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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自立，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979年，宋太宗赵匡义再灭北汉，终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经历了147年后，汴京被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陷，宋高宗赵构迁都临安（今杭州），是为南宋。从此，以江淮为界，南宋北金对峙百余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大都，并于1279年，以武力征服南宋。
两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朝代，历200余年。宋朝偃武修文的政治制度，促进了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火药、指南针及活字印刷术等科学技术的发明相继出现，中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医政设施的重大进步、大规模的古医籍整理与研究以及医学各学科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等。儿科学作为中医临床学科的最早分科之一，在宋代已经完成了理论体系与临床体系的形成过程。
两宋时期，中医儿科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儿科医家，在积累前人学术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医儿科学术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医儿科学作为独立的一门中医临床学科，建立了中医儿科学理论体系和临床体系。
作为儿科宗师的北宋名医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1119），是中医儿科学术体系形成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主要贡献有：①确立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认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发病以后，“易虚易实，易寒易热”。②诊断上创立“面上证”“目内证”等诊察方法。③辨证论治方面，创立五脏虚实辨证纲要，创立五脏补泻治法方剂。④在病证方面精辟地论述了小儿常见病证的证治方药，而对疮疹、惊疳、咳喘、泄泻等小儿时得病常见病证论述尤为精详。⑤附有临床医案23例，达到了理论阐述与临床实践的结合与示范。
在小儿疾病的论述方面，刘昉等编撰的《幼幼新书》（1150）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为完备的中医儿科巨著，全书40卷，列627门，广泛收集历代名贤的儿科论述及民间治验，收方2000余首，病证480多种，可谓详备。而且证治分类的编排，论证的精确，治方的效验，均达到很高水平，切合临床应用，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是反映中医儿科学临床体系的重要著作。另外，成书于1156年不著撰者姓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则是一部小而全、言简意赅的儿科临床全书，同样具有很强的临床指导价值。其中对于断脐不慎所致脐风，与成人破伤风无异的认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太平圣惠方》（992）、《圣济总录》（1117）、《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著作是由朝廷组织专家集体编撰而成，其中的儿科部分，均是十分重要的儿科著述。《太平圣惠方》收载儿科方剂2600多首，论述小儿内、外、皮肤、五官各科病证262门。《圣济总录》列16卷专论小儿，所列论治方药堪称规范，在当时以及对后世影响甚大。这些儿科学鸿篇巨著，包括小儿的生长发育、喂养保健、生理病理、辨证论治以及调护，从理论到临床形成了儿科学较为完整的独立体系。
中医文献中有关发疹性疾病很早就有记载。在汉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书中，已有“发斑、隐疹、丹痧、赤痧”的记载，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宋代以前的医家多把斑、痘、疹一类出疹性疾病综合论述，未曾明确区分，文字简略，描述不详。宋代由于麻痘广泛流行，对这类小儿出疹性疾病已有较为详细的认识，比如《小儿药证直诀》中对麻疹的描述和认识，已经相当详细，但“麻疹”的名称在宋代一直未能明确，又由于痘麻疮疹这类出疹性疾病多因胎毒天行传染而成，因此在病名、病因、病机上的认识还互相混而不清。未将麻痘严格区分，病名亦未确立，因此仍统称斑疹、疮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专列“疮疹”一节，所论疮疹之病就包括麻痘及其他出疹性疾病。与钱乙同期而年少的名医董汲，精于斑疹而善用寒凉，所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深为钱乙嘉许。该书也是中医学论述斑疹的第一部专著。其后，南宋名医陈文中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又大胆地提出了用温补方药治疗小儿痘疹，为痘疹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并著《小儿痘疹方论》一书。董氏和陈氏的学术观点，对后世儿科的影响很大，以至于由此开始了温补与寒凉两大学派的学术争鸣。实质上，董汲与钱乙所主张的寒凉清解治疗斑疹的方药是对麻疹而言，陈文中主张的温补托毒治疗痘疹是对天花（痘）而言。这种原始于麻主清凉、痘宜温补的治法主张，由于当时对麻痘鉴别认识的局限，逐步演绎成温、凉两大学派的学术争鸣，而扩展到儿科各个领域，反而对儿科的临床治疗和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据文献记载，宋代首先发明了预防天花的方法。宋真宗时，约在公元10世纪，丞相王旦招求天下能防痘者为其子种痘。四川峨眉山人用鼻吹痘苗法，为之种痘而愈。这是世界上最早由我国医家发明的种痘法，开世界免疫医学之先河。
两宋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儿科医家和一大批儿科学著述。除上面提及的钱乙、董汲、陈文中、刘昉等著名医家及其著作，均对中医儿科学学术理论和临床体系作出重大贡献外，还有一大批著名的儿科医家医著。比如杨仁斋《仁斋小儿方》、郑端友《全婴方论》、张涣《小儿医方妙选》、栖真子《婴孩宝鉴方》、闻人规《痘疹论》等，以及文献记载的茅先生、汉东王先生等均是当时著名的儿科医家，也有医书传世。据初步统计，两宋时期儿科著作达70余部，可惜许多医籍已经散佚。
宋代的医学教育相比唐代有所发展，最主要的是把医药行政与医药业务分立起来。即太常寺除太医局外，另设翰林医官院，从而结束了太医局兼管医政、医疗与教学的局面。医学分科由原来的四科发展到九科，小方脉即儿科，属于其中之一。其中有教授一人，选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或社会上的医学名流充任。学习课程除各种共修课《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备急千金要方》外，还需加习《脉经》《伤寒论》。学生在春季招考，小方脉科每年规定招收学生30名，并按王安石的“三舍法”予以分类，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学期一年，经月考、年考可升内舍；内舍学期二年，经考可升上舍；上舍仍须学习二年，共计五年学制。此外，太医局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实际医疗技术训练。
这一时期，政府还对医生进行考试，试补之法乃仿太学，分公、私两试。分等级考试不仅看理论学习成绩，而且注重医疗实践能力，根据治疗效果评出上、中、下三等，十全为上，十失一为中，十失二为下。对治愈不及七分的降级，去五分的开除学籍。小方脉科属于方脉内，其考试分场进行：第一场方脉科考《素问》《难经》《伤寒》，第二场方脉科考诸科、脉证、大义三道、运气、大义二道，第三场假令病法三道（即病案分析）。显然，宋代已经重视教育，儿科医学在其潮流推动下，出现了比较健全的儿科教育体系及分科，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宋时期由于儿科专业医学教育的规范，儿科医生倍增，儿科专业诊所也已出现，民间儿科诊所首次在两宋的文献中得到记载，在《东京梦华录》卷二中就记载了：公元1102年汴梁的儿科诊所。同时，这一时期还有专门的小儿药铺出现，“药铺，有李生菜小儿药铺等”。北宋张择端署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两处儿科诊所，招牌上面写着“专治小儿科”和“小儿科”，说明了儿科诊所的普及。
据《宋史·太祖本纪》载，乾德四年（962）诏“士庶敢有阉童男者，不赦”。这是为维护儿童人身权利采取的一项措施，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阉童的现象，因为宫廷中仍然蓄有宦者。宋太宗继位之初，也颁布了保护儿童的诏书，如太平兴国二年“诏：继母杀子及妇者同杀人论”。狠狠打击了因财产等纷争杀害无辜儿童的暴行。公元1205年，“申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乃令有司月给钱米收养”。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颁布的保护婴儿法令。
公元1249年，还设立慈幼局，其任务是收养遗弃幼婴。《宋史·理宗本纪》载：“淳祐·九年（1249）春正月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理遗弃初生婴儿，仍置药局疗贫民疾病。”并设立了政策加以保护，如“雇人乳养，并送至官观寺院，养为童行”。对于因贫困不能上学者，采取送其听读的措施。这些促进了当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南宋郑元《遂昌山樵杂录》记载有：“宋京各郡门有激赏库，郡有慈幼局。贫家子多厌之，辄不育，乃许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有乳妪鞠育之，他人家或无子女，都来取于局。岁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无抛弃子女，信乎其恩泽之周也。”所有这些慈幼设施和政策，大大地促进了幼婴保健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小儿脏腑柔弱的生理特点，是基于小儿生长发育过程及其特点决定的。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认为小儿生理上“肌骨嫩怯”“脏腑柔弱”。“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是说小儿时期无论脏腑气血、筋脉骨肉均处于幼小的状态，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这是小儿体质生理的基本方面。也为后世医家“稚阴”“稚阳”概念的提出与完善奠定了基础。《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钱乙根据《黄帝内经》对人体生长发育过程的基本描述，以及前人关于“变蒸”学说的认识，更加详细地指出：小儿“自生之后……三十二（日）一变”，按照水、火、木、金、土的顺序，五脏六腑先后发育，至生后三百二十日，脏腑功能始全。这是“生长脏腑智意”的第一个生理过程。三百二十日后，脏腑才会由“全而未壮”到“年壮而视齿方明”，即真牙生时，脏腑生长发育方告结束。因此，钱氏创造地提出小儿有两大生理特点：一曰“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指出了小儿在形体上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的特点；二曰“骨脉、五脏六腑，神智精神”在天天“变蒸”，指出了小儿在机能上有生机旺盛，发育迅速的特点。陈文中在《小儿病源方论》中亦详细描述了出生儿机体和脏腑功能处于幼稚嫩弱状态。小儿一周之内，皮毛、肌肉、筋骨、髓脑、五脏、六腑、荣卫、气血，皆未坚固，譬如草木茸芽之状，未经寒暑，娇嫩软弱，今婴孩称为芽儿故也。
《小儿药证直诀》：“小儿纯阳，无烦益火。”宋《圣济总录·小儿风热》：“小儿体性纯阳，热气自盛，或因触犯风邪，与热气相搏，外客皮毛，内壅心肺。其状恶风壮热，胸膈烦闷，目涩多渴是也。”“纯阳”学说主要从小儿的生长发育旺盛、发病之后容易化热化火以及治疗宜清凉来阐述小儿的体质特点。阳是人生命活动的动力，阳气旺盛则生命活动旺盛，小儿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故阳气旺盛才能推动生长发育。因此，“纯阳”学说的含义中也自然有阳气旺盛的内容，后世也因此有引申为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
以往认为“小儿病与成人不殊，唯用药有多少为异”，这是说小儿仅仅是成人的缩影，在病理上无特别之处。但钱乙认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由于小儿脏腑柔弱、血气未充的生理特点，其卫外功能较低，易触外邪，受邪之后迅速传变，鸱张戕伐而邪实，另一方面，脏腑柔弱，易致正虚，形成小儿“易为虚实”病理特点，因此，小儿疾病的进展和传变比成人急速而复杂，这在儿科临床上确是常见的。如小儿泄泻，由于小儿气血未充，稚阴稚阳，而易伤阴、伤阳，或阴阳俱伤，甚至迅速出现气虚液脱的危重变证。这是小儿“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变化。“易寒易热，易虚易实”是钱乙对小儿病理特点的高度概括，从而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病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引申出儿科的治疗以“柔润”为原则，适时补泻，强调调理，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例如《小儿药证直诀·诸疳》中说：“小儿易虚易实，下之既过，胃中津液耗损，渐令疳瘦。”又说：“故小儿之脏腑柔弱，不可痛击，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疳。”在《小儿药证直诀·虚实腹胀》里亦说：“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勿误也。”时时以顾护小儿元气为要。
钱乙在《黄帝内经》五脏五行的理论及前人关于脏腑辨证认识的基础上，创立了儿科五脏辨证论治纲领。用“风、惊、困、喘、虚”来归纳肝、心、脾、肺、肾五脏的主要证候特点，如心主惊：惊属心，主热证，“心病，多叫哭惊悸，手足动摇，发热饮水”“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搐，虚则卧而悸动不安”；肝主风：风属肝，主人体生发之气，“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顿闷，虚则咬牙，多欠气，热则外生气，湿则内生气”“肝病，哭叫目直，呵欠顿闷项急”，指出一旦外邪深入肝经，既可见颈项强急、目直视，甚至木气冲逆而昏闷不省等实证，或见咬牙、气郁不伸而多叹息的虚证；脾主困：脾主运化，“脾病，困睡泄泻，不思饮食”“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肺主喘：肺为华盖，属娇脏，常不足，以宣发肃降而主一身之气，如“肺病，闷乱，哽气长出气，气短喘息”“肺主喘，实则闷乱喘促，有饮水者，有不饮水者，虚则哽气，长出气”；肾主虚：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为元阴元阳之所，但小儿体属稚阴稚阳，肾精尚不足，阳气未充，故常虚。钱氏说：“肾病无精光，畏明，体骨重……肾主虚，无实也。唯疮疹，肾实则变黑陷。”并用寒热虚实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用五行来阐述五脏之间以及五脏与气候时令之间的相互关系，继以制定五脏补泻治疗法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钱乙以五脏寒热虚实的辨证创立五脏补泻方剂，不仅用于儿科还广泛应用于成人。如心热创立导赤散，肝热创立泻青丸，脾热创立泻黄散，肾虚创立六味地黄丸，脾虚创立益黄散等。
钱乙以五脏辨证为纲，将临床证候归属五脏进行辨证，如将小儿面部各部位分属五脏。将疳分为五脏疳证，将疮疹分列出五脏所主等。钱氏的五脏辨证，不孤立地看待每一脏腑的证候，而是非常重视各脏腑之间的相互资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的整体关系。此外，钱氏还极为重视四季气候对脏腑的影响。如在《小儿药证直诀·肝病胜肺》中说：“肝病秋见，肝强胜肺，肺怯不能胜肝，当补脾肺治肝。益脾者，母令子实也。”在“肺病胜肝”中又说：“肺病春见，肺胜肝，当补肾肝治肺脏，肝怯者，病春也。补肝肾地黄丸，治肺泻白散主之。”这些都说明钱氏创立的儿科五脏辨证，既重视五脏所主诸证，又重视各脏腑之间的整体联系。
钱乙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认为小儿虽然“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以言语取”（《小儿斑疹备急方·钱乙后序》）。但他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理论，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创造性地将中医四诊用于儿科临床，并将四诊和五脏辨证联系起来，将儿科诊断学推向新的高度，“察脉按证虽有定法，而探源应变自谓妙出意表”（《小儿斑疹备急方·钱乙后序》）。兹就以钱乙为代表的宋代的小儿诊断学的成就和特点，归纳于下。
《小儿药证直决·小儿脉法》中提出：“小儿脉法，只是缓急分表里，浮沉分寒热，脉乱弦急分虚实……脉乱不治，气不和弦急，伤食沉缓，虚惊促急，风浮，冷沉细。”钱氏论脉，虽仅短短二十一字，实际上是以浮沉辨表里寒热，缓急辨正邪虚实。已包括了小儿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辨证。
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小儿病》中专列小儿脉，提出小儿脉不同于成人，当以“手指按三部，一息六七至为平和，八九至为发热，五至为内寒，脉弦为风痫，沉缓为伤食，促急为虚惊，弦急为气不和，沉细为冷，浮为风，大小不匀为恶候，为鬼祟，浮大数为风，为热浮结，为物聚，单细为疳劳，凡腹痛多喘呕而脉洪者为有虫，浮而迟潮热者胃寒也，温之剂愈。”这是许氏对钱乙的小儿脉法的发展与补充，许氏在《普济本事方》中还将其概括为歌诀，朗朗上口，便于记识和掌握。
另外，《保幼大全》《小儿病源方论》对小儿脉法也给予了补充和发展。
宋代医家重视小儿望诊，因为小儿善哭闹，难言语，问诊与切诊皆不能凭据，望诊便成为小儿诊断疾病的主要诊法，皆重视小儿望诊。这是宋代小儿诊断学的一大特点。对后世直至现代影响很大。
钱乙首先提出小儿“面上证”“目内证”的诊察方法，面上证是小儿以面部五部分分属五脏，再观察五色的变化，来推测五脏的病变。《小儿药证直诀·面上证》云：“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颏为肾。赤者，热也，随证治之。”“目内证”是根据目内色泽、光彩来诊断五脏的虚实寒热。比如：“赤者，心热，导赤散主之。淡红者，心虚热，生犀散主之。青者，肝热，泻青丸主之。浅淡者补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无精光者，肾虚，地黄丸主之。”另外，钱乙还对用目睛的活动来望诊，提出了目直是肝热，目连眨是肝风。如《小儿药证直诀·肝有风甚》：“凡病或新或久，皆引肝风，风动而上于头目，目属肝，风入于目，牵其筋脉，两眦俱紧，不能专视，故目直也。若得心热则搐，以其子母俱有实热，风火相搏故也。”对于面唇的望诊，书中在论述病症及医案时进一步做了更为详细的鉴别。如，面色㿠白，有胃气不和、胃冷痛、虫痛，还有肾虚等；唇白脾肺气虚，白润者预后尚好，枯白者预后不良；唇红主肺胃热盛，等。钱乙还注意将面目望诊与其他症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鉴别诊断，如同为头身发黄的病症，钱乙指出若“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看物皆黄”属黄疸；如果“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若“自生而身黄者，胎疸也”，这些鉴别诊断的方法，无疑是很科学的，至今对儿科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诸般色泽纹证论》载有小儿色诊大全，详细论述了面色五脏分部、四时五脏色、五脏生死色、五脏部位相乘色、五脏四时相乘色、目内色、鼻上色、面目死生色等八个方面。健康的面色应是“其色不深不浅，应常光润者，为和平”。若面色赤青白黑，而又“无脾色外荣”，则属不祥。《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还强调小儿未能言者，脉法寸关难辨，问切难晓病情，唯观其形色、参其症候最为重要。观察形色不得于哭断之时，睡起之际，因此时气色不正。指出面部色泽、以青为风，赤为热，黄为食，白为气，黑为寒。这些丰富的诊治经验，对判断疾病的预后吉凶，具有临床价值。
继唐代王超小儿指纹诊法之后，宋代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记载了指纹法，记述小儿虎口的色泽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如“紫风红伤寒，青惊白色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至刘昉《幼幼新书》对小儿指纹诊法，博引前贤诸家，论述尤为丰富。《幼幼新书》进一步提出了虎口三关指纹法，是将食指近臂端向指端的三节分别称为风关、气关、命关。指纹颜色主候病证，指纹显现在“三关”预示疾病轻重，即风关病轻，气关病重，命关病危。南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对“三关”指纹的命名定位又有不同，该书称：“最下一节，名为气关，有纹过者，病才觉重，诸病既生，则气不调顺，故名气关也；第二节，名为风关，有纹过者，须发惊风，渐加困重，故名风关也；第三节，名为命关，有纹过者，则病极而命危殆，故名命关也。”即以气、风、命为三关各部的名称，并具体指出纹形如鱼刺主惊，垂针形主痢，弓形主疳积，珠形为死候等。共记载有10种不同纹形及所主证候。
宋代儿科医家对小儿疾病的认识，充分重视内外因在发病学方面的作用。北宋《圣济总录》首创小儿致病的“三因”学说，《圣济总录·小儿统论》中言：“解颅、重、颚、连、龂、撮、口、重、舌、癫、病、口、噤、躯啼之类，得诸胎中；惊风、客忤、中恶、魃病之类，得诸感袭；乳哺不节，则有癖结、哺露、丁奚、伤饱之患。”明确指出“得诸胎中”“得诸感袭”“乳哺不节”乃是导致小儿发生疾病的三大因素。杨仁斋则提出：“小儿受病多生于热，热则生痰，痰者，诸病之根也。”强调了“热”在小儿病因学上的重要性和“痰”在小儿病机转化中的突出地位，因而有“四时欲得小儿安，常要一分饥与寒”的小儿保健法。这与甲骨文卜辞中将小儿疾病责于鬼神为祟的认识，显然有天壤之别。
宋代，由于小儿疮疹疾病流行，钱乙最早细致地描述了小儿麻疹初期的表现，并指出其即“天行之病”。《圣济总录》认为疮疹“或遇时疫”所致。《小儿痘疹方论》则指出痘疹是“因时气”而发。《小儿痘疹方论》还对痘疹提出了三种液毒的病因认识，即：五脏六腑秽液之毒，发为水疱疮；皮膜筋肉秽液之毒，发为脓血水疱疮；毒既出发为疹痘。又强调胎毒内因的重要性。
对疖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太平圣惠方·治毒热疖诸方》云：“疖者，由风湿冷搏于血，结聚所生也。人运役劳动，因而出汗，遇冷湿气搏于经络，血得冷折，则结涩不通，而生疖。”疖为阳毒，究其原因多由外感暑湿，湿热内蕴，外感风邪，体虚染毒，导致邪毒侵于肌肤，气血淤滞，热盛肉腐而成。
两宋时期，不仅在儿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确立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儿科的五脏辨证论治纲领，以及小儿疾病的病因病机学方面的深入研究，使中医儿科学理论体系得以确立，而且在临床体系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主要反映在蔚为大观的宋代的几部集体编撰的儿科学巨著中。
两宋时期反映儿科学临床的巨著主要有：刘昉等的《幼幼新书》，不著撰人姓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以及《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中的儿科部分。还有疮疹专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小儿痘疹方论》等。这些重要的儿科临床专著，收集的小儿疾病病种十分广泛全面，分类也很科学，每一病证所述之病证、病因、病机以及治法方药均十分详尽，临床实用性很强。可以说这些鸿篇巨著充分反映了两宋时期中医儿科临床医学的辉煌，构架了中医儿科学较为完整的系统临床体系。
《幼幼新书》（1150），被誉为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为完备的儿科学巨著，全书40卷，列627门。收集儿科病证480多种，载方2000余首，十分详备。更可值得称赞的是该书的疾病分类十分科学先进，已经能够按照新生儿病、小儿内科杂病、小儿时令性病、小儿传染病、小儿五官病、小儿口腔病、小儿外科病、小儿皮肤病的归类方法进行分类了，这在当时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该书称得上是中医儿科学临床全书。另一本南宋时期问世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则是一部精编本的中医儿科学临床手册，该书言简意赅，实用性很强。在这两部儿科临床医学著作中，对许多儿科疾病已能做出准确的鉴别。
由朝廷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992）《圣济总录》（1117）更为规范，其中对儿科疾病证治的论述十分丰富、系统而全面，《太平圣惠方》论述小儿内、外、皮肤、五官各科病证262门，收载儿科方剂2600多首。《圣济总录》列16卷专论小儿，该书的另一特点即是对小儿病证病因病机的论述十分精辟，以致后世医家大量引录。这两部书，由于是朝廷组织编撰，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十分巨大而深远。
疮疹性疾病是小儿的多发性疾病，危害很大。两宋时期，对小儿疮疹性疾病的认识十分丰富，已有专著问世。比如《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小儿痘疹方论》，这两部疮疹专著在中医儿科学历史上有重要影响。二书对疮疹性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引发了儿科领域从临床治疗学、基础理论诸方面的寒温学术派的学术争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宋时期儿科临床医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临床治疗研究的深入的发展。
对儿科的常见病，各家均有重点论述，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对小儿惊风、疳证、咳喘、发热、泻利论述详细而精辟。《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疳、痢、惊风为主。杨仁斋《仁斋小儿方论》则把惊、疳、泻、痢列为当时儿科四大难病。朱佐在《类编朱氏集验医方》中又重视小儿惊、疳、积、热及小儿脾胃病的讨论，可以看出，此时儿科疾病当以疳、积、惊、热、泻利、咳、喘为主。
两宋时期，儿科病证的诊疗水平很高，可反映当时的诊疗成就，今举几例以兹说明。
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北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992）卷八十三首次提出了惊风的名称，列有“治小儿急惊风诸方”和“治小儿慢惊风诸方”两节，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慢惊风两大类。之后钱乙提出急惊属热属实、慢惊风属寒属虚的观点。阎孝忠在收集整理《小儿药证直诀》（1119）后附以《阎氏小儿方论》，补充了钱乙有关惊风的论述，他说：“小儿急慢惊，古书无之，唯曰阴阳痫。所谓急慢惊，后世名之耳。”又说：“阳动而速，故阳病曰急惊；阴静而缓，故阴病曰慢惊。”宋代刘昉《幼幼新书》（1150）则首次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慢脾风”，收集了宋代多位儿科医家对慢脾风的论述。
认为慢脾风的病因有吐泻脾胃虚损，有泻痢日久复用寒凉伤败脾胃，有慢惊不退转为慢脾。南宋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1254）提出：不唯热极生风，“寒暑燥湿之极亦能生风”，特别提出“痰涎壅闭而作搐”，将寒痰作为病因之一。
至于治疗，钱乙《小儿药证直诀》首倡：“急慢惊阴阳异证，切宜辨而治之，急惊合凉泻，慢惊合温补。”对急惊风阳盛之证的治疗，主张用利惊丸，“以除其痰热，不可与巴豆及温药大下之”。阎孝忠在《阎氏小儿方论》中对钱乙的惊风之论有所补充，他说：“治小儿惊风，痰热坚癖，能不用水银、轻粉则便，如不得已用之，仅去痰即止，盖肠胃易伤，亦损口齿。”治急惊风，当其搐势渐减时，与镇心治热药一二服，候惊势已定，须臾以药下其痰势，心神安宁即愈。治慢惊风，“凡小儿吐泻，当温补之。每用理中丸以温其中，以五苓散导其逆，连与数服，兼用异功散等温药调理之；若已虚损，宜与附子理中丸，研金液丹末，煎生姜米饮调灌之，唯多服乃效”。其中金液丹即硫黄一味，温肾回阳。
宋代刘昉《幼幼新书》首次较为详细论述了慢脾风的证治方药，认为慢脾风的治疗以醒脾、健脾、取涎息风为原则，常用方剂如玉诀醒脾散、毛彬银白散、郑愈醒脾散等。在用药方面，《幼幼新书》开始试用新的镇惊药曼陀罗，为治疗小儿惊风增添了新的方法。
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对惊风寒痰所致者，治疗上提出“当去痰涎冷涎，次固元气”之法，先服芎竭散，并用手法去寒痰冷涎，次服油珠膏，后服益真汤，助服前朴散。
关于对小儿疳证之病因病机，《太平圣惠方·小儿五疳论》云：“夫小儿托质胞胎，成形气血，诞生之后，骨肉轻软，肠胃细微，哺乳须是合宜，脏腑无恒，肥甘过度，喜怒气乱，醉饱伤劳，便即乳儿，致成疳也。又，小儿百日以后，五岁以前，乳食渐多，不择生冷，好食肥腻，恣食甘酸，脏腑不和，并生疳气。”又《太平圣惠方·治小儿一切疳诸方》云：“夫小儿疳疾者，其状多端，虽轻重有殊，形证各异，而细穷根本，主疗皆同，由乳哺乖宜，寒温失节，脏腑受病，气血不荣，故成疳也。”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脉证治法》则对疳证的病机做了高度概括：“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而导致这一病机的病因有大病、吐泻、误治及饮食所伤。
对小儿疳证的治疗，《小儿药证直诀·脉证治法》提出：“疳病当辨冷热肥瘦，其初病者为肥热疳，久病者为瘦冷疳，冷者木香丸，热者胡黄连丸主之，冷热之疳，尤宜如圣丸。故小儿脏腑柔弱，不可痛击，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疳。凡有可下，量大小虚实而下之，则不至为疳也。初病津液少者，当生胃中津液，白术散主之，唯多则妙。”钱乙还说：“诸疳，皆依本脏补其母及治疳药。”这里的诸疳就指五脏疳，所谓治疳药，即：冷则木香丸，热则胡黄连丸。明代医家万全在《幼科发挥·疳》中说：“幼科书论诸疳头绪，无可取者。唯钱氏分肥瘦冷热四者，庶为近理。而以初病者为肥热疳，久病者为瘦冷疳似有虚实之分。不知疳为虚证，曾有实者乎？至于治瘦冷疳，方上有续随子，未免虚实之失。”至于初病津液少，用白术散生胃中津液，甚佳。白术散能健脾助运、鼓舞胃气，脾胃健运则生化有源，津液自生。《仁斋小儿方论·疳》还有关于蟾蜍、五谷虫治疳的记载，其最早见于唐宋，疗效甚好，做法为：“蟾蜍一枚，上取粪虫一勺，置桶中，以尿浸之桶上，要干，不与虫走，却将蟾蜍打杀，顿在虫中，凭与虫食，一日夜，次以新布作袋尽包，系定，置之急流一宿，取出瓦上焙为末，入麝一字，粳饭揉丸，麻子大，每二三十丸，米饮下。”另有集圣丸：“诸疳证的通用方，芦荟、北五灵脂、好夜明砂（焙）、缩砂、橘皮、青皮（去白）、蓬莪术（煨）、木香、使君子（略煨、取肉）各两钱，鹰爪黄连（净）、虾蟆（日干炙焦）各三钱，上末，雄猪胆两枚，取汁和药，入膏糊丸，麻子大，每十丸，米饮下，疳痨瘦弱，本方加用当归一钱半、川芎三钱。”此方是治疳之良方。明万全对此方认识：“凡治疳证，不必细分五疳，但虚则补之，热者清之，冷则温之，吐则治吐，痢则治痢，积则治积，虫则治虫，不出集圣丸加减用之，屡试屡验。”
宋代，已对小儿疳与大人痨加以鉴别。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五疳》载有：“小儿疳病，诸论丛杂，唯五疳之说为当。其证候外则传变不同，内则悉属五脏……小儿疳疾，乃与大人痨相似，故亦名疳痨。大人痨者，因肾脏虚损，精髓衰枯；小儿疳者，因脾脏虚损，津液消亡。病久相传，至五脏皆损也。大人痨疾，骨削而气耗，小儿疳疾，腹臌而神羸，以其病之始也，其脏之传授不同故也。”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综合前贤所论，对小儿发热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根据病位分：表热、里热、表里俱热、五脏热等；根据病性分虚热、实热等；根据病因分：风热、寒热、暑热、伤食发热、疳热、积热、癖热、血热、变蒸发热等；根据发热的热型分：壮热、温热、潮热、往来寒热、夜热、恶寒发热、憎寒壮热、惊热、烦热等。并提出各种发热的鉴别及治法方药，颇有临床指导意义。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诸身热论》中有：“小儿身热者，更有内外。在内者，多饮水得之；在外者，多因风寒得之。钱乙有云：小儿身热饮水者，热在内；身热不饮水者，热在外。此大概之验也。在内者宜下之，在外者宜散之。若小儿积蕴内外，感伤表里，浑身俱热、颊赤口干、小便赤、大便焦黄少者，先以四顺清凉饮子利脏腑，热即退矣。既而复热者，是里热已解而表热未除，复以惺惺散或红棉散加麻黄，微发其汗，表热乃去。既去又复发热者，世医尽不能晓，再下再表，皆为不可，误伤多矣。此表里俱虚，气不归元，阳浮于外，所以再发热也。但以六神散和其胃气，则收阳归内，身便凉矣。”
钱乙在此首先提出“小儿伤风”病名，指出外感伤风发热的治疗原则，有表证则用发表法；用解表法病仍不愈，且见有下证的，方可用下法；同时又指出，小儿因脏腑未充，用下法要慎重，即使是大渴、大饮、善饥之胃热证，也只宜微下。告诫医者未见内实证的，不可妄用下法，以免损伤正气。《小儿药证直诀·伤风》指出：“昏睡口中气热，呵欠顿闷，当发散，与大青膏解。不散，有下证，当下，大黄丸主之。大饮水不止而善食者，可微下。余不可下也。”还首次在《小儿药证直诀·伤风后发搐》中记载了小儿感冒发热出现抽搐：“伤风后得之，口中气出热，呵欠，顿闷，手足动摇。当发散，大青膏主之。小儿生本怯者，多此病也。”《小儿药证直诀·咳嗽》还对小儿感冒导致咳嗽病的论述甚为详尽：“夫嗽者，肺感微寒。八九月间，肺气大旺，病嗽者，其病必实，非久病也。其症面赤痰盛身热，法当以葶苈丸下之。若久者，不可下也。十一月十二月嗽者，乃伤风嗽也。风从背脊第三椎肺俞穴入也，当以麻黄汤汗之。有热证，面赤饮水，涎热，咽喉不利者，宜兼甘桔汤治之。若五七月间，其症身热痰盛唾粘者，以褊银丸下之。有肺盛者，咳而后喘，面肿，欲饮水，有不饮水者，咳而但嗽者，亦葶苈丸下之，后用化痰药。有肺虚者，咳而哽气，时时长出气，喉中有声，此久病也，以阿胶散补之。痰盛者，先实脾，后以褊银丸微下之。涎退即补肺，补肺如上法。有嗽而吐痰涎乳食者，以白饼子下之。有嗽而咯脓血者，乃肺热，食后服甘桔汤。久嗽着，肺亡津液，阿胶散补之。咳而痰实，不甚喘而面赤，时饮水者，可褊银丸下之。治嗽大法，盛即下之，久即补之，更量虚实，以意增损。”小儿外感咳嗽，钱氏根据时令气候的变化和临床症状进行辨证论治，很有实际指导意义。
刊于公元992年的北宋《太平圣惠方》体现了当时的医疗水平，书中记载的小儿咳喘方药分为三类：即小儿咳嗽、小儿咳逆上气、小儿咳嗽咽喉作呀呷声。这种分类方法一直沿袭至明代。
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则明确提出“肺主喘”，他说：“肺主喘，实则闷乱，喘促，有饮水者，有不饮水者；虚则哽气，长出气。小儿肺病，闷乱哽气，长出气，气短喘急。”他还进一步指出“肺盛复有风冷”“胸满短气，气急喘嗽上气，当先散肺，后发散风冷，散肺泻白散、大青膏主之。肺只伤寒，则不胸满”。“肺盛复有风冷”是指肺气实而外复感受风冷，令失肃降，上逆为喘，是钱乙对小儿喘证病因病机的概括。“肺只伤寒，则不胸满”是说若无“肺盛”之内因，仅仅伤于外寒，就不至于出现气机壅上的喘满之证。钱乙以“夫嗽者，肺感微寒”概括咳嗽病因病机，认为小儿咳嗽不过是肺略感风寒之邪，病情较之喘证为轻。钱乙以“喘”为肺脏主病，确有见地。同时还指出有虚实二证。实证创立泻白散，主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虚证创立补肺阿胶散，主治小儿肺虚气粗喘促。此二方后世沿用千百年而不衰，系治疗咳喘万变不离其宗的祖方。
在《小儿药证直诀》中，钱乙还根据小儿咳喘在临床上寒、热、虚、实、痰等不同情况，以及脏腑生克关系，对小儿咳喘病证的论治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方药。书中所附医案就咳喘患儿具体情况，分析所用方药之因果关系，误诊之缘由。钱乙关于小儿咳喘的论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辨证施治纲领，成为后世医家治疗小儿咳喘病证的规矩准绳。
《幼幼新书》几乎全文收录了《小儿药证直诀》的相关内容，它一方面表明《小儿药证直诀》学术价值高、影响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对钱乙的推崇。《幼幼新书》论述小儿咳喘内容最为丰富详细，分咳嗽、咳逆、喘咳上气、咳嗽声不出、惊膈嗽、伤风嗽、痰嗽、寒嗽、热嗽、久嗽等篇阐述咳喘证治，以一卷的篇幅专论咳喘，这在儿科医籍尚属首见。此外，还首见记载了《婴童宝鉴》的咳嗽死候之论，以及宋代儿科名医茅先生关于咳喘死候歌的记载：“咳嗽胸高喘气粗，眼睛上视定还除，时时下粪青并黑，不食看看命即无。”这是小儿咳喘危重证候与预后不良证候较为早期的文献资料。
上述关于小儿咳喘的认识，也包括小儿哮喘在内，宋代的上述医著中还特别指出哮喘病为久病难治之证。
对小儿吐泻病证，钱乙论述甚详，他在《小儿药证直诀·脉证治法》说：“五月十五日以后，吐泻、身壮热，此热也。小儿脏腑，十分中九分热也。或因伤热乳食，吐乳不消、泻深黄色，玉露散主之。六月十五日以后，吐泻、身温似热，脏腑六分热四分冷也。吐呕、乳食不消、泻黄白色、似渴、或食乳或不食乳。食前少服益黄散，食后多服玉露散。七月七日以后，吐泻、身温凉、三分热七分冷也。不能食乳，多似睡，闷乱哽气，长出气，睡露睛，唇白多哕、欲大便、不渴。食前多服益黄散，食后少服玉露散。八月十五日以后，吐泻、身冷无阳也。不能食乳，干哕，泻青褐水。当补脾，益黄散主之，不可下也。”钱乙论小儿夏秋吐泻，根据时令气候变化及临床症状，从寒热虚实论治，卓然见识。然而，地域不同、时令气候变化不一，又宜因地而异。诚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云：“吐泻所论冷热时月，此以中原之地言，今较之江浙则气候不同。今江浙之地，二三月尚寒，四五月温暖，六月入伏之后才热，七月热盛，八月热尚未退，虽冬月晴多便暖，虽夏月阴多便寒，不可概以中原冷热候定论。经所谓东南西北之异地，寒热温凉之异宜，况每岁寒热，自随时令早晚，难以拘定月日也。候之者，乘其至也。谓至其热，则从热治；至其温，则从温治；至其寒，则从寒治；至其凉，则从凉治。此乃随四时之气，各适其宜。”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吐泻》还对小儿吐泻变证论述精详，其一为脾虚肝乘，可致虚风内动；其二为津液消耗，可致气阴两虚。二者均属吐泻危重变证，其云：“吐泻不拘于何时，则令脾胃虚弱，多致生风，而为脾风慢惊也。以脾土衰而肝木来刑故尔。当先补脾胃，不令困弱，则风不生，而病易愈也。吐泻已定未定烦渴者，皆津液内耗也。不问新久，宜煎钱乙白术散，使满意取足饮之，多即愈好。不尔，即津液内耗，而引饮不止，内生其热，外邪相干，则证变百端，以成他病，渐至危困也。”
治疗吐泻，有两个著名方剂值得一提，一是钱乙白术散，一是杨仁斋的交泰散。钱乙《小儿药证治直诀·诸方》载：“白术散治脾胃久虚，呕吐泄泻，频作不止，精液苦竭，烦渴躁，但欲饮水，乳食不进，羸瘦困劣，因而失治，变成惊痫，不论阴阳虚实并宜服。人参两钱半，白茯苓五钱，白术（炒）五钱，藿香叶五钱，木香两钱，甘草一钱，葛根五钱（渴者加至一两）。上
咀，每服三钱，水煎，热甚发渴去木香。”“聚珍本”葛根二两，余并一两。此方后世又称为七味白术散，主治脾胃久虚、吐泻发热烦渴之证，疗效甚佳。后世医家如阎季忠、万密斋、陈复正等对本方评述甚多。清陈复正《幼幼集成》认为：“此方治小儿阳明本虚，阴阳不和，吐泻而亡津液，烦渴口干。以参、术、甘草之甘温，补胃和中，木香、藿香辛温以助脾；茯苓甘淡，分阴阳，利水湿；葛根甘平，倍于众药，其气轻浮，鼓舞胃气，上行津液，又解肌热。治脾胃虚弱泄泻之圣药也，兼治久泻不止，口渴无度，并痢疾口渴。幼科之方独推此为第一，后贤宜留意焉。”又：“凡大泻作渴者，其病不论新久，皆用七味白术散生其津液。凡痢疾作渴亦然。盖白术散为渴泻之圣药，倘渴甚者，以当茶水，不时服之，不可再以汤水，兼之则不效矣。”分析甚为中肯。临床证明，本方重用葛根，大剂当茶饮，对于腹泻合并脱水有止泻补液作用。
《仁斋小儿方论·吐泻》中所载交泰散的用药为：藿香叶、陈皮、肉豆蔻（生）、半夏（制）、青皮、酸木瓜、甘草（微炒）各半两，石菖蒲两钱。上药细锉，每服一钱，姜三片、紫苏三叶，水煎服。暑月加香薷。杨仁斋就是以此方加减治疗霍乱吐泻，吐泻重证，症见吐泻交作，腹痛转筋。方中藿香、紫苏、陈皮、豆蔻、半夏、青皮、石菖蒲芳香理气、悦脾快膈，木瓜、甘草、酸甘缓急、舒筋调中，暑月加香薷祛暑。组方严密，疗效甚好。
不思食即食欲不振，现代所谓小儿厌食症也属此范畴。两宋时期对小儿不思食的证治认识十分精辟。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脉证治法》云：“面㿠白无精光，口中气冷，不思食，吐水，当补脾，益黄散主之。面㿠白色弱，腹痛不思食，当补脾，益黄散主之。若下利者，调中丸主之。”此论胃气不和与胃冷虚所致不思食症，皆可用益黄散治疗。益黄散是温中调气、运脾健脾的重要方剂，不用一味补药而起到补脾健胃的作用，意在使脾胃气机升降运化功能恢复正常，则胃可受纳，脾能运化。调中丸的组成与《伤寒论》理中丸相同，能温中健脾。二方皆能温中健脾，对于脾胃虚寒之腹泻、不思饮食者，皆可应用。
另外，《幼幼新书》亦有相关的论述，如《幼幼新书·寒痛逆羸》载有宝童散壮脾去积进食：京三棱、蓬莪术（棱纸裹、醋煨）、益智（去皮）各四两，甘草（炙）四两半，陈皮、青皮各二两，上为末，汤点一钱，不时服，姜枣煎亦得。”此方壮脾、去积、进食，益智益心以补土，三棱、莪术消积理气，陈皮、青皮理气和胃，对于脾虚不甚而脾积厌食者，甚有疗效。世人多谓三棱莪术如虎狼，其实二药是消积行气运脾开胃之良药，对于脾积厌食有开胃进食之效，脾虚不甚者皆可以用。另外，在《仁斋小儿方论·脾胃》中还指出：“心者脾之母，进食不止于和脾。盖火能生土，当以心药入于脾胃药之中，庶几两得。古人进食方剂，多用益智者，此也。益智仁、石菖蒲、白茯苓、莲子肉、陈皮、缩砂仁、半夏曲、木香、厚朴（制）各两钱，甘草（炙）一钱一字。上锉细，每服一钱，姜三片，枣一枚，水一盏煎，不饥不饱服。”
《仁斋小儿方论·积》认为：“小儿有积，面目黄肿，肚热胀痛，复睡多困，哭啼不食，或大肠闭涩，小便如油，或便利无禁，粪白而酸，此皆积证也。然有乳积、有食积、有气积，要当明辨。吐乳、泻乳，其气酸臭，此由啼叫未已，以乳与儿，停滞不化得之，是为乳积；肚硬带热，渴泻或呕，此由饮食无度，多餐过饱，饱后即睡得之，是为食积；腹痛啼叫，利如蟹渤，此因触忤其气，荣卫不和，淹延日久得之，是为气积。合用木香丸……小儿消积多用青皮，然青皮最能发汗，有汗者勿与之。”此论小儿积滞分食积、乳积、气积为治。一般来说，初伤为乳食停滞，消之则可，稍久则壅滞气机，应消导行滞。《仁斋小儿方论》还特别说到食积发热：“亦有伤乳伤食而身体热者，唯腹肚之热为甚。人知伤积肚热，粪酸极臭。而夜间有热，伤积之明验，人所未识也。”食积发热，以夜间为甚，天明则退，肚腹灼热，一阵一阵热，是因食滞内蕴而蒸热。同时还可兼见夜间盗汗、睡卧不宁、
齿磨牙、口臭腹胀、便秘纳呆等症，久则损脾伤津，而成疳证。
最早较详论述小儿丹毒的著作是《颅囟经》，据考证该书为唐末宋初的作品，其书论述了小儿多种丹毒。《圣济总录》对小儿丹毒的认识更为丰富，《圣济总录·小儿诸丹》中论述了小儿丹毒的病因，有内蕴热毒，搏于血分，蒸发于肌肤；有因内有积热，外受风邪，邪毒循经脉，随气血游走，发于肌表；有因皮肤损伤，邪毒乘机侵袭，搏于皮肤而成。发病迅速，色赤如丹，是其发病特点。小儿丹毒总的治疗原则是：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早期可用三棱针轻刺局部皮肤，放血以泄毒气。轻证夹湿者，多选用黄芩汤。轻证兼气虚者，多选用黄芪汤。丹毒重证或丹毒攻心者，都可用蓝青汤。丹毒局部发热疼痛尤甚者，可用吴蓝汤外拓。
在儿科学术领域里，自宋代开始出现了温补与寒凉两大学术主张和流派。追溯其源，始于宋代的钱乙和陈文中对麻痘疾病的治疗主张。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和学术争鸣的深入，逐渐成为认识小儿体质和生理病理特点及主张儿科治法的寒温两大学派。
麻痘是古代危害小儿健康十分严重、发病广泛的出疹性疾病。宋代，对这类小儿出疹性疾病虽有较为详细的认识，但在鉴别方面尚未完全明确，麻疹的病名亦未确立，一般统称为斑疹、疮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专列“疮疹”一节，所论疮疹之病就包括麻痘及其他出疹性疾病，但详于麻而略于痘。并提出“疮疹属阳，出则为顺”，治疗以清凉解毒、宣透达邪为法。深受钱乙嘉许的董汲所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也说：“小儿斑疹，本以胎中积热，及将养温厚，遇胃中热，故乘时而作。”治法清凉，方药以白虎汤、青黛、大黄之类为主。该书钱乙亲自为之作序，并曰：“是予平昔之所究心者，而予乃不言传而得之。”后人集《小儿药证直诀》时，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于后，作为对钱乙的补充。
晚于钱乙、董汲100多年的陈文中，对痘疹深有研究，撰《小儿痘疹方论》，在历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陈氏所论痘疹，即今之天花，他认为痘疹的治疗应重在明辨表里虚实寒热，还针对当时习用宣利解散的治法流弊，提出温补条畅的治则。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温补学派的开端。他认为小儿元气充足，疮痘之毒才能顺利外发，否则就容易内陷而使病情转重。即使对于表里俱实的实热证，使用清凉疏达的同时注意扶助脾胃之气，在每证使用清凉方剂后，皆注明“如不应，人参白术散主之。”对于表里俱虚的虚寒证，创制三个代表方剂，即十一味木香散、十二味异功散、十味肉豆蔻丸，其中丁香、肉桂、肉豆蔻、木香、人参为常用之药，以温补托毒外出。
陈文中言：“大抵天地万物，遇春而生发，至夏而长成，乃物气裹蒸，故得生成者也。今疮疹之病，脏腑调和，则血气充实，自然易出易靥，盖因外常和暖内无冷气之所由也。小儿疮疹发热、口干烦渴不止者，切不可以冷水，亦不可与蜜，及不得与红柿、西瓜等冷物食之，又不可妄投清凉饮、消毒散等药，恐冷气内攻、湿损脾胃，则腹喘胀喘闷，寒战啮牙则难治之。咬牙者，齿槁也，乃血气不荣也，即不可妄作热治之。”“治疮疹之法，与痈疽无异。若邪气在里而实热者，用前胡枳壳；怯而虚热者，用参芪四圣散；虚弱者，用紫草木香汤；虚寒者，用参芪内托散；虚寒内脱者，用木香散；若邪气在表而实热者，用麻黄甘葛汤。此要法也。”（《小儿痘疹方论·论痘疹治法》）综观全书，陈氏治痘疹以温补为重。还特别指出：“凡痘疹出不快，多属于虚。若谓热毒壅盛，妄用宣利之剂，致脏腑受冷，荣卫涩滞，不能运达肌肤，则疮不能起发，充满后不结实，或痂痒塌，烦躁喘渴而死。”《小儿病源方论》卷四论痘疮引证的案例：凡泄泻的，咬牙的，痘疮痒塌的，里虚不长的，疮不成痂的，误食生冷的。身体频渴的，疮发不起的，痘证惊搐的，宣解之过的，疮烂脓淫的，几乎全用异功散、木香散二方，而且更还加用官桂、丁香二药，有时且加附子。
对于痘疹黑陷，陈文中认为因虚而致，而钱乙则认为热毒内盛，黑陷入肾。后世认为，这是陈、钱寒温学派争鸣的源头所在。实际上，陈氏所见之证为痘疹黑陷痒塌，烦渴喘促，泄泻足冷的里虚寒证，对于表里俱虚的虚寒证，创制三个代表方剂，即十一味木香散、十二味异功散、十味肉豆蔻丸，其中丁香、肉豆蔻、木香、人参为常用之药，以温补脱毒外出。我们且看陈氏《小儿痘疹方论》中的异功散、木香散中所用的药，已经够热的，因异功散所用的药是：木香、官桂、当归、人参、茯苓、陈皮、厚朴、丁香、肉豆蔻、附子、半夏、白术；木香散所用的药是：木香、大腹皮、人参、桂心、赤茯苓、青皮、前胡、诃黎勒、半夏、丁香、甘草。陈氏于异功散后自云：此药传五世，累经效验。而钱氏所见之证为疮疹黑陷，身热烦渴，腹满而喘，闷乱呕吐，大小便涩，身黄肿紫的实热之证。钱乙认为，热毒内陷入肾则疮疹变黑，当用清凉利下以泄热毒而救肾，用百祥丸（红芽大戟）。红芽大戟苦寒有毒，入脾、肺、肾经，功效泻水逐饮，消肿散结，能攻疮毒，通结滞。钱乙在解释时说：“所用百祥丸者，以泻膀胱之腑，腑若不实，脏自不盛也。何以不泻肾？曰：肾主虚，不受泻。”（《小儿药证直诀·记尝所治病二十三证》）不过钱乙也已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疮疹黑陷），若脾虚寒则难治，在治“睦亲宅一大王病疮疹”案中也说到服百祥丸，“若二服不效，即加寒而死”，可知已认识到虚寒之证。
全面而论，钱乙与陈文中都认识到疮疹、痘疹的表里虚实寒热的证治，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伤寒疮疹异同》中说：“伤寒，当发散之。疮疹，行温平之功，有大热者解毒。”然而，纵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和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钱氏所论详于疹（麻）而略于痘，陈氏所论详于痘而略于疹（麻），钱乙侧重于清凉泄毒，而陈氏侧重于温补托毒。这是儿科痘麻出疹性疾病领域里的清凉与温补各有侧重的学术主张。总之，钱董治痘用寒凉泄下之法，是有感于当时流俗用温热之药而发的。而陈氏治痘用燥热之剂，则秉承局方之学，与夫地理及风俗的关系。至于用寒用热，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就此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痘科首推钱仲阳、陈文中二家，钱主寒凉，陈主温热，在二家无不偏盛，在后学实不可偏废，盖二家犹水火也，似乎极不同性，宗此则害彼，实为万世治痘之宗旨。宗之若何？大约七日以前，外感用事，痘发由温气之行，用钱之凉者十之八九；用陈之温者一二；七日以后，本身气血用事，纯赖脏真之火，炼毒成浆，此火不外鼓，必至内陷，用陈之温者多，而用钱之凉者少也。若始终实热者，则始终用钱，始终虚寒者，则始终用陈……”此论给人以启迪；即寒热不可偏废，不可偏执。
寒温学派的争鸣，最初是对痘麻一类出疹性疾病治疗的不同看法和主张，然而，也就在宋代出现寒温学派的争鸣开始，就超出痘麻的范围，而涉及其他领域。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就说：“小儿纯阳，无烦益火。”而且将《金匮要略》中崔氏八味丸（即附桂八味丸）减去附子、肉桂，而创立六味地黄丸，柔润滋阴，以为小儿补剂。陈文中则善施温补，而且重在脾胃，常用之药如木香、丁香、人参、白术、厚朴等。陈氏在《小儿病源方论》中说：“盖真气者，元阳也。其药性温则固养元阳，冷则败伤真气。”又说：“脾为黄婆，胃为金翁，主养五脏六腑。若脾胃全固则津液通行，气血流转，使表里冲和，一身康健。盖脾胃属土，而恶湿冷……是以脾土宜温，不可不知也。”
儿科领域的寒温学派的学术争鸣，渐次扩展至小儿外感性疾病、小儿杂病等整个儿科的治疗领域，并由此推动了儿科基础领域对小儿体质（生理病理）的深入研究，推动了中医儿科学术的不断发展。主张寒凉学术观点者，认为小儿体禀纯阳，纯阳化火则表现为热证、阳证，而治以寒凉滋阴为主。主张温补学术观点者，则认为小儿稚阳稚阴，阴阳气均稚嫩，不耐寒凉克伐，在治疗过程中应处处以阳气为虑，主张温补阳气。寒凉与温补学派在相互争鸣中，又逐渐演生出新的学术主张，比如“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少阳之体”等。千百年来，对小儿体质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术争鸣此起彼伏，推动了中医儿科学术的不断发展。
《妇人大全良方·胎教门》：“夫至精才化，一气方凝，始受胞胎，渐成形质，子在腹中，随母听闻。自妊娠之后，则须行坐端严，性情和悦，常处静室，多听美言，令人讲读诗书、陈礼说乐，耳不闻非言，目不观恶事，如此则生男女福寿敦厚，忠孝贤明。不然则男女既生，则多鄙贱不寿而愚，此论谓因外象而内感也。昔太妊娠文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谈恶言，世传胎教之道，是谓此也。”本段从“外象而内感”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孕妇要“行坐端严，性情和悦”“多听美言”“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谈恶言”等精神和心理活动方面的调摄措施，乃是保证胎儿正常生长发育的重要条件。对于孕期用药要谨慎，时时不忘母子同体，处处考虑到对胎儿的影响，掌握“病去母安，胎亦无损”的原则。
《圣济总录·小儿门》对小儿禀赋提出：“小儿初生，气体稚弱，肤革不能自充，手足不能自卫，保护鞠育，盖有所持。自受气至于胚胎，由血脉至于形体，以致筋骨、毛发、腑脏、百神渐有所就而后有生。盖未生之初，禀受本于父母，既生之后，断脐、洗浴、择乳、襁褓皆有常法，慎守其法，无所违误。犹或胎气禀受有强弱，骨骼所具有成亏，而寿数之修短系焉。”先天之本，一生之基，谨守培植之法，不可违误。胎养胎教，宋代医家认识十分丰富，《妇人大全良方·孕妇药忌歌》论述了妊娠期间，为了避免流产，保育胎儿，必须禁用或慎用部分药物，因其可能导致流产或损伤胎元。首先指出孕妇用药应避毒药，并列举出60多种妊娠应禁忌的药物。其中有剧泻药、催吐药、活血破血药以及药性猛烈、毒性较强的药物等。这些药中有些是剧毒药，如砒石、巴豆、斑蝥等应绝对禁用；根据“有故无损”的原则，有些则可在必要时慎用；也有的经过炮制后可以使用，如姜半夏即为现今临床治疗妊娠恶阻的常用有效药物。
对于小儿“变蒸”学说，宋代医家认识逐渐深入。钱乙将“变蒸论”列于《小儿药证直诀》的卷首，对小儿初生迄周岁发育情况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观察，认为“变蒸”是小儿正常的生理发育过程。关于“变蒸”的含义，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变蒸》指出：“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自生之后，即长骨脉、五脏六腑之神智也。变者，易也。又生变蒸者，自内而外，自上而下，又身热，故以生之日后三十二日一变。变每毕，即情性有异于前，何者？长生脏腑智意故也。”对“变生”脏腑、长骨添精神做了详细论述：“何谓三十二日长骨添精神？人有三百六十五骨，除手足中四十五碎骨外，有三百二十数。自生下，骨一日十段而上之，十日百段，三十二日计三百二十段，为一遍，亦曰一蒸。骨之余气，自脑分入龈中，作三十二齿。而齿牙有不及三十二数者，由变不足其常也。或二十八日即至，长二十八齿，已下仿此，但不过三十二之数也。凡一周遍，乃发虚热，诸病如是，十周则小蒸毕也，计三十二日生骨气，乃全而未壮也。故初三十二日一变，生肾生志；六十四日再变，生膀胱，其发耳与尻冷。肾与膀胱俱主水，水数一，故先变。生之九十六日三变，生心喜；一百二十八日四变，生小肠，其发汗出而微惊。心为火，火数二。一百六十日五变，生肝哭；一百九十二日六变，生胆，其发目不开而赤。肝主木，木数三。二百二十四日七变，生肺声；二百五十六日八变，生大肠，其发肤热而汗或不汗。肺属金，金数四。二百八十八日九变，生脾智；三百二十日十变，生胃，其发不食、腹痛而吐乳。此后乃齿出，能言知喜怒，故云始全也。太仓云：气入四肢，长碎骨于十变，后六十四日长其经脉，手足受血，故手能持物，足能行立也……是以小儿须变蒸，脱齿者如花之易苗。所谓不及三十二齿，由变之不及。齿当与变日相合也，年壮而视齿方明。”
宋代刘昉《幼幼新书·卷七》对变蒸变生脏腑顺序提出不同观点：“一蒸肝生魂，肝为尚书，蒸后魂定令目瞳子光明；二蒸肺生魄，肺为丞相，上通于鼻，蒸后能令嚏嗽；三蒸心生神，心为帝王，通于舌，蒸后令儿能语笑；四蒸脾生智，脾为大夫，藏智，蒸后令儿举动任意；五蒸肾生精志，肾为列女，外应耳，蒸后儿骨髓气通流；六蒸筋脉伸，蒸后筋脉通行，九窍津液转流，儿能立；七蒸骨神定，气力渐加，蒸后儿能举脚行；八蒸呼吸无停息，以正一万三千五百息也，呼出与肺，吸入肾与肝，故令儿呼吸有数，血脉流通五十周也。”以上八蒸，即十变中的五小蒸，复十变后的三大蒸。
宋无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对“变蒸”的含义，概括前人，做了较为全面的综合。《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变蒸论》云：“小儿在母腹中，胎化十月而生，则皮肤筋骨脏腑气血，虽已全具而未充备，故有变蒸者，是长神智、坚骨脉也。变者易也，蒸者热也，每经一次之后，则儿骨脉气血稍强，精神情性特异。是以《圣济经》言：“婴儒始生有变蒸者，以体具未充，精神未壮，尚资阴阳之气，水火之济，甄陶以成，非道之自然以变为常者哉、故儿自生每三十二日一次者，以人两手十指，每指三节，共骨三十段，又两掌骨，共三十二段以应之也。足亦如之。太仓公曰：气入内支，长筋骨于十变者，乃是也。”《圣济经》又曰：“变者上气，蒸者体热。上气者，则以五脏改易而皆上输，藏真高于肺也。体热者，则以血脉敷荣，阳方外固为阴使也。故变蒸毕而形气成就者也，亦犹万物之生，非阴阳气蕴热蒸无以荣变也。”
两宋时期，儿科治疗学成就斐然。不但在出疹性疾病的治疗上，有重大突破，在儿科常见病证的治疗方面也是这样，钱乙创立的五脏补泻方剂为儿科治疗学确立了规范，这些著名方剂的创立，充分体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和临床治疗规律。比如六味地黄丸即是将《金匮要略》八味丸去桂附而成，治疗小儿肾虚主方，变温热为柔润，十分适合小儿。泻心汤单用黄连一味治小儿心气实，泻白散治疗小儿肺热，至于四君子汤加陈皮而成异功散，四君子汤加木香、藿香、葛根而成白术散，以理中汤原方变易为调中丸，以及益黄散等均为补脾要方，都反映了钱乙结合儿科特点而选药制方的学术思想，后世医家均有极高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认为小儿脐风与大人破伤风为同一种疾病，这比公元1884年德国医学家尼可莱尔发现破伤风杆菌早600年，这一见解和方法是十分可贵的。此外，本书还载有骈指截除等小儿先天畸形疾患的治法，也有一定价值。对新生儿断脐后脐带断面的处理，该书提出了用烙脐饼子炷灸的方法，处理新生儿脐带断面，以预防发生脐风和脐疮。早在《太平圣惠方》（992）卷76中，也记有烙脐4方。可见我国宋代，对新生儿断脐后，进行脐带断面烧灼消毒，已有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提出了使用目的。
特效方药的发现与使用在两宋儿科也有很大的发展，张锐在《鸡峰普济方》（1133）中首次将曼陀罗花用于小儿惊风治疗，表明此时已认识到麻醉药物在小儿惊风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幼幼新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排脓方药治疗痈疽疮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绍兴续添方》中载有：“化脓排脓内补十宣散，治一切痈疽疮疖，未成脓者速散，已成者速溃，败脓自出，无用手挤，恶肉自去，不犯刀杖，服药后疼痛顿减，其效如神。”此方组方严谨，组方：黄芪一两、人参二两、当归二两、桂心、防风、白芷、厚朴、桔梗、川芎、甘草各一两。有气血双补，托里透脓，理气止痛，导滞行瘀之功。用于素体气血两虚痈疖初起的患者，确有很好的消肿止痛作用。
外洗法治疗小儿冻疮：轻症初期可用蜀椒汤；附子汤则适应于素体阳虚下肢冻疮者；黄柏散对冻疮初起和溃烂者都有很好的效果；小麦汤对未患者有预防冻疮的作用，对轻证初起者有治疗作用。此外，用白芷30g，煎水，加适量醋，放温洗冻疮，有明显止痛止痒作用。
小儿烫伤的治疗：《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烫火伤论》载有烫伤、烧伤的治疗及禁忌。如：“轻则初乃起，破有黄水而为疮也。重则便皮破肉伤而为疮也，切不可用冷物泥蜜之类涂之，恐令热气不出，伏留溃烂，深伤经脉，宜加慎之。”治疗方法也很多如麻子膏、风化石灰、小麦面炒焦黑、鼠油涂治等。
另外，两宋时期的小儿用药，金银、轻粉、黑铅等有毒矿物药之品运用较多，既有疗效，同时因毒性而应加注意，阎孝忠在《小儿方论》中曾对此弊予以力辟。
两宋医家还善于运用灸治法治疗小儿病，窦材的《扁鹊心书》即是代表，《医说》则将其用于小儿危重证的抢救，其中载有一小儿因脐风致昏死，遇一老媪以艾炷灸脐下遂活。说明灸法确实能起到救治危重症的作用。《太平圣惠方·出生儿防撮口着噤及鹅口重腭法》还提出：儿生一宿，抱近明无风处，看脐上有赤脉直上者，当时于脉尽头灸三壮，赤散无患矣。本书是唐代文献以后记载奇穴较多的一本著作，其中四神聪、前关、上昆仑、鬼哭等穴均首见于本书。《太平圣惠方·小儿明堂》：“小儿灸法，散在诸经，文繁至甚，互论不同……按诸家《明堂》之内，精选小儿应验七十余穴，并是曾经使用，累验神功。”《小儿明堂》的穴位包括不少其他文献中未见的奇穴，有的还未经命名。如：灸惊痫取“顶上旋毛中”“耳后青络脉”；灸目翳取“第九节上”等。这些记载都是腧穴早期的描述，可以看成是一本通俗的小儿灸疗专著。
另外，朱肱在《活人书》中对小儿多种疾病所列方剂也十分有效。如：咽喉不利，痰实咳嗽，用鼠粘子汤；前额身体温热，大便黄赤，腹中有热，用四顺散、连翘饮、三黄丸；小儿身体潮热，头目碎痛，心神烦躁，小便赤，大便秘，此为热剧，用洗心散调胃承气汤；头痛发热而畏恶寒者，此伤寒证也，用升麻汤，无汗，用麻黄黄芩汤，有汗用升麻黄芩汤，皆儿科要药。
方剂的收载十分宏富，仅《太平圣惠方》即载小儿方剂2689首，可谓小儿方剂学发展的顶峰。此外，还善于运用丸、散、膏、丹等成药治疗小儿疾病。《太平惠民局方》《小儿药证直诀》《保幼大全》都有大量的中成药剂型，充分显示了中成药在儿科治疗中方便、易行的特点。《太平圣惠方》还十分重视小儿疾病的食治，专列“食治小儿诸方”1卷予以阐述。
钱乙在《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腑理论以及《伤寒杂病论》的辨证论治精神的基础上，创立了小儿五脏辨证和五脏补泻的辨证论治纲领。后人又将这一辨证纲领应用于内科及临床其他各科，对中医脏腑辨证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脉证治法》中说：“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摇；虚则卧而悸动不安。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顿闷；虚则咬牙，多欠气。热则外生气，温则内生气。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肺主喘，实则闷乱喘促，有饮水者，有不饮水者；虚则哽气，长出气。肾主虚，无实也。唯疮疹，肾实则变黑陷。”这是钱乙五脏辨证的纲领。同时钱乙还运用五行学说，来说明五脏间的相间相胜之病，以及根据时令运气的变化，来进行辨证和推测预后。如：“肺病见春，金旺肺胜肝，泻肺，轻者肺病退，重者目淡青必发惊，更有赤者，当搐，为肝怯，当目淡青色也。肝病见秋，木旺肝强胜肺，当补肺泻肝，轻者肝病退，重者唇白而死。心病见冬，火旺心强胜肾，当补肾治心，轻者病退，重者下窜不语，肾虚怯也。肾病见夏，水胜火，肾胜心也，当治肾，轻者病退，重者悸动当搐也。脾病见四旁，仿此治之。顺者易治，逆者难治。”
钱乙以五脏虚实作为辨证大纲，将五脏补泻立为施治规范。他在《小儿药证直诀·目内证》里说：“赤者，心热，导赤散主之。淡红者，心虚热，生犀散主之。青者，肝热，泻青丸主之。浅淡者补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无精光者，肾虚，地黄丸主之。”这是五脏补泻的大纲及主方。在《小儿药证直诀·咳嗽》中又说：“夫嗽者，肺感微寒。八九月间，其证面赤，痰盛，身热，法当以葶苈丸下之。十一月十二月嗽者，乃伤风嗽也，当以麻黄汤汗之。有肺盛者，咳而后喘，面肿，欲饮水，有不饮水者，其身即热，以泻白散泻之。有肺虚者，咳而哽气，时时长出气，喉中有声，此久病也，以阿胶散补之。”这里对肺脏的补泻就讲得较为具体。此外，钱乙还运用生克乘侮的理论来指导临床治疗，重视五脏相胜关系来辨证与治疗，如在“肝病胜肺”篇中就有“肝病秋见，肝强胜肺，肺怯不能胜肝，当补脾肺治肝。益脾者，母令子实故也。补脾，益黄散；治肝，泻青丸主之”的论述，主张泻其实而补其虚，也即泻其所胜，补其所不胜。但对于“一脏虚一脏实”的治疗，更主张“补母而泻其本脏”。使五脏补泻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钱乙五脏辨证和五脏补泻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在儿科领域里，钱乙的五脏辨证与虚实补泻的辨证论治原则成为儿科辨证论治的纲要，后代医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张洁古《医学启源》以此作为教授生徒的蓝本，影响了整个中医界，只是他把脾主困易为脾主湿，而钱乙创立的五脏补泻方剂，至今仍是中医临床各学科常用的代表方剂。如明·鲁伯嗣《婴童百问》，书中五脏病证第七问及五脏所主第六问设问，直接引用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有关内容并进一步完善钱乙五脏辨证思想。万全《万氏育婴家秘》在五脏证治总论中曰：“五脏平和，则病不生。或寒暑之违和，或饮食之失节，则风伤肝，暑伤心，寒伤肺，湿伤肾，饮食伤脾，而病生矣。语其色，则肝青，心赤，脾黄，肺白，肾黑也。语其脉，则肝弦，心洪，脾缓，肺毛，肾沉也。语其证，则肝主风，心主惊，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也。语其治，则心、肺、脾三脏有补有泻，肝则有泻无补，肾则有补无泻也。”万全在《幼科发挥》中对钱乙的这一学术思想进一步予以发挥。在内科及其他临床学科领域，钱乙的五脏辨证与虚实补泻的立论立方，已成为整个中医临床学科的脏腑辨证论治基础。
钱乙重视调治小儿脾胃，十分重视小儿脾胃在发病学和治疗学上的作用，创立了许多调治脾胃寒热虚实的著名方剂。钱乙的脾胃观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纵观李东垣的《脾胃论》不难看出是受到了钱氏学说的影响。虽然钱氏从小儿的病因特点出发，提出注重调益脾胃；而李东垣从成人劳倦饥饱着眼，善于升发脾胃之气。两人之论虽各有所重，但其中的内在联系则一脉相承。明代儿科医家万全对“小儿脾常不足”论点的阐述，则是对钱乙脾胃学术思想的发展。兹将钱乙的脾胃学术思想及其对后世脾胃学说的影响归纳如下：
1.倡“脾胃虚衰、诸邪遂生”之说，强调脾胃在发病学上、治疗学上的重大意义，为后世脾胃学说的立论开创了先声
钱乙脾胃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重视脾胃在发病学上的意义，强调脾胃在疾病转归中的作用，治疗上时时以脾胃为重，照顾脾胃的生生之气。钱乙认为小儿的病症，大多数都涉及脾胃。他不但把伤食、积癖、疳证、吐泻、腹胀、虚羸、慢惊风、虫证等病都从脾胃论治，而且对于伤风、咳嗽、疮疹、黄疸、肿病、夜啼等病，也认为与脾胃有关，从脾胃论治。腹中有癖是“由乳食不消，伏在腹中”“脾胃不能传化水谷”；诸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腹胀是“脾胃虚，气攻作也”；虚羸乃“脾胃不和，不能食乳致肌瘦，亦因大病或吐泻后脾胃尚弱，不能传化谷气”；夜啼是“脾脏冷而痛”；伤风兼手足冷、自利、腹胀是因“脾胃虚怯”；咳嗽属“痰盛者，先实脾”；黄疸为“胃热”或“胃怯”；肿病乃“脾胃虚而不能制肾”；疮疹自利也是“脾虚不能制肾”等。钱氏认为脾胃失调是导致多种小儿疾病的重要因素，调治脾胃即是这些疾病的治疗关键。李东垣脾胃论立论基础“诸病从脾胃而生”，这一学术观点与钱乙所论一脉相承。
基于上述认识，临证治疗时钱乙往往采用：或先调治脾胃，使中气恢复后再治其本病；或先攻下后再补脾；或补脾以益肺、制肾等。充分说明钱乙在实践中已经体会到调补脾胃的重要作用。
2.创“脾主困”之论，高度概括了脾胃的病理特点，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脾胃主要的生理特点是“脾主运化”，而运化机能的正常发挥，与脾胃燥湿、升降、纳化等方面的协调一致相联系。而脾胃的病理特点，钱乙提出了“脾主困”。他说：“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故脾运失健，多致内伤、积滞、厌食。脾为湿困，不主四肢，则倦怠困卧；湿邪化热则身热、饮水；湿重挟肝胆蕴郁而发黄；如兼心热则上熏口舌发为疮糜、弄舌等热证。脾虚则不能消谷，壅积发为肿胀、呕吐；水谷合污下流则泄泻，或溏泄不止；重则肿胀肉削成疳。钱氏提出“脾主困”，并非单纯“困睡倦怠”之病症，更多的是指病理，故其随即从“虚”“实”两方面加以分析，包括了脾胃燥湿、升降、纳化诸方面的失调引起的虚实变化。钱乙从“脾主困”的观点出发，治脾（尤其是补脾）强调助运，强调气机的升运，对脾胃学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李东垣的脾胃升降理论不能说没有受到钱乙“脾主困”的启发。
3.立种种脾胃治法，堪称轨范，为后世脾胃学家所效法
（1）助运与升阳：钱氏基于脾主困的观点，在治疗脾胃时特别强调助其运化，即使脾胃虚弱，也是如此。这不仅因为小儿的生理特点是生机旺盛，康复能力强，只要驱除了引起脾胃功能受损的因素，适当的调理脾胃，脾胃的功能就会很快恢复。而且，这种贵在助运的观点，对于成人尤其是老年人，也同样适用。钱氏所创补脾方剂有益黄散、异功散、白术散为代表。三方虽各有侧重，但却有一共同的立意，即重视运脾，不一味壅补。益黄散虽为补脾方，但方中无一味补脾之品，而是采用芳香燥湿、行气助运之味异功散于四君子加一味陈皮，张山雷即说“此补脾而能流动不滞，陈皮一味，果有奇功”。白术散是钱氏用之甚广的补脾方剂，方中以四君子补脾，葛根、藿香、木香行气助运。而葛、藿之用，更增一层意思，脾的运化，重在脾阳的升运，有鼓舞升阳之功，所以能治疗“脾胃久虚”吐泻、烦渴发热等症。温阳升运以补脾益气的治疗法则，在脾胃学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治脾胃虚弱，“阴火上冲”，用辛温之品；钱氏白术散治脾胃久虚，吐泻烦渴，“胃中虚热”，所用也是辛温之品。钱乙认为这种发热，是由于“脾胃虚而热发”，在小儿是因伤于乳食而致；李东垣所论成人是由于劳倦所伤，但都致脾胃虚弱。二者目的都在于健补脾胃的基础上，佐以升阳助运，是脾运得健则津液自生，津液充足则水可济火，其热可除。另外，钱氏认为“风药散郁火”，立升阳散火的治则，所立泻黄散、泻青丸中运用防风、羌活、藿香叶即是升阳散火治则的具体诠释，李东垣所创升阳散火汤、补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等调治脾胃的名方无不受其影响，至今为临床常用。
（2）生津与养阴：滋养脾胃之阴，归纳起来有两大治则：一为甘寒养阴，一为甘温（平）生津。甘寒养阴自张仲景麦门冬汤之后，不断化裁发展，钱乙治脾胃阴虚有热的藿香散（麦冬、半夏曲、甘草、藿香、一云有石膏），就是在麦门冬汤基础上化裁的。而甘温生津以滋养脾胃之阴，是钱氏在脾胃治法上的另一个贡献。他提出用白术散“生胃中津液”“热甚发渴去木香”，无一不是说明脾胃阴液受伤时，要注意避免辛燥伤津，而使全方趋于甘平。
（3）治脾胃宜乎中和适乎寒温：钱乙说：“脾胃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勿误。”不仅对小儿如此，对成人老人亦然。钱氏在临床用药时，力避燥烈，力避寒凉，意在保护脾胃之气。他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多数方药均以“米汤下”，即是保护脾胃。其意义是疾病的发展及药物的寒热偏性均可能损伤脾胃，用米饮下药有“先安未受邪之义”，米饮乃中和之性，最助脾胃，又不碍邪，可见钱乙用意之深。在治疗中十分注意勿使汗、吐、下太过，调治脾胃宜乎中和，适乎寒温。
（4）脾胃与他脏兼病治有标本先后：注意脏腑间的相互关系，辨别本病与兼病，在治法上注重标本先后，是钱氏学术思想的特点之一。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为先治脾胃，后治他脏，如先实脾而后治肺；二是先治他脏，后治脾胃，并以此作为善后调理收功的重要环节。值得一提的是，钱氏论治侧重于五行生克关系和主客标本的先后，涉及脾胃时，总是以护脾实脾为法，这一观点，被后世医家发展为“调脾胃即是安五脏，安五脏即是调脾胃”的治疗原则。
宋代另一著名医家杨士瀛，精通内、外、小儿诸科，临证经验丰富。北宋著名儿科医家钱乙对杨氏学术思想的影响很大。杨氏极为推崇钱乙，其理法方药中，处处体现钱乙的论治特色。纵阅《仁斋小儿方论》5卷，直接引用钱氏之说多达24次，引方30多个，可以说，钱氏儿科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同时，又对钱乙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杨氏认为“凡人以胃气为本，唯治病亦然”，临证诊病步步以顾护脾胃为重。钱乙诊治病证，重视五行生克制化，顾及脏腑间的关系，尤其重视脾胃的调理，重视脾胃对其他脏腑的影响。杨氏顾护脾胃从三个方面着眼：一是先祛邪后和胃，二是先补脾胃后攻下，三是祛邪与和胃相结合。杨氏补益脾胃的方药较多，杨氏不仅选录了钱乙的健脾方，而且收载大量的历代名方和家传的经验方剂，如理中汤、参苓白术散、益脾散、茯苓丸、人参散、和中散、茯苓二陈汤等，丰富了儿科临证选方用药。
杨氏十分重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认为小儿脏腑柔嫩，一旦患病，则邪气易实，正气易虚，同时因小儿乳食不能自节，兼之调护失宜，则脾胃易为饮食所伤。所以杨氏对小儿脾胃病的论治十分注意辨别其虚实、寒热、气血的变化，并提出“热者凉之，冷者温之，冷热者温凉之”和“平剂和胃”的治疗大法，主张用药“贵在酌量，但以小小分剂与之，夫是之为平胃”。他无论是治疗虚证还是实证，均配以调中和胃药物。治疗积滞和儿科杂证，杨氏善从调理脾胃气血入手，祛邪消积而不伤正。杨氏在积滞的治疗中指出：伤食（乳）重在调理脾胃，消食导滞；治疗积滞，则重在调理气血，祛邪扶正。因积滞大多引起脾胃虚损，运化失职，日久导致痰饮、瘀血变生；而痰饮、瘀血既为病理产物，也是致病因素，致人体脏腑气血逆乱，诸证丛生。杨氏儿科临证，不但善于直接调理脾胃，而且能运用五行生克规律，重视其他脏腑对脾胃的影响，注意到人体是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注重脾胃与其他脏腑间的整体关系。这些学术主张和临证治疗思想，无不反映钱乙脾胃学术思想的影响。
杨氏遵循《黄帝内经》“土生甘，甘生脾”之旨，根据脾喜刚燥，得阳始运，其气主升的特性，认为甘则补脾，温则升阳，以甘温之品，补脾益气以升阳。善用甘温健脾，如人参、黄芪、甘草、丁香、干姜、良姜、肉桂等温中之药最为常见，体现了杨氏甘温补脾的学术特点。
杨氏还在钱乙的“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的观点影响下，提出小儿用药“不可峻温骤补”及“妄表过凉”，主张“小小分剂调而平之”，强调“切不可过用寒凉及银、粉、巴、硝”等攻下之品。但是对于一些病情危急的“当下之病”，又主张“当攻则攻”，切勿延缓病情，并提出下后调胃的扶正治法。可见，在宋代，钱、杨二家对小儿脾胃调治的学术经验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钱乙（约1032—1113），字仲阳，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曾祖时起定居郓州（今山东东平）。姑父吕氏亦晓医术，钱乙稍长即随吕氏习医。他先学《颅囟方》，专攻儿科，以此医名大振。元丰年间（1078～1086），因治愈长公主女儿之病，被授予翰林医官。次年，皇子仪国公患着瘛疭，国医治之不效，经长公主推荐，钱乙以“黄土汤”治愈。遂提升为太医丞并赐紫衣金鱼袋。此后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愿请钱乙诊病。钱乙诊务繁心，几无虚日，不久因病辞职。后哲宗皇帝又诏钱乙入禁中，留之日久，而终以疾病告归乡里。晚年左手足挛痹不用，寿终家舍。享年82岁。
钱乙博学多识，虽以儿科最为知名，但治病各科皆通，遣方不泥古人，用药灵活善变而自有法度，著有《伤寒指微》5卷，《婴孩论》百篇，惜已散佚，他的临证经验由门人阎孝忠辑成《小儿药证直诀》3卷传世。《小儿药证直诀》又名《钱氏小儿药证直诀》《钱氏小儿药证真诀》《钱氏小儿方》，宋·钱乙撰，由阎季忠编辑而成。于宣和元年（1119）刊行。
《小儿药证真诀》分上、中、下3卷。上卷记脉证治法，包括“小儿脉法”“变蒸”“五脏所主”“五脏病”等81篇，论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及各种常见疾病的辨证治疗。对疮疹、惊风、诸疳等儿科重要病证辨察尤为详尽，如把疮疹区分为水疱、脓疱、斑、疹、变5种，分属于肝、肺、心、脾、肾五脏，其中前4种实际分别指水痘、天花、斑疹、麻疹，早在12世纪即能对其进行鉴别，实属可贵，本书卷中记“尝所台病二十三证”，是钱乙治疗验案的汇集。下卷为“诸方”，列钱乙所制方剂117首，末又附方14首。既有化裁精当的古方，也有独创巧妙的新方，其中治疗小儿心热的“导赤散”，治疗肾虚的“地黄丸”等，都是佳效名方，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常用。书后附阎季忠《小儿方论》、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各1卷，以及刘跂所撰《钱仲阳传》。
《小儿药证直诀》是一部承上启下系统论述儿科疾病辨证论治的专著。本书基本上反映了钱乙的学术思想，总结了他的儿科临床经验，是一部理论结合实际，突出脏腑辨证思想的儿科专著，对宋以后儿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书中对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小儿病的诊断辨证，儿科方剂及医案等，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钱氏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启发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充分地认识到：小儿在生理上“肌骨嫩怯”“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肾主虚”；在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以概括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打破前人所谓“小儿病与成人不殊，唯用药有多少为异”的说法，从而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生理病理特点的理论基础。钱氏在论述小儿疾病辨证时，遵循《黄帝内经》五脏五行的理论，根据小儿特点和自身体验，创立了儿科五脏辨证纲领。其中用“风、惊、困、喘、虚”来归纳肝、心、脾、肺、肾脏的主要证候特点，用虚实寒热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用五行来阐述五脏之间，以及五脏与气候时令之间的相互关系，立五脏补泻诸方作为治疗的基本方剂。在儿科诊断上，钱氏重视观察面部和眼部神色，提出了“面上证”和“目内证”。治疗时补虚泻实，或补泻互兼，成为儿科制方遣药的原则。在治疗上强调以“柔润”为原则，顾护小儿正气，侧重小儿脾胃和肾脏的调养，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钱氏治疗热病擅用清凉，不但注重柔润轻灵，不妄攻伐，而且善用清凉攻下。正因为钱氏注重清凉，所以后世医家将其列为儿科领域中寒凉学派的代表医家之一。该书最早记载辨认麻疹法和百日咳的证治；也是最早从皮疹的特征来鉴别天花、麻疹和水痘；记述多种初生疾病和小儿发育营养障碍疾患，创立许多著名有效的方剂；还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此书一为历代中医所重视，是学研儿科的必读之书。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儿科专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四库全书总录提要》称钱乙的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本书原刻本已佚，现存版本主要有：照宋重刻本4种。四库馆纂修本3种及薛己加注本。另外，还有1983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点注本（《中医古籍小丛书》本）。
另外，近人张山雷、何光华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的医案进行了疏注和参考，进一步阐发了钱氏儿科医著之精髓。名曰：《钱氏儿科案疏》（二册）。宋·钱乙原作，近人张山雷疏注，何光华参补。本书内容分两部分。其一为张山雷氏将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所录的儿科医案23则及医案中所用的方剂加以注释；其二为何光华补入万全、缪仲醇、江瓘、喻昌等人的儿科医案22则及其治疗方剂，并予以补注。卷末附薛己在《薛氏医案》中所摘录的钱乙儿科医案的评注，作为对照。现存1923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
董汲，字及之，生卒年不详；北宋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是著名儿科专家钱乙的同乡晚辈，幼年学儒，进士落第后急于养亲，加上自幼体弱多病，放弃功名而从事医学。他广泛读《素问》《灵枢》及各种方书、本草著作，治疗多获奇效。董汲医术高明尤重医德，“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往来于病者之家，虽严寒酷暑亦不辞辛劳，遇有贫困患者还常出钱资助周济。编写《小儿斑疹备急方论》1卷、《脚气治法总要》2卷，此外还撰有《旅舍备要方》1卷。
《董氏小儿斑疹备急方论》痘疹专著。又名《董氏斑疹方论》《小儿斑疹方论》1卷。约刊于11世纪末期。本书对小儿斑疹（即后来所称的痘疮、天花）的证候做了简要论述。初步认识到痘疹的发病规律，并附方剂17首。是一部较早的痘疮专书。《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始将麻疹与天花分别论述，是论治小儿麻疹的第一部专书。《董氏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该书钱乙亲自为之作序，并曰：“是予平昔之所究心者，而予乃不言传而得之。”给予高度评价。后人集《小儿药证直诀》时，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于后，作为对钱乙的补充。
现存光绪刻本。1949年后出版《小儿药证直诀》影印本时，将本书附录于后。
《董汲医学论著三种》系宋代董汲所撰《脚气治法总要》《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旅舍备要方》3书的合刊本。现有1958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刘昉是北宋末南宋初重要的政治家、医学家。据史料记载，刘昉（？—1150），字方明，海阳（今潮安县）人，刘允的长子。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授左从事郎，历任左宣教郎、礼部员外郎、太常寺少卿等职，绍兴十年（1140）因不附和议而被劾罢职回乡，不久被重新起用为荆湖转运副使；擢直秘阁，知虔州（今江西赣州）。绍兴十三年移知潭州（今湖南长沙），绍兴十五年升直徽猷阁，翌年迁直宝文阁，绍兴十七年移夔州（今重庆奉节）；曾重修武侯八阵图及杜甫故居。次年直龙图阁，主管台州崇道观，不久又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知州，绍兴二十年卒于任所。刘昉本人在潮州也有较大影响，因他曾任龙图阁学士，后人多称之为“刘龙图”，潮州民间至今仍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传说。在湖南任职时，编成《幼幼新书》共40卷，完成38卷后，忽然病逝。后由漕使四明楼寿续成。刘昉还觅得《昌黎先生集》旧本，重新刊印。在《潮州唐宋元吉光集》中收集了刘昉的佚文六七篇。
刘昉所著《幼幼新书》集北宋以前儿科医学大成，保存了许多极有价值儿科学文献资料，搜集了为数众多的民间儿科验方，内容详尽，取材广博，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完备的儿科专著，成为后人研究宋代以前儿科文献的主要著作。《幼幼新书》凡40卷。卷1～3为总论部分，包括求子及小儿调理、用药和诊察特点；第4～5卷论新生儿护理及新生儿常见病证的治疗；第6卷论先天禀赋不足所致的发育迟缓等病证；第7～12卷论忤、狂、惊、痫等精神神经方面的病证；第13～17卷论风寒时气、咳、疟诸病；第18卷论斑疹麻痘；第19～22卷论热、痰、汗、疸、寒逆诸病；第23～26卷论疳证；第27～30卷论霍乱、泄痢、血证、痔、淋等；第31～32卷论虫病、疝瘕、水饮；第33～34卷论五官病；第35～39卷论痈疽、疮疥、丹毒、外伤；第40卷为“论药叙方”，主要记述常用药物的别名（或突出特性），所引书目及拾遗方，全书共分547门，每门先引《诸病源候论》等书论其病理病证，后列诸家方药详述治疗，取材广博，内容丰富，是一部总结宋以前经验的儿科全书。书中所引资料，基本都注明出处，取材广博，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幼幼新书》引用医学文献141种，引用文献条目10096条。许多已散失的古代儿科医学文献赖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引用文献之多，材料收集之广，是其他儿科文献所无法比拟的。由于引用文献条目均注明出处，故对古代已散失的儿科文献的整理提供了可靠依据。特别是引用条目在50条以上的医学文献，只要稍作归纳整理，许多文献即可大致复原。以现仍刊行的《小儿药证直诀》为例，本书共引用条目245条，经与原文对照，基本上包括了全书内容。以此为准，其他久已失传的儿科文献，如《婴孺方》（503条），《小儿医方妙选》《幼幼新书》首次记载小儿指纹诊断法（虎口三关指纹检察法）。本书引用已散失的医学文献8种，首次将这一儿科独特的诊断法作全面阐述。本书收集的儿科病种之多也是史无前例的，几乎儿科所有疾病都有记载。每种疾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也较全面，以小儿疳证为例，本书共引用医学文献41种，10余万言，古今文献中小儿疳证的辨证论治以此最为详尽。
本书还全面反映了古代儿科学的各家学说和学术争鸣。如小儿指纹诊断法，所引8种文献，其学术观点就不一致，各有发挥。又如小儿变蒸论，引用文献16种，仅就变蒸日数各医家就有不同看法，有16日、32日、45日、49日、60日一变之说，这些学说其他儿科文献均无记载。本书能将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兼收并蓄，供后人研究参考，这也是本书对儿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幼幼新书》现存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陈覆端副本、又明万历间刊本、又明万历间刻本（显微胶卷）、明抄本、日本据宋墨书真本抄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陈履端副本。现存明刻本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铅印本。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又名《保幼大全》。作者不详，刊行于1156年，由南宋太医局刊刻。书前有宋朝和安大夫特差判太医局何大任序，称其京藏该书60年，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献出，由太医局刊行。正如南宋太医局何大任在本书序言中所称：书名“卫生”即“保卫其生”；“总微”即“总括精微”，而“论方”则是论述“古今方书极为详尽”之意。明·弘治二年（1489）朱臣刊刻时，改名《保幼大全》，又称《保婴大全》，后经黄萧民重校，仍恢复原名。
全书共20卷，载证论100条。对自初生至儿童，内外五官诸多疾病的证治，均分门别类，详细收录。第1～3卷为总论部分。卷一首列“医工论”，对医生提出“正己”“正物”的要求：次列“禀受论”“初生论”等，论述小儿生理禀赋。新生儿不乳、脐风等病之证治。书中明确指出新生儿脐风、撮口是由于断脐不慎所致，与成人因破伤而得的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提出切戒用冷刀断脐，主张用烙脐饼子按脐上烧灸脐带，再以封脐散裹敷，这种方法不仅具有消毒作用，且为初生儿开辟了新的给药途径。卷二阐述婴儿调护，小儿色泽、指纹诊断及五色脏主病等问题。卷三论述小儿变蒸、脉理、身热论等生理特性。第4～16卷分别论述小儿内科各类亲病证治，系统论述小儿多种常见病，而于儿科四大证（麻痘惊疳）及咳嗽、吐泻、黄疸、诸虫等病尤为详备。第17～21卷阐述外科、五官科等常见病的证治。本书还载有骈指截除等小儿先天性畸形疾患的治法，它标志着宋代小儿外科已进入了较高的领域。书中引用的文献多出《备急千金要方》《小儿药证直诀》《圣济经》等书。全书分门别类，条分缕析。论方俱备，内容丰富。不唯于儿科疾病的诊治方药精审可取，亦能体现作者某些学术思想。如防病治病并重；培养小儿“慎风寒、节饮食”的卫生习惯；注重自幼小开始锻炼以增强体质、结合小儿生理特点对儿科疾病采取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观点等。
该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小儿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护理等问题，总结了南宋以前儿科学发展的一些突出成就，不仅对于一些常见病如惊痫、诸痢、诸疳等证论述详细、汇方丰富，而且汇集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经验。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现存多种明刊本等。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重印校排此书时，曾对个别内容做了删改。
陈文中（约生活于13世纪），字文秀，生卒年代不详，宿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县）人。宋代著名儿科医家。家乡为金人攻占后逃归南宋。曾任和安郎判太医同兼翰林良医等职。陈公“明大小方脉”，尤精于小儿疮疹，随证施治，皆收奇功。陈氏医德高尚，医术精深，尤以小儿科见长，曾长期在江苏涟水和扬州行医，是深受当地官民尊敬的医家。集家传已验之方，约公元1254年，著《陈氏小儿病源方论》（简称《病源》）1卷（后经明人熊宗立类证析为4卷）。论叙小儿的保养和发育，小儿指纹及面部形色望治，并论惊风及痘疹证治，附列方药。还撰有《小儿痘疹方论》（简称《痘疹》）1卷，对痘疹进行了专门论述。
《小儿病源方论》4卷。刊于1254年。第1卷为养子真诀及小儿变蒸，重点叙述小儿护理；第2卷指纹三关及面部形色，记述儿科病的望诊；第3～4卷为惊风及痘疮的证治。内容简要，并附望诊图。陈氏精通医道，于小儿科尤有高深造诣。故本书反映出作者与众不同的学术见解。如将辨小儿指纹的“风、气、命”三关改为“气、风、命”三关。即以食指初节为气关，中节为风关，末节为命门。且云：“初得气关病易治，传入风命便难陈”。本书的特点在于辨证求源十分详明。亦多创见。病源方论包括养子真诀、小儿变蒸候、形证门、惊风门、方药、惊风引证、痘疮引证等主要内容。陈氏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充分考虑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提出了科学的育儿方法，体现了较强的预防医学的思想；认为小儿用药要重视护脾胃、养脾元；提出了“急惊属阳属腑，当治以凉；慢惊属阴属脏，当治以温”的观点。此书的学术思想颇具特色，对后世儿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小儿痘疹方论》1卷。宋·陈文中约撰于1241年。痘疹方论分为三大部分，首论痘疹的病因，次论痘疹的治法，最后类集痘疹效验名方。本书辨证方法清楚，处方简单实用，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陈氏学术以重视脾胃、善用温补为重要特点。重视小儿体质及调护：小儿体质，禀赋于先天，出生之后，又赖后天之调护护养。小儿要做到寒暖适宜，饮食调和，则自然少有疾病。故陈氏认为：“养子若要无病，在乎摄养调和。”提出了养子十法。诊断重视面部及指纹望诊：小儿的面部望诊的诊法在宋代发展很快，基本上形成了较系统、较完整的面部望诊法，除了根据面部的部位分属五脏所主之外，还详列面部各穴部位的色泽变化来对推测五脏之冷、热、惊、积。详析惊风病源及治则，陈氏指出：“急惊属阳属腑，当治以凉”；“慢惊属阴属脏，当治以温”。“惊”是惊恐而得，“风”是外邪所感，也当分别论治，故将惊风一证分为惊搐和风搐二大类。风搐又分急惊风、慢惊风（包括慢脾风），并详析其病源及治则。对痘疹治疗，陈氏重在明辨表里虚实寒热，而且还针对当时习用宣利解散治法的流弊，首创温补，提出温补条畅的治则，为后世开一法门，影响深远。陈氏反对当时医界习用牛黄、朱砂、脑麝镇心凉遏之药，伤败小儿真气，强调应探究病源，分辨其寒热虚实，认为“若脾胃全固，则津液通行，气血流转，使表里冲和，一身健康；药性既温则固养元阳，冷则败伤真气。”故制方用药每以温补为其特色，习用香砂六君及丁香、肉桂、附子、豆蔻、生姜等温补燥涩之剂于儿科临床。
《小儿痘疹方论》据藏书家记载有3种版本，本书现存主要版本有：①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薛氏刻家居医录本；②明万历刻痘疹大全本（题《陈蔡二先生合并痘疹方》）；③《薛氏医案》本；④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本；⑤商务印书馆合刊本。
《小儿病源方论》版本有：①明正德戊辰（1508）陈氏存德堂本；②熊宗立类证宛委别藏本（四库未收书目所见本）；③日本元禄癸酉本（1693）；④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宋钞本。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本书与《小儿痘诊方论》合刊出版，书名为《陈氏小儿病源、痘疹方论》。
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闽三山郡（今福建福州）人，约生于公元13世纪，南宋著名民间医家。家世业医，自幼习医，医术尤精。杨氏治学严谨，潜心钻研《灵枢》《素问》以及仲景著作，对晋唐以降的医学典籍亦多博览。其深究医理，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在脉学、伤寒、儿科及内科杂病方面有一定成就，所撰《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乃总括张仲景《伤寒论》及朱肱《类证活人书》，并参附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成，每条都冠以歌诀，便于后学记诵，其《仁斋直指方论》26卷，融会前人效方及自家经验，据证释方，对内科杂病证治做了综合论述，示读者以规矩准绳。今仅有《仁斋直指方论》《仁斋小儿方论》《伤寒类书活人总括》《医脉真经》等存于世。后世将以上3书合刊，名为《杨仁斋著作三种》。除此之外，杨氏还撰有《医学真经》《察脉总括》等，今佚。
《仁斋小儿方论》（即《婴儿指要》）4卷。刊行于宋景定元年（1260）。《仁斋小儿方论》全书5卷，分为初生、变蒸、惊、中风、疳、积、热、伤寒、脾胃、丹毒、杂症、疮疹等12类，每门各列疾病子目，分别介绍证治与方论。系统阐述儿科各种常见病的辨证论治。该书内容丰富全面，理法缜密，既继承前贤儿科学术思想，又结合自己家传经验及个人临证心得，内容颇切实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仁斋小儿方论》是杨氏在钱乙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所做的进一步阐发。该书体现了杨氏儿科临证步步以顾护脾胃为重的学术思想，其论治儿科多种病证，能重视脾胃，且注重脾胃与其他脏腑之间的整体关系；用药力求做到顾护胃气，药善甘温补脾、平剂和胃更是其一大特点；慎用峻剂，攻补兼施，强调治疗及时、准确和谨慎、中病即止。杨氏对儿科疾病的阐发和调治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在脾胃学术方面，对宋以后的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杨氏擅长内科杂病和儿科，并兼妇科、外科于一身，是一名具有多科临证经验的医家。其各科医书辨证详实，说理清楚，方药创新，简明当读，实为不可多得的临床手册和行医指南，尤其是儿科专著《仁斋小儿方论》的贡献备受推崇。杨氏首先提出惊风的四证八候，把之作为惊风的论病之纲，内容简明精要，又切于实用，为后世医家所效法，并对惊、疳、泻、痢和疮疹等病证做了重点论述。其儿科专著《仁斋小儿方论》，处处体现其顾护脾胃的学术思想，临证诊病，补虚泻实，均顾及胃气，辨证用药尤有独到之处。杨氏的儿科脾胃学术思想和用药特点，对宋以后儿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宋版原刊本久已不存，现刊本以明嘉靖年间朱崇正补遗后刊刻的《仁斋小儿方论》为蓝本，今存本为明·朱崇正重校复刊本，复刻时补入第5卷小儿痘疹（该卷主要内容引自明·魏直《博爱心鉴》一书）并改题书名为《新刊仁斋直指小儿附遗方论》，收入《杨仁斋著作三种》中。现存复刻本及丛书本。由王致谱校注、俞慎初审阅，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8月第1次出版。
宋·闻人规，生平不详，檇李（今浙江嘉兴）人。本业儒，久不得志，攻举子业20年，仅得待补国学进士。遂锐意于岐黄之术，尤精儿科。谓：“小儿之疾苦，唯疮疹皆不可免，而治疗之间，毫发一差，生死随异。”因广求古人之议论，证以己所闻见，撰《小儿痘疹论》（又名《痘疹论》《闻人氏伯圜先生痘疹论》），2卷。刊于1235年。上卷对小儿痘疹的病理和一些主要临床治疗问题提出81问，并逐一做了解答；下卷列述治疗方剂。对痘疮的发展过程，总结出规律：“热蒸三日则红斑生，红斑出齐生血泡，血泡七日结脓泡，脓泡七日结痂疕，此乃荣卫调和，内外无诸伤犯。”并认为治疗关键是调气。
阎孝忠，字资钦，北宋许昌（今河南许昌）人。大观初（1107～1110）曾去汝海做官，后又在大梁（今开封）任宣教郎，生卒年代不详。6岁时患“惊疳癖瘕”，蒙钱乙治愈，对钱氏颇为尊崇，珍藏家传钱乙方10余首，大观初年（1107）季忠初为官时，于亲友间得钱乙关于病证的论述10条；后6年又获钱氏晚年杂方若干首；至京师后又见到钱乙著作传本，但历次所得杂乱无章，各有得失，因而相互参校，重新编次，删其重复，正其讹谬，改其俚语，编成《小儿药证直诀》一书。《阎氏小儿方论》系阎氏为补“钱仲阳之未悉者”而作，分治法和药方两部分。治法部分重点论急、慢惊风。附于《小儿药证直诀》之后。
王怀隐，宋朝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初为开封建隆观的道士，精通岐黄之术，医理精深，医术精湛，为人诊治多效验，名重一时。公元978年奉皇帝诏命还俗，任“尚药奉御”，后来升为“翰林医官使”。
《太平圣惠方》简称《圣惠方》，100卷，北宋·王怀隐等奉敕编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命翰林医官院诸太医各献家传经验方，共得方万余首，加上太宗即位前亲自搜集的经验效方千余首。命翰林医官使王怀隐，副使王佑、郑奇（一作郑彦）、医官陈昭遇等“参对编类”。这部大型方书，编纂经历了14年时间，至淳化三年（992）才告完成。王怀隐等对众多医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归类，根据疾病证候划分为1670门，每门之前都冠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次列方药，以证统方，以论系证。全书之首还详述诊脉及辨阴阳虚实诸法，次列处方，用药基本法则，理、法、方、药俱全，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宋初期以前医学发展的水平。由于各门按类分叙各科病证的病因、病理、证候以及方剂的宜忌、药物的用量，方随证设，药随方施，临床应用颇为便利实用，全书收方16834首，内容涉及五脏病证、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其中第83～93卷为“小儿方”，第1卷还载有“辨小儿脉法”，第76卷载有“孩子要用药物”，第97卷为“食治小儿诸方”。共载儿科方剂2689首。所载小儿疾病，涉及内、外、皮肤及小儿五官等科，共262门，并有医论四首，病源246首。创“五疳”分类，即肝疳、心疳、脾疳、肺疳、肾疳，其后还列有五疳可治候以及五疳的五绝候，并有方剂数十首，如五疳丸，胡黄连丸，芦荟丸等。还载有眼疳、口齿疳、鼻疳等病名，这类疳从其症状分析，当指局部溃疡性疾病。
本书最早刊本为淳化三年5月刊本，久已失传，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系根据四种抄本校勘而成。因本书卷帙过大，不易流传，北宋中期福建何希彭曾节取本书内容编成《圣惠选方》60卷，载方6096首，今已失传。
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北宋第八位皇帝，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在位25年，宠信蔡京等“六贼”，使得朝政腐败、民不聊生。于“靖康之变”中被金人掳走，病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阿城）。其擅长书画，自创著名书法“瘦金体”，对医药学颇为留意。宋徽宗赵佶时由朝廷组织人员编纂《圣济总录》，又名《政和圣济总录》200卷。成书于政和年间（1111～1117）。后经金大定年间、元大德年间（名为《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两次重刊。
内容系采辑历代医籍并征集民间验方和医家献方整理汇编而成。内容有运气、叙例、治法及临床各科病证证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多科疾病，以及针灸杂治、养生等，共66门。每门之中部有论说，词简义赅，总括本门，其下又分若干病证。凡病因病机、方药、炮制、服法、禁忌等均有说明。全书共收载药方约2万首，既有理论，又有经验，内容极为丰富。在理论方面，除引据《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亦注意结合当时的各家论说，并加以进一步阐述，在方药方面，以选自民间经验良方及医家秘方为主，疗效比较可靠。其所录方剂中，丸、散、膏、丹、酒剂等明显增加，充分反映了宋代重视成药的特点。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学术思想倾向和成就。
其中卷一六七至卷一八二为“小儿门”，共16卷。采集隋唐以来的儿科方论，汇编成文。每条之下，先抡病因病机，证候治则，次述方药、炮制、服用方法等。正如“小儿统论”所言：“今集慈幼之法，自初生至于成童，凡证候可调者，悉著于篇云。”对小儿内、外、皮肤、五官科疾病，初生儿疾病均有详细的记载。并首创小儿三因致病学说。论疳疾之因：“小儿疳疾，皆以肥甘得之。”成为后世论疳病，寻因之圭臬。
本书镂板后未及刊印即被金兵掠运北方，南宋反未见本书。较早的刊本有金大定年间（1161～1189）和元大德四年（1300）刊本，其后，日本有文化十年（1813）集珍本，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根据现存善本和元刻残本互校，删去个别章节，标点铅印出版。
《圣济经》，又名《宋徽宗圣济经》，10卷，宋徽宗赵佶撰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吴褆注。本书系宋代学校课试命题蓝本，曾诏颁全国。全书分体真、化原、慈幼、达道、正纪、食颐、守机、卫生、药理、审剂10篇，主要论述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孕育胎教、察色诊脉、脏腑经络、病机治法、五运六气、食疗养生、药性方义等。每篇各有小序，其内容大旨融合《素问》之义，而阐释其要，论述文浅意深，言近旨远，宋徽宗《圣济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专著之一。吴氏注文，对此阐析颇详，较切实用。
流传版本：《文渊阁书目》《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题解》《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等皆著录本书。现存清光绪二年（1876）归安陆心源刻《十万卷楼丛书》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铅印本。
陈言，字无择，宋朝青田（今浙江青田）人，约生活于公元12世纪。《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原题《三因极一病源论粹》，简称《三因方》，宋·陈言撰于淳熙元年（1174）。
《三因方》全书18卷，180门。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载方1050余首。该书虽以载方为主而属方书一类，但基论内容也占很大比重。按因类证、因证列方、先论后方、方论结合，是该书编纂体例的重要特点。书中不仅病证之下设“叙论”，讨论病因病机问题，而且有不少专题医论，阐述生理、病理、病因、诊断、运气等内容，读来颇受启发。陈言强调“凡治病，先须识因”，指出“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而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陈氏认为三因可以单独致病，也可相兼为病，在三因致病的过程中，还可产生瘀血、痰饮等新的致病因素；在这种病因理论指导下，陈氏按病因对疾病进行了分类：先列中风、中寒、中暑、中湿、四气兼中、痹证、疠节、脚气、伤风、伤寒、伤暑、伤湿、疫病、疟疾等病，为外所因；次列脏腑寒热虚实病证，为内所因；再次列饮食、劳倦、外伤等因素所致的出血、瘀血等病证，属于不内外因，这种按病因归类病证的方法，对加深病因病机认识，加强选方用药的针对性具有一定意义。
本书现存主要版本有：南宋刻配补元麻沙复刻本，元刻本，日宽文2年刊本，日光禄6年（1693）越后刊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23年青莲花馆刊本，1934年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朱端章的生平事迹，史志罕见记载，仅知他在淳熙十年（1183）在朱熹之后任江西南康（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在朱熹重建的白鹿洞书院“置洞学田七百余亩，以赡四方之来学者”，由此可知，他是一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和理学传播的官员。朱端章著《卫生家宝方》6卷、《卫生家宝产科方》8卷、《卫生家宝小儿方》2卷及《卫生家宝汤方》3卷。
《卫生家宝方》又名《卫生家宝》6卷，另有卷首1卷。宋·朱端章辑，徐安国补订，刊于1184年。本书为作者历年所收集和试用效方的汇编。卷首为方剂目录，药件修制总例（记录300余种药物的炮炙法）；卷1～6分为内、外、妇、儿各科病证验方，共43门，880余方。
淳熙十一年（1184），朱端章编《卫生家宝产科备要》8卷，此书涉猎广泛，宋以前的众多医学名家的产科、儿科诸经验方搜集无遗，内容涉及妊娠、临产、产后诸症、新生儿护理及婴儿常见疾病的治疗等。
淳熙十一年（1184），朱端章于南康郡斋刻印了自编本《卫生家宝产科备要》8卷。此书国家图书馆有原刊本珍藏，人民卫生出版社曾于1956年10月影印出版。近年被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中。朱端章《卫生家宝小儿方》《卫生家宝汤方》，淳熙十一年（1184）与此书同时刊行于南康郡斋，只是后两种原刊本已久佚不存。日本则有《卫生家宝汤方》的传抄本。2006年由我国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宋代真州（今江苏仪征县）人，幼年家贫，11岁时其父母于百日内相继病逝，绍兴三年（1133）考中进士。以曾任集贤院学士，故又被称为许学士。许氏除传世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外，还撰有《仲景三十六脉法图》《伤寒类论》《治法》《辩类》等，但均已散佚。
《普济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本事方》。宋·许叔微撰。约刊行于绍兴二年（1132）。该书成于许氏晚年，为其生平历验有效之方、医案和理论心得的汇集之作，取名“本事”，意其所记皆为亲身体验的事实。全书10卷，分为23门，载方390余首。包括中风肝胆筋骨诸风，心小肠脾胃病，肺肾病等脏常见病。及其他内科杂病，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诸证，伤寒时疫证等，每门分列数证，证下系方若干，每方均简述主证、病因、病机、用药、炮制及眼法，或载有关医论、病案、灸治、煨治法等内容。许氏对杂病辨证亦有独到之处，所著《普济本事方》，对不少相似病证提出了较为可靠的鉴别方法，在理论上，许氏对脾与肾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补脾须先补肾，若肾气不足，真气虚衰，自不能消化食物。对后世脏象学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现存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苏沈良方》，又名《苏沈内翰良方》，原书15卷。是北宋末年（一说为南宋）佚名编者根据沈括的《良方》（又名《得效方》《沈氏良方》《沈存中良方》）10卷与苏轼的《苏学士方》（又名《医药杂说》）整理编撰而成的医学书籍。现流行本为10卷。本书近似医学随笔的体裁，广泛论述医学各方面问题，卷一为脉说、脏腑、本草及灸法；卷二至卷五介绍内科杂病及治疗方药；卷六为养生及炼丹；卷七至卷十论述五官科、外科、儿科、妇科疾病及治疗方药。各种疾病多附以验案，对本草性味、采集、配伍、剂型的论述也很精辟。治疗方药多经作者耳闻目睹后所辑，简便易行而较为可靠，有一定临床参考价值。卷六所载秋石一药的“阳炼法”“阴炼法”，是人工提取较纯净的性激素的方法，是制药化学一大成就。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明代嘉靖刊本；清代有多种刊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六醴斋医书本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有影印本出版。
张涣，北宋末年人，1126年著《小儿医方妙选》3卷。
栖真子，宋道士，名苏澄隐，真定人，住龙兴观。著《婴孩宝鉴方》10卷。
郑端友，宋·高孝两朝间人（1127—1190），著《全婴方论》23卷。
滕伯祥，南·宋庆元间人（1195—1201），据称尝遇至人，得《小儿疳方》，因以为业。《小儿疳方》又名《滕伯祥走马急疳方》1卷。
汤民望著《汤氏婴孩妙诀》2卷、《婴儿妙诀论》2卷、《汤氏博济婴孩宝书》20卷均未传世。
宋代御医戴克臣，名尧道，宋徽宗时人（1101—1126），为儿科名医，享有“活幼宗师”之称号，官至翰林侍御。
刘茂先，名祀，自号固穷山叟，衡阳烝西高原人，是一位儿科名医，曾经师承宋徽宗时期的戴克臣，深得戴氏真传。生卒年代不详。刘茂先为刘思道（字直甫，曾世荣之师）之五世祖。
（朱锦善 张静 葛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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