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四章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进行一系列改革，诸如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车轨、度量衡和统一文字等，对当时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独存医书和农书的政策，保证了中国医药学得以发展。两汉之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对于医理的研讨、医学的前进有着推动作用，从而创造了远比奴隶社会进步的医药卫生知识。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称帝，建立了西晋政权，280年，西晋灭吴，中国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不久，发生“八王之乱”，中国又陷入了割据对峙状态，北方分裂为十六国，直到公元386年，北魏政权建立，是谓北朝之始；南方自公元317年，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公元420年以后，宋、齐、陈、梁四朝相继建立，是谓南朝。南北对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叉，政局长期动乱。另一方面，由于边疆少数民族不断地进入中原，在与汉族共同生活和劳动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民族融合，加之北方人民南迁，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无疑为医学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如阴阳五行、精气神等哲学概念渗透进医学领域后，就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文、立法、地理、数学等自然学科，对中医的发展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对古代的医德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发掘，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医药学补充了大量丰富的史实。从秦汉至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学辨证论治临床治疗体系的建立，以及中医儿科学领域多方面的成就，为中医儿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为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淳于意“诊籍”、张仲景《金匮要略》等是这一时期与儿科病有关的重要医学文献。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使儿科病的学术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对儿科病的认识与诊疗水平较之前代都有显著提高。华佗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床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麻沸散（临床麻醉药）、行剖腹术闻名于世，现存之《中藏经》，为假托华佗所作。华佗医术全面，精通临证各科，尤其擅长外科手术，被后世尊奉为外科之鼻祖，华佗创制麻沸散，他开创了我国乃至世界药物全麻的最早先例；华佗的针灸术也有独到之处，他最早发现了夹脊穴，称“华佗夹脊穴”；他总结和发现了古代养生学理论，创立了一套以“五禽戏”为中心的养生功法，对儿科尤其是儿外科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南北朝时期医学发展迅速，在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以晋·王叔和的《脉经》，魏晋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药物学有突出进步，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影响深远；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这些都对儿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儿科较前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小儿生理发育变化的认识，以及对瘛疭、痫病，食积、下利等病症的诊治，尤其对具体病证的辨证论治上，有了比较系统阐述的病例，并出现儿科专著。儿科辨证论治临床治疗体系的建立，为中医儿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伤寒”的概念在医学中所占的地位从秦汉时代逐渐上升，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逐渐扩大，其理论系统也逐步趋向成熟。东汉时期，伤寒的辨证施治体系达到了中医临床医学的高峰，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第一次建立了中医辨证论治临床体系，对小儿外感性疾病和脏腑杂病有着直接的临床指导作用，而且还为后世中医儿科辨证论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的成就不止是对当时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加以系统化与提高，他的工作使当时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伤寒理论及治疗经验，形成比较规范、比较完整，包括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施治体系的伤寒学说。从伤寒的病因病机、发展转化规律、证候诊断、治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由于《伤寒杂病论》由晋·王叔和编次，宋·林亿等校订之后，形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本书，其伤寒部分集中在我们今天所见的《伤寒论》中。
《伤寒论》中伤寒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伤寒是对当时外感热性病的总称，包括有狭义伤寒、中风、湿温、热病、温病，在六经辨证的原则下，对每一病都提出了具体的理法方药。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正如仲景本人所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现确有据可寻的有《黄帝内经》与《难经》。仲景是在深入钻研《黄帝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将其贯穿于认识与治疗伤寒全过程中，并且结合后世的经验与本人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伤寒学说。
《伤寒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继承了《黄帝内经》以正气为本的思想。他强调：“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发病后，正气的强弱可决定伤寒的发展转归，影响治疗的效果。因此，在治疗中他极其重视顾护正气。
对于伤寒的病因，仲景仍从《黄帝内经》《难经》，以外感风寒立论。但对感邪之后的变化却分析得十分细致，自成体系。此外，散在于《黄帝内经》《难经》中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及各种治法，在《伤寒论》中也得到了比较集中、全面、系统的体现。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思想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六经辨证是以三阴三阳的六经经络及其相互络属的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物质基础的。《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与经络、脏腑、八纲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以代表伤寒的六种疾病类型。六经辨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辨阴与阳，以三阴三阳的阴阳两纲统摄六经，然后进一步探求病位之表里，病情之寒热，病势之虚实。但是，如果辨证只辨到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那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与人体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联系起来，才能明确而深刻地阐明各种复杂的病理变化，以指导临床治疗。三阴三阳的每一类型，都有其典型的证候表现，传变过程及相应的治法，三阳病多为表、实、热证，反映的是机体内部邪正相争较为亢奋的病理变化，治以祛邪为主；三阴病多为里、虚、寒证，反映的是机体正气已受损伤的病理变化，治以扶正为主。这样，三阴三阳在伤寒诊治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必须指出，《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概念与中医经络学说中的三阴三阳概念是有区别的。若将二者机械地加以对应，必将导致对《伤寒论》的错误理解。仲景的六经辨证系统也不像后世温病学派之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系统那样有着明确的“层次”与“阶段”的含义，三阴三阳病之间并不一定依次逐一传递。
《伤寒论》中的六经辩证相当灵活，三阴三阳每一病都可有多种不同的证候表现，而同一证候表现又往往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病中。然而，《伤寒论》中一方一证的对应关系却是相当肯定的。书中每一方都因一定的证候表现而立，都有严格而确定的指征，因而见是证，即可用是方，并不受何种病的限制。其两大优势，一是组方精简，配伍严密，药少量轻而功捷；二是方证结合紧密，观脉证而定病情，随证施治，不拘一格。例如，不论是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还是厥阴病，只要有寒热往来，胸胁满或痛、呕等证，便可用柴胡汤。由于《伤寒论》中方与证有着这种对应关系，从仲景本人开始，就有将某方的适应证称作某方证的情况，如桂枝证、柴胡证等，后世就更为普遍。
应当说明的是，辨病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太阳病之柴胡证“身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与阳明病之柴胡证“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显然是不同的。可以说，辨病的作用在于认识疾病的过程与体内邪正双方的斗争，以决定治疗方法，探测疾病发展的趋向，辨证的作用是决定具体处何方，用何药。由于辨证论治对于临床实践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便于医生临证掌握好原则规范，因而在后世更受到重视，形成中医临床的一大特色。
秦汉六朝800年间之宫廷医学在商周基础上，其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太医令、太医丞体制之创设与管理上，在编制上各有一定的调整与变化，为皇室服务的特点上也有所加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太医丞是其九卿下——少府下设之六丞之一，秦太医令丞，为中国医政史上首建太医制之创始，其职为“主医药”，即主管全国与宫廷之医药卫生事，直接为始皇等帝王医疗保健服务者为“侍医”，奉侍于帝侧。太医不但为帝宫及其统治集团官员疾病进行医疗，而且设“医长”掌管地方郡县之医疗事宜。
两汉医疗体制沿袭秦太医令丞制，为医事管理的最高医官，其分工与机构设施较秦更加庞大，少府太医主要为宫廷服务，其下设有太医监、侍医、尚药监、药长，为皇后、公主服务者还有女侍医、女医、乳医等。两汉之宫廷医学除内外科医生外，增加了妇产科、儿科医生。诸侯王府的医政仿照中央，有侍医。地方的郡、县、乡、亭四级机构中，有关医事制度的可鉴史料较少，在县级政权中可能沿用了以前法医检验组织，亭一级设专门掌管“开闭扫除”事务的亭父，由此可知在郡、县，乡级的行政机构中，也有掌管或兼管医药卫生之官吏。
秦汉宫廷医学还逐渐形成一个惯例“君有疾服药，臣先尝之”。从东汉始，宫廷医学设施进一步扩大，设立了专门负责尝药之“尝药太官”“尝药监”等。
新莽时期设有太医尚方。
三国时期，魏承汉代医官制度，有太医令、丞、尚药监、药长寺人监、灵芝园监等官职，《太平御览》引《玉匮针经序》中有吴置太医令的记载，蜀汉医制无考。
晋沿用汉魏之旧制，乃置太医令以掌管医政，并设有御医及太医，但地位卑贱，稍不注意，即有诛戮之患，晋太医令属宗正（皇族事务之九卿之一），后改属门下省。
南朝刘宋设太医令一人，丞一人，隶侍中。刘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创办医学教育，以广教授，这是官方置医学教育之始。北朝北魏设太医令等，属太常门下省还设有尚药局，有侍御师；北齐更创设太医署，下有太医令、丞等，属太常寺，而门下省则设尚药局，尚药局内设有典御、侍御、尚药监等职，同时，太子门下坊还设有药藏局、置监、丞各二人，侍医四人等等。北周分太医下大夫等11个级别，仿周之制属天官。宋、齐、梁、陈医制如前，大都设有太医令、太医丞以理医政。梁时已将太医令归属门下省，并置有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
官颁医书多由当时帝王御医主持，组织众多医家集体编撰，卷帙甚巨，且备颁行之便，对医术的总结提高和推广具有积极意义。南北朝时的官颁医书，有刘宋时《宋建平王典术》120卷，北魏时李修《药方》110卷，成书于北魏太和年间（477～499）；王显《药方》35卷，编撰于6世纪初。均为临床方书，反映出当时临证医学的进步。王显《药方》为当时流传经方之精要，通过行政渠道备布郡县、乡邑，对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刘宋时所撰《宋建平王典术》，梁时尚存，计120卷。该书可能为“笃好文籍”的王宏主持下集体撰修。
1.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
汉代的医生，可分为官医与民间医生。官医的服务对象重点是官僚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医疗系统。民间以师带徒传授医学的教育形式有一定发展，但官办的医学教育尚未形成，官医主要从民间医药人士中选用，有的可能为临时延聘。汉平帝元始五年（5），“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一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纪》）但有时则裁减官医，如西汉时令“侯绅方士、使者、副使、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汉书·郊祀志》），官医除了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外，有些还被指派去为军中士卒、一般平民、甚至为刑徒、囚犯诊病。汉代王府中其他人也有喜好医方者，王府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医生，派人去名医那里请教，或拜名医为师求学深造。地方官吏家中，也多有医药的设施，例如西汉高永侯的管家杜信，曾向淳于意学习《脉经》《五色诊》等达两年。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历来是中医学术教育的传统方式，三国时名医吴普、樊阿、李当之等是著名医学家华佗的弟子。
家世相传，最有名者莫过于南北朝时期东海徐氏。徐氏家族先后有徐熙、徐道度、徐文伯、徐嗣伯、徐之才等医家闻名于世。徐氏医学世家精通医药和针灸，代代相传，名医辈出，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徐之才曾总结家传效方，撰为《徐王八世家传效方》10卷（按：北齐曾封徐之才为西阳郡王，故称徐王）（李百药：《北齐书·徐之才传》，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再如名医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医闻名，僧垣年二十四即袭其业术，后成为南北朝时“远闻服，至于诸番外域”（令狐德：《周书·姚僧垣传》，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著名医家，僧垣之子最后也成为能医。
2.官办医学教育的产生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的医学教育方式，都是个别传授方式，造就医学人才的数量和技师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此时期开始出现由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
《唐六典》卷14注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这说明早在晋代已有医官教习之设，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奏置医学教育一事，则是政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北魏太和元年（477）九月，孝文帝“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郑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纪》，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北魏设“太医博士”“太医助教”（魏收：《魏书·官氏志》，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时。从此，政府举办医学教育开始形成制度，为后世医学教育高度发展奠立了基础。
云梦秦简入土于公元前217年，其中记载修城的民工患病，只由主管的官吏酌情给以口粮，而无医疗待遇，倘若小隶臣病死，疑为由主人处理（出于《睡虎地秦墓竹简》，见《文物》1976年第6～9期。下面关于小儿的律令同出该报道），如果不是因病而死，应将检验文书呈报官府论处。凡官府要买的奴隶，必须经过令史对其进行体检后，无病者方可论价买之。看守官府的残疾人逃亡而被捕获，与因公致残的人逃亡而被捕者同样，由官府予以处罚。
秦始皇时，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但明文法定“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不在焚烧之列，使得医药书籍得以在社会上保存和流行。汉代广开献书之路，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曾令侍医李柱国校订方书。
认识和治疗技术提高的同时，对先天性畸形也有确切的记述。如《汉书·五行志》载：“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向），四臂，共胸，俱前乡（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这是我国儿科史上最早有关婴儿先天畸形的描述。
有关儿科病因，除了强调饮食因素之外，还重视先天禀赋，如王充在《论衡·气寿篇》中指出：“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认识到先天因素与后天体质强弱、寿夭有一定关系。
秦汉时期，预防疾病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使用香药和隔离病院。佩带或焚烧香药以预防传染病古已有之。《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佩之，可以已厉（疠）”。秦汉时期，帝王身旁常置有香药，此《史记·礼书》亦有记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香囊、香枕，其内容多由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衡、辛夷、藁本、佩兰、干姜等香药制成，含有挥发油的香药气味芳香。除佩带外，还在室内焚烧香药。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上述芳香药物在气态条件下或薰燃，多能达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对致病菌或病毒有着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
《后汉书·徐登传》载：“时遭兵乱，疫疠大起”，兵乱之后，常常出现疫病流行，此时，政府也有用行政的办法，派官员巡察疫情，及时遣医送药，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如《后汉书》多次提到汉灵帝时，“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之类的事，《后汉书·曹褒传》亦载：“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
南北朝时医家已非常重视并开始着手研究疾病的分布，以及影响分布的因素，借以认识疾病的病因和发病规律。如对脚气病，《肘后备急方》就有“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的叙述，反映当时战乱频繁、人群迁徙、灾荒遍野的社会背景与疾病分布的内在联系。又如瘿病，《小品方》指出，当时南朝所在地域的“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与“北方妇人饮用沙水者”，说明了地区分布不同其致病原因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从而突出了该病的流行病学特点。此外，葛洪对沙虱病昆虫媒介及其与沙虱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并做了科学的记载，他还对类似血吸虫病的“射工”有了初步的认识。
秦汉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医儿科学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比如，晋朝王叔和《脉经》中对小儿脉象的认识，以及首先提出小儿“变蒸”说；晋·葛洪撰，梁·陶弘景增补的《肘后百一方》，最早记载天花；晋·严助《相儿经》对小儿夭寿望诊判断的描述；晋·陈延之《小品方》对小儿初生养护、母乳喂养，北齐·徐之才《逐月养胎法》对孕母调变、胎儿养护的认识。有关小儿疾病治疗的方书，甚至专著，也已经陆续出现。据《汉书·艺文志》载，汉成帝时（前32～7）侍医李柱国校核医书中，就有《妇人婴儿方》19卷、《金疮·疭方》30卷等与儿科相关的方书。东晋陈延之的《小品方》载小儿疾病20余种，方40余首；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载小儿10余种病证的针灸治法；北周·姚僧垣的《集验方》载10多种小儿疾病，其中以小儿皮肤外科病证较多。南北朝时期的儿科专著，据梁《七录》和《隋书·经籍志》载，就有10多种，比如南宋·徐叔响《疗少小百病方》37卷、《疗少小杂方》20卷，梁·范汪《范氏疗小儿方》，以及佚名的《疗小儿丹法》《少小方》，北齐·徐之才《小儿方》等。除了方书之外，还有《后汉书王符传》载有婴儿病，婴儿常病，伤于饱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后汉书赵壹传》脉诊，秦越人诊太子结脉，世著其神。现就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分述如下：
变蒸是探索小儿形、神生长发育规律的学说。变蒸之名，始见于西晋王叔和《脉经》，王叔和在《脉经》中曾云“小儿是日数，应变蒸之时，身热而脉乱，汗不出，不欲食，食辄吐见者，脉乱。无苦也。”
从原文看，王叔和所言变蒸的本来含义，是指小儿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一种自然的、生理性的现象。变，主要指智能发育，变其情智，发其聪明；蒸，主要指形体生长，蒸其血脉，长其百骸。小儿生长发育旺盛，其形体、神智都在不断地变异，蒸蒸日上，故称变蒸，虽有一组相应的症候群，但同时，又是“脉乱、无苦也。”不需要药物治疗。王叔和小儿“变蒸”说的提出导致了儿科学界千年之争，而至今尚无一致结论。
关于小儿变蒸，隋唐以来，日相传演，其说益繁，并赋予了许多玄秘的内容，诸如日数、大小蒸、变蒸与气血、脏腑的关系等，给本来明白易了的问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令人莫测高深。但总体说来，变蒸学说是我国古代医家用来解释小儿生长发育规律，阐述婴幼儿生长发育期间生理现象的一种学说。
《伤寒杂病论》第一次建立了中医辨证论治临床体系，对外感性疾病有着直接的临床指导作用，而且还为后世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理法联系方药较为完善，理论联系实际，论述疾病辨证论治的医学专书。
其学术成就首推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奠定辨证论治体系的基础，既适应于外感疾病，也适应于杂病，而且书中贯穿全篇的六经辩证、八纲辨证、脏腑辩证，以及诊法、脉法治疗八法、表里先后治疗原则等，所有这些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结构，至今未变，仍密切指导临床实践。后世医学的发展，如温病学的兴起，都受到《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的重大启发。
其次，《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成就也体现在其所创制的“汤证”，是辨证论治的具体运用，行之有效。《伤寒杂病论》中的麻黄汤证、桂枝汤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将特定的证候与特定的汤方组合起来，经过1800多年的实践检验，辨病与辩证结合，得出了茵陈蒿汤治疗黄疸、乌梅丸治疗蛔虫症、麻杏石甘汤治疗呼吸道感染、白虎汤治疗乙脑、白头翁汤治疗痢疾等规范。
再有，《伤寒杂病论》客观地论述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评价效果，为疾病的预后判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阐明了伤寒以六经为传变规律，从阳至阴，从表入里，从脏传腑的发生、发展过程。病邪在三阳经，则邪气较浅，可以用发汗的方法解之。太阳经为人身之藩篱，主表，是外邪侵犯机体首先侵袭的途径，而头项强痛、恶寒、脉浮，是太阳病必具症状，是所有外感疾病的纲领。
此书自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虽然它还未对儿科的病证作专篇的论述，但它奠定了中医儿科学辨证论治的基础，对后世儿科学的临床实践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至今其辨证论治理论仍密切指导着临床实践，因而张仲景被后世称为“医圣”，称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
王叔和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总结性著作，论述了小儿脉法，认为“小儿之脉快疾，一息七八至曰平。”其突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确立了“寸口诊脉”的定位诊断，我们现在的“寸口诊法”，虽经后世医家根据实践经验做了一定的调整与补充，但王叔和首先肯定的定位诊断应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2.确立了24种脉象名称及其指感形象的标准，将众多的脉象名称归纳为浮、沉、迟、数、芤、洪、滑、结、代、弦、伏、促、革、实、涩、微、细、软、弱、虚、缓、紧等24种常用脉象，并形象地逐一描述了其指感形象，使脉象有了明确的命名标准，使人易于掌握，易于辨认，能很好地应用于临床。
3.记述了多种危重脉象。王叔和不仅详细描述了一般情况下经常见到的24种脉象，而且对病危及特殊情况下的脉象变化也有记述。此后世医家，对危重脉象的描述，皆宗《脉经》之说，至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将其归纳，称为“十怪脉”，并形象地描述了各种脉象的指下感觉及其临床意义。
4.将脉象和变蒸相结合，提出了小儿变蒸时“脉乱无苦”。变蒸是古代医家用来归纳和解释小儿形体发育和智慧增长规律的方法。尽管儿童在其由量变到质变的发育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表现，但是，如果见到“身热脉热，汗不出，不欲食，食辄吐现”的症状，就不能认为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而应以疾病对待及时诊治，若拘泥于变蒸之说，恐贻误病机，酿成不良后果。如《脉经·平小儿杂病证第九》中有：“小儿脉呼吸八至者平，九至者伤，十至者困。诊小儿脉多雀斗，要以三部脉为主，若紧为风痫，沉者乳不消，弦急者客忤气。小儿是其日数应变蒸之时，身热脉乱，汗不出，不欲食，食辄吐者，脉乱无苦也。小儿脉沉而数者，骨间有热，欲以腹按，冷清也。小儿大便赤，青瓣，飧泻，脉小，手足寒，难已；脉小，手足温，易已。”
5.首先对脉象进行鉴别。因为王叔和充分认识到脉象在临床中作用，同时又深感脉形的鉴别比较困难，于是把各个脉象的指感形态详加描述并突出其特点，对类似的脉象进行了对比鉴别，打开了后世医家的思路，对临床诊治疾病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脉经》不仅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世界医学亦有广泛的影响。
秦汉时期，儿科专著已经问世。《汉书·艺文志》录有《妇人婴儿方》，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时曾参阅过《胎胪药录》一书，可见《胎胪药录》在当时已经是儿科专著。此外，张仲景弟子卫汛（一作卫沈），知书博学，独擅妇婴之病，据传曾撰有《小儿颅囟经》3卷，上述几种著作惜均已失传。
更为突出的是东汉末年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对儿科学术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师仲景法，用仲景方，可治多种小儿疾病。如所拟麻杏石甘汤治疗热喘之剂，至今仍为儿科医师治疗支气管肺炎的效方。《金匮要略》奠定了脏腑辨证基础。同时期名医华佗，则善于从母子间的整体关系，论治孕乳期妇女与小儿的疾病。如他治疗陈叔山小儿吮乳啼哭泻泄症，认为是其母又孕，阳气内养，乳汁虚冷而致，后让其母服四物女宛丸而愈。说明当时已观察到母乳对婴儿的影响。
继前代巫方及卫汛《颅囟经》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儿科医家有“江左苏家”，其医术“传习有验，流于人间”。魏晋时期，王叔和的《脉经》和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中，分别辟有“平小儿杂病”和“小儿杂病”专篇；北齐医家徐之才，曾撰《小儿方》3卷；梁代关于儿科的医书有：王未钞《小儿用药本草》2卷，王未撰《疗小儿杂方》17卷，徐叔响《疗少儿药方》37卷。范氏《疗小儿药方》1卷，《杂汤丸散酒煎薄贴膏汤妇人少小方》29卷，《疗少小杂方》20卷，又《疗少小杂方》29卷，均佚，从唐宋之后医籍所存佚文中，尚可窥其大略，说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儿科疾病的治疗经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
天花是危害小儿健康最大的烈性传染病。晋代葛洪在《肘后救卒方》中对儿科重证天花的描述为世界最早，对它的典型症状和流行做了描述。新生儿破伤风至晋代，医家发现该病与断脐不洁，感染“风”毒有关，提出使该病概念更为明确的病名“小儿脐风”。
这一时期，儿科治疗方法日渐丰富。从现存资料看出，当时儿科治疗学已渐趋完备。陈延之《小品方》中详列小儿伤寒、客忤、咳嗽、身热、渴利、热利、积滞、疳证、盗汗、夜啼、小便不通、丹疮、解颅、蓐内赤眼、口舌疮、重舌、悬痈、齿不生、发不长等涉及各种病证的治疗。治法除汤药、散剂之外，还有外敷、点眼、针刺等多种。被誉为“急诊手册”的《肘后方》，也有救治小儿急证的方药，如“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者”方。
秦汉时期，望色、切脉、问诊等常用中医诊断方法已在儿科得到普遍应用，有关小儿病的治疗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如汤剂、丸药、蘸烙、针、砭等，其中外治法占有重要地位。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有治“小儿疳虫蚀齿方”，用雄黄粉、葶苈末、猪脂制成“点药”，蘸烙病灶局部，是一种较好的外治法。
另外，东晋·陈延之撰写的《小品方》一书中载有“小儿门”1卷，其中涉及的用药极其灵活，途径极其广泛。如其将药物捣烂或取汁涂于患处，称为涂法，利用该法治疗小儿唇肿，如清蛋研桑木白皮，取汁，以涂儿唇口，即瘥；另有以乳为养，将药捣烂涂于乳头，待小儿饥饿时，令哺之，则药自咽下，如“疗小儿客忤方，取衣中白鱼十枚，末，以涂母乳头，令儿饮之”；以药煮水，令儿浴之，可从皮肤吸收，称浴儿法，如“小儿身热，可以李菜汤浴之”；点眼法，将浸过药物的乳汁，点眼中；外贴法，将药物切片后贴患处；沥口，以羊乳细细沥口中，以治烂疮等外治法。
针灸疗法，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中卷十二为“小儿杂病”，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次更加广泛地将针灸之法用于儿科的著作。书中叙述了十余种小儿疾病的针刺之法，如“小儿咳而泄，不欲食者，商丘主之”“小儿腹满，不能食饮，悬钟主之。”虽然，囿于时代的认识水平，其取穴手法并非至臻至善，但从儿科发展史的角度看，它丰富和发展了儿科的治疗手段，开拓了儿科治疗途径的多样化，补充和完善了儿科学的论治体系，其意义是深远的。
诸多医家有了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其基础理论，还增加了许多新的病种和治疗方法，分类更趋详细。其中《肘后备急方》中对若干传染病的卓越认识是葛洪的突出成就，不少见解和发现，至今仍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葛洪《肘后备急方》在记载鬼注、尸注（类似结核病）中指出其“乃至灭门”的传染性也都是创造性的，尤足称道的是该书对豌豆疮（天花）与沙虱（恙虫病）二病的细致描述。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中载有“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阳毒一病，其主证为咽喉痛，体发斑，属伤寒时毒，不少医家认为，古之阳毒，颇似近之丹痧，是丹痧的早期记述。
《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载有：“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即是指痢疾为里证，寸脉主表，现反浮数，非表热，乃气分热盛，伤及血分而便脓血，此言痢疾便脓血的病机。
《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中首先指出疟疾的脉象见于弦，弦数多为热，弦迟多为寒。弦而小紧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说明疟疾的治法有汗、吐、下、温、清等法，但在临床中必须结合症状，辨证论治，不能单凭脉论治，并指出疟疾发病的一般过程和病情转归，即“疟疾，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其不差，是为症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说明疟疾的发展虽有一定的发展规律，但不可拘泥于时日，总以早期治疗为好，若任其迁延失治，转为慢性，结成疟母，就难于治疗了。鳖甲煎丸，组方严密周到，功能理气活血，扶正祛邪，应用范围可不限于疟母，凡因气血凝滞，腹内有肿块者，均可应用。又有《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载有“瘅疟，因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但热不寒，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指出了瘅疟的发病机制及其症状，可用白虎加人参汤清其独胜之热，救其将竭之阴，则热少气烦呕之症自愈。另有“温疟，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此病恶寒但热，需与瘅疟鉴别，其依据《素问·疟论》中以先热后寒为温疟，以但热不寒为瘅疟，可知温疟并非恶寒，只是热多寒少而已，更为进步的是其提出用常山、蜀漆一类药治疟，为前人治疟的先导。
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载以常山、青蒿治疟，现代研究证明，常山确为抗疟特效药，而青蒿的有效成分青蒿素，高效、低毒、速效，被认为是现代抗疟史上继氯喹发现后的一个新突破。
由于天花和麻疹这两大传染病于此时传入我国，并发生流行，所以，对于天花和麻疹的认识、治疗做了大量工作。
《古今医统》载：“支氏曰：发热之间，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浮肿、腮赤、或泪汪汪、或恶心呕吐，即是疹侯……疹之初发，多在天行疠气，传染之时，沿门比屋相传，轻重相等。”乃麻症卡他期的典型症状，并与其他发疹热鉴别，故曰“即是疹候”；后段则指出其传染性的强烈及症状的相似性，只有麻疹才具备这三种特点。说明支氏之疹候，即为现代之麻疹，疹候不过是时人的一种称呼而已。查该书卷首，历代名医姓氏，支姓仅载晋·太医“外台秘要”支法存一人，《千金要方》“自永嘉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指脚弱），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由此可知，《古今医统》所说的支氏，为西晋·永嘉年间（307～313）的支法存。据载支氏曾著有《申苏方》5卷行世，这表明，大约在公元四世纪，我国已发现并记载了麻疹的流行及症状，后与天花、惊风、疳证一起，并为儿科四大证。
晋朝葛洪撰，梁陶弘景增补的《肘后百一方》，最早记载天花。据现知资料，豌豆疮（天花）存在的最早证据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前1160）木乃伊身上留下的麻点，然而世界上对天花的描述，当葛洪《肘后备急方》所述最早。《肘后方》指出：“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气。世人云，永徽（当为永嘉之讹）四年（301），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建武（晋元帝年号）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35，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6），虏疮后又被称为豌豆疮，也就是天花。葛洪对本病的流行性、病程经过、发疮特点及其预后等，均已阐明，并提出了治疗及预防方法，同时，还说明出现这一新的疾病的源流，清楚地指出天花原非中国本土固有的疾病。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指出寒湿和瘀热为黄疸发黄的主要病因，其创制的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等，仍是目前治疗黄疸型肝炎行之有效的方剂。常用药物为：茵陈、栀子、生大黄、金钱草、虎杖、车前草、茯苓等。葛洪《肘后备急方》还以时行病发黄来说明有传染性的黄疸病。
狂犬病是当时流行的严重传染病，人们多有警惕，如《北史·王宪传》载其曾孙王唏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赴，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猘，书劝令赴。晞复书曰……若疑其是猘而营护，虽非猘亦无损，疑其非猘而不疗，傥是猘则难救。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于死。”（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说明当时社会上对狂犬病的积极防治是很重视的。葛洪在这方面又做出重要探索，《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被狂犬咬伤用狂犬脑敷创口“后不复发”之方，可谓为人工免疫思想的先驱，葛洪这一思想对后世“人痘法”的出现不无影响。葛洪还指出本病的潜伏期，“凡猘犬咬人七日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过百日乃为大兔耳。”直到19世纪法国巴斯德才证明狂犬的中枢神经组织中具有抗狂犬病物质，并制成狂犬病疫苗用于狂犬病的防治。
在总结继承前人临床经验的同时，积极进行新的探索和改革，伤寒学说得到发展。尤其是对一些传染病的认识有了新的发现，对后世温病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秦汉时期将温病、时行病完全隶属于伤寒，与之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家们已试图对三者进行区别，他们虽无专篇论述，但往往作为并列的概念提出。《肘后备急方》认为主要区别在于三者的病因不同，《小品方》则提出不仅病因异气，而且“解宜不同，方说宜辨。”（王焘：《外台秘要》卷一，18，四库全书7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尽管从现存的《小品方》条文来看虽然“解宜不同”的区别并不严格，但已经注意到温病、伤寒的区别，这对温病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伤寒的病因说虽基本源于伤寒病温的说法，继承了伏气致病的传统理论，但在《肘后备急方》中已经注意到“冬日不甚寒”仍可有伤寒发生这一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提出“疠气”病因。该书指出“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15，商务印书馆，1955），第一次明确地将疠气作为温病病因提出来，并指出瘟疫患者死亡之后仍具有传染性。这较秦汉时代的伤寒病因说显然有了重要的进步。
由于“疠气”的提出，认识到温病是有传染性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出防治的具体方药。大黄甘草麻黄杏仁芒硝黄芩巴豆丸，还指明该方除用于治疗之外，“家人视病者，亦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P33，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在“治瘴气疫疠温毒方”篇中，载有各种预防方药，用药途径有内服、鼻吸、外敷、佩带、烧熏、悬挂等等，说明当时对于预防温疫的发生确实经过了多种尝试。
虫聚为患，劫取精微，耗伤气血，而致气血亏损。虫性好动，聚而内阻肠胃，其性动而好窜，钻入胆道，发为“蛔厥”证，或由蛔虫过多，互相窜动，扭结成团，发为“虫瘕”证。如《金匮要略·趺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中说：“蛔厥者，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蛔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即类似胆道蛔虫症的描述，并提出了乌梅丸治疗的方法。
沙虱（恙虫病）：据学者研究即恙螨，葛洪在《肘后方》中描述：岭南一带山水之间有一种几乎看不见的虫子，叫沙虱。人入溪中或用山水洗浴，或阴雨天在草丛中行走，此虫便可附着人体，钻入皮肤，初起时皮肤发潮，红色疹，如小豆，玉米或粟粒大小，手摩时痛如针刺，三天之后，全身关节强痛、发热、恶寒，红斑上发疮，此虫逐渐侵入心脏，可致人死亡。他指出用针挑出虫子为疥虫样，放在指甲上映光观察，才能看见它的活动。葛洪在1600多年前即最早对恙螨的生态、自然疫源地、恙虫病感染及其初疮、主要症状体征、检查方法和预后等，进行了如此细密的观察及科学的描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1930年日本学者证实恙虫病是由东方立克次体引起的，沙虱是恙虫之幼虫——恙螨，是该病的传播媒介。
至晋代，医家发现该病与断脐不洁，感染“风”毒有关，提出使该病概念更为明确的病名“小儿脐风”。晋代·皇甫谧《黄帝甲乙经》卷始载；“小儿脐风，目上插”；“口不开，善惊”；“风从头至足，痫瘛，口闭不能开，每大便腹暴满，按之不下，噫，善悲，喘。”《针灸甲乙经校验·卷之十二》中有：“小儿脐风，目上插，刺丝竹空主之。小儿脐风，口不开，善惊，然谷主之。”明确提出了小儿脐风病名，主证为惊风、目上插、口噤，可用针刺丝竹空、然谷等穴位治疗，是关于小儿脐风的最早记录，所述多为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病候，是典型的破伤风征象，说明当时医生对该病认识水平已很高。
严助的《相儿经》对小儿夭寿望诊判断的描述；从声音、脉象、脐部、眼睛、口腔、汗出、小便、动作、毛发、骨骼、外阴等多方面体征来判断小儿的预后，这在当时是相当全面和合理的。
东汉张仲景在其所著的《伤寒论》一书中，有很多关于厥逆的论述。但他所论之厥，主要限于肢体或手足厥冷而言，如：“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凡厥者，阴阳气不顺接便为厥”，这便阐明四肢手足之所以厥冷不温，实由体内阴气与阳气不相顺接，阳气不能通达四肢，温运四末所致。造成阴阳气不相顺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故仲景《伤寒论》之厥逆证候，则有10余种之多，其中有阴寒极盛之“脏厥”、食则吐蛔之“蛔厥”、痰阻胸膈之“痰厥”以及冷结下焦致厥、水停心下致厥、气郁不宣致厥等等。但概言之，又不外“寒厥”“热厥”两大类，联系儿科临床来看，这些类型在小儿厥证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伤寒论》中寒厥证，系由阴寒邪侵，气血凝涩不畅，或因阳气衰微，不得温煦四末所致，故现手足逆冷。而热厥证，则系热邪伏遏于内，阳气闭郁，不得宣通，四肢手足失于营运所致，故亦现手足逆冷，且表现为“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这与《黄帝内经》所说的“寒厥”足下寒，“热厥”足下热，在概念上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张景岳指出：“《伤寒》之厥，辨在邪气，故寒厥宜温，热厥可攻也。《黄帝内经》之厥，重在元气，故热厥当补阴，寒厥当补阳也。二者之治，不可不察。”
汉代的一些统治者出于充实兵员与增加劳力之需要十分重视妇幼保育，并给予奖励。元和二年（85）规定：产子者可免税三年，怀孕者，发给胎养谷三斛，其夫免税一年。对无父母亲属的婴儿，及有子而无力抚养者，还发给一定的抚养费。上述措施，对于维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
西汉《烈女传》中进一步提出孕妇在寝、食、坐、立、跸、视、听等方面的身心修养要求，认为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过人矣”，可称儿科学术中关于胎养、胎教的先声。
这一时期的小儿保健思想，在《黄帝内经》预防医学和养生观基础上，有所发展，补充了妊娠妇女身心保健卫生内容。如现存北齐徐之才的《逐月养生胎法》，此书对胎儿逐月发育情况做了描述，徐氏认为：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胎；四月成血脉；五月四肢成；毛发初生；胎动无常；六月成筋；七月骨、皮毛成；八月九窍成；九月六腑百节皆备；十月五脏具备。六腑齐通，关节人身皆备，即产。徐氏关于胚胎形态发育过程的描述与现代的认识相近，并成为现代中医人体胚胎理论知识的主要内容，书中创制的18首逐月养胎方剂、药物皆为养血安胎，益阴补肾之味，对促进胎儿发育，防止流产有一定的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对胎教十分重视，徐之才继承了古代胎教的传统思想，又在对胎儿发育认识的理论基础上，十分重视孕妇心理精神因素对胎儿的影响，徐氏指出：妊娠三月，“欲子美好，数视璧玉；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是谓外象而内感也”。又说：“当静形体，和心志”“应无悲哀，无思虑惊动”“无大言，无号哭”，已认识到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影响胎儿，并与生后小儿的智力发育和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密切关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书中还谈到“坚齿”“明目”“胎息”等功法，其中“胎息”“坚齿”的论述在气功史上尚属首次，对后世影响很大。
秦律为了保护新生儿和婴儿，规定仅在新生儿有畸形及发育不全时，杀婴儿者无罪；若发育正常，仅因多子而不愿其生，即不欲抚养而杀之，则处以重刑——黥为城旦舂，即服男犯筑城、女犯舂米劳役并处以墨刑（针刺面额，染以黑色）。秦律还规定，唆使身高不满六尺（据贾静涛氏考证古代一般认为男子十五岁，身高六尺）者犯罪，则处以车裂之刑，即严厉禁止唆使少年儿童犯罪。
汉章帝元和二年（前84），政府则明令重视妇婴卫生保健工作。《后汉书》载：（元和）二年纯正月乙酉诏曰：“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任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着以为令。”又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者，禀给如律”。这些措施在婴儿保健方面确实起了一定作用。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世代相传的小儿医家，使小儿医学这门刚刚诞生的学科坚实地扎根于民众之中，为儿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的广泛来源。
在医事分科中列入小儿科载于史籍的，首先见于《隋书》，说明小儿医学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已有所进展。《隋书》所载南朝医书，有脉理、病理、药性、制药、针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等书；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等。
这一时期，医家已注意儿科医案的记录和整理，但传世医书不多。西汉初淳于意所著的《诊籍》中，记载有西汉淳于意治疗齐王中子诣婴儿的“气鬲病”，齐王中子诣婴儿小子病，召淳于意诊其脉，病症表现为“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少）心忧，数讫食饮。配用“下气汤”，病儿服后，“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此是淳于意的“下气汤”治愈小儿气鬲病的病案，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就认识到小儿病常与饮食不当有关，如“小儿常病伤于饱也”。
现存《外台秘要》卷三十六中有《小品方》儿科医案二则佚文。一则为小儿误吞铁珠子，后渐瘦瘠，有时下利，恶寒发热，数医治疗无效，后医细察病由，处方施药而愈。另一医案更为详尽，有一位六七岁的女孩患腹痛，其母触摸，“觉手下有一横物在儿肉里，正平横尔。”脱衣察看，“肉完净无有刺处”“其母即以爪甲重重介之，乃横物折爪下两段”，请医生诊治，认为“母常带针，裸抱儿体，针入儿肌肤中”，日久，针朽易折，故“令患腹痛不安”，遂令病孩“服温中汤”而治愈，并记录追访情况，“后长大嫁，因产乳，不闻道针处为患。”这一医案，从病因、症状、体征、诊断、治疗到预后等，叙述细致完备，反映了当时医家认真细致的诊疗作风。
有关小儿医药的专著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从这些专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儿科在药物、方剂方面确有很大的发展。
徐之才（492—572），字士茂，是南北朝时期一代名医，他医术高明，在北地名声很大，是徐文伯之孙，徐氏医学世家的第六代传人。徐之才自幼聪明，5岁就能背诵《孝经》等经书，13岁被招为太学生。少年徐之才对《周礼》《易经》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人们谈论这些经文时，他能对答如流。徐之才小小年纪就有丰富的知识和好口才，有了神童之称。年龄稍大以后，他以广博的经史、天文知识，又精通医药，而且头脑机敏，很为当时的一些官员赏识。徐之才最初在南齐进入仕途，后来被北魏所俘，经举荐，魏帝召见了徐之才，见他医术高超，又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对他予以了重用。徐之才先后在北魏、北齐做官，曾作过兖州刺史、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尚书令，武平二年（571）被封为西阳郡王，所以人们称又他为“徐王”。
徐之才以他对医学的丰富经验和认识撰著医书，著有《药对》2卷和《小儿方》。由于徐之才对本草药物学和临床治疗方剂方面有深入研究，对中药学的分类作出贡献，所以后人把后世治疗上的“十剂”（即宣、通、补、泻、涩、滑、燥、湿、轻、重）归于徐之才所创，至今仍为中药学的分类方法之一。此外，徐氏对妇科也有一定的见解，其《逐月养胎法》实本自先秦时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首创了逐月养胎法，倡导注重饮食调摄、注意劳逸适度、讲究居住衣着、重视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等养胎方法，对于孕妇之卫生及优生均有重要意义。另外，徐氏还著有《徐王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徐氏家秘方》及《雷公药对》，惜均已佚。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对于南北地区医药之交流，也有积极的意义。
《疗少小百病杂方》37卷 南宋·徐书响
《疗少小杂方》12卷 南宋·徐书响
《范氏疗小儿药方》 梁·范汪
《妇人少小方》9卷 梁·佚名
《疗小儿杂方》17卷 梁·王末钞
（张静 朱锦善 葛金玲 章文平）
1.中医研究院.金匮要略语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
2.成无己.注解伤寒杂病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3.山东中医学院.针灸甲乙经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4.高文柱.小品方辑校[M].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