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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从此开始了奴隶制社会。400多年以后代之而起的商朝，使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元前11世纪进入西周时期，奴隶制经济繁荣昌盛，其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越了商代。我国的夏、商、西周三代，经历了奴隶制从兴起到衰落的历史发展过程。奴隶主阶级崇尚鬼神，迷信占卜，且对宗教职能特别重视，医事活动也被蒙上了迷信的色彩，这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学的正常发展。此外，从卜辞来看，商代人们已经掌握运用了数千个文字，到周代又有进一步发展，为记述和总结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奠定了基础。这一局面，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各流派的兴起。
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在夏、商、西周时期，巫与医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商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观念的广泛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因而祭祀鬼神、禳除疾病的巫风盛行，并大量反映在甲骨卜辞中。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功过参半。
占卜在人类历史上曾广泛存在过，占卜除用巫术禳治之外，尚用药疗、灸疗、针疗、推拿按摩、助产和用手术拔牙、接骨复位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笼罩在巫术的氛围中。
卜辞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史料，反映商周时期巫与医药的状况，也产生了古代医案的萌芽。其中就有从得风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的记录，其先后经过一百七十六天，虽治疗按语不详，但已有了医案记载的雏形。诊病活动：巫医诊病时由于缺乏医疗经验，多采用占卜的方法探求病因，如甲骨文记载：“贞王疾身，惟妣己跎帚好子？”即卜问武丁患腹病，是否因为妣己降祟于妇好之子而致病，是卜问求因的。
对于巫医的历史作用应从两个方面来看待：首先，把社会实践与医疗实践联系起来，巫医的作用，从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知识的积累，人们开始逐步探索人类疾病的秘密。其次，这一时期的奴隶主阶级崇尚鬼神，迷信占卜，医事活动也被蒙上了迷信的色彩，阻碍着医学的正常发展，尤其到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特别是人们药物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医疗知识的日益丰富，医药的治疗越来越明显地超过了巫医的迷信活动，从而使以药物为主的治疗方法逐渐形成，取代了巫祝治病的主要形式，医巫开始逐渐分离。在医与巫的对立斗争中，医学最终冲破了巫术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得到发展。
巫医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局限而产生，巫医的产生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条件的，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
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为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
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
回顾巫医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当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之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然而，医学发展到运用唯物史观探求疾病病因、治疗的阶段时，巫医仍在维护唯心病因和治疗，这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对抗，从而不再是促进的力量，而是转化为消极的阻碍势力，这种进步的取代约于西周之末。从《周礼》所载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医巫开始分离，专业医生开始出现，卜、祝、巫等失去对医药的控制，其地位下降，医学开始独立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进行激烈争论和最终的决裂。
形成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因为上面记载的大半是占卜的事情，故又称“甲骨卜辞”，或称“龟甲文字”。因为出土于殷代都城旧址，又称“殷墟卜辞”或“殷墟书契”）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其中包含有可供研究殷商时期对人体、疾病认识的宝贵史料。认识虽然质朴，但却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开端。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甲骨文记载了人体解剖部位名称25个。首，像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像人的眼睛；鼻，像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像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像脚趾形；眉则像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以及天、面、颈、腹、男根、女阴、腿等大体部位。
甲骨文中还有骨、血、心等关于内部构造的概念。心，像人的心脏形状，这是迄今为止，在甲骨文中发现的唯一的内脏器官名称。《尚书·盘庚》是商王朝的文告，其中有“不忧朕心之攸困”及“今予其敷心腹肾肠”等语，可知当时已有肾、肠等其他内脏器官名称，只是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血字像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此外还有骨架的象形、脊柱骨的象形；尿，人前加水点，像人遗尿之形；屎，人后下数点，像人遗屎形；泪，象目下垂泪，郭沫若谓当系涕之古字。
甲骨文中还有许多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孕，表示怀孕后，腹内有胎儿；还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全字表示孕妇躺在床上待产；毓，甲骨文从女从倒子，表示妇女生小孩，本义是生育，为“育”字之初文；冥，是用手接生，以及人的正面象形、产户、手的象形等；乳，像妇女在给待哺的婴儿喂奶，婴儿在口中含着乳头。殷墟甲骨文涉及问孕育的卜辞很多，主要卜问：是否怀孕、分娩时间、是否顺利等。
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外入内、由局部到整体，逐步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以及人体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人体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从甲骨文中笼统的记述到西周时期固定病名的出现，这一时期对于疾病的认识，经历了长时期的实践探索和认识的过程。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于疾病的了解仍处于感性认识和经验积累的阶段。
对疾病认识的最早记载，目前所知是现存最早的古代文献甲骨卜辞。据有关资料表明，殷墟出土的甲骨约16万余片，其中与疾病相关的有323片，415辞，涉及今之内、外、妇、儿、五官、泌尿、传染、牙、脑等9科。以人体部位命名者居多，如疾首、疾耳、疾目、疾自（鼻）等，达40多种，严格地说这不能称作病名。如：疒，甲骨文从人从爿，爿象床形，为“牀”之初文，人旁或有数点，像人有病出虚汗，整个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本义是疾病。疒目：“贞：王其疒目。”意思是：商王武丁患眼病了吗？疒耳：“贞：疾耳，佳有？”意思是：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意思是：得舌病，是否为祸害。但是甲骨文中已出现个别如疟、疥、蛊、龋等专门的病名，如“龋”字甲骨文象牙齿生虫的象形。还有个别关于疾病症状的描述，如耳鸣、下痢、失眠，以及病软（身体软弱无力）、病骨、病旋（眩晕）等。近年来在对甲骨文的研究中，有人重新归纳出34种病症和病象。
有关儿科的文字记载有“龋”“贞子疾首”“子病”“不乳”等文字。如“疾子”是指小儿患病，“贞子疾首”是说武丁的儿子祖庚患头部疾病，“帚（妇）婡子疾，不井（死）。”意为占卜武丁婡妃的幼子生病不至于死亡。其他与儿科相关内容，如“好”即指女子多育；“乳”为双臂抱儿哺乳的女性；“子”是两只手在活动，下肢裹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形；“孟”象在盆里沐浴的小儿等。
特别应予重视的是殷墟甲文中还有关于“疾年”“降疾”“雨疾”“疾疫”等记载。卜辞中“疒年”当是疾病流行之年。“降疾”“雨疾”表示一次有许多人染病，就像降雨一样。“疒疫”，是我国最早关于传染病、流行病的记载。这类内容的出现，说明传染病和流行病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西周时期对疾病的认识有了较大进步，在现存的早期文化典籍如《周礼》《诗经》《山海经》《左传》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对热病、昏迷、浮肿、顺产、逆产、不孕等已有了初步的了解。《周礼》“医师”中载有肿疡、溃疡、折疡、金疡、疟疾、疥、疽等疾病；《诗经》中涉及的病名和症状达40余种；《山海经》中记载了38种病名和症状，基本是根据疾病的特点命名的。其中固定的病名有瘕、瘿、痔、疥、疽、痹、风、疟、狂、疣、蛊、疠、厥、疫疾等23种，还载有胕（胕肿）、睬（大腹）腹痛、呕、聋等症状；《左传》中记述了如骨折（折肱）伤疾、瘈咬病（瘈者，狂也）、发秃（孙叔敖突秃）、远视（陈豹望视）、佝偻（黑而上偻）等疾病。《尚书》《周易》等文献中也有关于疾病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分散而欠详，但是足以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对疾病认识较商代有了明显的进步。
随着对疾病认识的进步，在诊治上自然产生了初步的区分，从《周礼·天官》开始分科，并有专职医生进行治疗。奴隶社会后期，对于疾病的诊治已初具雏形，骨卜辞的研究，可以看出，殷商时代，人们已开始注意对疾病的诊断，但这一时期人们主要还是应用迷信手段，祈求神灵来判断所患之疾病。而到西周时人们积累了更丰富的诊断疾病的经验，逐渐摆脱巫的束缚。《周礼》所载有关“四诊”内容非常实际，是完全以患者的内外症状进行综合分析的，没有丝毫的神秘味道，为以后中医儿科诊断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胝（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功。”这是关于疾病诊治的较早记载，这说明西周前后，诊断已能从患者之气味、言语之声音、容貌之颜色等方面，判断患者的生死吉凶，并且知道反复观察其九窍的变化和脏腑的反映，已开始涉及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内容，为诊断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五气”，郑玄注为“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五声”，司马迁的解释生动而具体：“故音禾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五色”，郑玄注：“面貌青、赤、黄、白、黑也。”“九窍”多家注为“耳、目、鼻、口及前阴、后阴”。“九藏”多家注为“心、肝、脾、肺、肾及胃、膀胱、大肠、小肠”。对“九窍”“九藏”的认识，殷商甲骨卜辞及《尚书·盘庚》篇，已有诸多脏器之名。西周时的“九窍”“九藏”之说，是在殷商时期对人体解剖认识基础上的总结，并反映了西周的脏腑不分，统称“藏”（即脏）的特点。
1.药物疗法和食疗
进入殷商后，应用动、植物、矿物治疗疾病，就更加普遍。初步统计，甲骨文献中记录了30多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名，还有“药”字的记载，并有用枣、鱼治病的卜辞。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殷商遗址发掘出作为药物使用的桃仁、杏仁、郁李仁，印证了甲骨医药文献有关药物的记载，说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不仅知道这些药物的药用价值，而大量加工储存以备医疗之用（《文物》第8期，1974年）。在古代文献《山海经》中还记载：昆仑之丘的沙棠，身体轻浮，故可以御水，食之可以不溺；蘨草是上帝女儿化身，故食之即可为人所爱，服之媚于人；蓇蓉“黑华而不实”，故食之使人无子等。商周时代的医生已学会应用毒性较大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正如《周礼》描述“聚毒药以共医事”，《尚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殷商时期，有两个重要的发明创造，一为酒应用于医药，二为汤液，即汤剂的发明，这在治疗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殷周时期，食疗已具有一定的雏形，传说伊尹精于烹调，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的话。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西周时代已有“食医”，专为帝王配膳。《周礼》记载：“四时皆有疠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五药即为草、木、虫、石、谷。食治、食养思想在西周时期的发展，反映了古代人民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和提高。
2.外治法
在记载疾病的卜辞中，记录了用酒、砭石、熨、灸、按摩、叩击进行治疗以及整骨治伤、拔牙止疼等多种方法，特别是对针砭、按摩、灸治等治法，有较多记载。针灸、按摩已成为常用的治病方法。据卜辞统计涉及针灸治病的有2条，按摩治病的有6条，拔牙止痛的有4条，接骨复位的有1条。
按摩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源于人们通过摩擦或抚摩手法，以缓解或解除疼痛的经验积累。尚有药物摩法，即用衣鱼在背上摩之，以治小儿中风，颈强诸病。
针砭治病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像一个人手持尖锐器具，治疗患者腹病疾病。殷商至西周针刺治疗，或者用的是砭石，隋代医家全元起认为：“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命之针石。”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义乡一处西周墓葬群中发掘出土青铜针两枚。据鉴定，确认为西周时期的针灸针。
在殷商时已普遍应用“灸焫”疗法，甲骨文的“焫”字，手所持的草束火炷虽不能肯定其为艾草，但无疑是用以治病的草炷。实际上，起初古人发明“灸焫”治病，只取其温热以驱寒，并不限定什么特定的草，《说文》：“焫，烧也。”《一切经义》：“焫，古文热。”《通俗文》：“燃火曰焫，焫亦烧也。”至西周，灸焫可能已选用艾草，因为《诗经·土风·采葛》已记有“采彼艾兮”。
从《周礼》记载还可以看出西周前后对疮疡痈肿、跌仆、刀伤在治疗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既有“内治”也有“外治”，既有药治，也有食养。外治所谓“祝”，是“以药敷其伤处也”；“刮”是刮去脓血，相当现代的清疮；“杀”是以药物消除死肌，所谓“以五毒攻之”，中医外科用汞砷之化学制剂即源于此。
古代，由于某些疾病造成小儿大量死亡，小儿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疾病丛生，死亡率极高。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提高人口素质，对于几千万个家庭幸福和整个民族与国家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人们逐渐产生了优生优育的思想观念，并在实践中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人类的婚姻、求子、胎孕、产乳以及婴幼儿乃至少年的哺育和教养等。古代的这些优生认识与措施，对于我们今天的儿科临床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中“文王胎教”中孕妇注意精神调节可使孩子聪明健康长寿的记述，为后世发展起来的养胎护胎学说提供了依据。现分述如下：
古人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发现：亲缘关系太近的男女婚配，不会正常蕃育，或孕育的胎儿不能正常发育，甚或十月胎满而生，亦多奇病或早夭，所以提出了同一姓氏的男女不得婚配的主张。如：“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即茂盛、繁殖之意。即是说，血缘关系亲近的男女结婚其生育繁殖后代的能力不行或不生育。又有“同姓不婚，恶不殖。”恶，意为“怕”，即指出同姓不能婚配的原因，就是怕婚后不生殖（育）。主张“娶三国女何？广异类也。恐一国血脉相似俱无子也”。这就是从人类的生理和遗传方面说明了亲缘关系太近的男女为婚，因其“血脉相似”，对于婚后的生育是极为不利的。
古代婚配中的优生认识，对于小儿先天性疾病防治措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求子是指夫妻双方阴阳两精交媾化合而结成胎孕。古人认为：夫妻双方在阴阳适时和合，男施女受之际，必须思想专一，神情恬愉，气血和调，则精气充盈，结胎（受精卵）纯真而为优。男女任何一方如遇险受惊、暴惊卒恐，神魂失守，气血逆乱，则精气受伤，所结之胎（受精卵）多杂而失真。早在夏商周时期，性与生育的卫生就开始受到重视，限制“性混乱”在我国历史悠久，据传说，伏羲氏“始制嫁娶”“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而且也是讲求性卫生的大前提。
我们的祖先基于对繁衍后代的关切，重视男女交合化育子孙，并注意到要天人合一。如《周易》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就是指天地化生万物，作为人来说，生命的开始，是受精怀孕，继而胚胎发育。“人与天地相参”“天人合一”，所以，自然环境的不平静，如风雨雷电，是自然环境不平静的表现，必然导致人体内的气血不平和，乃至逆乱。《吕氏春秋·仲春纪》：“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于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容止，在此指性交。说明在风雨雷电交加之时，不适宜性交。《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中亦有相同的论述。高诱注释上述原文说：“有不戒慎容止者，以雷电合房室者，生而必有瘖辟通精狂癡之疾。”在这种气候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性交，所得的受精卵，必不精专优良，至十月胎满生子就会患失音或四肢痪弱不用的病症（如中医儿科中之“五迟”“五软”“解颅”等），或有痴、狂等智力障碍性疾病。
另外，古人还认为，男女如果淫欲过度，频频交合，容易耗损肾之精气；或久病劳伤，则自身己先亏，生子不壮，甚至结成畸形之胎，或断绝孕育，从而指出了频繁性交可导致男女双方阴阳、气、血、精、气、神俱亏，不健康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必定是先天不足，气血亏虚，以致畸形。如中医儿科中的解颅、五迟、五软病即是以先天胎禀不足为主要病因。
从受孕至分娩共40周（约280天），此为胎孕期，儿科中称“胎儿期”。胎儿依赖母体生长发育，所以孕妇的精神情志、饮食卫生、医药等方面，不仅影响孕母的健康，而且影响胎儿的发育。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胎孕方面的优生学说（即胎教学说）。如：
《古烈女传·周室三母》云：“君子谓大任为能胎教。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瞽诵诗道正事。”
《新书·胎教》云：“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傲慢），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
《博物志·杂说下》亦云：“妇人妊身，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其异常味，不欲食见熊罴虎豹及射鸟射雉。食牛肉、白犬肉、鲤鱼头。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听诵诗书讽咏语之音，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必贤明端正寿考，所谓父母胎教之法。故古者妇人妊娠，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矣。”
上述古文说明，妇女妊娠后，不论是坐、立、卧都应端正（不侧着卧，不斜着坐，不独脚立）；饮食也要正味。“割不正不食”，即指古代猪肉都是按一定方法分解、切割的，倘若肉没有按照规定的分解、切割方法所做的肉类食物（或是不新鲜、变质的肉）是不能进食的；同时还要心情舒畅，诵诗读书……这就是说，妊娠期，孕妇的言语、视听和饮食居处，都应当遵守胎教之法，通过调心神，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静，以达到神全气和，胎气安宁，最终才能生出贤明（贤德聪明）端正、健康命长的孩子。因此，妇女妊娠后，切忌悲、哭、惊、怒、饮酒、嗜辛以及房事等，以免给胎儿遗留胎毒。
古人这些关于胎孕的优生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儿科临床避免和防治某些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汉书·外戚传》云：“妇人免乳大故。”颜师左注：“免乳谓产子也，大故，大事也。”妇女分娩的难易关系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安全以及出生后婴儿的生长，所以古人十分重视而称分娩为大事。
《诗·大雅》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无菑无害。”此即是说，分娩要顺产，不用剖腹，生产过程顺利，即无灾无害，其所生婴儿好养而少病。
说明古人重视顺利分娩，对预防胎儿出生时发生意外，并保证日后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到了夏商周时代人们更加注意儿童的保育，《诗经》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这些都是重视小儿养护意识的体现。
专职医师的出现与医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医药经验的积累、整理、总结与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对疾病的认识与医疗技术的提高，虽然当时儿科尚未从各科中分离出来，但这种医学分科已经为儿科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周时期，医疗经验已积累到相当程度，在宫廷与民间分别出现了专职医生。周代宫廷建立了明确的医疗卫生制度，既有医学分科，又有相关的医疗行政和管理体制，一定程度地代表了这一时期医药发展的水平。
周代建立了典章制度，《周礼》对于医疗活动，按照职责的不同，设立了不同岗位。周代最高的医疗行政长官叫做“医师”，而医生则根据不同职责分成了四类：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这是医学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有利于医生各专一科，深入研究，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记载，开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
周代建立有较为完整的医政组织和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为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设医师之职官，总管医药行政
甲骨文中记载了称为“小疒臣”的官员，即掌管医师政令的官员，主要负责记录帝王及贵族的医疗过程及安排巫医进行祈祷、诊治。当时帝王、贵族患病时，祈祷、占卜、祭祀是主要的形式。医药治疗不过是巫控制下的附庸而已。而《周礼》所列官制，具体详备，分工明确，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医疗体系，《周礼·天官》载有“医师”章，注：“医师，众医之长。”疏：“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汉代许慎第一次将该词收进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在医师之下设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协助医师进行卫生行政管理。上士和下士主要协同医师管理医政；府二人管理宫廷药物库藏保管和供应；史二人管理宫廷文书和病案。徒二十人，看护患者或接受差役杂务。更将医生详细划分为“食医”“疡医”“疾医”“兽医”四类，并详细规定了四类医生的执业范围。《周礼》对整个医疗体系定岗定编，职责明确，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医疗体系。
2.医师考核与俸禄
《周礼》规定了对医士进行考核的制度“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再次之，十失四为下。”医师负责年终考核医生，以其诊治患者的疗效优劣分为上至下五个级次，也就是根据每个级别来确定其相应的俸禄。这样的考核规定和报酬制度，出现在西周，实在是难能可贵。
3.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
《周礼》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病案书写制度和死亡报告制度。这里的医师，是上文所说的众医之长，古代尽天年而死为“终”，夭折称“死”，上述文献的意思是说对患病的民众，应区分不同的疾病进行治疗。所有的死亡病案应进行分析，确定是自然死亡，还是因病致死，乃至病因病机都要记录上报。这种措施有利于临床资料的积累，总结治疗经验和教训，客观上促进了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标志着周代医学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饮食卫生方面，设有“内饔”职官，其职责之一是“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具有卫生检查监督之职。此官司徒之下有司救，设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人，其职责之一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发生天灾疫病时进行巡回救护，还负责杀虫工作，方法是用牡菊、嘉草、莽草等驱之、烧之、攻之、熏之、酒毒之、杀灭之，以及“令扫道路”。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保健方面亦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人们更加重视生命的价值，希望健康长寿，除个人卫生有了进步外，人们对饮食物、环境的卫生也日益重视起来。《尚书·洪范》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殷人思想中“五福”之“寿”“康宁”“考终命”（“考”即老，考终命指尽其天年）与居“六极”的“凶短折”“疾”“弱”均与健康长寿有关；西周，健康长寿的概念更为突出，金文中累见“万年眉寿”“眉寿永年”“眉寿无疆”等语；《诗经》中反映健康长寿的更多，如“馁我眉寿，黄耇无疆”“东之君子，万寿无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个人饮食、饮水、环境卫生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均达到新的水平。
殷商时代人们已经养成扫地、洗手、洗面、洗头、洗脚等卫生习惯，从对殷代卜辞和出土的殷周盥洗用具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早在三千年前，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里，已经有“浴”“沫”“澡”“洗”“盥”这些字了，当时，这些字有不同的含义：“浴”是洗澡；“沫”是洗脸；“澡”和“盥”是指洗手；“洗”即洗脚。
甲骨文有帚、扫等文字，宝鸡出土之青铜器中见有如子帚洒形的文字。近年出土的殷周陶器和青铜器中，据考古学家研究，其中有洗脸、洗足的盆和喷洒地面的壶，陶器中有擦手去垢的陶搓，制作都相当考究。
《周礼》载殷代的贵族不仅用“汤”（热水）沐浴，而且还用潘（即煮热的浙米泔汁）来沐发，“共（供）王之沐”。《疏》云：“宫人，掌洁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汤。”三千多年前的沐浴就如此讲究，说明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商朝的开国宰相伊尹也颇谙养生之道，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提到伊尹是精于烹调技术的人，并记载了他的食养食调理论。
而周人已养成了许多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如《周易》：“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意思是说妇女把家务以及饮食卫生搞好，是吉利的征兆。又：“观颐，自求口实。”意即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又强调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贪食过饱。
西周时期非常重视帝王的健康养生，通过食疗来达到养生目的是当时所推崇的方式。统治阶级的饮食，已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管理，以确保饮食营养与卫生管理等。西周时有一种官叫“食医”，类似现代营养医生，主要任务是保证王室的健康，位居中士，在医生中地位最高，《周礼·天官》中说：“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周代人们已认识到在进食中，听轻快的乐曲，有助于消化吸收。《周礼·天宫》记载：“以乐侑食，膳夫受祭，品尝食，王乃食。”意思是，周代王君在进餐时，要奏乐助兴。
《周礼·天官》还涉及了其他一些有关食疗的内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载有：“凡欲诊病，必问饮食居处”“治病必求其本”“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并说：“人以五谷为本”“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气。”《山海经》中也提到一些食物的药用价值：“榱木之实，食之使人多力；枥木之实，食之不老；猩猩食之善走。”说明早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可能就有了相当丰富的药膳知识，并出现了从事药膳制作和应用的专职人员。
大约三千年前的商代，人们还发现了用冰或原始冷库冷藏食物，据《诗·幽风》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说明当时的富贵人家已知冬日凿冰贮藏于窖，以备来年盛夏消暑之需。到了周代，出现了专管取冰用冰的官员，称为“凌人”，《周礼·天官》记有：“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1965年韩都新郑发掘出地下建筑和冷藏井，地下室内有南北成行排列的5眼井，深约2米，用预制的口径近1米的陶井圈套叠而成。同时还在地下室和井中发掘出大量的羊、猪、牛、鸡等骨骼和大批陶器。有的陶器上刻有左厨等文。
饮食卫生作为一件头等大事受到人们的注意，这些举措都有益于儿童的生长和发育。
夏商周时代，环境卫生已受到重视，人们已有通过挖渠排水、房屋构筑以避风御寒、防暑除湿的丰富知识。首先是房屋建筑，注意了对环境的选择，如《诗经》记有：“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高丘）”“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日影）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歌颂扬公刘定居时选择高燥、向阳、寒暖适宜，接近流泉的地方。
通过甲骨卜辞研究，还可看出殷商时代已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如丁亥日要在室内外扫除和灭虫等。甲骨文中还有“洒”字等，说明居室洒扫在当时已被重视。西周这方面的记载就更详细，且其统治阶级已设有专门管理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周礼·秋官》记载：“庶氏掌除毒蛊”；“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壶涿氏掌除水虫。”使水清洁，有的都市里还埋设了排除污水用的地下水管，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就出土虎头形下水道陶管，说明当时人们对环境卫生的重视。《诗经》还记有灭鼠的活动。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避免污染有积极意义。
预防疾病、增进健康是中医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公元前八至七世纪的《易经》中就已提到“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这是“预防”两个字最早出现在古籍中。《山海经》所载，防蛊8种，防疫4种，还有预防其他疾病的20多种药物等，都说明疾病预防得到重视。
夏朝到西周，在药物知识的掌握与积累方面，不仅有药物的采集、种类、功用、用药方法等，除了用单味药治病之外，还探索多味药组成的复方疗疾，进一步丰富了用药经验。酒和汤液的应用，在治疗学和制药学上是很大的进步，因而出现了方剂学的萌芽。
人类对药物的认识、选择和应用，是从天然药开始的。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杵臼、杵身和臼内，存留有浓厚的朱砂痕迹，当为粉碎、研磨朱砂等矿物的器具。
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不但记载许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有不少直接是记述药用的卜辞。如禾、粟、麦、秜、稌、菽、麻、葑、黍、马、牛、羊、豕、犬、鸡、玉、石等。然而殷墟卜辞反映的药物知识，还仅仅局限于巫医用药情况，还不能反映当时药用知识的全貌。
周人比起殷人来更重视农业，而以植物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药物学其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诗经·七月》中记载可入药用的葽（远志）、郁（郁李）、桑、蚕、蘩（白蒿）、萑苇（芦苇）、蜩（知了）、薁（野葡萄）、葵、菽、谷、枣、稻、瓜、壶（葫芦）、苴（麻子）、荼（苦莱）、樗、黍、麻、麦、稷、茅、韭等。《诗经》载有三百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和矿物。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增多，周人已掌握制饴技术，留下了诗句。《山海经》所收药物计126种，包括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不详者3种，其中可运用于儿科的药物包括杀虫药：肥遗，其状如鹑，食之已疬，可以杀虫。解毒药：焉酸，可以为毒；耳鼠，其状如鼠而菟首麋身，御百毒。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共收载药物约七十多种，其中有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
随着药物品种不断增加，用药经验日益丰富，用药实践的发展，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周礼》中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载：“凡疗疡，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五味是醯（味酸），酒（味苦），饴、蜜（味甘），姜（味辛），盐（味咸）；五谷是麻、黍、稷、麦、豆；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而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关于药物分类的思想已显出端倪。五行学说与药学的结合，药学与预防、药疗、良治实践的结合，是《周礼》所载药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的两个显著的特点。
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说明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这种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
酒的发明和应用，促使用药范围不断扩大。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大量用之），《黄帝内经》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一般认为，汤液创制于商代。商以前人们习用单味药，且用重剂，副作用较大。进入商代，随着人们用药经验的积累和丰富，以及对疾病认识的不断加深，出现了汤液。汤液是将所选的多种药物混合煎煮后用于医疗，它的发明与应用，是我国方药学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相传伊尹创制汤液。伊尹既精烹调，又通医学，他把烹调饮食的经验，转而用来加工药物，于是发明了汤液。自古认为医食同源，了解食物的性味，转而用来调治疾病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历史上人们延续了伊尹创制汤液的这一说法。《史记·殷本纪》：“伊尹以滋味说汤。”《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书·艺文志》有“汤液经三十二卷”，并说《汤液经》又名《伊尹汤液》。
汤液的创制发明，不是偶然的，绝非伊尹个人所能为，亦非一个时期的产物，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数先民在采药、用药与烹调饮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的结果。
汤液在临床上的应用，使人们由习惯于用生药而转变为用熟药，由重剂量地使用单味药转为适量地混用复味药，不仅服用方便，可以提高疗效，减少药物的副作用，而且在医疗上也开阔了用药领域，拓展了药物研究和发展的空间，加速了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这一时期，医家们开始应用汤剂治疗小儿疾病。
（葛金玲 张静 朱锦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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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补.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
4.杨建芳.安阳殷墟[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5
5.高亨.周礼注疏[M].济南：齐鲁书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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