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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金元时期，是民族战争极为频繁的时代。中国北部和中原广大地区，沦为各族统治阶级争夺的战场，公元1115年，在松花江两岸兴起的女真族建立金国，在1125年灭辽，又于1127年南下攻陷汴京，俘虏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王朝灭亡，宋朝迁都临安，建立南宋。公元1234年，北方蒙古族兴起，并灭金，于1271年建立元朝，定都大都。然后远征欧亚，并在1279年回师再灭南宋。元朝从公元1271年至1368年仅89年，但元朝是自唐朝以后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再一次规模空前的统一。
金元两朝，一方面战争频繁，连年征战；另一方面人民生活困苦，疾病流行。这个时期，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其中元代名医朱震亨，与金代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索，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更加深入和丰富。刘完素主张“火热致病”，善用寒凉药物，被称作“主火学派”或“寒凉学派”；张从正主张“病由邪生”，善用“汗”“吐”“下”攻邪法，被称作“攻下学派”；李杲主张“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益气升阳”，被称作“脾胃学派”或“补土学派”；朱震亨主张“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善用养阴降火，故称作“养阴学派”。这种盛极一时的各家学说争鸣局面，使中国医学在金元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及其争鸣，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不仅促进了中医学对病机学说、正邪学说、脏腑证治学说的研究发展，而且为明、清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临床治疗学的丰富和发展。金元时期的儿科医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儿科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完善，开拓了中医儿科治疗学的新思路。不但金元各学派的医家的学说对儿科学有重大影响，而且他们也有许多对儿科的论述，推动了儿科学术的发展。另一位元代有影响的儿科医家曾世荣，在小儿保育、审脉辨证、用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金元时期在医事制度、诊断治疗以及痘疹学等方面，均有所创新，确立了麻疹病名，并出现了第一部麻疹专著《麻证全书》，第一次将麻疹的病名、病因、证治进行了总结，对后世的影响甚大。
金元时期的医政制度多仿宋代。金代设置太医院，属宣徽院，置提点、院使、副使、判官，掌管医药，领导太医院工作。又设管勾、正奉上太医、副奉上太医、长行太医等职，还设有太医教官。太医的品秩凡25阶。金代药政机构设置尚药局和御药院，均隶属于宣徽院。尚药局，掌宫中汤药茶果事宜，按其职能并非药事专门机构。设置提点、局使、副使、直长、都监、果子部监、同监等职。御药院，掌进御汤药，明昌五年（1194）置设提点、直长，以亲信内侍人充任，又有都监、同监等职。金代又仿照宋制设惠民局，属礼部，掌制剂、发卖汤药，施医药于平民。各地寺庙也设有药局，施医给药，救济贫病百姓。
元代太医院为独立的最高医事机构，秩正二品，掌宫中医药事宜，领导所属医职，其职额，自中统元年（1260）以来，屡经变更，至治二年（1322）乃定置院使12员、同知2员、俭院2人、同俭2员、院判2员、经历2员、都事2员、照磨兼承发架阁库1员，又有令史8员，译史2员，知印2员，通事2员、宣使7员。至元二十年（1283）太医院改为尚医监（正四品），二十二年（1285）复为太医院。下属机关设有广济提举局、行典药局和典药局。行典药局和典药局同为詹事院典医监所属，两局都是管理东宫太子药物的机构，前者掌供奉，后者掌制剂。典医监，隶詹事院，领导东宫太医，配制供给太子的药物。至元十九年（1282）置典医署（正五品），天历二年（1329）仍改为典医监（正三品），设达鲁花赤2员，卿3员、太监2员、亟2员、经历、知事各1员、吏属凡18员。此外，在一些中央机关也设有医官，掌管本单位的医疗保健工作，如中书省设有省医3人，枢密院议院医2人，御史台台医2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也置台医，大宗正府置医人1人。元代药政机构设置御药院，至元六年（1269）设立，掌管各路及藩国进贡药品、药物的制剂和煮药。置有达鲁花赤1员、大使2员、副使3员、直长1员、都监2员。元代至元十一年（1274）设立御药局掌管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的行医药物，置达鲁花赤、局使、副使，至大德九年（1305）御药局只掌管上都药仓事宜。行箧药物由御药局分设的行御药局掌管，置达鲁花赤、大使、副使等职。此外，至大元年（1308）设立御香局，掌调制御用各种香药。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设置惠民局于大都，中统四年（1263）在上都设立了惠民司。后来各路也设有惠民局，为贫民免费医病给药，经费依民户多寡分等级拨结。
金元时期不仅重视医药，而且重视医学教育。金代太医院为医学教育机构，元代太医院不再具有医学教学职能，只具有医学管理及规章制度颁发之职能。金代在各州、府还设有医学校，医学生员额较少，如大兴府30人，其余京府20人，散府节镇16人，防御州10人。金代医学生，每月考试1次，依成绩优劣给予奖惩，甚至于开除学籍。太医考试3年1次，医学生学习成绩优良者，经考查也可替补，民间良医听其试补。至元九年（1272）设立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管理医学教育，其职能是考查各路医学生的课业学习成绩、考核太医教官教学效果、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认药材、教导太医子弟、领导各处医学，设置提举1员、副提举1员，并对教师的举荐与考核进行了规定。依照儒学体例，医学设教授、学录和学正各1员。上、中州各设教授1员；下州设医政1员；各省设教谕1员。医学提举司的设立，显示了元代统治者重视医学教育，也反映了医学教育管理制度日臻完善。并规定教员每年发布13科题目考试学生，3年1次设立科举，实验太医、教谕、学录、学正和教授、不在京的提领和提举，在上任时必先考试经义。秋季各路举行乡试，次年秋天来京会试。乡试不限人数，各科共取100人。元代考试科目设有13科：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公元1285年奉旨并为10科，即大方脉、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等。其中的小方脉为沿袭宋代之名而来，即今之小儿科。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凡不精熟本科经书者，禁止行医；儿科四书为《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圣济总录》十六卷，可见那时要求儿科医生必须具备医学理论，熟悉药物作用以及小儿常用方剂，这三者恰恰是小儿医生所必备的行医基础。元代对医学生及教学人员的考查、考核，则由医学提举司每年拟定13科疑难题目，呈报太医院转发各路医学教授，令医学生依式每月学习医义一通，年终时造册呈报医学提举司，以考查医学生学习成绩。此外，本医学的教授就所下发的题目解答3道，年终时另行造册，呈报太医院，以考核其是否称职。
元代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医药的新律令。首先要求禁庸医，因为当时由于庸医误治而致死亡的事故不断，为了对医疗行业加以规范，对庸医加以惩罚，于公元1300年准刑部呈：“庸医之辈，唯利是图”“谬误死者皆委于命”，因此主张“严立规程，课试诸生医书医义”“致伤人命者，临事详其轻重，追断所据，提举、教授等官训诫失宜，禁约不到，亦行究治”。公元1311年诏令禁止非选试及著籍的医人行医，于十三科内不能精通其中一科者不得行医。其次还有禁假药，再次禁巫咒等。
“金元医学”在短短一百多年间，以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为代表的金元医家，形成了理论上各有建树，实践中互有补充的医学特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其突出的创新成就，他们对明、清乃至今日中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儿科学术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对儿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金元医家善于继承、敢于创新，自刘完素以后，很多医家之间多有师承或私淑关系，但继承之中又极少局限于前人的认识，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新的学风，构成了金元医学创新争鸣的繁荣景象。
刘完素（约1120—1200），字守真，号河间，稍晚于钱乙。他在学术上以“火热论”著称，火热学说的产生与当时热性病流行有密切关系，他运用运气学说，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相关理论，他认为大凡疾病多因火热，在治疗上一改北宋用药偏于温燥之习，从表里两方面提出运用寒凉泻火治疗外感热病。刘河间的上述运气学说与六气化火化热的理论，同样体现在他对小儿疾病的认识之中，他说“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这与钱乙主张的“小儿纯阳，无烦盖火”是一脉相承的，刘河间的表里双解泻火，治疗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对儿科临床应用影响深远。
与刘河间同时而年少的张元素，字洁古，是易水学派的创始人，李杲就是他的学生。张元素所著的《医学启源》和《脏腑标本用药式》，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也是他的课徒之本。张元素注重脏腑的辨证用药，就是在钱乙的“五脏所主”和“五脏补泻”的基础上加以补充的。后世儿科所习用的脏腑辨证用药法则，又是根据钱乙、张元素等的认识而逐步完善起来的。张元素认为“四时以胃气为本”，故“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荣散，谷消则卫亡，荣散卫亡，神无所居”。由此可见他重视扶养胃气的思想，他曾告诫后世传人“养正积自除”。这些立论与刘河间学说比较，就会看出有很大不同，刘完素用药寒凉，而张元素则力辟之，并且在用药方面尽力讲求药物归经，形成独有特点。张元素的这些医学思想，由于他有独到之处，故为其入室弟子所服膺，在他的医学思想影响下，张壁、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都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学说，形成明显的学术流派——易水学派，与当时兴起的河间学派并立，争鸣于金元时期北方医学界。之后李杲发明“内伤”学说，更加强调脾胃的重要，是和张元素的医学思想分不开的。
李杲（1180—1251），字明之，自号东垣老人，李东垣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脾胃的作用。他认为，脾胃之作用非常重要，脾胃虚弱，总会影响人体阳气不得生发，阳气不足，阴气则有余，故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虚弱所生，故治疗必须重视脾胃。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元气为人生之本，脾胃为元气之源。他说：“真气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又说：“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而他所说的元气，其含义是颇为广泛的。他认为：“夫元气、谷气、荣气、卫气、生发诸阳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内外伤辨惑论》）治疗重视升降补泻，而脾运中阳、升发胃气又是他的脾胃学说的精华所在。他说：“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之地也……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脾胃论》）。他还认为：“火为元气之贼，“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又说：“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脾胃论》）元气不足，则阴火盛，阴火盛，又反过来伤害元气。他虽然也强调火的危害，但他认为根源仍在脾胃之元气。所以在治疗上，主张温补脾胃以抑火，不主张用寒凉泻火，这就是他提出“甘温除热”的理论根据。金末时，李杲的学说通过其著作的陆续出版及其弟子罗天益的继承发扬，在元初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李东垣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钱乙、张洁古的学说理论，而且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脾胃学说。小儿脏腑嫩弱，脾胃受病最多，如何调整小儿脾胃，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李氏脾胃学说的倡导，对于小儿脾胃的进一步认识，有重要意义。
张从正（约1156—1228），字子和，号戴人，是金元时期又一位著名医家。他的主要医学思想，首先主张“邪气”说，理由是：“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关于病邪，张从正认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内而生。病邪轻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时间经久则很难抑制，甚至可招致暴死。如果有了病邪不尽快消除，反而先去设想巩固人体元气，如此很容易使人体真气未得到恢复，病邪却有了发展。治疗疾病当以制止病邪发展和祛除病邪为首务，所谓“邪去而元气自复”。这是张从正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主要主张。他治病注重驱邪，擅长汗、吐、下法之运用。张从正认为邪有上、中、下之别，上为风寒暑湿燥火等在天之邪，下为雾露冰雹雨泥等在地之邪，中为饮食酸苦甘辛咸淡等水谷之邪。所以，治疗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凡在上之邪，可以用汗法治疗；在中之邪，凡风痰宿食可用涌吐方法治疗；而在下之邪，可用泻下方法治疗。在用药方面，根据年龄老少，病之轻重，有增有减，有续有止，按证施用。同时，他还提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的观点，小儿之病多为外感六淫和内伤饮食，正确地掌握汗、吐、下之运用十分重要。对小儿的保健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号丹溪，是“阳有余阴不足”说的倡导者，他认为“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然阳主乎动，阴主乎静”。人体要维持正常活动，常居于“阳动”状态。丹溪云：“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所为也。”在丹溪看来，人生的“相火”即是人体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亦即“阳动”。在病理方面，则是“阳易亢，阴易乏”。治疗擅长“滋阴降火”，是养阴学派的代表。朱丹溪学医于罗知悌，罗为刘河间的再传弟子，因此丹溪在学术上是师承河间的，然而河间的学说又与钱乙学说是一脉相承的。朱丹溪也颇尊钱乙，认为钱乙之方“立例极好”，被后世推为滋阴代表方剂的六味地黄丸，即是钱乙根据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而创设的。朱丹溪认为小儿“阴常不足”“常多湿热、食积、痰热、伤乳，大概肝与脾病多，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刘河间、朱丹溪的这些观点，既与钱乙之论密切相关，又对后世儿科影响甚大。明清许多医家崇尚刘河间小儿纯阳化热之论与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较为突出的是明代儿科医家万全在朱丹溪学说的影响下，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深入阐发，提出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不足”的“三有余四不足”的学术观点，将儿科学的理论与临床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金元时期，学术思想活跃，流派纷呈，名医辈出。具有代表性的医家有如上所举：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张从正、朱震亨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儿科学术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对儿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金元四大家大多一专多能，各科兼长，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有儿科的有关论述，如刘完素在《宣明方论·儿科论》中提出：“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也。”主张用辛凉苦寒、泻热养阴以治小儿热病。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对促进儿科脾胃病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他的补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等至今仍为儿科广泛应用。张子和治热性病善用攻下法，为小儿治疗热性病采用上病下取提供了理论依据。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对小儿体质生理及热病伤阴而采用滋阴方法治疗具有很大影响。
金元时期医学流派学术争鸣，反映在儿科领域则主要是儿科寒温学派的学术争鸣，首先反映在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认识上。刘完素认为大凡疾病多因火热，治则注重寒凉。在《河间六书》中载：“小儿六岁以上为小儿，十八岁以上为少年。”他认为新生儿骨肉脆软，肠胃细微，乳食不当，或厚衣温暖，易生壅滞积热，热干于心，乃发为惊为搐。所以他在《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小儿门》中说：“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这种观点与钱乙主张“小儿纯阳，无烦益火”说，是一脉相承的。张子和私淑河间，论小儿致病之源也多从火热立论，用药力主寒凉。朱丹溪承刘河间之论，对这一学说继续发挥，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他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生，人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并指出：“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而天之大气举之。”所谓“大气举之”，即天大而包地，阳多而阴少之义。又曰：“日，实也，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而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日实月缺，又有阳多而阴少之义。丹溪以日常满、月常缺的自然现象，联系到人体气血阴阳的变化，从而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论”。对于小儿，认为“小儿十六岁以前，禀纯阳气，为热多也”“人生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将圆，唯阴长不足，肠胃尚脆且窄。”（《格致余论·慈幼论》）朱丹溪认为小儿阴常不足，常多湿热、食积、痰热、伤乳，大概肝与脾病多，即提出了“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以及“脾只是不足”的小儿生理病理观。即从生理讲，初生小儿禀先天而来，其肾自然不足，故在病理上，自然易于肾虚为病；脾主消磨，小儿生长迅速，善消乳食，要求脾的功能恒保旺盛，倘若发病，即为功能不足所致；肝只是有余，不仅言小儿生长发育迅速的现象犹如肝木萌发，一切从无到有，从幼小到健全的小儿生理特点，还表明其在病理上易于出现肝旺克脾，致肝亢脾虚为病的特点。丹溪这种生理病理观，至明代儿科大家万全进一步补充完善后，遂成为著名的五脏有余不足说，其影响是巨大的。
另外，元曾世荣指出小儿发病的特点，肠胃脆弱，容易积食停滞，神怯气弱，很易发生惊恐。且小儿患病虽以呼吸道和消化道为主，但亦有属于先天性的，有属于生长过程的，有限于某一时期的，有属于成长不足的，因此不能过于看成简单，而且儿体质薄，抵抗力差，得病极易传变。
病因方面，李东垣提出小儿饥饿致病者多，或多食甘甜肥腻食物者致病者多，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小儿内因发病说，告诫人们注意顾护小儿脾胃的重要性。张从正则从邪气致病，“凡病皆邪为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邪气侵袭的小儿外因发病说。王好古则从饮食冷物、误服凉药、口鼻吸入雾湿之气等外感之邪论述了伤寒阴证，补充了外感伤寒的内容，扩大了阴证的范围，也有助于小儿的预防保健。当时医家还注意到先天因素即“禀赋”与小儿疾病的关系，并认识到除了父母遗传的因素之外，还与母亲在怀胎期间对胎儿的影响密切相关。如元·危亦林《医学正传·小儿科》：“夫小儿之在胎也，母饥亦饥，母饱亦饱，辛辣适口，胎气随热，情欲动中，胎息辄躁，或多食煎煿，或恣味辛酸，或嗜欲无节，或喜怒不常，皆能令子受患……其余饮食男女养胎幼幼之法，必深得造化生生不息之意。”可见孕母的健康、饮食、起居等足以影响胎儿，若调摄失宜则小儿出生后易发生相应的疾病。此外，元代医家还注意到外伤事故对小儿的损害，小儿由于好奇爱动，外伤事故比较多见，有些事故往往给小儿造成伤残，甚至丧命。常见的外伤事故有创伤、跌打伤、脱位、烫烧伤、蛇及动物螫咬伤等。《活幼心书·不内外因》：“十岁以上小儿，饮酒啖热，因热动血，醉饱掬撅，胃脘吐血，甚至鼻口俱出，此非内因外因之使然，乃自取过耳……有长成小儿，偶因他物自伤，或戏走失足，触损两目，血胀肿痛，昼轻夜重……有因饮食中误吞骨鲠，吐不出，咽不下，气郁生痰，痰裹其骨，内则作痛，外则浮肿，啼声似哑，亦为可虑，投备急散取效。有孩儿贪劣，弄刀锥，或乘高堕地致伤，皮破血出……有十五岁者，恃其血气方刚，唯务驰骋，多致落马堕车，或斗狠，跌折肢体，一切损证及毒虫兽所伤。”可见，小儿外伤事故也是致病的重要原因。
病机方面，金·刘河间对火热病证提出了“六气皆可化火”的观点，系统发挥了《素问》病机十九条，把十九条的38种补充为97种，扩大了火热病症的范畴，火热成为小儿疾病病机急转的重要因素。刘氏认为外因六气、内因五志皆可导致热证。刘氏对运气学说做了创造性的发展，把五运六气的原理运用于人体脏腑内部，提出了脏腑六气的病机理论。这种内生六气的观点，对阐发人体脏腑病机，是一条有益的探索方向和途径。刘完素认为小儿脏腑经络嫩小，内脏精气不足，感邪之后，邪气易于枭张，从阳化热，由温化火。火者热之极，邪热内壅，则壮热、烦躁；同时小儿神气怯弱，邪易深入，内陷心包则惊悸、昏迷，引动肝风则抽搐；肝风心火，交相煽动，则火热炽盛，真阴内亏，水不济火，筋脉失养，故壮热、惊搐、昏迷，甚则角弓反张。如《河间六书·小儿论》曰：“《素问》云：身热恶寒，战栗惊惑，皆属热主，为少阴君火；暴强直支緛戾，里急筋缩，皆属风证，为厥阴风木。夫小儿六岁之上为小儿，十八岁已上为少年，其六岁以下者诸经不载，是以乳下婴儿，有病难治，无可定也。然小儿与大人，不可一例，各异治之。虽小儿诞生襁褓之后，骨肉脆软，肠胃细微，可以乳食，调和脏腑，乃得平安。肌肤滋润，筋骨轻微，以绵衣之，故生壅滞。内有积热，热乘于心，心受邪热，乃发为惊。惊不止返为潮搐。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也。”
朱丹溪基于“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所以在病理方面特别强调“阳易亢，阴易乏”。对小儿疾病他提出“肝总是有余”“肝病最多”的看法，也是据此而立论。小儿感邪之后，每易嚣张，邪正交争则剧，很易出现高热，热盛又易损耗津液，表现烦渴引饮，唇干口燥、舌绛少津等阴液亏乏的症状。这种阳旺化火，伤津耗液的现象，在小儿疾病中是屡见不鲜的，和丹溪提出的“阳易亢，阴易乏”是一致的。而且小儿往往阳旺化火，伤津耗液之后，导致津血不能濡养筋脉，肝脏失于滋涵，出现肝风内动壮热、惊搐、昏迷，甚则角弓反张，临床颇为常见。
元代著名的儿科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中提出了“气机升降失常”的小儿病机理论，主张“盖其气也，四时平和则身安，一身壅滞则疾作”。
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论小儿》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认识到小儿疾病诊断不同于成人，更应详辨分明：“为医之道，大方脉为难治，幼科尤难，以其脏腑脆嫩，皮骨软弱，血气未盛，经络如丝，脉息如毫，易冷易热，兼之口不能言，手不能指，疾痛之莫知，非观形察色，听声切脉，究其病源，详其阴阳表里虚实而能疗之者，盖亦寡矣。”关于小儿望诊，元·朱丹溪在《幼科全书·观形察色》中说：“要识小儿证候，但将外貌推求。”以直观的方法描述患儿神色形态的病理改变，以推断脏腑病机。《幼科全书》的“形证歌”中将临床所常见的约30种形证，用歌赋的形式说明产生的病因，并将相类似的某些证候进行鉴别。例如：摇头揉眼，眵泪憎明，这两种形证，都有眼部证状，一则为肝热生风，一则为三焦积热。又如，颊赤面黄，面黄浮肿，这两种形证，都有面黄，前者则为风伤肺热，后者则为积气所攻。并将面部分属于五脏，小儿额上属心火，左颊属肝木，右颊属肺金，鼻准脾土，下颏属肾水，色紫者热盛，色红者热主外感，色青者多惊，色白者主虫，色青黑者腹痛，色白者主疳，色黄者脾虚，色黄白而唇青疟疾，色黄者食积，面紫黑者中恶，面青白者主肝风，面黄色黑者主湿热。元代还有了舌苔图谱，敖氏（生平不详）曾绘《敖氏验舌法》图1卷，主张以舌色验证，绘图12幅。元代人杜本，号清碧居士，博学善文，兼通医学，专心增订敖氏12舌苔图为36图，于1341年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一书，成为我国最早的舌诊专书。书中绘制各种有病的舌色，如白苔、黑苔、干裂舌等图，论述每种病理舌苔所主证候及治法，使舌诊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这些舌诊图例成为儿科临床诊断的重要方法。
关于小儿脉诊，元·朱丹溪《幼科全书》指出小儿脉息与成人有异，不仅表现在小儿脉行较速，在持脉方法上也是有所不同。因为小儿手臂较短，故寸、关、尺三部，不能容纳三指，一般以一指或两指候之，此即古人所说的“一指定三关”为幼科诊脉方法。并指出成人有27脉，小儿则不能照此细分，以浮、沉、迟、数，以辨别表里寒热，又以脉搏有力、无力，以定虚实，还对小儿指纹诊法提出：风关青如鱼刺，易治，是治惊候；黑色难治。气关青如鱼刺，主疳劳身热，易治，用保婴丹加柴胡、黄芩。命关青如鱼刺者，主虚风邪传脾，难治，用紫金锭加白术、茯苓等。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虎口脉中指出：第一节赤纹乃飞禽内外人惊，赤纹缓乃火惊，黑纹水惊，青纹乃天雷四则惊，内隐青纹微屈则是惊风候。第二节紫色纹乃惊疳，青色纹乃疳传肝，白色纹乃疳传肺，黄色纹乃疳传脾，黑色纹难治。第三节青黑纹，三关通度、斜归指甲则不治。
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中指出，诊断小儿疾患必须详细审察，要以望诊为主，还须脉形合参，才能全面，方不致误。提出：“术显咸阳扁鹊，全婴而有验；脉明晋代叔和，及幼以无讹；抑又晄白虚盛，神气常昏；紫黑实多，声音益胜；阳证似阴，脉按细紧；阴证似阳，脉来缓应。然大学所谓若保赤子，心诚求之，又在究心观证。尝谓为医不易，幼幼之科，尤不易者也。”即是指小儿医生要具备扁鹊高深技术，要像王叔和透彻脉理，这样自能辨证无误，效如桴鼓。由于小儿除了面白，神气昏惨，是为虚证，面紫黑，声音粗亢，是为实证的明显辨证外，还有一些阴证似阳，阳证似阴的证候，最易误认，必须细心切脉辨别。例如阳证似阴，脉按细紧，阴证似阳，脉来缓而无力。所以，临床上必须详审，才能正确无误，可见为医之不易，尤其小儿专科更是不易。曾氏认为“三岁之上小儿，以色合脉，尤其为妙”，并提出了“三部五脉”说，即：“小儿三部，面看气色为一部，虎口纹脉为二部，寸口一指为三部；五脉者，上按额前，下诊太冲，并前三部，谓之五脉。”并指出：“审察究详，按考推备”，即审表里、察阴阳、究脏腑、详标本、按虚实、考轻重、推前后、备端详。危亦林亦从此说，但望诊方面主张从色、指纹两角度进行。
金元时期，对药物的气味、归经、升降、补泻等都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该时期药物的归经学说逐渐确立，成为药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金代的张洁古根据《黄帝内经》《中藏经》《小儿药证直诀》等有关脏腑辨证论治理论，加以阐发，他在《医学启源》一书中，详述各脏腑天人相应关系、表里关系，并按“不及”“太过”“实”“虚”“寒”“热”进行脏腑辨证，并提出五脏寒热补泻方剂与用药原则。在用药方面，张洁古有独到见解，他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归经报使，针对脏腑的属性苦欲，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中药临床药理学，对中药的临床应用更为规范实用。
张洁古认为取各药药性之长使其各归其经，则力专效宏，若不明归经，无的放矢则很难中病逐邪。他综合分析了气味对脏腑经络的作用，总结出归经规律，“凡药之五味，随五脏所入而为补泻，亦不过因其性而调之”。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泻心火，黄芩则泻肺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黄芩又泻大肠火，石膏则泻胃火。他还指出药物由于炮制方法不同，其归经亦会随之发生变化，主治的疾病亦相应不同。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制方必须有引经报使，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有些药物不仅本身作用于某经，且配入方中尚能引导全方其他药进入该经，这类药物就是引经报使药。如太阳经病，在上用羌活，在下用黄柏；阳明经病，在上用升麻、白芷，在下用石膏等（《医学启源·各经引用》）。张洁古秉承《黄帝内经》理论，还以药物的气味阴阳薄厚来阐述升降浮沉，他认为药物之所以具有升降之性，乃是由其气味厚薄参合而成，他还举出茯苓、麻黄为例说明气薄者未必尽升，味薄者未必尽降。他精心制定出了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的“药类法象”，他注意到药物的升降浮沉与其质地和种类有关，并可随炮制或配伍改变趋向以适应临床复杂的病证。张洁古还强调一年之中的季节气候对用药的影响，他说：“大寒至春分，厥阴风木主位，在上宜吐，在下宜下，春分至小满，少阴君火主位，间有阳明之位，宜发汗之药；小满至大暑，少阳相火主位，宜清上凉下之药；大暑至秋分，太阴湿土主位，宜渗泄之药；秋分至小雪，阳明燥金主位，宜和解表里之药；小雪至大寒，太阳寒水主位，宜发汗破积之药”（《医学启源·六气之治要法》）。又说：“春：防风、升麻；夏：黄芩、知母、白芍；秋；泽泻、芦荟；冬：桂、桂枝。”（《珍珠囊·四时用药法》）李东垣进一步认为药物升降浮沉之性与四时节气的更迭是相对应的，并总结出凡气味辛甘温热之药及味之薄者性主升浮，气味酸苦咸寒及淡味渗泄之品主沉降。炮制方法可改变药物的升降趋势。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食疗渐趋成熟，并出现了第一本食疗专著——《饮膳正要》，为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著。该书不但强调“食疗”，而且重视“食补”，以健康人膳食标准立论，已经具有营养学的意义。如叙述日常食物的性味功用，包括米、谷、禽兽、菜果等。提倡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不可饱食便卧；热食有汗勿当风；晚间不可多食，不要大醉；食毕以温水漱口，使人无齿疾口臭；饱食后不洗头，食与睡时不语；睡前刷牙比清晨刷牙更有益等。书中还列举了妊娠和乳母的饮食忌宜。对各种点心、菜肴的成分和烹调方法均详述。本书不但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与食疗的专书，也是一部古代有价值的食谱。其中许多论述颇符合对儿童喂养和保健方面的要求。
在药物炮制方面有了极大的发展，发明了新法，如李东垣在《汤液本草·东垣先生用药法象》中说：“黄芩、黄柏、知母，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须用酒炒之，借酒力以上腾也；咽之下，脐之上，须酒洗之。在下生用。”又说：“大凡生升熟降，大黄须煨，恐寒则损胃气，至于川乌、附子，须炮以制毒也。”可见当时对药物的炮制方法已经相当娴熟，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对药物的性能进行改进，对不同的病因、病症、病性及体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炮制方法，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和针对性，可以说是药物炮制上的一大进步。
根据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金元医家提出各种适宜小儿特点的证治法则。刘河间在《宣明论方·儿科论》中，赞同前人关于小儿为纯阳之体的理论，认为小儿发病“热多冷少”，主张用辛凉苦寒、泻热养阴来治疗小儿热病。张子和虽以攻下闻名，但他认为小儿柔弱，凡治小儿之法，不可用极寒极热之药及峻补峻泻之剂，注意到顾护小儿脾胃的重要性。李东垣更是强调小儿脾胃的意义，将他的脾胃学说运用到儿科临床，并确立了治疗脾胃病的用药法则，强调升脾阳与降阴火的辨证关系，脾胃中气冲盛，营气上升，心肺得以生养，所谓脾受气于胃，行津液以灌溉脏腑经络，在于脾阳的生发，阳升则阴降。比如说脾胃虚弱，长夏天气热盛损伤元气，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两脚痿软，口不知味，早晚寒厥等等，是元气不足的病理反映，法当升运脾阳，扶益元气。还创立了甘温除大热的治则，创立了补中益气汤。提出了饮食用药的禁忌。李东垣以甘温补中见长，对小儿脾胃重在升发阳气。朱丹溪在《丹溪心法·小儿说》中提出，“乳下小儿常多湿热、食积、痰热为病”，且易热化，损伤阴液，故多用滋养阴液治疗。因此，在儿科疾病的治疗上，清热养阴，滋阴降火，育阴潜阳，镇肝息风等，成为常用之法。丹溪对邪火亢盛而阴精不足之证，惯用降火之剂，反对滥用辛燥。例如他在《丹溪心法》中说：“阴虚火动难治。火郁当发，看在何经，轻者可降，重者则从其性而升之。实火可泻，黄连解毒之类，虚火可补，小便降火极速……有补阴火急降，炒黄柏生地黄之类。凡火盛者不可骤用凉药，必兼温散……芩连山栀大黄黄柏降火，非阴中之火不可用。生甘草缓火邪，木通下行泻小肠火等”这些原则在儿科临床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金元时期的许多著名医家创制的一些著名方剂为后世儿科所习用。如刘河间的防风通圣散、凉膈散、天水散，张洁古的九味羌活汤，张子和的禹功散，李东垣的普济消毒饮、补中益气汤，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保和丸等。金元各家对后世影响甚大，特别是李东垣、朱丹溪二氏，从之者众。明代的许多儿科医著中，多崇尚李、朱之论证方治。
元代朱丹溪在《格致余论·慈幼论》：“儿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安则俱安。”提出因胎儿与母体是统一的，母体发热胎儿就会受热而发热，母体感受寒凉而变生诸寒证，也可传于胎儿。只有母亲平安无事，饮食起居有节制，才可以确保胎儿的发育正常。
元代张子和《儒门事亲》认为：“小儿初生之时，肠胃绵脆，易饥易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今之人养稚子，当正夏时，以面夹裹腹，日不下怀，人气相蒸；见天稍寒，即封闭密室，睡不下幕，暖炕火炉，使微寒不入，大热不泄，虽衰老之人尚犹不可，况纯阳之小儿乎？”认为小儿不宜衣着过暖，要锻炼小儿肌体，增强抵抗力，以适应自然环境气候的变化，少生疾病。他又说小儿是纯阳之体，食之过饱，则至呕吐，损伤脾胃。“今人养稚子，不察肠胃能容几何，但闻一声哭，将谓饥号，即以潼乳纳之儿口，岂复知量，不吐不已。及稍能食，应口辄与。夫小儿初生，别无伎俩，唯善啼哭为强良耳！”这是论述小儿饮食不宜过饱，过饱则肠胃积滞，容易发生消化不良、发热吐泻等证。小儿疾病，多半因于寒温或饮食所伤，张子和说：“其病之源只有二，曰饱，曰暖。”过饱，则停积于中；过暖则闭热于内。不要怕小儿啼哭，啼哭乃所以泄气之热，也是对肺功能的锻炼。不要以为啼哭就怕他饿了而多食，或是凉了而多衣，导致停食感邪。小儿最常见的病症有四种：曰惊，曰疳，曰吐，曰泻。其病因皆在于饱和暖，对这四种疾病产生的机理做了详细的论述，并对刘河间以通圣、凉膈、神芎、益元等方剂治疗此类疾病，予以充分肯定。他还提倡妇人妊娠宜适当劳作运动，认为儿在母腹中，其母作劳，气血动用，则形体充实；母既作劳，亦多易生产。胎儿出生以后，他又提出养子之法。他说：“予尝授人以养子之法：儿未坐时，卧以赤地；及天寒时，不与厚衣，布而不绵；及能坐时，以铁铃、木壶杂戏之物系之以绳，置之水盆中，使一浮一沉，弄之有声；当炎暑之时，令坐其旁，掬水弄铃以散诸热。《内经》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手得寒水，阴气达于心中，乃不药之药也。予尝告之陈敬之，若小儿病，缓急无药，不如不用……岁在丙戌，群儿皆病泻泄，但用药者皆死。盖医者不达湿热之理，以温燥行之，故皆死。唯陈敬之不与药，用予之言，病儿独存。噫！有病不治得中医，暴得大病服药者，当谨熟阴阳。若未病之前，从予奉养之法，亦复不生病，纵有微疾，虽不服药可也。”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科学价值。
元代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所述说养儿理论与张子和有相似之处，“人生十六岁以前，血气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将圆，唯阴长不足，肠胃尚脆而窄，养之之道不可不谨。童子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裳，下体之服，帛温软甚于布也；裘，皮衣温软甚于棉也。盖下体主阴，得寒凉则阴易长，得温暖则阴暗消，是以下体不与帛绢夹厚温暖之服，恐妨阴气，实为确论。血气俱盛，食物易消，故食无时，然肠胃尚脆而窄，若稠黏干硬，酸咸甜辣，一切鱼肉木果……”对哺乳期的妇女提出，应谨节，若病气影响，乳汁必致凝滞，儿得此乳，而疾病立至，可发为吐泻、疮疡或口噤、惊搐等。并且乳母先天的禀受、情性的急缓、骨肌的坚脆、德行的善恶都会直接影响到小儿。
张子和还说：“贫贱之家，衣食不足，生子常坚；富贵之家，衣食有余，生子常夭……贫家之育子，虽薄于富家，其成全小儿反出于富家之上。”其主要原因，就是薄衣能增强小儿肌体的抵抗力，少食能少因过食过饱导致的脾胃功能损伤。曾世荣认为，不使小儿衣过暖、食过饱，是保证小儿健康发育的重要措施之一。他曾作小儿常安歌：“四时欲得小儿安，常要一分饥与寒。”颇得民众的欢迎，流传至今。《活幼口议·议乳失时哺不节》曰：“物萌失之灌溉，长必萎焦；儿诞违之乳哺，壮必怯弱。凡儿在胎，则和气养之，食不及乳，乳饱即不食，无致剂也。虽食无乳，祸害生焉，是故乳不可失时，食不可失节。乳失时，儿不病自衰；食失节，儿无疾自怯。乳者，壮其肌肤；食者，厚其胃肠。所谓二周三岁，则益其体，今人未用，夺其乳，入月资肥甘，岂不致疾伤害？熟为吁差！”小儿哺乳问题，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同时强调“乳勿过量”“宁饥勿饱”“乳贵有时，食贵有节”。曾世荣用“物萌失之灌溉，长必萎焦”作比喻，说明母乳喂养和调节有度是保证小儿健康的重要手段。金元医家针对当时社会过分溺爱而致小儿发病的现象，提出科学育儿的方法是十分宝贵的。
金元时期痘疹之学的进步，表现在对痘疹寒热等治法的争鸣益趋深入。特别是朱丹溪自成一家，与钱乙、陈文中构成了痘疹治法上鼎足三立的局面。元代以后痘与麻已能明确鉴别，对痘、麻的认识与治疗已十分丰富，痘、麻专著的出现使学术争鸣更加深入。
在痘疹的寒热治法主张方面，刘河间、张子和继承了钱乙的寒凉治法。刘河间认为痘疹乃火热所发，甚至对于痘疹的黑陷，也一反宋代阎孝忠“黑陷为寒凉”的认识，而主张因热极所致。因此，对痘疹的治疗提出安里、解毒为先的原则，同时，又认为痘疹首尾不可下，拟防风汤治之，热极用凉膈散。张子和补充了刘河间的火热说，认为痘疹是“心气独盛，遇岁气而发”，治疗则力主寒凉攻下。
朱丹溪则以和中、安表、解毒的痘疹治则，既不同于钱乙的寒凉之法，又区别于陈文中的温补特点，独成一家之说，从而形成了儿科学痘疹学术争鸣史上的鼎足三立的局面。《丹溪心法》云：“痘疹所发，由里出表”，治疗“解毒、和中、安表”。解毒，用凉药清解痘疮之毒，使毒从表出；和中，则正气足，能鼓邪外出；安表，则邪出通畅。在用药方面，宜“温凉之剂兼而济之”“温如当归、黄芪、木香辈，凉如前胡、干葛、升麻辈，佐以川芎、芍药、桔梗、枳壳、羌活、木通、紫草、甘草之属，则可以调适矣。”其中，三法以解毒为要。解毒又不可大寒遏热，“凡热不可骤遏，但轻解之；若无热，则疮又不能发也。”方广在《丹溪心法附余》中说：“明医钱仲阳出，究其病源之中有寒湿者，故用辛温之剂，以温寒散湿。此二先生两得之。后之宗钱氏者，唯知辛凉之务，而寒湿者不宜；宗陈氏者，唯以辛温之是从，而若燥者不可……苟能用二子之长而无二家之弊，斯可也。”
元·黄石峰《秘传痘疹玉髓》（1367）是一部较早明确鉴别痘疹（天花）的专著，对于痘疹的治疗，强调“保元济卫”，在卷三“保元益阳药要”中强调人参、甘草、黄芪、官桂是治痘之要药。此外，张子和还对痘疹的出疹顺序给予了较为详细而准确地论述，王好古则提出痘疹乃“太阴湿土壅滞，君相二火之所作也”。所以治疗上既反对寒凉攻下，也反对温热补中，而是以和法见长。
金元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疾病流行痘麻疾病已广泛流行。虽然，在宋金时期麻疹尚未正式定名，但从“斑疹”“疮疹”“麸疮”的论述中已能较好地鉴别出麻疹。
麻疹病名自元代起正式定名，称为“麻”“麻子”“麻疹”。如元·曾世荣《活幼心书·疮疹》云：“世言麻子者，亦疹毒也……此热使然也。”治疗主张疏表透疹、清热解毒。关于麻疹的治疗，张子和提出初期应以清热解毒、辛凉清解为主，发疹期宜清热透疹，皮疹正收及收没后，用滋阴清肺。并特别指出，在病程中“须防疱疹发喘”，即注意防止麻疹合并肺炎。之后，论述很多，专著层出不穷。在认证论治方面，比较一致，大多认为麻为阳毒、火毒，宜清凉透解。
元·滑寿《麻证全书》（1364）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麻疹专著。滑寿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发现小儿麻疹发病之前，往往“舌生白珠，累累如粟，甚则上颚牙龈满口通生”（《麻证全书》），滑寿是我国描述麻疹颊黏膜斑的第一人，麻疹颊黏膜斑对于麻疹与其他发疹性疾病的早期鉴别诊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病因病机上，他认为：“麻为火毒，出于肺胃。”治疗原则主张“以清凉为主”。根据病程，“初潮宜宣发，已潮宜解毒，将收宜养阴，收后宜安胃”“用药之法，总不外透表宣毒，和血养阴安胃之剂”。即使是“脾胃受伤败坏……当审其轻重而用补中之法。”在应用补中健脾养胃药物的同时，亦“当佐以清凉之药，加川连、枯黄芩，俱微炒而用之”。但是，此书据《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云：“旧题元·滑寿撰，实系清人托名之作。此书内容大部分辑自《麻科活人全书》。”此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这一时期，对儿科常见病证治取得了较大成就。张子和认为，惊、疳、吐、泻四病乃是小儿最多见的疾病，与当时的战乱局面，民不聊生有关。危亦林集其祖传小儿经验方剂，编次为《世医世医得效方·小儿科》其中，对惊、疳、积、热四证尤为重视，他从病因病机、主症分类、诊断治疗等方面予以论述。
张子和善用攻邪之法治疗惊风，他曾用瓜蒂、赤小豆为细末，猪胆汁浸，蒸饼为丸，螺青或丹砂为衣，取浆水、乳汁送服，治愈痰邪为患之惊风。李东垣在《兰室秘藏·小儿门》中专列“治惊论”，提出“外物惊，宜镇心，以黄连安神丸；若心气动致惊，宜寒水石安神丸”的治疗方法。对慢惊风的治疗，当时医生多习用钱乙益黄散，李东垣认为此方弊多，主要是方中有“丁香辛热助火，火旺土愈虚矣”，为此，他创立了新益黄散，由黄芪、陈皮、人参、芍药、生熟甘草、黄连等组成，这是李氏补土学说在儿科病证治疗中运用的很好说明。
元代著名儿科医家曾世荣亦对小儿惊风具有独到的见解和经验，他在《活幼心书·明本论》说：“惊生于心，风生于肝，搐始于气，是为三证。”并将暑风、惊悸收入急惊，慢脾列入慢惊。《活幼口议·小儿惊风痰热四证》云：“小儿有热，热盛生痰，痰盛生惊，惊盛作风，风盛发搐。有退热而愈者，有治惊而愈者，有截风而愈，有化痰通关而愈者，皆是依证用药。”对急惊治疗用下法，提出“可量其轻重，如病五六分，只下三四分许，随通且利，热去痰消，则病与证次第徐徐而减瘥。若不揣度，一概并荡下之，太过伤害脏腑，疾转阴证，乃作慢惊风候。”并公开其家传秘方金珠散，即琥珀抱龙丸入珍珠合和，治惊风甚效。另外，他对五苓散、宽气饮治疗惊风有独到的心得。《活幼心书·明本论》云：“急惊风，用五苓散加辰砂、薄荷疏涤肝经，安魂退热镇惊，内有泽泻导小便，心与小肠表里，小肠流利，心气得通，其惊自减；内有桂则枯，是以有抑肝之气，其风自停；况佐以辰砂，能安神魂，两得其宜。”宽气饮以枳实、枳壳等调气之品为主药，能治惊止搐，是因为“搐始于气”“治搐之法，贵以宽气为妙，气顺则搐停。”急惊风后由于将护失宜，邪气乘虚入于少阳经络之中，导致经气不舒，郁而不达，往往会发生一种潮热往来，手足厥冷，似疟非疟的症候，治疗时应当先行和解，可用柴胡加桂汤，潮热平复后，再用参苓白术散，调和脾胃，以善其后。
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云：治“急惊之候，通关截风，定搐去痰，其热尚作则当下之，一泄之后又急需和胃镇心，不可太过用寒凉等剂……慢惊之候，宜于生胃气药，和以截风定搐，不可太燥。”至于慢脾风，指出“若逐风则无风可逐，若疗惊则无惊可疗，但脾间痰涎、虚热往来，气眼合者，脾困气乏，神志沉迷，痰涎凝滞而然尔。世所谓慢风难疗者，慢脾风是也。”“慢脾十救一二，只当生胃回阳”，以川乌散、生附四君子汤等治疗。
金元时期治疗疳证的方剂已相当丰富，张子和《儒门事亲》不仅论述了身瘦疳热一类疾病的辨证和治疗，还对眼疳、牙疳等疳证做了详尽的阐述，如眼疳即小儿疳涩眼，数日不开，皆风热所致。可服凉膈散，泻肝经热郁，郁结散则目自开也。又举甘露散、益黄散、四味肥儿丸、五疳消毒丸等治疳方剂，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李东垣《兰室秘藏》载有厚肠丸、中满分消丸、消痞丸等治疳方10余首。元·倪维德《原机启微》认为疳证为养护失调、饮食失节所致，主张茯苓渗湿汤、升麻龙胆草饮子等，以升阳降阴。
曾世荣亦有论述，认为疳证主要由于久积成疳，失于调治而成，因脾胃为积滞所伤，则运化机能必然不健，所以饮食渐减，无以生其气血。因而在临床上的见症，大多面白色惨、潮热往来、腹大而多青筋、手足如筒、身黄而瘦。治疗时，宜先投万应丸，次进参苓白术散，以养胃气。能进饮食以后，再服乌犀丸三粒至五粒，助脾化食。这种调理方法，称为迎夺之法，确有实效。
走马牙疳是疳证中的危重证候，曾世荣注意到该症所独具的特殊的恶臭气味，在病因病机上，曾氏指出该病内多责之于脏腑虚损，外责之于风热（寒）蕴积。更创制了许多内治方剂，攻补兼施，扶正祛邪，与外治相配合，丰富了走马疳的治疗方法。
元·曾世荣《活幼口议·议咳嗽》中对于此病的论述是：“咳嗽随肺经所主，肺主气，外属皮毛腠理。凡诸芽儿、婴儿日夜切与保持，毋令风吹脑囟背腠，致使受寒邪，咳嗽不已，作热多痰。若被风吹即日感受，次第传之五脏，有伤和气，五脏不和，三焦不顺，故有传变。是以我生于一肾水也，肾主虚邪；生我在五脾土也，脾主食、吐逆、虚痰、四肢、唇口；我生于三肝水也，肝主风、癫痫、眼目；克我即二心火也，心主惊、恐悸、顽涎、血脉灌脸。其嗽传授或吐逆，或痰涎，或厥冷，或恐悸，至眼目两黧黑紫如被物伤，成重发痫。古人云：久嗽成痫。谓药力不及，候已传过，难可调理，予当告之。”此论咳嗽之五脏传变。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然小儿多因外感，首当犯肺，肺失清肃而发为咳嗽。肺若不愈，可传授他脏。
朱丹溪对小儿哮喘有独到经验，他在《丹溪心法》中说：“哮喘必用薄滋味，专主于痰，宜大吐，药中多用醋，不用凉药，须常带表散，此寒包热也。亦有虚而不可吐者。一法用二陈汤加苍术、黄芩作汤，下小胃丹，看虚实用。”薄滋味，旨在养脾，不使痰生；吐法，即吐壅塞之痰；用醋者，化痰饮之药多燥烈，醋可缓之，收之，敛肺也；不用凉药，是肺畏冷；常带表散，乃疏风宣肺散邪。以上，皆治哮之要。
曾世荣《活幼心书·明本论》对小儿哮喘一证的论述：“郭氏曰：小儿此疾本因暑湿所侵，未经发散，邪传心肺，定而为热。有热生风，有风生痰，痰实不化，因循日久，结为顽块，圆如豆粒，遂成痰母。细推其原，或啼哭未休，遂与乳食；或饲以酸咸，气郁不利，致令生痰；或节令变迁，风寒暑湿侵袭；或坠水中，水入口鼻，传之于肺，故痰母发动，而风随之，风痰渐紧，气促而喘，乃成痼疾。急宜袪风化痰。”此论哮喘证病因，甚为全面。时令气候变化，风寒暑湿侵袭，以及酸咸生冷、鱼虾腥物皆为发病之因；而痰浊内阻，气壅上逆，则为病理之本；治疗以疏风化痰，宣肺降逆为主。
曾世荣对小儿吐泻的研究细致深入，论述十分精辟。他将吐分为冷吐、热吐、积吐、伤风嗽吐、伤乳吐等，将泻分为冷泻、热泻、伤食泻、水泻、积泻、脾泻、风泻、脏寒泻、疳积酿泻等加以论述，深化了吐泻病因病理的认识。《活幼心书·明本论》中载有：“诸吐不止，大要节乳，徐徐用药调治必安。节者，撙节之义。一日但三次或五次，每以乳时不可过饱，其吐自减。及间稀粥投之，亦能和胃解吐。屡见不明此理，唯欲进药以速效，动辄断奶二三日，致馁甚而胃虚，啼声不已，反激他证。”就是说治吐除用药外，调护十分重要。曾氏此论，实经验之谈。徐徐进药、节乳减食，不激惹胃气，使其逐渐平复，则不吐矣。明·王銮《幼科类萃》对此文“节乳”之义认为：“若儿大能食者，全断之，待其平复。儿小不能饮食者，但节之可也。”万全在《育婴家秘》中也说：“呕吐多渴，勿急饮之，水入复吐，终不得止，必强忍一二时，而后以薄粥与之，吐自止矣。”皆经验之谈。
《活幼口议·小儿泄泻》中还有论小儿脏寒泻缓急之症，辨证甚详甚精。如：“小儿脏寒腑冷，大肠不禁，总谓之泻，分别轻重，究竟缓速。有溏、有泻、有滑、有利、有洞，五者不同，岂可一概而言之？溏者，糟粕不聚，由其尚浓，似泻非泻；泄者，无时而作，或出不知；利者，直射溅溜，气从中脱；滑者，谷食直过，肠胃不化；洞者，顿然下之，如桶散溃，余更不留即知。其儿脏寒腑冷，泻之作疾，其来缓速轻重可知。凡儿泻，粪出青色者，盖脾受肝经所制，肝属乙木，能克己土，所胜之功，故现本质。由其脏之虚寒，非谓惊也。又，泻初黄，良久变青色，乃脏寒之证。又，泻药物直过，尤为寒滑。凡虚滑三五次即困乏，若不急与温其脏，调其胃，平顺三焦，和正荣卫，不尔即慢惊，证候转变如此之急，欲以止泻药饮次第理之，往往不及。唯务温其脏腑，脏腑既温，寒何能留于肠胃之间？或以热药顿止，则热及为他疾，须先投滞肠药，然后至虚寒，孩童困乏，四肢厥冷者，是谓逆证。当用黑附子、白术、干姜，即量轻重而用。”这里所用方剂中之滞肠散，内含铅粉为有毒之品，临床应当慎用。
朱丹溪认为：腹痛初得，身体尚壮，属实证，治宜泻下，如腹痛病久，身体衰弱，属虚证，治宜升阳、消导。而气滞腹痛，宜用木香、枳壳等以行气止痛，瘀血腹痛，宜用当归、红花等，以祛淤止痛。如寒气郁结，气机受阻的食痛，宜用干姜香附等，以温散、行气止痛。《丹溪心法·腹痛》还指出：“腹痛者，气用气药，如木香、槟榔、香附、枳壳之类。血用血药，如当归、川芎、桃仁、红花之类。初得时，元气未虚，必推荡之，此通因通用之法，久必难，壮实与初病，宜下；虚弱衰与久病，宜升之消之。凡心腹痛者，必用温散，此是郁结不行，阻气不运，故痛。在上者多属食，食能作痛，宜温散之，如干姜、炒苍术、川芎、白芷、香附、姜汁之类，不可用峻利药攻下之。盖食得寒则凝，热则化，更兼行气快气药助之，无不可者。”
曾世荣《活幼心书·腹痛》云：“虫动痛，口吐清水涎沫，或吐出虫，痛不甚忍，其疾因食甘肥荤腥太早而得，故胃寒虫动作痛，其虫吐来，或生或死，儿小者，此痛苦甚，亦致危难。先以理中汤加乌梅水煎服，或胃暖不逆，次芦荟丸、使君子丸、化虫饮主之。有儿大者，面㿠白而间黄色，肉食倍进，肌体消瘦，腹中时复作痛，此有血鳖虫杂乎其间，以二圣丸下之。又有胃受极寒极热，亦令虫动，或微痛，或不痛，遽然吐出，法当安虫为上，若以治虫，反伤胃气，固不可也。因寒而动者，理中汤加乌梅水煎服。因热而动者，用五苓散，亦加乌梅水煎投。”上文论述了蛔虫病发作时的主要症状，强调胃寒虫动是虫痛的主要病因，在治疗方面，提出先补后攻的原则。初投理中汤温中健脾，使之胃暖虫安；并合乌梅水，味酸，虫得之则动止。次投芦荟丸、使君子丸、化虫饮驱杀蛔虫。当胃受极寒极热时，亦令虫动，或有疼痛、呕虫，当安虫为善，不可苦寒攻伐驱虫，以免伐伤脾胃之气。
曾世荣对脱肛的病因证治论述较详，他认为该病的病机与肺气有密切关系，即：“大肠共肺为传送，盖肺与大肠为表里，肛者大肠之门。肺实热则闭结不通，肺虚寒则肠头出露，有因痢久里急后重，努力肛开为外风所吹，或伏暑作泻肠滑不禁，或禀赋怯弱易于感冷，亦致大肠虚脱。”这是基于脏腑表里关系提出的，故按肺经虚实寒热进行辨证，他又提出：“凡小儿所患泄痢，皆因暑湿风热乘脾胃虚而得。盖风属木，木胜则制土，土主脾胃，虚而受制，又湿喜伤脾，因虚而亦虚。大肠乃手阳明燥金，而土虚不能生金，金气既虚，则传送之道亦虚，又为风冷所袭，故肛门脱而不收。”提出温补固摄与清热泻火两大治疗原则，采用内外兼治的方法：“法宜补脾温胃，使金得受母之益而气实，宜藿香饮、匀气散、平胃散主之。次则由投固肠之剂，用健脾饮、养脏汤服饵；外以敷帖之法，用伏龙肝散敷之及萆麻膏贴囟门，使引气上，令其自收。如收尽，乃以水洗去其膏。又有邪热积滞于大肠，未经疏涤亦成此疾，其肛门色红而软，肺脉浮数，右手指纹紫，见身微有热，时或烦躁，先投清肺饮疏解，次用薄荷散、蟠龙散为治，闲服万安饮亦佳。”
痄腮，即现代医学的流行性腮腺炎，民间亦称为“鹭鸶瘟”“蛤蟆瘟”。痄腮的病名，首见于金代《疮疡经验全书·痄腮》：“痄腮毒受在耳根、耳聍，通于肝肾，气血不流，壅滞颊腮，是风毒证。”描述了痄腮的病位为耳下后方，病因是风温邪毒，发病机理是热毒壅结、气血不瘀滞。治疗选方可用李东垣《东垣试效方》中的普济消毒饮加减，药物组成为连翘、黄芩、黄连、玄参、蒲公英等，意在清热解毒，软坚散结。
曾世荣《活幼心书》描述胎寒的表现有：口冷身寒，时发战栗，曲足握拳，口噤不开，昏昏多睡，吮乳泻白等。治法以温中散寒为主。胎寒与脏寒不同，前者系胎中受寒，后者系生时伤冷，二者鉴别，可从审问病因及有无口冷寒战入手。两者治则亦相似，唯胎寒有表寒象者用当归散，内有麻黄、川芎类温散表寒之品。
曾世荣《活幼心书》提出胎热病因，有孕妇感受风热或时邪，误服温热药物，过食辛热食物等，出生之后，出现一系列内热蒸盛症状。治疗胎热，乳母当同时调饮食，并可同服药物以为助。初生儿脏腑嫩薄，以寒治热，取冷不可太过，以免热去而阳伤，证候由实转虚。他又在《活幼口议》中提出胎热所发，五脏证候各有不同。热伏于心，则面赤唇红、溲少黄赤、烦叫惊啼、眠不定席、闻响即掣、怯人怕物、情性乖拙、神识昏困。热伏于肝，则动风惊厥、时作抽掣、目赤多眵，或睛常喜窜，或两目定视，或眼闭不开。热伏于肺，则身体壮热、息粗气急、痰多喘满、多生疮疖。热伏脾胃，则呕逆、肚腹膨胀、粪稠便秘。须随其所发而选方用药，如心热，用木通散、地黄膏；肝热，用四圣散、天竺黄散、泻青丸；肺热，用牛蒡子汤、大连翘饮；脾热，用泻黄散等。
曾世荣《活幼心书》载有：“纯阳之子，始生旬月，忽两目俱红，弦烂涩痒成翳，此因在胎为母感受风热，传于心肝而得。先以百解散加当归散，水姜、灯心煎服，次导赤散及牛蒡子汤加黄连、木贼、蝉壳水煎服自效。”即是胎赤的证治，偏于肝火上炎者，给予清热平肝，如黄连丸、牛黄丸等；偏于心热上冲者，给予清心降火，如导赤散、地黄散之类。若兼出生时洗目不净，生后感受风热，当佐以袪风解毒之品，如清热解毒汤、小菊花膏丸等。同时，均可配以洗目、点眼外治方药。
曾世荣《活幼口议》论述了胎怯病，即“鬼胎”：“妇人产育，有患鬼胎者，庸鄙谓妇人纳鬼之气而受之，实非也。鬼胎者，乃父精不足，母气衰羸，滋育涵沫之不及，护爱安存之失调，方及七八个月以降生，又有过及十个月而生者。初产气血虚羸，降诞艰难，所言鬼者，即胎气怯弱，荣卫不充，致子萎削语。犹如果子结实之时，有所荫籍，不到灌溉，为物褊小，其形猥衰，无有可爱，如此之谓。胎气阴萎，常与丸散扶挟，乳哺均调，气血充荫，肠胃固壮，即保其静善。盖由受气不足，禀赋不全，忽尔横殇，非可惜耶！”这段文字论述了胎怯产生的原因：有早产而受气未足者，有虽足月或过月而滋养涵沫不及者，因之造成初生儿怯弱虚羸。文中果子结实之时灌溉不到而为物褊小之比喻，很贴切。
曾世荣《活幼口议》载有关于胎惊的论述：“儿在胎中，母因惊悸，惊气入胎，儿当受之。降生之后，其儿精神不爽，颜色虚白，初则温温有热，其后颊赤饶惊，物动即恐，声响即悸，若不绷抱安床，取次难为调适。既有胎惊，将传胎风之候，产母谨谨忌食一切热毒之物，若作寻常，毕竟难极。盖是血脉柔弱，脏腑虚怯，不堪重剂，何可攻击？是使智者怯惧。有之苦也，轻受热己自散，即于颈上生疖，其大如拳，名曰惊气，须当破之，而后合之。勿傅毒药，恐坏肌伤体，不唯伤坏，深恐有害，及为无益，祸莫大焉！”胎病风痰又有：“儿在胎中，母喜食热毒之物，热即生风，脾肺不利，遂有风痰。虽不能损肢伤体，其痰与风相袭，痰多风不散，热盛痰复生，且风与痰皆能令儿作热，那堪更加暖被红炉，母炙炙爆腌藏动风之物，即时害生。药非不验，乳汁之咎也。如儿或患风痰，不必下截风化痰药，但清心肺凉膈，顺利三焦，则自然安愈。亦忽可投大凉，恐寒脏腑。所宜者，以消风散吞下白丸子至良。令小作丸。”就是论述痰热内蕴、惊气入胎形成胎惊夙因。痰热胶结，生惊动风，造成胎惊时发。痰、热、惊、风四者之间互相影响，息风为胎惊治疗一大法则。临证可根据四证之出次，兼顾正气之盛衰，分别选用合适的方药治疗。
《活幼心书》《普济方》等书都有对胎痫的透彻阐释。其临床表现多以四肢拘急、身反强直为主。发过则已，后再复发，所谓乍静乍动，且每次发作时的症状相似，为胎痫的特征。《名医类案》卷八载有朱丹溪诊治一患痫证女孩，“阴雨及惊则发作，口吐涎沫，声如羊鸣”，辨证为胎中受惊，遂用烧丹丸，四物汤加黄连、生甘草等，随时令加减，调治半年而愈。说明当时医家已重视遗传因素对某些小儿疾病的影响。
1953年在发掘辽宁大营子村驸马卫国王墓葬时，从随葬品中发现了两把象牙制的牙刷柄，牙刷头部呈扁平长方形，有8个植毛孔，分两排，孔部上下相通，每两孔间的距离相等，虽因年代久远，牙刷头部所植毛束已消失，但仍可以看出植毛的痕迹。牙刷柄呈细圆柱状，整个牙刷的制法、形状与现代的标准牙刷很相似，该墓葬时间为辽应历九年（959），由此可见，最晚在公元10世纪前，我国已经发明了植毛牙刷，这是继用手指揩齿及用杨柳枝头咬软擦齿以后的洁齿用具的一大进步。龋齿是儿童发病率很高的口腔疾病，牙刷洁牙对于预防龋齿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时代的影响，卫生习惯尚未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得以普及。毋庸置疑的是，植毛牙刷的发明是口腔医学的重大进步。
元·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关于小儿灸法有专门的论述，如不同地域的小儿体质特点，发病特点亦有所不同，所以必须依据其病症特点，选择不同的灸治方法，不可妄用针灸，并举例田舍小儿，任其自然，皆得天有夭横也。小儿中黄啼，眠中四肢掣动，变蒸未解，慎不可针灸爪之，动其百脉，仍因惊成痫也。唯阳痫噤痉，可针灸爪之。
曾世荣（1252—1332？），字德显，号育溪，衡阳（今属湖南）烝西人，生于南宋·宝庆三十年（1252），约卒于元·至顺三年（1332），享年80岁。幼年习儒，后从世医刘思道习医多年，颇有领悟，渐精于儿科并知名于时。审证处方，每有独到之处，为人仁笃，重义轻利，深为时人所敬重。曾世荣曾将刘思道的方论、诗诀等遗著详加编次，删增补缺，又旁求当时明医论述，并汇集自己平时论证与方剂，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撰成《活幼心书》3卷，刊行于世。另著有《活幼口议》20卷，论述儿科医理。
《活幼心书》分上、中、下3卷。上卷《活幼心论》，将小儿病因病理、证治方药编成七言歌决四句，加以注解，以便初学者理解与背诵；中卷《活幼心证》，论述常见小儿病证方药和颇多临床经验，尤其对惊风出现抽搐症状，多从心经治疗，有其独特见解；下卷《活幼心方》，介绍儿科常用方剂。曾世荣对儿科学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曾世荣对小儿保育、审脉辨证、用药等提出了新见解。对小儿颅囟、脑的重视，提出“颅囟者，乃精神之门户也，关窍之橐龠也，上下相贯，百会相通，七孔应透，五脏所籍，泥丸之官，魂魄之穴……”他在治疗上，对五苓散的运用独具匠心，应用于小儿多种病证，得心应手，尤其对惊风运用五苓散治疗，发前人之未发。《活幼心书》载方230余首，皆为数十年临证已效之方。对惊风的临床表现做出了概括，提出“四证八候”的概念，“四证者，惊、风、痰、热是也，八候者，搐、搦、掣、颤、反、引、窜、视是也。”
其版本有：①日本享得十九年甲寅（1734）刻本；②日本元文二年丁巳（1737）刻本；③清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刻本；④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武冒医馆校刻本；⑤通行本为1985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
《活幼口议》20卷（一说作者为史演山），成书于至顺三年（1332）。本书对儿科理论和临床证治予以广泛的阐述和评议，充分发挥了作者本人的见解。第1～3卷议明至理25篇，总论儿科的生理、病理特点，并对几家主要的儿科著作稍加评论。第4～5卷议初生牙儿证候26篇；第6卷论指纹脉；第7卷论面部气色；第8卷病证疑难18篇；第9卷议胎中受病诸证15篇；第10～20卷议小儿各种病证的证治。书中列18种儿科疑难证辨治，详析变化之因，疑难之理，并述相应治则治方。病证辨治，简洁明了，先述病因病机，或先分类型，次则辨证用方，灵活多变，颇切儿科临床实际。本书为曾氏继《活幼心法》之后的又一儿科力作，其审证用药皆有独到之处，对于小儿生理病理、色脉证治、平素乳保鞠养，以及前人方书等，议之甚详。
现存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叶氏作德堂刻本等，通行本为1985中医古籍出版社据日本文政庚辰（1820）皮纸抄本影印本。
危亦林（1277—1347），字达斋，祖籍抚州（今江西抚州市西），后迁南丰（今江西南丰县），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出身世医家庭，其五世祖危云仙是宋朝本地名医。其伯祖危子美专妇人及正骨金镞等科。其父危碧崖，随周伯熙习小儿科，进而学眼科，兼疗瘵疾。危亦林自幼好学，20岁开始业医，除继承祖传医术外，还研究疮肿、咽喉、口齿等科，医术全面，而以骨伤科最有成就。天历元年（1328），危亦林任南丰州医学学录，后改任官医副提领，协助提领掌管医事政令，官至南丰州医学教授。历时10年，于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19卷。经太医院审问后，于1345年刊行。
《世医得效方》共19卷（《四库全书》本末附《千金方养生书》1卷，共20卷），内容按元代太医院所分13科编排：大方脉科，分总说10则，81种病证；小方脉科，分总说2则，66种病证；风科，分总说3则，7种病证；产科兼妇人杂症科，分总说6则，27种病证；眼科，分总说2则，8种病证；口齿兼咽喉科，分总说1则，5种病证；正骨兼金镞科，分总说13则，16种病证；疮肿科，分总说3则，11种病证；针灸科内容未单列，分散于各科中叙述。
本书虽对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各科病证及其治疗方法、方药都有叙述，但其主要成就在于骨伤科方面，首次记载了脊椎骨折，并发明了悬吊式复位方法及外固定法，比英国达维斯1927年提出的悬吊法早600多年。有关用麻醉药物──草乌散（用曼陀罗花配制），进行全身麻醉的记录，比日本人华冈青州早450年。
现存主要版本有：元至正五年（1345）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刻本、明正德元年（1506）书林魏家复刻本、《四库全书》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196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数百年来，一直被医家推崇，在国外也有相当影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部元刻本，朝鲜有重刊本行于世。
字伯仁，自号樱宁生，元时（约1304—1386）许州襄城（今河南许昌县）人。他曾从王居中、高洞阳学医，著有《读素问钞》3卷、《难经本义》3卷、《十四经发挥》3卷、《诊家枢要》1卷、《麻疹全书》4卷。他在当时名重一时，病者“以得其一言定死生为无憾”。他规范了十四经脉，当时医者几乎人手一册，推动了针灸的发展。
元·滑伯仁《麻证全书》（1364）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麻疹专著，共4卷。又名《麻证新书》《麻证全书》。旧题元·滑寿撰，实系清人托名之作。此书内容大部分辑自《麻科活人全书》，此书内容以论述麻疹病候及证治为主。前2卷依次列证，逐条详议；后2卷介绍治疗方剂，书末附有药物炮制等内容。书中对麻疹的发病及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候特点与变证均有论述和具体治法，现存清刻本。
杜思敬（1234—1320），号宝善老人，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元延祜二年（1315）汇集宋金元以来医家医论18种，节录其中切要者，汇编成《济生拔萃方》，内有“针灸节要”“针灸经择要集”等针灸作品，特别重视“五腧穴”在针灸中的作用。同时对体位取穴很注意，如治耳聋、耳鸣，刺“翳风穴”针透口中，当为中国透穴刺的前身，技术达很高水平。撰写《杂类各方》，是中国较早的中医丛书。辑录金元时期医著19种（多为节本），包括张元素的《珍珠囊》，刘完素的《洁古家珍》，李杲的《脾胃论》《兰室藏》，王好古的《医垒元戎》《此事难知》《阴证略例》，罗天益的《卫生宝鉴》等。
《田氏保婴集》为《济生拔萃方》丛书中之一种。原作者失考。该书仅1卷，内容有：初生婴幼疾病，包括月里惊、赤、呕、发黄、不大便；时令病，包括春温、夏吐泻、秋泄、冬嗽；杂证，包括五脏病、口腔病（鹅口、木舌、重舌）、脓耳、鼻病、眉炼、客忤、暴喘等22种疾病。书中治疗方剂，主要来自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斑疹萃英》《卫生宝鉴》等医书。此书在治疗上吸收一些针灸内容，如小儿慢惊风、马牌风、小儿疳瘦、龟胸、脱肛等疑难证，选用灸法治疗，有一定的临床特色。
该书版本主要是元刻本及后世据此翻刻、排印本。
元·黄石峰录三十余家医论，结合自己临证治痘经验，将痘疹病因、证候及治法等编成七言韵语，成《秘传痘疹玉髓》4卷。《秘传痘疹玉髓》是一部较早明确鉴别痘疹（天花）的专著，成书于1367年，对于痘疹的治疗，强调“保元济卫”，在卷三“保元益阳药要”中云：“人参、甘草补益元气之内，黄芪、官桂出入营卫之间，气血不和，外剥内攻，非保元济卫，则不能施其功秒。人参以固元气，黄芪以托里，非桂制其血而引得之，则参芪不能独树其功，然桂非甘草和平气血，则不能续其条理，此保元济卫之说，治痘之要也。”
附入名医万全《痘疹世医心法》，易名《秘传痘疹玉髓》，刊行于世。
朱震亨（1281—1358），浙江义乌人，世居丹溪之边，因以为号，30岁时才改儒学医。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对中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著《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幼科全书》等。朱丹溪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及《局方发挥》一书，创杂病气、血、痰、郁辨证。其他，如恶寒非寒、恶热非热之论，养老、慈幼、茹淡、节饮食、节情欲等论，大都从养阴出发，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今仅存前三部书。朱丹溪所著的《幼科全书》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儿科专书。
（张广丽 张静 朱锦善 章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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