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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历史证明：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在漫长的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类逐步发现了医药，积累了医疗保健经验，其中自然包括了对小儿的哺育和小儿医疗。就人类的天性来说，对后代儿童的保育抚养、疾病治疗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探索中医儿科学起源时，就须首先对人类医药卫生活动的出现进行探索，正是在这些生活方式及医药卫生技术演进的土壤之中，中医儿科学才得以孕育和发展，并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
早在远古时代，为生存和防御野兽，人们过着居无定所的群体生活，采集野果、采集种子、挖掘植物根茎、捕捞鱼虾、捕捉禽兽为食物来源的主要方式，长期艰苦的生活，难以避免受到虫兽的侵袭而致外伤或死亡，这一点对小儿来说则更为突出，因为小儿常因抵抗能力差而易患各种疾病，同时，由于生活资料缺乏，小儿在争抢食物过程中显得更加无能为力，所以儿童的死亡率极高。但随着火的使用、居住条件的改善，以及简单的医药卫生技术的出现，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生机。
在人类历史中，人们对火的认识、控制和掌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元谋人和蓝田人遗址中，考古学家均发现不少炭屑和粉末状炭粒，这些遗物与人工用火有密切的关系。北京人遗址中也有大量的用火遗迹，表明北京人已懂得用火，学会了保存火种，并已知道熟食。总之，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已掌握摩擦取火的方法。《韩非子》《礼记》《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也都有关于我国先民发明取火技术的记载。《礼含文嘉》中说：“伏羲禅于伯牛，钻木取火。”火的使用在医药卫生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有能力，《淮南子·本经训》说，钻燧取火，可以补“人械不足”。更重要的是，火的使用，使熟食成为可能。《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民食果
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还不会建造房屋，而以自然洞穴为栖身之所。这种岩洞在北京人遗址等均有发现，其可以避免寒风侵袭及防止野兽侵扰，封闭性好，有利于防潮和卫生保健。但洞居的不便也促使原始人开始选择在地面上建造栖身之所，故产生了巢居和穴居。
在我国，据考古学者考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巢居的主要分布地带。《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众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巢居在适应南方气候环境特点上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可以说“巢居”是我们祖先在适应环境上的又一创造，有利于安全和健康。
穴居是一种与巢居可能同时存在的居住方式。《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是说居住在地势低洼的地段为巢居，居住地势高亢的地段为穴居。半坡早期的穴居遗址出现了在泥土中掺加草筋，以提高泥土的抗拉性能和凝结力，防水性也有所提高。人类的发展有如文化的接力，农耕社会的到来，引导人们走出洞穴，走出丛林。人们可以用劳动创造生活，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开始了人工营造屋室的新阶段，并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诞生了。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在仰韶、半坡、姜寨、河姆渡等考古发掘中均有居住遗址的发现。北方仰韶文化遗址多半为半地穴式，但后期的建筑已进展到地面建筑，并已有了分隔成几个房间的房屋，其总体布局有序，颇能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的聚落特色。在仰韶文化建筑遗址中，很多地面有烧烤层，即红烧土地面，这一技术后来又应用于墙壁和屋面上。烧烤陶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潮措施，预防了因潮湿而致的病患。南方较潮湿，“巢居”已演进为初期的干阑式建筑。如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干阑建筑构件，甚至有较为精细的卯、企口等。
龙山文化时期，地面式建筑成为主要建筑形式，穴居经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使居住条件改善，对预防疾病有着积极意义，表明原始人已有了一定的预防卫生知识。
人类最初形成的原始群两性关系杂乱，没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随着原始群不断分化，久而久之，人类逐渐发现杂婚阶段的子女健康不佳，这就促使原始群逐步发展成为比较固定的血缘家庭。但由于长期以来的血缘家庭内的血缘群婚，即内婚，常使小儿发育不良，有的痴呆聋哑，有的夭折。人们发现两个不同血缘关系的男女生育的后代，比内婚的后代发育好，身体强壮，智力发达，很少出现痴呆聋哑或畸形，使人们对内婚现象开始反思，逐渐对内婚实行若干限制，血缘家庭也渐被氏族制度所代替。
《吕氏春秋》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便是对这种婚姻现象的反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社会相应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男子希望将财产传给自己确切的子女，要求女子嫁到男性的氏族里，这就产生了男娶女嫁的夫妻制。
婚姻形态从血缘群婚，发展到族外婚、对偶婚，直至夫妻制的确立，每一种婚姻形式都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对双亲健康、子女健康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婚姻制度的不断改善。《礼记·内则》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强调：“娶妻不娶同姓。”孔子也有“礼不娶同姓”的主张，《大戴礼·本命》更指出：“世有恶疾不娶。”“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已是原始社会婚俗演变的至理名言，在周秦之前已为人们所遵循。夫妻制的建立，禁止近亲同姓婚嫁，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原始人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条件极差。人类学家对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表明，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很低，许多还在少年时代就因各种危险因素而死亡，活到中年的人较少，进入老年的就更少。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某些疾病造成小儿大量死亡，小儿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疾病丛生。他们患寒暑病、皮肤病、食物中毒、胃肠道病、寄生虫病及各种传染病的概率高，死亡率也极高。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优化人口对于家庭幸福、整个民族与国家的盛衰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由于“男女杂游，不媒不聘”，杂乱野合所致的蛊病亦常见。如《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民食果
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这是指古人易患胃肠疾病。根据古代病理研究，在古代化石中亦发现了口腔、首疾等多种疾病。
通过对考古资料发现的牙齿进行研究发现，口腔疾病主要有氟牙症、龋齿以及磨耗等。
口腔疾病在原始人群中相当普遍，尤其是儿童。由于小儿先天发育尚未成熟，而当时食物基本上是半生的禽兽肉、硬壳果、缺乏加工的谷物等，主要靠牙齿使之粉碎，增加了口齿的负担，使牙齿磨损过度，甚至发生折齿。粗糙食物还易刺伤口腔黏膜和齿龈，由此易并发牙周炎、龋齿等，齿病的多发必然会影响儿童的消化及营养吸收，这也是导致原始时期小儿寿命较短、患病较多的原因之一。
考古学者曾在山顶洞人文化遗址发现一具遗骨，为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的胎儿。甘肃永清大何庄遗址见一婴儿位于成人大腿之间，很像难产而致母婴俱丧。邳州大墩子遗址发现199具人骨，死于14～23岁者有21具，其中女性13具，推测部分死于孕产期。
小儿死亡率尤高。半坡人遗址瓮棺葬发现共73具人骨，年龄均在1岁左右。甘肃永清大何庄的82座墓葬，1～8岁小儿有55座，占60%。由于小孩骨骼易腐，我们无法断定其死因，但小儿难养易夭是不难想象的。
原始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疾病丛生，寿命很短，而这些原因也严重影响着小儿的生长发育，所以生儿育女、抚育小儿，已成为人类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人们在繁衍子孙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意识到保护儿童的重要性，为使其健康成长，对后代儿童的保育抚养、疾病治疗就更为重视。在漫长的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们逐步发现了医药，积累了医疗保健经验，是促使医学发生的基本条件。
原始人类最早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和骨器，但这是从现代考古发掘所见的遗存而言，一些当时可能起过重要作用的竹木器具未必能保存至今。原始人类的工具不像后代那样专用，既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时也可以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
石器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因其具有资源丰富、容易加工、硬度较高等优点，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产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考古学根据加工方式的进步程度将石器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阶段。旧石器从选材到制作都很简单，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钻孔等技术逐渐产生，制出了比较精致适用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与装饰品等。
砭石是石器的一种，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后世医疗中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被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近年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一些遗物就是古代记载中的砭石。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根磨制石针、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玉质小剑形器等，都是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实际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后的数千年间，在人类中一直被沿用着。
原始先民在使用石器的同时，骨器也较普遍，山顶洞人遗址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制品中，生活用具占很大比重，我们很难确定哪些是用于医疗的。但是，其中的骨针、骨锥、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时用于医疗活动，加之骨器在制作上比石制品容易，其锋利也优于石制品，用于医疗的可能性更大。后世的针灸，浅刺用针的形状就和石器时代的骨针很相像。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画像中，有一幅鹊身人首神医治病图，手执之医疗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针。
人工拔牙风俗分布很广，以山东、苏北一带的新石器遗址最为普遍。这种风俗最早发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据对31个人体头骨的观察，男性11例中有7例已拔去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女性20例中有16例已拔去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其拔牙率分别为64%和80%，多为12～13岁和青年期之人。大墩子遗址之拔牙习俗与上述相同，《淮南子·本经训》谓：“逮至尧之时……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汉书·杨雄传》曰：“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博物志·异俗》记西南少数民族“生儿……即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我国台湾原住民新石器时期之墓葬，也发现有拔除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或左上第三齿和右上第三齿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光绪年间。《新唐书》所述“僚地多瘴（泛指恶性疟疾），中者不能饮药，古自凿齿”。因为恶性疟疾发作多牙关紧闭，不能启齿饮药，预凿齿可以方便给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社会发展史来看，首先是治疗医学知识的起源，而这其中又以外治医学知识的起源为先。这主要是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在采集食物、猎取动物的过程中难免受伤，而人们在当时实践不足、理解力偏弱的条件下，对内在疾病还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各种原因导致的外伤使肌肤破损，产生或轻或重的疼痛、流血、感染，这些较直观，易察觉，因此外治法在远古时代先于内治法出现。
远古时代，人们偶被一些利器碰撞某些部位后，产生症状缓解或减轻的效果，于是开始注意到并有意识地利用这些利器来减轻伤痛。这种利器即“砭石”。《说文解字》曰：“砭，以石刺病也。”针或灸的医疗方法都需要借助医疗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还需要医学知识的积累。针刺工具之发展，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过程，即砭石→箴石→箴→（针）→针。如此，则其质之发展由砭石改进为石针、竹针、木刺、骨针、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砭石在远古不单用于刺病，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切开放脓的可能性更大。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东山经》之砥石时说：“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清代郝懿行认为“砥当为砭字之误，可以为砭针是也”。可见，砭石在远古的用处，一是治化脓性感染的脓肿；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针刺穴位的针灸疗法在内。
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那么针灸起源于砭石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不但从文献记载找出了不少依据，在发掘原始社会、新石器遗址中也有不少砭石存在。近年来，考古发现了两枚锥形砭石，称三棱锥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利用动物骨、竹木、石针、骨针、青铜针等比砭石更先进的工具，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为讨论针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如《山海经·东山经》述：“高氏之山，其土多玉，其下多箴石。”箴，即针。还有一些文献中，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有“美不如恶石”，石，砭石也。《难经》亦载：“其受邪气，蓄则
热，砭射之也。”梁代金息候在《砭经》中记载的球形石器的使用方法有水湿法、火煨法、藏身法。宋代《路史》有“伏羲……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如果“伏羲制九针”的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那么伏羲时代约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砭石之用于外科、针灸至少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
灸的起源未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得到较确切的证据，因而人们的研究只能出于一种推论。譬如：人们认为现代用艾绒做成艾炷或艾条，点燃以烘烤或烧灼熏人体一定之穴位，用以治疗某种疾病，即用火、艾火治病。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将烧热的卵石熨身以驱寒，并把热卵石熨身某一部位，其有效经验不断积累，疗法即从中慢慢诞生。这种推论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不无一定的道理。《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有这样一段话，即“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两千多年前医学家这一认识的根据不得而知，至少是以人们和医家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等作为依据。故灸法始于原始人取火、用火领域不断扩大之际，恐怕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导引是在实践过程中发展而来的，人们发现身体的一些疼痛等不适，经过舞蹈之后，可以减弱或缓解。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环境极恶劣，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极易导致外伤、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这都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对此，先民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吕氏春秋》在论述原始人歌舞时指出：“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它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多患筋骨瑟缩不达之风寒湿痹疾病，人们因此创用舞蹈运动以预防这些常见病。《黄帝内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黄河流域长年阴暗潮湿，人民多心情不畅，多生足疾，于是人们用“导引按跷”的方法治疗疾病，即后来导引按摩术的起源。按摩、导引既用于解除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防治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人们由最初之盲用、不自觉到自觉认识，按摩、导引等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
此外，随着经验的积累，古人开始懂得用兽角进行“杯吸术”，用棘刺、甲壳、兽骨、鱼刺等去除人体异物，以及开放脓肿，施行放血等手术。据考证，古人可用燧石刀切除脓肿或行剖腹产、截肢、穿耳灸等。
除外治法外，远古人类在长期的采集、捕猎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一些植物、动物、矿物可引起人体一些变化，正是经过世世代代无数次这样的尝试和经验积累，人们便掌握一些植物、动物、矿石的性能，发现食之可以减轻或缓解病痛。尤其是当原始农业有了发展，人们逐渐定居生活后，在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人们有条件对较多的植物做进一步观察和实验，因而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这样便积累起原始的植物药的知识，这便是内治法的雏形。如在描述植物“芣苢”时认为“食其子，宜子孙”。《山海经》在记述一些植物时，也有类似内容，如“鹿蜀……佩之宜子孙”“凫鸟，食之益子孙”等。继植物药之后，动物药也成了人们认识和应用的药物。至于矿物药的发现，则属于原始社会后期之事，它是随着人类采矿冶炼时代的到来而相继摸索总结出来的。现针对各类药物的发现和使用做一介绍。
人类最早发现的药物是植物药。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对自然界的极端无知和饥不择食，人们常会误食一些有毒的植物而产生呕吐、腹泻、昏迷等中毒反应，有些严重的甚至引起死亡。如误食了大黄会引起腹泻，吃了瓜蒂会引起呕吐。神农尝百草正是这种实践活动的最好体现，从此始有医药，其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曰：“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
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谧《帝王世纪》曰：“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并且“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从而肯定了炎帝神农在药物的原始发现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这是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又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药物特别是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并非神农氏一人之功，而应该是炎帝氏族部落群体的贡献，是漫长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
关于神农尝百草之遗迹，《述异记》说：“成阳山中神农氏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路史》中叙述的传说：“磨唇鞭茇察色嗅，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上述之鞭药磨唇、察尝……实质是在辨别药性过程中的某种加工，甚至已含有原始的实验思维推理总结过程。
人们对药物特性的认识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提高，通过对畜牧过程中动物疾病知识的不断积累，对植物性味、功效经验的不断认识和总结，都为药物的栽培奠定了基础。原始人类对植物药的应用，开始当以单味药为主，也可能是少数几味药合用。鄂伦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树熬水擦患处，或用“乌道光”树皮包患处，用来消肿。佤族用独子叶治肠胃病和便秘，用桂树皮健胃。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疔疮；用黄芩研细加水，包患处，治痈；用羌活、独活、木通泡酒，口服，治腰肌劳损和风湿性关节炎。景颇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内治牙痛。彝族用石尾草治疟疾。所有这些运用植物药的朴素经验，在各自民族的口耳相传中，早已成为各自民族医疗共同的财富，这些经验一直流传至今。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无数次改进，但却如实反映了各自民族或其他民族在原始社会植物药用药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的积累虽然是十分零星和肤浅的，但这种状况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发现和使用植物药的早期史实给以很好的启发。
动物药的发现与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骼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为进一步认识其药用功效而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如《山海经》中有关动物药用的记载，“河罗之鱼……食之已痈”和“有鸟焉……名曰青耕，可以御疫”，便是我国古人发现动物药的过程。
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用药经验中，动物药的应用占着较大的比例，而且尚带有一定的原始痕迹，可以与原始时代的状况做参照比较，为我们考察动物药发现和运用的最初状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人类学依据。如：彝族用麝香疗蛇毒。纳西族利用蚂蝗吸瘀血。彝族用豹子骨治疗关节炎。鄂伦春族用鹿心血拌红糖、黄酒口服，治疗心跳过快；用熊胆拌温水，口服或擦患处，治眼疾；用鹿心脏晒干研末，口服或擦患处，治咳嗽。佤族熊胆泡酒，口服或擦患处，治咽喉痛或退高烧。彝族用麝香治痢疾等。
此外，人们还逐步认识到矿物药的性能和治疗作用，如通过煮盐发现盐水有明目的作用、芒硝有泻下的作用、硫黄壮阳、水银杀虫等。
总之，人们经过长期无数次的实践，才逐渐认识了植物、动物、矿物的治疗作用，这就是药物的起源。
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医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劳动等，都各有所据，又各有所偏。医学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所能解释圆满的，我们认为只能是诸种因素综合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动物在其生活中具有克服痛苦、保护生命的本能，从而产生某些自疗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是毋庸怀疑的事实。人和动物一样，有求生和保护生命的本能，他们遇到疾病和意外创伤，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求解除痛苦、恢复健康的方法，也是必然的。医学源于动物本能，西方一些著名医学史家大都持这一看法。中国学者在千年前已有这一论述，如唐·张鷟《朝野佥载》中说：“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
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唐·《朝野佥载》第7页，丛书集成本）但是，原始人类和动物仍然有着本质的差别。原始人类尽管与动物同样具有保护生命的本能，却是在原始思维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可以观察、思索，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从偶然的事物中发现事物的某些联系。由无意识的动物本能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医疗经验的积累，才能有真正的医学起源。可以说医学源于本能，又高出本能，不把本能的医疗保护行为转化为自觉的经验积累，便不会有医学产生。
“医源于动物的本能”，至少在说明人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级生物具有和自然抗争以求得生存的本能，而这种本能的、对生存的追求构成了人们最为基本的生活及其生活方式。这种最为基本的生活诸如衣食住行则起到了最基本的卫生保健作用，也就是医学的作用。在谈论本能的时候最好结合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医源于动物的本能”的偏见是简化和忽视了由本能到医学产生的诸多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是简单的机械化，但是，这种观点从另一个侧面带给了我们有意义的思考。
中医学的产生绝不可能一朝一夕突然产生，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为了寻找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必须从自然界中去寻求食物，这一最基本的行为又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使得他们逐渐积累起对自然界中诸多动、植物可供选择的范围的知识，使得他们不再盲目地去寻求食物；随着时间的积累，发现某些动植物具有某种解除痛楚的作用，不断积累的结果，必然会让他们迈出更有意义的一步。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作用，正是由于劳动，人们才逐步获得了可用于治疗的砭石、骨针等，认识到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性能，才获得更多的医疗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医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医史学界提出了“劳动创造医学”的论点，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观点。在关于药物起源的问题上，诸多的参考文献都能写到一个“尝”字，如《帝王世纪》中讲“伏羲氏……乃尝味百药”“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本”，《淮南子》有“……神农……尝百味之滋味”，《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本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等等，尽管是夸大了个别关键历史人物的作用，但从一定角度说明了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的客观事实。强调医学源于劳动，不应把它绝对化，也不应把劳动局限为生产劳动，更不应忽视其他因素在医学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医源于圣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广阔的市场。在我国古代就有燧人钻木取火、伏羲画八卦阐明百病之理、神农尝百草、黄帝作《黄帝内经》阐发医理等的传说，究其原因，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的：“勤书凡记载大发明，都称为圣人。所谓某氏某人，实际上是说某些发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我国古代传说中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上古不同氏族集团群体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神农、黄帝等不过是这些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医学发展有不同阶段。“医源于圣人”是人们把劳动人民的功绩放在了一个人物的身上。在中医学产生的历史时期和以后发展的某些历史阶段，普遍具有这种倾向，黄帝、扁鹊等人就是这样的许多人的集合体，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讲：“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医源于圣包含的另一个内容，是肯定医药领域中一些杰出人物在医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医药经验积累过程中，不仅各个氏族集团是不平衡的，一个氏族集团内部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也各有不同。一些比较留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如果没有杰出的医学家的出现，中医学的发展将会或者说至少会缓慢得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医学的内涵、外貌，其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学习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具体医家的经验也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学习中医的方法。
在远古时代，只有零散的医疗活动和片断的医药卫生知识，这些还不能构成系统的医学体系。要形成完整的医学，需进行初步或陋谬的理论探索，思维活动的逐渐成熟是医学发展成为系统知识的必要条件。巫医正是在这种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医源于巫”，还需要去做更多的研究和探讨，仅是把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迷信活动、唯心主义来加以批判是不够全面和正确的。具体从文化的层次来谈远古时期的巫，首先，原始思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的、自在性和自发性的思维，限于当时的思维发展水平，远古人在生活中遵循着同类相生或结果类似于原因的思维规律和原则。在原始思维中，由于对自然力量的不了解和恐惧，人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秘感觉，认为存在着一种支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这成为巫术发展的基础。神秘感导致人群对天地、对山石草木动物等一切自然物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进而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并由此形成了巫术和发展而来的原始宗教。这种远古的思维方式综合起来就构成了“巫”，形成了一定的仪式，基本目的无非是想在和自然界和平相处的基础上，来获得最基本的乃至更大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保障。其次，巫作为一种文化，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化历程具有一定的的影响，巫师成为代表着具有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阶层，这对于文献的记录整理和保管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以及后来司马迁的《史记》都是根据这些文献整理而成，研究这些相关文献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理解中医学的产生。远古时期的巫，有着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多重身份，可以推知最初的医疗技术亦是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他们原始、朴素地试图和大自然沟通，这类似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会影响着原始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形成。
巫师出现后，又往往承担着治病的职能。他们在治疗疾病时，有时施行巫术，有时也用医药技术，其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因而出现了一种专以祭祀、祈祷、占卜、诅咒为职业的专职人员，这便是“巫医”，其产生是在原始社会晚期，是医药卫生经验积累的结果。
传说中古代的巫医是我国最早的儿科医生。如《山海经》中载有十巫采药的故事，其中巫医就是儿科医生。《诸病源候论·养小儿候》已有“中古有巫方，立小儿颅囟经，以占夭寿，判疾病生死，世所相传，有小儿方焉”的记载。这样说来，巫医在中古黄帝时代已从事儿科的医事活动。当时由于治疗手段缺乏，巫医盛行，多是靠祭祀以求病愈的。
巫医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医与巫之间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巫术就更成为医学发展的桎梏。公元前5世纪，中国医学家将“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一种，《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确立自身价值的标志。
总之，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复杂的过程，生产劳动及广泛的生活实践，深化着人们的认识，也深化着人们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疾病，而且提供了医用器具及丰富的药物知识，使人们得以更快地积累医学经验。人类同疾病做斗争的需求及有意识地积累和传播医学知识，是医学起源的真正源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留心医学、善于总结医学经验、具有创造才能的杰出人物，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其中一部分巫医利用他们的条件，在带有神秘色彩的思维指引下，对医学知识做了一些总结。随着医学的进步，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医学出现时就开始同巫术斗争，并逐渐冲破它的羁绊，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作宓羲、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易传·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皇甫谧《帝王世纪》曰：“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又称：“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千余年来我国医界将伏羲尊奉为医药学、针灸学之始祖。伏羲应该是先民创始八卦理论借以丰富人体认识，并对保健做出贡献的氏族群体的概括。
一说神农氏即炎帝。神农属海岱民族（又称泰族），是东夷人的祖先，中国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古代文献论述神农尝百草而始有医药者相当丰富，正因为此，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药物的著作，约成书于汉代，被命名为《神农本草经》，即寓有尊崇怀念之意。神农氏还是一个天文历算学家，他把伏羲氏所做的八卦演绎为六十四卦，起名《归藏》，不仅用来记事，还用来算卜。神农在位140年，后来他的统治地位被黄帝所取代。神农死后葬在湖南长沙，今天的陵墓还在，人们称它为炎帝陵。
传说中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姓姬，一姓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所处时代为原始社会末期，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及“人文初祖”。传说他的发明创造很多，如：养蚕、舟车、兵器、引箭、文字、衣服、音律、算术等，我国古文献也多有黄帝创造发明医药之记载。黄帝作为医药之神，整理了神农所尝试过的百草性味及治病经验，与其臣子讨论医学理论，创制医经，成为医学始祖。《帝王世纪》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通鉴外记》亦说：“（黄）帝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色，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夏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上述医学著作所以冠以“黄帝”之名，反映了人们对其尊崇和仰慕之心情。
上古时之医学家。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岐伯回答黄帝的有关问题时指出，“色脉者，上帝（上古之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明代徐春甫撰《古今医统》认为：“僦贷季，黄帝时人，岐伯师也。岐伯相为问答，著为《内经》。”
中国传说中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先后跟随广成子、赤松子、中南子等仙人学习医术，岐伯的医学理论和临证技术精湛，治病无不奇验，黄帝拜岐伯为师。《帝王世纪》：“（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宋代医学校勘学家，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表》中强调：“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视今传《素问》基本上乃黄帝问，岐伯答，以阐述医学理论，显示了岐伯氏高深的医学修养。岐黄论医，开创了中医学的先河。《黄帝内经》涵《素问》《灵枢》各九卷八十一篇，史称绝世巨著，后世杰出的医学家，莫不以《黄帝内经》为宗旨，救死扶伤，惠及黎庶。中国医学素称“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岐伯当属首要地位。
上古医家，相传擅长外科手术，黄帝臣。治病不用汤液、药酒、针刺、按摩、运动手脚、揉搓和药物熨帖，而是一经诊断就能发现病情，继而按照五脏俞穴的分布情况，割皮解肌，疏通血脉，接续断筋，治疗髓脑和深部病痛，洗涤肠胃，冲洗五脏。也有传说记载他用巫术治病，并可以起死回生。西汉时期三位文史学家都记述了秦越人所论之上古医生俞跗的事迹。韩婴，曾任文帝时博士，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中，他在《韩诗外传》卷十写道：“中庶子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俞跗，俞跗之为医也，榒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更生”。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35—？）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指出：“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鳢酒，镵石桥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二人关于俞跗医疗事迹之论述，应同出一源。稍晚于二人的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在其所撰的《说苑·辨物》中记述，则与韩氏基本一致。
传说上古之经脉学医家，黄帝臣。晋代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撰《黄帝针灸甲乙经》，曾指出：“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可知伯高为医是以针灸之理论、临床和熨法等外治为特长，同时，对脉理亦多有论述。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俞跗之弟，医术多与其兄同，尤精于针灸术。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擅于五行之说，曾与黄帝讨论脉理，问对难经。唐·王冰注《素问》黄帝问于鬼臾区所答：“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时指出：“鬼臾区十世祖始诵而行之，此太古占候灵文，洎乎伏羲之时，巳镌诸王版，命曰册文”由此可知鬼臾区其人，当系神农氏后相传十世之世医。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擅长于教授医学之道及望色诊断与针灸医术等。黄帝和雷公共论医药而创立了医学。“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剔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在关于针灸论述上与黄帝讨论了“凡刺之理”，以及望面色而诊断疾病的理论。从《素问》与《灵枢》内容来看，可知雷公从黄帝受业之关系。后世托雷公之名的医药书籍很多，如《雷公炮制论》《雷公本草集注》《雷公药对》等。此外，还有一些药名以雷公命名，如雷公藤、雷公头（香附）和雷公墨等。
传说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著称。传桐君总结和首创识别中药性味，定上、中、下三品药物和君、臣、佐、使的处方格律。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强调：“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于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识。”书中叙述了药物的性味归经，但此书现已失传。明代医药家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时，将《桐君采药录》放在本草中非常重要的位置。有些朝代还将它钦定入经典古籍载入正史。《隋书》中有《桐君采药录》3卷条目；《旧唐书》中有《桐君采药录·桐君撰》条目；《新唐书》中，《桐君采药录》仍被列为当时的重要医药典籍。民间将桐君奉为“药王”，并立有祠堂以表示纪念。
传说上古时医家，黄帝臣，以擅长人体体质之论而闻名流传于世。少师回答黄帝关于人有阴阳等问题时指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少师对五种人的体质、性格、行为特点等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叙述，少师之论点近世为朝鲜医学家发展为“四象医学”。
传说中之巫医。《山海经》有载。《说文》有“巫彭初作医”的记述。据考，巫彭乃黄帝臣，其医疗除用巫术为人治病外，还掌握有药物知识以治疗疾病。
又作巫方，传说中之巫医，传为尧帝之臣，精于医道，能别生死。著有《颅囟经》，世相传授，以占夭寿，判疾病死生；世所相传，有小儿方焉，为占卜小儿寿夭疾病之巫医。其书未见传世，是为小儿科的鼻祖。
一作巫戊，传说中之巫医。用筮占卜的创始者，是一个著名的占星家，治王家有成，作《咸乂》。唐尧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甲骨文中有咸戊，故有学者认为巫咸或即商王太戊之大臣。《商书》：“太戊臣有巫咸、巫贤。”此外，巫咸还发明了“牵星术”（在大海中航行无法定位，用以北极星为首选基准点，在低纬度（北纬六度以下）看不到北极星时，改用华盖星为基准点）。《巫咸占》一书尽管成书战国至汉初，但承传巫咸之学，首次提出“指”这个牵星观测单位。唐代瞿昙悉达所编《开元占经》收录了巫咸的星占占辞及星表。常熟有巫山，因巫咸而得名，并有巫咸祠、巫咸墓。
上古巫医；一称弟父。《韩诗外传》有：“吾闻上古医曰弟父。弟父之为医者，以莞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古今医统》：苗父上古神医，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综而言之，在中国医学发展的启蒙时期，朴素经验的积累有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即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巫”产生前的若干万年无数代人们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口耳的世代相传。这些经验的积累被后世学者誉归于伏羲、神农、黄帝、岐伯、俞跗、伯高、鬼臾区、少俞、雷公、少师、桐君等。继之而起者，乃原始社会晚期生产、文化等之发展而诞生的“巫”，以及由之而起的巫医。由原始社会晚期到殷商，乃至西周前后，巫医在中国医疗保健中曾居于显要地位，俞跗、巫彭、巫妨等是其代表人物。研究中国原始社会之医疗保健，我们不能忽视上述传说甚至神话中的医家与巫医。应当承认，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给予他们以历史的、真实的地位，乃是医史学家、医学家的责任。
（朱锦善 葛金 张静 章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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