用。
现代医家刘弼臣认为，“欲伏其所主，必先其所因”是古今中外有效解决突发事件及难以预料的灾情、疫情变化，必先探本溯源的共识。遏制这次非典突如其来的袭击，也不能例外。中医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寻求致病之因，所谓“外感不外六淫，民病当分四气”。一般认为，冬季感受寒邪而立即发病的叫作“伤寒”。如果冬季感受寒邪，藏于肌肤之内，伏于营卫之间，等到来年春季又感风邪而发病，叫作“新感引动伏邪”。由于蓄之久而发之暴，症状每多层出不穷，朝夕有燎原的变幻。如果冬季感邪潜藏，迨至夏季又感暑热之邪而发病，叫作“热病”。这是根据四时气候的时令不同，受邪和发病也就相应地自然有所不同。特别是古代医家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更认识到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非风、非寒、非热、非湿的非常之气，一旦从人口鼻侵入，相互传染就像疾风助火那样迅速，甚至沿门逐户相传，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地一乡，再次则偏著一家。这种天地间的独特之气，叫作“厉气”“疫气”或称“疫厉之气”“疫毒之气”，得病后就叫“天行时疫病”“疫病”“时行疫厉”等。根据这次“非典”疫情暴发的流行特点，与中医“时行疫病”何其相似！再从四时气候看，由于2002年先寒后暖，2003年春天气候又几番急升骤降，时寒时热，时燥时湿，以致天地间产生一种“戾气”（疫气），也就是所谓“非常之气”，人在气交之中生活，邪气潜伏，最易正气损伤，降低防御抗病能力，为疫情广泛流行提供了条件。
至于“疫病”的治疗，综合各家的见解和经验，刘弼臣认为必先根据社会背景、时序变化，结合临床表现，判别是否属于“寒疫”或“热疫”。“寒疫”是由时令不正，气候应寒而反热，应热而反寒，在自然界中产生一种非时之气——戾气或疫气。感之则先憎寒而后发热无汗、日晡益甚、苔白脉浮，治当解表疏利为先，继则根据病情演变随证施治。
“热疫”由于时序变化，可以引发“湿热之疫”和“淫热之疫”两种疫情，证治有别。“湿热之疫”是属于湿热兼夹秽浊之疫，感染途径是受自口鼻，邪伏半表半里。发病时初起憎寒壮热，嗣后则但热而不憎寒、头痛体怠、脉象不浮不沉而数，轻者舌苔薄白、重者苔如积粉、满布无隙，治当燥湿清热，芳香辟秽，用药则侧重于苦化；“淫热之疫”是外来淫热，火毒为患，发病时先恶寒而后恶热、头痛如劈、腰如被杖、腹痛如搅肠、呕泻兼作，迨至两日，则恶候蜂起。治当清热解毒，以水胜火。必须重用石膏，以寒胜热，非此则不足以清解淫热亢极之疫。
临床时除应掌握“寒疫”和“热疫”的性质外，还要根据人体的虚实、邪正消长的变化，按照四诊八纲，分别轻重缓急，进行辨证论治，不能执一方以应无穷之变。疫邪中人，来势较急，里证比较多见，古人认为急则治标，多主攻下。但还宜详审病情，随机应变，不可疏忽大意，以免变生不测。
“良医不废外治”，临床实践证明，采用各种外治法治疗小儿常见病、多发病，易为小儿所接受，应用得当，作用迅速，疗效较好，可以单用或与内治法配合应用。外治诸法，其理与内治诸法相通，《理瀹骈文》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
儿科临床上常用的外治法，主要有药物的敷、贴、熏、洗、吹、点、灌、嗅等，这些方法，药简效捷，发展前景很好。另外，推拿疗法、针灸疗法、灯火燋法、拔罐疗法、割治疗法等外治法，也得到了广泛应用。20世纪80年代后，小儿外治的研究逐渐深入，应用十分广泛。
朱锦善对小儿敷贴疗法研究指出：囟贴、脐贴、涌泉贴及某些特定穴位的敷贴，是小儿敷贴治疗法的重点内容。头颅为诸阳之会，小儿囟门未闭，囟贴治疗作用迅速，古代医家多用于解颅、囟填、囟陷等证，实际上，脑部病患如先天性脑病、脑积水、颅内压增高，后天性感染所致的脑炎、脑膜炎及其后遗症，均可采用囟贴疗法，能直接起到疏通脑络、调整功能的作用，为危重病、疑难症的治疗开辟一条新路。脐部对胎儿来说是生命维系之蒂，脐蒂内联脏腑，通过脐部的药物敷贴，亦易药达病所，疗效十分显著，尤其对于腹脐所致的脾胃病证更为直接。涌泉穴的敷贴，儿科用之甚广，一方面足底皮薄易于药物的吸收和穴位刺激效应，另一方面它不像脐阙易于感染，而且上病下取，五脏六腑之病均可通过涌泉穴位进行敷贴治疗，而且安全可靠。除上述头囟、脐阙、涌泉上、中、下三部位的敷贴之外，肺俞治疗哮喘、关元治疗遗尿、阿是穴等部位的敷贴治疗针对性强，疗效明确。
小儿敷贴治疗的用药用法原则，朱锦善认为首先要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出发，辨其用药用法；其次要掌握和发掘特效药物的使用；第三要配合足量有效的窜透性药物，以利于体表的吸收和疏通经络脏腑，如丁香、肉桂、细辛、川乌、草乌、白芷、厚朴、苍术、藁本、薄荷、樟脑、茴香、艾叶、山柰、冰片、麝香等辛香味浓的药物，以及活血化瘀的药物如红花、川芎、当归、乳香、没药、血竭、三棱、莪术等；第四用药宜精宜专，针对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第五要吸取现代科学技术，改进敷贴治疗方法，比如在药物敷贴的基础上，外加穴位热疗器加热，或用场效应治疗仪敷贴，磁场中药离子导入等等均是敷贴疗法的改进措施。
有关敷贴研究的报道很多，有较好疗效，比如：对哮喘的预防，如用甘遂、白芥子等研末，三九及三伏天敷贴肺俞等穴位；用鲜马齿苋、青黛、紫金锭等，任选一种，调敷于腮部，治疗流行性腮腺炎；用吴茱萸粉涂敷于足底涌泉穴，治疗滞颐等。另外，如夏日高热无汗，可用香薷煎汤熏洗，发汗退热；麻疹初期，透疹，用生麻黄、浮萍、芫荽子、西河柳煎汤，加黄酒擦洗头部和四肢，并将药液放在室内煮沸，使空气湿润，体表亦能接触药气；运用中药山柰、苍术、藿香、藁本、冰片、菖蒲、肉桂、甘松等配方，研末装入香囊佩带，对复感儿的预防，经药理实验及临床治疗观察，均表明对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具有良好作用。
早在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就有记载用猪胆汁灌谷道治疗肠燥便秘，开创了中药直肠给药的先河。在儿科临床治疗中，常因小儿惧怕服药，易吐或因病情危重不能服药，采用中药直肠给药，作用迅速、温和、持久，使中医药在儿科危重症的治疗中发挥了更好的作用。中药直肠给药是将中药汤剂注入直肠或乙状结肠内，药物经肠壁周围丰富的血管、淋巴管进入体循环，从而发挥局部或全身治疗的作用。直肠给药法应用范围广泛，见效快，疗效可靠，无明显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值得提倡推广。具体方法有中药煎剂保留灌肠、直肠滴注、直肠透析及中药栓剂或原药塞肛等。
中药直肠滴注法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优点是用药量较大、吸收快，是可替代口服，并可避免经胃肠吸收的不利影响。80年代初，朱锦善用双解退热散（麻黄、青蒿、生石膏、葛根）煎汤直肠点滴治疗小儿外感发热，一般给药后0.5～1小时即能发汗，并于1小时左右排便，表里宣泄而热退，疗效优于口服对照。有报道用大黄（后下）5g，鱼腥草25g，板蓝根、石膏各20g，黄芩、金银花、葛根、牵牛子、柴胡、荆芥各15g，知母、栀子各10g，水煎保留灌肠加支持疗法治疗小儿外感高热54例。并设对照组，均采用西药治疗，一般结合病情，选用抗生素、病毒灵、退热药及支持疗法。结果体温首次降至正常时间和体温完全降至正常时间，治疗组短于对照组，二者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 <0.01）。又有报道用大承气汤（生大黄9g，枳实10g，厚朴10g，芒硝6g，水煎取50mL），采用直肠滴注，治疗小儿顽固性高热，疗效颇好。刘广才等用大黄合剂（大黄、槐实、牡蛎、黄柏、细辛）保留灌肠30～60分钟，每日2次，治疗小儿急性肾衰48例，并同时用西药必需氨基酸、地塞米松等，而对照组只用上述西药，结果治疗组的有效率为85.4%，而对照组为73.5%，疗效优于对照组（ P ＜0.01）。杨氏等将45例小儿急性肾衰患者分为2组，其中治疗组25例采用西医综合疗法加用大黄合剂灌肠及口服卡托普利，对照组20例只采用西医综合疗法，7天后治疗组血尿素氮、血肌酐、血压和尿量等各项指标的变化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大黄合剂灌肠加口服卡托普利能改善急性肾衰患儿的肾功能及临床症状。刘宝和用单味大黄灌肠液保留灌肠治疗小儿急性肾炎，结果证明大黄灌肠液对消肿、利尿、降压及改善肾功能等方面均有明显疗效。黎磊石等也证实大黄具有泻实、泻热、泻瘀、泻毒及“结肠透析”作用。郑氏等治疗儿童蛔虫团肠梗阻38例，用大黄12g，苦楝根皮15g，黄柏、花椒、木香、枳壳各9g，芒硝24g，水煎保留灌肠。结果：显效（灌肠15～20分钟后腹胀痛消失，大便排出蛔虫团）20例，有效17例，无效1例。张贵荣用大黄15g，茵陈蒿9g，栀子、丹参、郁金各3g，车前子6g，水煎保留灌肠治疗新生儿迁延性黄疸86例。结果痊愈79例，好转5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7.67%。
中药直肠给药法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一朵奇葩，它包括栓剂塞入法、气雾剂/喷剂、保留灌肠法及直肠滴注法等。前三者由于给药量小或时间短等，其治疗疾病大多局限于肛肠疾患，或盆腔及下腹部疾患。而直肠滴注法所治疗的疾病，则涵盖了内妇儿外等多系统、多学科的病症。许多研究表明，用中草药煎剂直肠滴注法，治疗小儿高热、咳喘、菌痢、腹痛、中毒性肠麻痹、急性肾衰、出血性小肠炎、乙脑、蛔虫性肠梗阻等，疗效满意，具有及时、均匀、准确给药的优点。卞氏等治疗小儿菌痢，用生大黄8g，葛根10g，黄柏6g，川黄连、木香各5g，虎杖20g，水煎取液100mL，每次5～8mL/kg，直肠滴入，1日2次。直肠滴入组疗效优于西药组。胡氏等治疗小儿中毒性肠麻痹17例，用生大黄、柴胡、槟榔、青蒿各5～10g，赤芍5g，枳实、半夏、厚朴各3～6g，生石膏10g，黄芩10～20g，若为肺炎重症引起，加鱼腥草、川贝母；若是中毒性菌痢引起，加白头翁、秦皮；若是脓毒败血症引起，加蚤休、红花；若是中毒性消化不良引起，加观音草、广木香。用法：水煎取液100mL。用20～30mL缓慢注入肛门，每日2～3次，连用3日。结果：治愈14例，显效2例，无效1例。
中药超声雾化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王荣忠等治婴幼儿哮喘68例，采用西药常规加中药超声雾化治疗35例，并与单纯西药常规治疗33例比较，效果优于单纯西药常规治疗。唐吉荣等用薄荷加入雾化液中吸入治疗婴幼儿支气管肺炎的患儿474例，分为2组，均采用雾化吸入给药，其中276例加入薄荷雾化给药为治疗组；198例为常规药液雾化吸入为对照组，结果治疗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5），两组好转率无显著性差异（ P >0.05）；对照组的无效率明显高于治疗组（ P <0.01）。
经皮给药是运用中药药液浸敷穴位，加以电磁导入透皮治疗疾病的方法，可用于呼吸、消化系统等多种儿科疾病。杜德锋等观察苏合香丸经皮给药佐治婴幼儿继发性麻痹性肠梗阻，治疗组予苏合香丸经皮给药治疗，对照组予插胃管及肛管排气进行胃肠减压治疗，治疗组总有效率94%，其中显效率69%，对照组总有效率67%，显效率8%，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董朝探讨缩短小儿支气管肺炎疗程的新方法，将187例急性支气管肺炎的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85例）选择常规静脉用药加口服清肺止咳药，治疗组（102例）选择常规静脉用药加口服清肺止咳的基础上加用穴位中药透皮导入，结果加用穴位中药透皮导入可快速缓解支气管肺炎的症状及体征，缩短疗程。
王频等通过动物实验观察小儿腹泻磁药脐疗袋的抗腹泻作用，磁药袋与单纯药袋两组均有止泻、抑制小肠推进率及镇痛作用，磁场和单纯药袋的效应具有协同性和互补性。以药、磁结合脐部治疗比单纯药物散剂外敷治疗小儿腹泻更加有效。朱锦善取艾条隔盐灸神阙穴，并采用足三里穴位注射维生素B12注射剂，具有针刺穴位及药物外治双重作用，疗程短、疗效好、见效快。刘振寰对小儿精神发育迟滞患儿进行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静点东莨菪碱、神经生长因子，配合中医头针疗法，治疗3个月总有效率55.5%，治疗6个月总有效率72%，头颅CT片好转率38.1%，对脑发育高峰期的患儿疗效尤为明显。刘振寰对6个月～7岁的150例脑瘫患儿选用Bobath、上田正法的物理治疗（PT）与作业治疗（OT）、语言治疗（ST），配伍针灸、按摩、中药浴、中医辨证施治等措施，对改善脑病损伤区的神经细胞功能，抑制异常运动模式与异常姿势反射，作用较好，提高了患儿的生存质量与生活自理能力。
何廉臣（1861—1929），名炳元，号印岩，浙江绍兴人。家世业医，其祖父何秀山为绍派伤寒名家。从小受家庭熏陶，初从同邑沈兰垞、严继春、沈云臣等医家习医。后又随名医樊开周临证3年。悬壶之后深感学识不足，乃决计出游访道，深究明清各家学说，于叶天士、王孟英诸家致力尤深。当时西洋医学在我国传播日广，何氏悉心研习，饱沃新知。寓居苏州1年，然后迁至上海3年，后回绍兴行医50年。与上海名医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等交往甚密。20世纪初，何廉臣积极参与创建我国早期中医学术团体等医界社会活动。先后曾任中国医学会副会长，绍兴医学会会长，神州医药总会外埠评议员等。1908年，与绍兴医界同仁一起创办《绍兴医药学报》，该刊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中医药期刊，何氏任副总编。1915年之后担任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评议长。其时，中医遭“废止”之辱，全国中医界奋起抗争，并组织“医药救亡请愿”，何氏与绍兴医界同仁一起全力支持。1929年秋病逝。行医数十年，以善治时病著称，精于内、儿、妇诸科。何氏一生著述甚多，先后编辑出版《医药丛书》《国医百家》，还校订刊刻古医书110种，名曰《绍兴医药丛书》。著有《重订广温热论》《感症宝筏》《湿温时疫治疗法》《增订通俗伤寒论》《新医宗必读》《新方歌诀》《实验药物学》《新纂儿科诊断学》《肺痨汇编》《勘病要诀》《廉臣医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何廉臣是清末民初一代名医，学识渊博。他倡导整理医籍以保存国粹，主张通过整理文献来保存中医学精华，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中医。通过对中西两种医学的比较，主张以崇实黜华为原则，吸收新知。他治学严谨，对《黄帝内经》《伤寒论》以及明清各家学说均有较深造诣。在外感热病的辨治方面，指出：“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瘀血、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所由变也……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辨三焦部分。”
何廉臣《新纂儿科诊断学》是小儿疾病诊断学的专著。此书内容广博，立论精要，对小儿疾病无论是临床诊断，还是理论研究，都具较好指导意义。现有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第6版。
杨鹤龄（1875—1954），广东省大埔县人。其父杨继香业医，任职广东省城各善堂及育婴堂官医生。鹤龄自幼研读医书，17岁考取医官，并于1907年其父殁后接任广州东山育婴堂内儿科医生职。民国后自设诊所，日诊幼儿二三百人。晚年整理临床心得，写成《儿科经验述要》（1949）一书。杨氏在育婴堂任职6年，其间留医病婴多属危笃重证，对于婴儿疾病，尤其是危重症的救治有深切体认。
《儿科经验述要》继承程康圃儿科八证说，并有所补充和发挥，共列18证。辨证精确，注重实效。如咳嗽一证，指出风热咳嗽与燥火咳嗽最为常见，治则强调理热痰在肺，理寒痰食痰在胃。专辟小儿湿温一证，主张初起以渗湿清热为主，又顾及小儿肝常有余，热邪容易引动肝风，而主加入平肝退热之品。
治法方面，擅用封脐法、灯火疗法等外治法，善用素馨花、南豆花、白莲花、腊梅花诸花药，芳香轻透，达邪外出，又无苦寒攻伐之弊。还善用广东当地药材如禾秧芽、苦瓜干、野芋头、蔗鸡（甘蔗节生出的嫩芽）、咸竹蜂、象牙丝等，简便廉验。该书最早版本为广州旧仓巷杨吉祥堂出版，广州九耀坊文华印务局印刷。1987年当今医家邓铁涛将其编入《岭南儿科双璧》，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顾鸣盛，字滨秋，江苏无锡人。曾师从丁福保，通中西医学，在发起组织医学团体及主编医学期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顾鸣盛编《中西医学报》，主张中西汇通，但在丁福保支持下，发表了一些攻击中医的文章，虽未明显提出废止中医的思想，但颇以日本的反中医政策为先进。
顾鸣盛著有《中西合纂外科、妇科、幼科大全》及《中西医学丛书四种》。《中西合纂幼科大全》每节详论病源，分列“中医学说”“西医学说”，二者比勘并观，颇能互相启发。
其版本有：上海大东书局从1918到1936年总共18版次石印，上海广益书局从1914年至1935年6次独家石印。
恽铁樵（1878—1935），名树钰，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民，江苏武进人。幼年父母双亡，而由叔父收养。恽铁樵天资聪颖，16岁中秀才。由于乡风的熏陶，已涉猎《温病条辨》等医学著作，略通医道。在叔祖北山先生温热夹食，庸医妄投“小青龙”时，已能明辨是非，提出质疑。1903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攻读英语，曾于湖南长沙任教英语，后来回到上海担任浦东中学教师。闲暇时，翻译了不少西洋小说，文笔流畅，而渐知名于文坛。受到商务编译所张菊生的赏识，延聘为《小说月报》的主编，成为近代中医界精通旧学，又系统接受新学制教育的第一人。他最初在长沙时，因医误治，造成一耳失聪，后又连续丧子丧女，1921年恽铁樵辞去了商务编译所编辑一职，专职挂牌行医。1925年创办“铁樵中医函授学校”。1935年卧床不起，7月溽暑高热而逝，年仅58岁。临终前一天犹改定《霍乱新论》，为中医学术的发展鞠躬尽瘁。他对西医学也有较深研究，认为中医有实效，西医有长处，医学基础各异，从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他认为发展中医，“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
他的主要论著：《药盦医学丛书》（论医集2卷，医学平议1卷，见智录3卷，伤寒论研究4卷，温病明理4卷，热病学1卷，生理新语5卷，脉学发微5卷，病理概论1卷，病理各论1卷，临证笔记1卷，临证演讲录1卷，金匮翼方选按5卷，风劳臌病论3卷，保赤新书4卷，妇科大略1卷，论药集1卷，十二经穴病候撮要1卷，神经系病理治疗1卷，鳞爪集4卷，包括霍乱新论、梅疮见恒录、金匮方论等，伤寒论辑义按6卷，药盦医案7卷）《恽铁樵遗著选》（见智录续篇、读金匮翼）。
《保赤新书》（1929），4卷。卷1，小儿难育之故、胎教、饮食七情方面当戒的、种痘、天花病状、鼻苗、牛痘；卷2，痧疹、沙子病状与初起三大病状、最初三逆证、痧子最要药与次要药、痧子不可用之药及其理由、痧痘之原理；卷3，惊风、发明惊风原理上及钱氏喻氏各家学说、发明惊风原理下及沈氏学说；卷4，惊风成方甲并说、惊风成方乙并说。所撰《保赤新书》对惊风原理上至钱乙，下及喻昌沈金鳌各家，结合西医脑神经生理病理学说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
该书有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馆藏版本，1990年12月据此版本予以校正影刊，编入《历代中医珍本集成》。
徐小圃（1887—1961），名放，上海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弱冠时悬壶问世，广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患，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独具创见的学术思想，尤其擅长用温热药如三拗汤、小青龙汤等加减，常以麻黄宣肺为主治疗肺系疾患，疗效卓著。因而有“徐麻黄”之称而名噪上海。徐氏为人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凡同道有所长，辄竭诚请教，对祝味菊先生善用温阳药治疗内科疑难病证尤为服膺。并积极从事社会学术活动，曾任国医分会监察委员、中国医学院董事长、神州医学总会会长等职，并任教于上海复兴中医学校。
徐氏一生虽未著书立说，但儿科治疗经验影响很大。其门人、学生成名成家者不乏其人，将其经验汇总为《儿科名家徐小圃学术经验集》《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集——徐小圃经验集》，他强调顾护小儿阳气，力倡“小儿以阳气为本”的思想，以及临证善用桂、附等温阳之药，最早报道小儿夏季热病，并创温下清上汤治疗。
《儿科名家徐小圃学术经验集》由陆鸿元，邓嘉成主编，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
赵心波（1902—1979），字宗德，北京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受家学熏陶，曾在北京安定门余庆堂药店学徒，后师从清末名医王旭初为师，学徒4年，1925年起挂牌行医。初诊治内、妇、儿科，后专攻儿科，因疗效卓著，誉满京城。1949年后入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并留校门诊部工作。1958年任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主任，并曾被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1年。1959年获卫生部嘉奖。他临证强调望诊，精于观察疾病发展趋向，善用针灸、捏脊、刮痧、外治等综合治疗，研制清解丹、健脾散、千金散等，善于以温病学理论指导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及调治小儿脾胃疾患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赵心波儿科临床经验选编》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整理，全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介绍了赵氏对34种儿科常见病的辨证论治、处方用药经验，后一部分载述赵氏经治病案90余则，分别按病况、立法、方药、治疗过程、按语予以记录。书中还收录了赵氏常用的13首验方。由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王伯岳（1912—1987），四川省中江县人。王伯岳出生于三世医家，自幼接受私塾，早年在中药栈学徒，师满后悬壶成都。1955年随父调入北京，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西苑医院儿科研究室主任，全国著名老中医，历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王伯岳学识渊博，学术造诣精深，临床经验十分丰富，尤以儿科著称，北京群众誉为“小儿王”。王伯岳精于辨证，辨证时尤重表里，注重脾胃调理助运，有祛邪护脾、利水和脾、消导运脾、健运补脾诸法，反对一味壅补。论治立法严谨，用药审慎，变化精辟。治疗疾病注意攻不伤正，补不碍滞。王伯岳还主张小儿患病之后也应重视调理，“三分医药，七分调理”。王伯岳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医儿科学》《中医儿科临床浅解》《中医临床家王伯岳》等。
《中医儿科学》由王伯岳、江育仁主编，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医儿科基础理论与疾病治疗的大型专著，全书130多万字。该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系统论述了儿童保育、护理、儿科诊断、辨证及治疗要点；各论介绍了初生儿疾病、传染病、时令病及内、外、五官各科病证共160多种，具体分析了每种病证的历史源流、病因病机、辨证要点、治疗总则、分证施治、单方验方以及预防护理，并摘编了大量文献参考资料。该书于1984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中医儿科临床浅解》，王伯岳编撰。该书是王伯岳为当时风行全国的《赤脚医生杂志》撰写的中医儿科临床系列讲座资料的汇集本。该系列讲座深入浅出讲解中医儿科常见病、疑难病的辨证论治，见解精辟，实用性强，杂志刊载后反应热烈，汇集出版以飨读者。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年出版。发行43万册，创中医专业书籍发行量之最。
《中医临床家王伯岳》由张士卿、王学清等编撰。该书是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之一，全书包括医家小传、专病专论、诊余漫话、年谱等，详细介绍了王伯岳的生平、师承传授、学术主张，对儿科常见病、疑难病症的诊治经验，以及为学生及医务人员作的专题学术报告。附录收载朱锦善《王伯岳学术思想简介》一文以及王伯岳父亲著名中医儿科专家王朴诚先生传略。该书较全面反映王伯岳在中医儿科领域的理论建树、临证经验、学术见解、治学精神与医德风范。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年出版。
《王伯岳医学全集》，朱锦善、王学清、路瑜主编，该书全面收集整理王伯岳从医50多年的医疗经验与个人著述，真实反映其从医生涯、学术成就、人文风采与历史贡献，是全面研究与传承王伯岳人文思想与医疗学术最完整的著作。被后世医家誉为“我国当代中医学术的宝贵财富，是《大医文库》中的一朵奇葩，对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均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和深远的指导意义。”全书分为五编：第一编，家世传略，概述王伯岳幼承庭学、先文后医、先药后医、家传相承的学医历程和“开门问疾苦、闭户阅沧桑”的从医生涯。第二编，学术论著，包括“临证论治”与“学术著述”两个部分。“临证论治”收集王伯岳亲撰的儿科19个病症的证治方药经验，按概述、治法述要、例方选介、简易方选介、成药选介进行叙述；学术著作收集37篇王伯岳对中医理论研究、文献研究以及临床医学研究的论述文稿，原文原句呈现王伯岳先生的学术见解、临证思维与学术成就。第三编，医疗经验，从多方面、多角度重点论述王伯岳的医疗经验和医案精华，医案均以“按语”形式加以提示。第四编，中医建言，突出展示王伯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医药卫生工作组副组长，为振兴中医的建言献策、倡导创建“中医少年班”、牵头创建全国中医儿科学会、主持编写我国第一部《中医儿科学》巨著等历史性贡献。第五编，诗文信札，该编选辑王伯岳部分诗词、随笔、书信。附编收录王伯岳年表、成都王翁焜山墓志铭、王小儿歌和传承谱系，以及张奇文、朱锦善等的纪念文章。全书约77.8万字，2012年9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江育仁（1916—2002），江苏常熟人，17岁时曾拜江苏名医李馨山为师，出师后又赴上海中国医学院再行深造，得到上海名医徐小圃的指教。从医60余年，历任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江苏省中医医院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名誉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江苏分会名誉会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等职，学术造诣精深，对儿科学术理论有独到见解，倡导运脾疗法，认为健脾在运不在补，疳证分为疳气、疳积、干疳，复感儿不在邪多在正虚等，对儿科临床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主编了多种中医儿科学术著作，如《中医儿科诊疗学》《中医儿科纲要》《中医儿科临床手册》《中医儿科学》《现代中医儿科学》《实用中医儿科学》等著作，1955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成立之初，在一无教师、二无教材的情况下，江氏编写了第一本《中医儿科纲要》，这本自编教材后来成为编写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第一部中医儿科学教材的主要蓝本。
《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儿科学》（5版教材），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5年4月第1版）。为供中医学专业使用的全国医药院校教材。全书共分四章：儿科学基础，常见病证，时行疾病，初生儿疾病。附录有小儿常用针灸疗法、推拿疗法、方剂汇编和儿科常用中成药。本书是根据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专科）的课程基本要求和教学大纲的精神，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的，以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为原则，适用于中医本科层次教育，为中医儿科学教学、临床、科研提供了一本精品教材。
《实用中医儿科学》江育仁、张奇文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2005年12月第2版。这是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出版并修订的大型中医儿科学专著，系统论述了中医儿科学基础理论和临床疾病的辨证论治。本书从中医儿科临床实用出发，重点突出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系统性，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是一部大型、实用的中医儿科学工具书。本书获2001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康莱特杯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2005年再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补充和修订，所论疾病和病证增至220多种，字数增至164万字，由朱锦善（执行副主编）等协助完成修订工作。
《现代中医儿科学》（上海市“十五”重点图书）江育仁、朱锦善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该书从现代中医儿科临床实际需要出发，从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和疾病的变化规律入手，牢牢把握中医儿科特点，融合现代中医及中医儿科的最新成果和治疗经验，是一部倡导中医辨证论治思维，指导现代临床的中医儿科学实用型工具书。全书分四篇：基础篇，介绍中医儿科临床基础知识；证候篇，介绍儿科急症及常见证候证治；疾病篇，介绍儿科多系统疾病的症治；附篇，介绍儿科常用中药、针灸、推拿等。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会长张奇文教授对本书的评价：“江育仁教授以其对中医坚定的信念和深邃的洞察力与朱锦善教授共同主编《现代中医儿科学》以倡导辨证论治思维，指导现代儿科临床为编写宗旨，邀集全国中医儿科专家共同完成这一新世纪的新专著，令人敬佩。这部中医儿科巨著立足临床，放眼未来，继承发扬，继往开来，是我国中医儿科园地的一朵绚丽的奇葩。这是新世纪初编辑出版的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医儿科巨著，它将对中医儿科医疗教学科研产生重大影响。”
《江育仁儿科经验集》郁晓维、孙轶秋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全书共分7部分，第1～2部分介绍江育仁教授的主要学术思想，第3～4部分介绍江育仁教授富有特色的临证经验，以及对儿科常见病的治疗法则和心得体会，第5～6部分中选录了部分病案和经验方。第7部分选载了江育仁教授的部分论文。是一部对于现代著名中医儿科学家江育仁教授的学术思想、专业建树、临床经验全面总结的学术著作。
董廷瑶（1903—2002），字德斌，号幼幼庐主，出生于浙江鄞县中医世家。幼承庭训，得祖父亲授，勤诵经史子集，唐宋范文，进而能文作赋。15岁起严父亲自督教医经典籍及汉唐方书，精读《素问》《灵枢》、仲景学说，继而各家学说。又遍访名师，博采众长。弱冠之年，家父病逝，即继祖业，独立应诊，以其家学渊源，医术精湛，名闻江浙。抗战避难迁沪，悬壶上海，专擅幼科，名噪遐迩，享誉海内外，1995年评为上海市名中医。历任静安区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长、名誉馆长、上海市中医门诊部顾问、主任医师、上海市中医研究班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华中医药儿科分会顾问。从事中医工作70余年，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救治危重病儿无数。著有《幼科刍言》及《幼科撷要》，发表论文近百篇。
《幼科刍言》董廷瑶撰，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全书分概论、治疗经验、医案、医论、医话五个部分。概论部分论述董廷瑶临证九诀，即明理、识病、辨证、求因、立法、选方、配伍、适量、知变。治疗经验部分，论述麻疹、乙脑、痢疾、肺炎、泄泻、癫痫等12个病种的辨证论治。医案分为急性热病、呼吸道病、消化道病、其他病症5方面，充分展示董氏辨证灵活的临床功底。医论部分论述了小儿用药要点，及对中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精辟观点。医话部分论述育儿、调养和临床辨舌察色以及对医德、医教的鲜明观点。
《幼科撷要》由门人宋知行、王霞芳整理，百家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全书分论著、学术渊源探讨、方药运用、临床总结、医案、面诊6个部分。该书重点对中医理论文献的整理研究、仲景方、钱乙方的临床运用、脾胃学说、温病学说的研究和运用，以及《幼幼集成》学术经验的发挥等，进行论述。在临证经验方面，介绍了《黄帝内经》分部面诊及董廷瑶分部面诊和山根色诊的体会。分别对暑证、急重症、小儿发热证治等急性热病，疳证、慢性泄泻、脚气型泄泻，“火丁压法”治疗婴幼儿吐乳症等进行研究总结，以及方药运用方面对桂枝汤、苓桂术甘汤、涤痰汤、二陈汤类方、生脉散、止嗽散、保赤散、金箔镇心丸、川椒治痿，干姜、细辛、五味子治哮喘，三棱、莪术治疳证等，加以介绍。临床总结部分共有9篇文章，医案部分则是重点介绍小儿神经、神志病、痿证、五软、眼球震颤、血尿、急性肾炎及内科杂病等难治性病症的治疗案例。
黎炳南（1914—2012），广东省惠州惠城区人。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历任惠阳医馆副馆长、惠州卫生工作协会主任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是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广东儿科学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广东儿科学会名誉顾问。出身医学世家，擅长中医儿科、内科。1978年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
《黎炳南儿科经验集——全国著名中医经验集丛书》，由黎世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书重在介绍黎炳南儿科学术与医疗经验，内容包括其生平传略和治学经验、学术见解、哮喘论治、临床经验、医话选录、病案评析6部分。在黎氏丰富的临床经验中，以论治哮喘为其特长，故以独立篇章作专门介绍。
刘弼臣（1925—2008），江苏扬州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名誉会长，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分会终身名誉理事长，全国中医儿科科研成果评审委员会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顾问，东方医院、东直门医院儿科研究室主任，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医学专著10余部，主持国家七五重点攻关课题——小儿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临床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刘弼臣临床经验辑要》，刘弼臣著，刘昌明等整理。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年出版。本书系刘弼臣从医60余年的经验精粹，分为“医论医话”“疾病证治”“儿科验案”“巡回治验”4部分，充分体现了刘氏对儿科常见病和疑难杂症独到而丰富的诊疗经验，其中所选儿科验案辨治颇具代表性，遣方用药独具匠心，疗效显著，能直接指导医生临床诊断。巡回治验为基层常见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病案精选，多为针药并用，简便灵验，此部分内容最适于基层医生阅读参考，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中医临床家刘弼臣》，于作洋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年出版。书系《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之一种，该书介绍了中医儿科医家刘弼臣的生平传略，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刘氏中医药理论深厚，继承并融会诸家之长，将理论与临证实践紧密结合，积50年的医疗经验及教学体会，形成自己精于五脏证治的学术思想，对脑积水、抽动—秽语综合征等多种疑难病及30多种常见病，提出有创见性的治法方药，为中医工作者提供了一本珍贵而有新意的儿科临证研究专著。
《幼科金鉴刘氏临证发挥》刘弼臣编著，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年出版。《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是清代广为流传的中医儿科学专著。刘弼臣对此书进行了临证发挥。全书每篇均分“原文释义”和“古今应用”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对原著的难解词语做了解释；后一部分以阐述古代医家对辨证论治、遣方用药以及见微识变、预后判别的方法和法则，并附以现代病例加以佐证。
《中医儿科经典选释》刘弼臣著，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书系刘弼臣选集散佚在儿科古典著作中的赋文、词类、诗歌，分为上、中、下三篇，命名为《中医儿科经典》。本书对经典原文用浅显词语逐一注译，以利阅读，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宝贵资料。上篇为赋类。包括：①小儿专科赋，②小儿发病根源赋，③小儿面部形色赋，④幼科发微赋，⑤幼科指南赋（1），⑥幼科指南赋（2），⑦幼科指南赋（3），⑧慈幼儆心赋，⑨推拿代药赋，⑩变蒸赋，
原疹赋，
麻疹骨髓赋增补，
辨痘赋，
金镜赋，
节制赋，
权宜赋，
药性赋。中篇为词类。包括：①观形察色西江月词（7首），②小儿脉法西江月词（2首），③小儿治法西江月词（7首），④胎疾西江月词（10首），⑤静远主人麻疹西江月词（34首），⑥水痘西江月词（2首），⑦惊风西江月词（8首），⑧疳证西江月词（3首），⑨发热西江月词（4首），⑩咳嗽西江月词（14首），
哮喘西江月词（2首），
呕吐西江月词（11首），
泄泻清江引词（3首），
泄泻西江月词（25首），
吐泻西江月词（5首），
痢疾西江月词（13首），
疟疾西江月词（4首），
黄疸西江月词（2首），
浮肿西江月词（4首），
胀满西江月词（5首），
心腹痛西江月词（4首），
疝气西江月词（2首），
夜啼西江月词（2首），
痫证西江月词（2首），
诸汗西江月词（2首），
诸疮西江月词（2首），
丹毒西江月词（6首），
二便西江月词（11首），
头项病西江月词（2首），
目病西江月词（6首），
耳病西江月词（1首），
鼻病西江月词（2首），
口病西江月词（1首），
舌病西江月词（1首），
牙病西江月词（1首），
喉病西江月词（3首），
形声病西江月词（3首）。下篇为诗歌类。
王静安（1922—2007），成都人。9岁拜四川名医廖里癸为师，学医后又跟随李辉儒、周秉良、曾文轩等12位名医，学习内、外、妇、儿、针灸等。从事中医60余年，精于儿科，并对中年早衰、老年性痴呆、慢性疲劳综合征及妇科疾病等有独到见解。在群众中有“王小儿”之美称。历任成都市名中医，成都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顾问等，2005年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国医大师”的称号。主要著作有：《王静安临证精要》《静安慈幼心书》。
《王静安临证精要》，王静安著，四川科技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书主要介绍了王静安在治疗小儿疾病、妇科疾病方面独到的方药和经验。本书集作者近半个世纪医道之精粹，熔多年医学研究的成果，针对儿童的特殊生理和心理，对其常见病，多发病，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用方、用药的精深医道。
衷诚伟（1930—2007），江西南昌人。早年就读于江西医学院儿科专业和江西中医学院西学中班。历任江西中医学院儿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江西分会常务理事，江西省中医儿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江西省中医药专家科技委员会委员，《江西中医药》杂志常务编委，卫生部高等医药院校中医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从事中西医儿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50余年，擅长治疗小儿咳喘、吐泻、紫癜、肾炎、心肌炎、婴儿胎黄等病症。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主编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医儿科学》。
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中医儿科学》，衷诚伟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该书体现中医特色，理论联系实际，便于学员自学。包括儿科学基础，新生儿病证，小儿传染病，其他病症及附录等，每病之后附有自学指导。是我国第一本高等中医院校中医儿科学函授教材。
王烈（1930—），辽宁省盖县人。王氏早年就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儿科专业和长春中医学院西学中班。历任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终身教授、主任中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分会委员和吉林省中医儿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王氏临证擅长小儿肺疾之治，尤致力小儿哮喘的中医防治研究。著有《婴童哮论》《婴童医鉴》《婴童巽集》《婴童病案》《婴童卮话》等，发表治哮灵研究等学术论文120余篇。
《婴童哮论》，王烈著，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全书分4篇介绍当今医家对哮证的论述与治验，以及王烈本人对哮喘的研究成果和诊疗经验。
张奇文（1935—），山东省寿光市人。主任医师、教授。历任山东省潍坊市中医院院长、山东中医学院中医系主任、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山东中医学院党委书记、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正厅级）、山东省医学会会长、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会长，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联合会学术顾问、名誉会长，澳洲中医学院客座教授、学术顾问。山东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1998年退休后，回到故乡潍坊市先办本草阁，后办百寿堂为民治病，服务乡里。学术造诣深厚，临证经验丰富，认为“小儿应重视望诊，四诊合参，提倡内外合治剂型改革，提出“肺胃肠相关论与肺胃肠相关病在儿科临床中的地位”“妇科治疗首重调补冲任”，均受到国内外中医界的重视。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18部，主编《实用中医保健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儿科医籍辑要丛书》（山东科技出版社1991）、《实用中医儿科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妇科医籍辑要丛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技出版社1984）、《幼科条辨》（山东科技出版社1982）、《中国灸法大全》（天津科技出版社1993）等。
《儿科医籍辑要丛书》，张奇文主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出版。全书6册，即儿科基础理论，初生儿病症，儿科常见病证上、下册，小儿时行病证，小儿病证外治法。全面系统辑录整理历代中医著作中有关儿科的重要内容，归类点注。是当代对中医儿科学医籍精华进行全面整理的一部著作，实用性强。
《实用中医儿科学》，张奇文、朱锦善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07月第1版。本书紧扣“实用”“中医”“儿科学”三大关键词。全书分儿科学术源流、儿科基础、儿科治法、儿科名医验方、证候、疾病及附录7篇。内容宏富，论证深入，理论全面，治疗实用，概括古今，面向未来。是大型实用型中医临床医学参考工具书，可供中医界、特别是中医儿科界高、中级医疗、教学、科研人员参考。本书内容有三大特点：一是体现厚重的中医儿科基础理论，从中医儿科学术源流、古今历代儿科重要医著到中医儿科学基础理论，从儿科发病特点、诊疗特色到小儿养育保健与护理特点，均系统论述；二是融汇古今儿科学术精华与医疗经验，对儿科病证分中医传统候证与现代临床疾病加以论述，力求全面系统，更着力于精确实用，注重实践，将适用于小儿的传统疗法如外治、推拿、针灸，以及民间便方、名医验方运用于现代儿科临床；三是专注于辨证论治的中医临证思维，破除“辨证分型”“分型（证）施治”的西医思维模式与框框，从临床实际出发，对每一病证的治疗以[证治条辨]的形式编写，充分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性、灵活性与包容性，并对每一病证专设[临证思路]一栏，从“病机辨识”“症状识辨”“治法与处方原则”以及“用药式”四个方面加以阐述，是从疾病“纵”的方面进行分析。囊括儿科古今经验，立足临床实用有效，回归中医本源，凸显中医思维，提高中医辨证论治水平与临证能力，以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
朱锦善（1947—），江西省安福县人，主任医师，教授。1969年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师从全国名老中医、中医儿科学泰斗、中国中医研究院王伯岳教授。主任医师，教授，历任江西中医学院儿科教研室暨附属医院儿科主任，江西省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西省高等学校首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深圳市儿童医院首任中医科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问，中国中医高等教育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副理事长。从事中医儿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50年，通晓中医儿科学术发展史和儿科各家学说，对温病学说、小儿脾胃学说有深入研究，擅长治疗小儿肺、脾、肾相关疾病及疑难病症，擅长小儿体质调理，深港地区群众誉为“深圳小儿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及大学教材30余部。代表作主要有《儿科心鉴》《中医育儿》《儿科临证50讲》《现代中医儿科学》《实用中医儿科学》等。
《儿科临证50讲》，朱锦善编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出版，2012年评选为中医畅销书再版，并易名为《朱锦善儿科临证50讲》。全书共有50讲，分上、下两篇。上篇临证论治，论述小儿常见病、疑难病症的辨证论治和方药运用，提出辨证要领，详述方药变化应用，博采古今医家经验，融合作者临证心得。下篇研究心得，对儿科领域的重大课题，如小儿体质与临床、小儿脾胃与临床、小儿外治法应用以及儿科学术源流、古今儿科名医钱乙、陈文中、陈复正、王伯岳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的研究心得。
《儿科心鉴》，朱锦善主编，即本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1版，2017年增补修订于2019年第2版，全书202万字。全书3卷：第1卷，中医儿科学术源流。以中医儿科学学术发展为脉络，以历代中医儿科学学术史料为基础，系统全面深入反映中医儿科学术理论与临床医疗的演进与发展。内容包括中医儿科学的起源、奠基，中医儿科学术与临床体系的形成，中医儿科学的发展。第2卷，中医儿科学术理论。全面、系统、完整地整理支撑中医儿科学术体系的中医儿科学重要的理论学说，包括禀赋学说、胎教学说、变蒸学说、体质学说、小儿养护学说、小儿生理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学说、治法治则学说、小儿外治推拿、小儿脾胃学说、惊风学说、疳证学说、推拿学说、寒温流派等，系统地反映中医儿科学重要理论学说与寒温流派的源流与学术争鸣。第3卷，中医儿科各家学说与医疗经验，从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小儿医扁鹊至当代的著名儿科医家中，共选取34位历代有代表性的儿科名医大家，内容包括：每位名医的生平、师承传授、主要著作、儿科学术思想、临证经验、方药创见、古今评鉴、轶闻趣事、年谱等。全面、真实地反映历代儿科名医的历史功绩、学术影响和医疗经验。
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地研究和整理中医儿科学学术发展史、中医儿科学的重要学术理论、中医儿科各家学说及医疗经验。
自扁鹊为“小儿医”以来的2400余年，中医儿科学经历了起源、奠基、形成、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自成体系。同时，中医儿科学领域的多项成就，从钱乙的脏腑辨证论治纲领与创立的五脏虚实补泻方剂，以及钱乙的脾胃学术思想，到叶天士唯一手定《幼科要略》中关于小儿四时病症的诊治而发展成温病学说等等，又为推动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儿科学体系而论，中医儿科学还创立了多项世界记录，比如：隋唐时期已经有多部儿科学专著问世，隋唐时代已在太医署正规培养5年制少小科专科医生；宋代建立了理论与临床内容完备、水平较高的儿科学体系，刘昉的《幼幼新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儿科学巨著；明清时代儿科学术水平快速发展提高；我国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及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应用等等。人类跨入21世纪之际中医儿科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又面临机遇与挑战。如何面对机遇、面对挑战，如何与时俱进，使中医儿科学术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每一位中医儿科学工作者面前光荣而又艰巨的问题。回顾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历史，面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现状，进行检讨与反思，很有必要，它将有助于向前探索与发展。
东西方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它们对人体生命科学的不同认识，构成了东西方几乎完全不同的中西医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西医的理论体系是东西方文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人体生命科学的不同认识，但都能达到防治疾病，保障人体健康的目的，可谓殊途同归。
自20世纪开始，西医文化的大量进入，给中华土地上的中医文化带来巨大撞击。虽谓“殊途同归”，但毕竟“道不同”，认识不同。古语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医学领域却不能“不相为谋”，如何沟通，互相促进，达到真正的结合，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应当是大有裨益的。因此，自20世纪开始便提出了“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大抵在20世纪前半叶，以理论认识上的对照“汇通”为主，后半叶则在医疗、教学、科研领域里，“中西医结合”成为一种主要的形式。这种“主要的形式”的实际内容，主要表现在：中西医病名的对照，运用西医的认识来解释中医，运用西医西药的理论来研究中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临床上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等。因此，在近50年来，虽然“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中西医在理论上、在临床上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结合点，离中西医结合的理念还相距甚远。必须指出的是：目前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与思路，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结合点，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取长补短，达到真正的有机结合，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西医病名对照，是中西医汇通的第一步。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自20世纪初即开始了中西医病名的对照汇通。1918年出版的顾鸣盛撰著的《中西合纂幼科大全》，即将中西医儿科病名做了初步的对应，1947年沈伯超著《儿科更新》则几乎主张以西医病名替代中医病名。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则几乎达到中西医病名双重诊断。
应当指出，西医在微观认识疾病上，由于科学的进步，是比较细致的、直观的、可取的。虽然它有许多未知认识，但就已知的得到科学证实的疾病认识，已得到公认。这些认识，基本上揭示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变化规律，应当说西医病名的认识更为客观、直观。实际上，中医病名的认识，经过一二千年临床检验而确立的病名，也揭示了中医的认识规律。因此，许多病名可以相通，或可相近，比如天花、麻疹、水痘等，就可相通；其他大量的病名，如厌食、腹泻、水肿、肺炎喘嗽等等就可相近。中医病名以证的认识为主，而证包括的范围较广，比较笼统；西医的病名对某一疾病的认识单一性好，也更为直观。中西医病名对照，应当是一种进步，是中西医沟通的第一步，为进一步的沟通和结合打下基础。但是医学领域有太多的未知数，许多疾病的病名目前还无法对应，无法对照，勉强对照，是不恰当的，不利于医学的发展。比如乙脑和暑温，乙脑属于暑温，但不是说乙脑就是暑温，或暑温就是乙脑。应当采取同则同之，不能同的，又不能共的，采取约定俗成的称谓。因此在病名问题上，中西医有许多疾病名称不同，应当求同存异，目前不宜急于求成，强调一律，过早的搞中西医病名对照，事实上还不可能，不能要求大家接受目前还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也不能要求大家丢弃已经认识的事物。
目前在儿科领域，甚至整个中医领域，采取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形式。应当说，这一形式值得称道，也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很重要的实践。这一形式，既能展示西医辨病的长处，又能领略中医辨证的优势，应当说这是两长相加，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在新时期的切入点。
几千年来，中医学是在东方文化的理念指导下，从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中医是通过中医的病名来确立和认识疾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医的东进，加上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医病名的更加直观、更加客观、更具有单一性的揭示疾病规律的认识，为中医所接受，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历史发展来看，西医的进入为中医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撞击，也带来巨大的机遇。
如何使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使之更好地发挥长处，为临床医疗服务？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面前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在当前历史时期，中医学从固有的中医疾病认识，转移至对西医病名疾病的中医辨证论治认识的途径。这是中医学发展的一个跳跃。在这个跳跃中，我们应当认真地、深入地进行探索，充分地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把中医辨证论治发挥极致，而不要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
必须指出，当前的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结合”，在中医辨证方面过于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一个病名之下，列两三个，或三四个，或五六个中医“证型”，就作为大学的教科书，作为临床的规范，作为国家行业的标准，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肤浅、过于程式、过于固定。须知，中医辨证是动态的，灵活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虽然每一疾病有一定规律，但绝不是那么简单和固定。中医是辨证论治，而从来也没有过“辨证分型”和“分型论治”。“辨证分型”和“分型论治”不能真正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
20世纪50年代，我国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功经验，即是辨病与辨证的一个范例。1955年石家庄发生乙型脑炎流行，运用“清热解毒养阴”治则，采用白虎汤、清温败毒饮为主取得满意疗效。1956年北京地区又复流行乙型脑炎，用白虎汤效果不佳，后用清暑化湿诸法（即白虎汤加苍术等）而显效，蒲辅周为此总结出乙脑治疗八法，这是因为当年北京暑盛夹湿，时值丙申太阴湿土在泉，气候湿热。1958年广州地区又发生乙型脑炎流行，使用上述地区经验疗效均不佳，是因当年燥热伤阴，按运气为戊戌“化火运”，气候燥热，故又在白虎汤基础上加生脉饮（即人参白虎汤加味之意），取得效果。疗效均达90%以上，并使当时的医疗界震惊。《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指出：“50年代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有两大意义，一是以其卓效在世尚无抗病毒药物的条件下，说明辨证论治的价值；二是由于五运六气理论在治疗本病时取得一定效果，引起人们重新对五运六气的重视和估价。”这也充分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丰富性，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动态论的辨证思维，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分型”就能代替的。用西医学明确疾病诊断，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和特长，摒弃简单化、程式化的“分型”，真正做到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真正发挥中医的疗效。
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这是近30年来中医医疗上的一大特点，在儿科领域更是明显。临床上双重诊断，有西医病名诊断，又有中医病名及辨证诊断，这应该是件好事，正如上述所论有助于中西医的沟通，有助于中医对西医病名疾病的认识。但是，也同样存在上述内容中谈到的难免出现中西医的勉强对照，中医辨证简单化。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因此，双重诊断存在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如何改进，如何提高，正是我们面临应当认真探索加以解决的问题。
双重治疗，在大多情况下弊大于利。顾名思义所谓“双重治疗”，即是既用西药又用中药，这是西药、中药相加，是凑合，是“拼盘”，不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在目前的现状下，所谓中西医结合治疗做得比较好的是：中西医在治疗某一疾病相互取长补短，针对某一病理状态、某一疾病阶段，发挥中西药的特效作用而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以发挥最佳疗效，减少副作用，缩短病程。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是肾病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目前激素治疗肾病综合征被认为是特效药物，然而激素的副作用大，肾病综合征的“反跳”与复发率高。然而在激素应用的不同阶段，根据辨证配合中药治疗能减轻激素的副作用，减少“反跳”，预防“复发”，同时还能增强体质，巩固疗效。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西药合用，取长补短，有较好的临床治疗优点。
然而中西医双重治疗，中西药合用，很明显妨碍中医的发展，阻碍中医医疗技术的提高。因为西医治疗、西药的应用，靶向性较强，针对性较强，而且化学药物的定性定量准确，疗效确切。上述肾病综合征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是激素的疗效确切，但副作用大，易复发，应用中医中药以巩固激素的疗效，并减轻激素的副作用，预防复发。在这个成功的“中西医结合”双重诊断双重治疗的例子中，中医中药也只是辅助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更多的临床治疗现实却往往是中西药的合用是凑合，中药只是陪衬，或是点缀。中医治疗也往往不会认真思考、深入探索。尤其是儿科临床，西药针剂的注射往往比口服中药简单快捷，患儿家长都容易接受。既然西药起效了，何必再用中药？何必再去辨证论治？有了西医西药的拐杖，中医中药就必然“骨质疏松”，必然“缺钙”，中医的内涵就荒芜了，中医的特色就发挥不了，中医必然走向衰退。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极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医疗经验。即使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临床上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情况下，也不应把中医辨证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而是应当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发挥中医的独特疗效，或与西医西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向中西医的有机结合迈进。
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在疗效。而中医的临证思维、辨证论治，则是发挥中医疗效的关键，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
要提高中医技术水平，提高临证能力，就必须真正提高辨证论治水平。中医学家孟庆云提出中医辨证论治三个阶段（即三个境界）的理论：第一阶段叫作“对号入座”，即初入门的中医，在临证时往往根据教科书的证候分类、寒热虚实、阴虚阳虚来分证治疗，叫对号入座。第二阶段由辨证的对号入座进入“机圆法活”，这是因为疾病不是一成不变的，疾病在变化，治法也要随之而变化，这是辨证论治的高一层次，也就是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水平提高了一个境界，对疾病规律的掌握，对疾病治疗的把握，能够“机圆法活”善于变化，疗效自然也会提高。第三阶段是“非法为法”，（不以成法为法，不以现法为法）更加运用自如，掌握疾病治疗的主动权，这是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应该说这才是中医的精华所在，这种境界才能把中医发挥极致。“上工治未病”，何谓“上工治未病”？一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以预防为主；二是治法先机，在疾病发展的每一过程中都能把握先机，治未病，治病之先。这就是不法为法。中医要立足就必须提高自身的临证水平，必须在辨证论治上下功夫，力求达到第三境界。
在此必须指出：上述第一阶段，实际上就是目前风行的“辨证分型”。中医本来就没有“辨证分型”的说法，这个“辨证分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它的思路是把中医的辨证按照西医疾病的分型来处理，结果就成了西医的辨病和中医的证型（即辨证分型）。前面已经讲过，这种分型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它没有反映中医辨证论治的动态观、整体观，它呈现的是西医认识疾病的定式思维，而不是中医辨证论治的辨证思维。中医从来没有“辨证分型”。因此，这个“型”是桎梏中医的枷锁，“辨证分型”与辨证论治不可同日而语。但自觉不自觉的还在讲“辨证分型”，这种分“型”成习惯了，中医就停止发展了，中医的水平也就到此为止了。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辨证分型”何止讲过一千次、一万次？现在真的似乎“辨证分型”成了中医的术语？多么可怕！若是把“辨证分型”当成国家标准，成为中医规范，那就真正置中医于死地了！因此，现在到了该彻底破除“辨证分型”，还辨证论治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中医辨证论治的研究应当深化，除了传统的望闻问切之外，还应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将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结合起来。所谓宏观辨证是应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来辨别病位、病性及其变化，所谓微观辨证主要是指把西医的物理化学检查纳入中医辨证。
近30年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医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现代生物化学、免疫学、影像学以及生物电等方面的发展，不仅为疾病的诊断与预后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中医学的辨证提供了新的资料。目前这些研究虽然是初步的，但不少已为临床的辨证论治提供了借鉴，比如脾虚证、肾虚证、血瘀证、热毒证等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微观辨证的指标。应当指出，这些微观辨证指标还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使之更具有特异性。毫无疑问，微观辨证的深入，将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深化和发展。
科研与教育，是促进事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科研与教育在规模上应当是史无前例的，但中医科研与教育仍是处在探索的过程中。
目前中医儿科学领域的科研活动，概括起来大概有两大方面：一方面，主要是选用西医学的一些较为先进的指标，来验证或探索中医儿科临床辨证论治。另一方面，是对某些方药制剂治疗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上述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都有从中央到省市多层次的大量的立题或成果。这些研究统而言之可概括为“研究中医”，即是主要用现代医学来解释中医、研究中医，而不是从中医学术理论的角度进行中医研究。即便是“研究中医”，但这里面仍然有值得深思的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目前虽然希望发现某些客观指标为辨证依据，但是这些指标是否特异性强？是否真正先进？是否真正揭示中医辨证机理的实质？而且就中医辨证论治来讲，又是以“分型”为标准，这种“分型”能否真正反映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显然，这种“分型”过于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如果说，研究的“起点”就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或其本身就不可靠、不可信，那得出的结论又能说明什么？再者，这种科研的思路仅仅在于应用西医学的指标（或者西医学的概念）来认识中医，或者用比较时髦的话是“中医的现代化”。如果说，这就是中医的现代化，那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最多也是用现阶段的西医知识认识中医而已，而且认识的中医还不是真正的中医，“分型”不能代表中医。中医的精髓是辨证论治，是运用中医理论认识疾病、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而我们真正需要的科研，需要对中医学、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科学研究，不只是“研究中医”，更要做“中医研究”，是揭示中医学的本质，揭示中医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必须从中医自身的规律上去做科学研究。
至于另一方面对中药制剂的研制研究，大多是一病一方一药的研究，而且主要是西医药理药效方面的试验项目。这些也只是应用西医的药效学研究开发中药制剂的项目研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学研究。
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深奥无比。因为中医学本身就是深奥的科学，人体科学、生命科学是十分深奥的科学，中医学是运用中医的基本理论指导来认识人体，认识生命，维护人类生命健康的学问。因此，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必须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借助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进行。真正进行“中医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医”。因为“研究中医”最多只是说明中医，解释中医，而要发展中医必须是“中医研究”。
将先进的科学技术移植入中医儿科学，使之转化为中医儿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研究中医儿科学术理论，提高中医儿科辨证论治水平，是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基本点，离开这个基本点将是舍本逐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基础。中医教育对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学术的进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医家朱良春指出：“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源在于临床，临床水平之检测在于疗效，而疗效之关键在于人才。”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乏术、后继乏人。表面看中医队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从业人员众多，但真正的中医、中医水平较高的中医仍然太少。这首先与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关。中医教育从广义讲应当包括入门（入行）教育和继续教育。中医的入门（或称入行）教育，主要是在中医院校进行的学历教育，中医教育应当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来进行、来管理，但目前中医院校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西医学的教育模式，从教学内容到教学管理都存在不少问题。中医教育是培养后继之人，现在培养出来的人越多，却反而越造成后继乏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培养出来的中医不相信中医，不懂得中医的内涵，培养的不是真正的中医。因此后继乏人的根本原因是后继乏术。
我们认为目前中医教育至少应加强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学习，不能把中医经典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或者断章取义进行选编，或者任意套用时髦的名词进行解释。如果一位中医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没有很好读过《伤寒论》，以后是很难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的。二是加强中医辨证思维的培养，忽略中医理论思维的培养，反而用西医的思维模式、教育模式来进行中医教育，是根本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来的。三是要注重中医临床技能的传授，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加强临床带教，特别要加强师带徒的教育传授模式，因为能够在临床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医药实践经验很难在课堂中学到。如果只强调课堂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不会用中医中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在一封向中央领导递交的信中，指出了中医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以师带徒、师徒传承的师承教育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中国历史上，传承数代甚至数十代的中医世家也有不少。几千年来，这种模式造就了一大批医术精湛的名医，但现今的中医学历教育、继续教育以及执业资格与职称晋升制度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真正的中医越来越少。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种树”与“养花”不同，这本来是十分简单的道理。用种树的方法去养花，或用养花的方法去种树，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中医教育亟待改革。中医儿科在整个中医界又是弱势群体，问题更为复杂，因此，中医儿科学人才的培养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就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继承和发扬是中医学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没有好的继承，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创新更不能凭空而来”。我们要的是“推陈出新，而绝不是弃陈出新，更不是灭陈出新”。我们既不能数典忘祖，又不要墨守成规，更不能急于求成。中医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于临床，在于实践，在于疗效。现代临床由于环境的变化，更需要发挥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以提高疗效。
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强调指出：要切实推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的统一，必须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既不排斥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也不能舍弃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学术本质。要统筹兼顾文献整理、科研立项、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和中药研发，要抓紧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规范和管理办法。二是必须坚持以临床实践为核心。要通过临床实践筛选出有利于重大疾病的防治、独特诊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优秀临床人才的成长、具有良好疗效中药的研制等方面的课题，坚持医、产、学、研紧密结合，联合攻关，实现突破。三是必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要牢牢把握整体观、辨证论治等科学思维，认真挖掘整理、大力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独特诊疗技术方法，进一步做强做大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疑难病以及预防保健等方面的优势领域，注重从确有疗效的院内制剂中开发中药新药、注重对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注重挖掘和传承中药传统炮制技术。
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仍然是继承和发扬的问题。继承，就是要发掘和整理中医儿科学固有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是使中医儿科学术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继承是发扬的基础，在继承中发扬和创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创新。更好地为亿万儿童的健康服务。
中医学的发展要强调继承，继承是发扬的基础，没有继承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学如何在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健康发展，如何将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嫁接，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摆在我们每一位中医药学工作者面前，义不容辞的任务。
现代生命科学前沿基因组学研究迅猛发展，对生命本质的揭示，已全面影响整个医学界，中医药学也不例外。为促进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的沟通，寻求新的研究和发展领域与途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于1999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杨焕明教授提出以基因组学作为中医药学现代发展切入点的观点。这次会议在以下三大方面取得共识。1.中医药学与基因组学研究相互渗透的可能性；2.中医药学可与基因组学结合研究的领域：①中医证候学与相关（易感）基因研究，②中医药治疗作用与抗病基因研究，③中医药治疗作用与基因调控、修饰论，④中医药与蛋白质组学研究，⑤道地中药材的基因组研究，⑥基因芯片技术与中医药学，⑦数学和信息分析技术与中医药学；3.基因组学与中医药学交叉渗透的切入点：①证候发生与演变的基因组学研究，②中药复方作用机理的基因组学研究，③证候基因诊断与证候基因模型。
中医学与基因组学在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相互渗透是可能的。基因组学从整体上研究各个基因之间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与中医整体观相似；基因按功能分为结构基因与调控基因，基因组有“内含子”及“外显子”“内含子”中又有“增强子”与“抑制子”“抑癌基因”与“原癌基因”等都相当于一对阴阳，基因之间也要保持动态平衡，与中医的阴阳学说一致。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之规律，基因组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搞清同组基因不同功能与不同基因功能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有助于中医科学深层次的内涵研究，对探索中医学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证候是内外因相互作用导致的病机变化过程，依据多基因致病的关联特性，用基因组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从基因表达谱或表达产物的差比性分析，研究证候发生的基因表达调控规律、证候表现的基因特性、基因表达调控的变化及其规律，探讨疾病证候、亚健康状态（也有证候表现）与正常生命活动三种状态基因表达的差异性。证候发生的基因组学特征研究，为证候基因诊断、疗效评价指标体系、证候的动物模模型复制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从基因表达谱或表达产物的差比性分析，研究中药复方作用的基因调控、修饰过程，以期找出复方药物生物化学环境，对受体等靶点的基因表达及基因表达产物影响的生物环境与规律的作用。
“藏象”及“证”的生物基础研究、中药药理及复方作用研究，都需要样品中大量基因序列及表达信息，而基因芯片为中医微观整体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具，中医基于自身特点应抢先利用这一方法，以揭示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和中药的有效成分，通过中医临床试验，并探析中医理论的复杂问题。
如果说过去引入现代科学指标的中西结合，为战术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标”；那么把基因组学融入中医药学，对基础理论的突破性研究，可能才是战略目标，才是发展中医学术之“本”。基因组学有可能是中医学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中医药学以基因组学为突破口的时机已经成熟，机不可失，中医在引入基因组学后，将带来一次质的飞跃，中医药学将迎来一个以分子层次（主要是基因组学）为主导，全层次（包括整体和群体）发展的新时期。
（朱锦善 张静 张广丽 刘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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