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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儿科心鉴》，是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中医儿科学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临床学科，她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特色。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了众多的儿科名医大家，他们经过长期医疗实践的探索和研究，创立了丰富的中医儿科理论学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医疗经验，他们的这些智慧结晶犹如明珠布散在浩瀚的中医典籍之中。虽然在隋唐时代就已有“少小”的专科教育，在《清明上河图》上就有“小儿科”的专科门诊，也就是说中医儿科的分科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起来的中医儿科学术瑰宝，至今尚未被全面、系统、完整地整理研究过。
把中医儿科学术理论以及历代儿科名家的学术思想与医疗经验，进行系统、全面地整理研究，而且以历史的面貌完整地表达出来，以利于继承和发扬，为医疗、教学和科研服务，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之所以用“心鉴”命名，因为这是全体编写人员用心研究为继承和发扬中医儿科学术而无私奉献的心声，也是我个人的心愿的表达和我从医心路的积累。
我走上学医行医的道路，登入中医的殿堂，既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我心路的结缘。
我家世居江西安福农村。家乡贫穷，缺医少药，更缺乏高明医生，农村人有了疾病往往得不到及时和良好的治疗。我父亲就是庸医误治，因病早逝。当时我读高一，痛哭了几个晚上。也就在当时，我想如果今后学医，一定要做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治病救人。也许，父亲的病逝，为我今后走上学医的道路铺垫了一块基石。1965年我考入江西中医学院，从此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记得第一次坐火车上中医学院报到的时候，有一位中年男士对我说：“学中医好，中医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传统医学，以后学成后还有可能出国会诊看病呢！”
刚上中医学院不久，我自己却患上了肾病，住进了学院的附属医院治疗。在医院里，医生对我的病以中医治疗为主，经过较长时间治疗我的病才逐渐好转。
现在回顾起来，我还真和中医有缘，中医对我有荫佑之恩。因此在中医学院几年，虽不是一帆风顺，但已真正立志学医，决心学好中医。我性格比较内向沉静，也可能比较适合学医。实际上，我自觉是外静内动，向上奋进，追求探索，一直在内心涌动。中医学博大精深，催人求索，又引人入胜。“直挂云帆济沧海”！我十分羡慕并向往那些国医大师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中医学的海洋里遨游！
从中医学院毕业后，我荣幸地被选留校工作，分配到中医儿科教研室，开始走上中医的专业道路。记得还在大学读书时，我们就很喜欢听衷诚伟老师的课。他讲的儿科学，概念明晰，那种从容的风度，能使你充满自信。毕业留校时，我就希望能从事中医儿科专业，现在居然得到衷老师的首肯，我也有幸与自己景仰的老师一起工作，真的记不起当时的心情是怎样地高兴。衷诚伟教授是我国首批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儿科专家，在全国有一定的名望和影响。他主编的全国中医学院规划教材《中医儿科学》，受到全国各中医学院师生的广泛好评。他为我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培养计划，首先打好儿科学基础，同时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到适当时候再送到国内最高中医学府进修，接受名师指点。
1975年，我荣幸被选送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跟随王伯岳老中医学习。王伯岳老中医是我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中医儿科学泰斗，他知识渊博，兼通文史哲，又工诗词赋，精通医理，熟谙药性，临床经验十分丰富。
王老对学生要求很严，又倍加爱护。王老带学生，有一个规矩，由学生先看患者，看过的患者都要写一份留底的“学习病历”，然后交王老复诊。王老复诊时，对学生写好的“学习病历”从病史、舌脉指纹，到处方用药，均一一批改。每天上午看完全部患者之后（大约在下午一时左右），王老还要对一些典型或不典型病例的“学习病历”进行讲解。这种带教方法，使每一位学生受益匪浅。更可贵的是，学习结束时，我们每一位学生都留下了大量的经过王老批改的“学习病历”，成为永远的宝贵经验。现在，每当我捧出这些发黄的“学习病历”，看着王老亲笔写下的蝇头小楷时，王老当时的音容言语就浮现在面前。他每天上午要看100多病儿，批改100多份学习病历，还要讲解半小时左右，每天下午一点半左右才下班回家吃饭。我们这些学生则在上午十一时半开始，先轮流去食堂吃午饭。王老的这种对待患者，对待学生的严肃认真又体贴爱护的精神，无不令学生肃然起敬，而且永远激励我们。
王老世代在四川行医，是成都妇孺皆知的“王小儿”。1955年国家组建中医研究院，中央从各省市抽调一批学验俱宏的名老中医，王伯岳就是当时随父王朴诚老先生进京的。在成都王老家，有一副对联，也是祖训：开门问疾苦，闭户阅沧桑。王朴诚老先生对子女的教育是：易子而教，先学文后学医，先学药后学医。既注重理论更注重实践，造就了王伯岳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临证经验，在王老身边学习，许多问题经他一指拨便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自1975～1976年学习一年之后，1980～1983年又被王老点名借用在中医研究院，又在王老身边学习几年，这几年更是登堂入室，耳濡目染，使自己学业精进，与日俱增。
江育仁教授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是我国中医儿科的另一大家，与王伯岳教授齐名，在中医儿科界有“南江北王”之称。1980年，我奉王伯岳先生之召进京，王老嘱咐我路过南京去拜访江育仁先生。虽然在此之前已认识江老，但这是第一次登江老家门，拜见江老。也就是在这一次，江老对我说：“你是王老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学生。”这一句话以及当时的情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古今中外，都是学生拜请老师，而由老师指名要学生的十分罕见。我很感动，也很庆幸自己能成为江老的学生。自那时起，我虽然没有直接跟随江老学习，但通过认真学习江老的著作，平时的大量通讯，以及每年的学术会议交流都直接聆听江老的教诲，收益良多。
张奇文教授，是我从医道路上的又一位良师。张教授长我十来岁，但比起王老、江老来，他又小得多。因此，他自谦地和我们学生辈放在一起。但对我来说，他既是良师也是益友。在1983年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时，王老、江老就选中张奇文教授为儿科分会的接班人。王老是第一届会长，江老是第二届以后的名誉会长，1987年王老突发脑溢血去世后，张奇文从第二届起接任会长至今。他们三人对我国中医儿科专业，对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有幸在他们的领导和教诲下，从事学会具体工作，在学术经验交流、儿科医籍著作的编写等许多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
在我的从医道路上，我还得到众多名师的指导，比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弼臣先生、成都市中医医院名老中医王静安先生、河南中医学院名老中医黄明志先生等，他们都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儿科大家，在长期的交往中聆听教诲，学习名师学术经验。
我22岁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中医儿科医疗教学和科研。但此后的十四五年时间里，多次的进修培训、拜师学习的时间长于工作时间。我37岁时，学院即任命我为儿科教研室暨附属医院儿科主任，接了衷诚伟老师的班，这也是衷老师对我培养推荐、提携扶持的结果。在当时的全国中医学院系统内，我是最年轻的儿科教研室主任。后来被破例晋升副教授，相继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并由江西省教育委员会确定为高校首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古人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50岁以前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对此深有体会。中医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是一门科学，学习中医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刻苦的精神，要有很深的悟性，要认认真真学习前人的经验，切忌一知半解，不要浅尝辄止。而且还要从实践入手，一切从实际出发，读书临证，临证读书，缺一不可。
年行五十年，方知四十九年之非。现在回顾自己的学习历程，深有感触，学习中医坚定的信念是能否学好中医的前提。中医理论深不可测，古代经典难读难懂，特别是中医的抽象思维，看不见摸不着，使许多欲涉足中医之门的人望而却步。因此，学习中医首先就要有知难而进的精神和信念。记得刚进中医学院学习时，对西医知识的学习兴趣高，而对中医理论的学习兴趣低，西医直观，实实在在，中医玄乎，似明似暗。俗话说“入门容易修行难”，对中医而言，入门也不易，修行更是难。马克思说过：科学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不畏艰难不断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中医这门科学，是独具特色的科学。中医的特色是什么？原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教授讲的一番话很有意思，她说：“在特色方面，中医药有独特的生理观、病理观、疾病预防观，其本质特征是从整体、功能、运动变化的角度认识生命规律和疾病演变。在临证实践中有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等特色。在优势方面，有临床疗效确切，用药相对安全，服务方法灵活，费用比较低廉，创新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等。”我认为，佘部长的这一番话，对中医的特色优势和内在规律，讲得比较通俗易懂。我觉得，学习中医，先要了解概貌，了解其特色与优势，再深入研究，这样易于树立信心，也易于入门和修行。现在我们带学生了，做老师了，要正确引导学生，同时在教学相长之中不断深化自己。对研究生的带教，对进修医生的带教，以及对下级医生的指导与培养，实际上是对自己知识和技能的检验，也是对自己继续学习深入学习的检验，是自己教学相长的真正体现。因为研究生、进修生、下级医生都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要带好教就必须自己先掌握好，把中医的内功练好，同时在教学的互动中自己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记得王伯岳老师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他说：“现在有些中医科班出身的学士、硕士、博士，甚至教授硕士、博士的教授，在中医面前则大谈西医，到了西医面前则大谈中医。显而易见，西医是他的弱项，在真正的西医面前他不敢班门弄斧。然而，中医应当是他的强项。如果，我们学历最高，职称最高的中医，不敢面对中医的话，那我们中医队伍又如何发扬中医？群众又会如何看待中医？俗话说：半桶水，荡得很。我们应当把水装满，装满了就不荡了。这样，我们不但敢于见公婆，也不怕见媳妇。”王老的话一直策励着我，直到现在，时过20多年，老师的话仍然是那么深刻和真知灼见。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医有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验科学，她注重辨证论治，强调临证思维。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在疗效。要提高中医学术水平，提高临证能力，就必须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
我国有位著名的中医学家孟庆云教授，他提出中医辨证论治三个阶段（即三个境界）的理论：第一阶段叫“对号入座”，即初入门的中医，在临证时往往根据教科书的证候分类、寒热虚实、阴虚阳虚来分证治疗。在此有必要说明，风行一时的“辨证分型”，这个“型”是桎梏中医的枷锁，与证候分类的辨证论治不可同日而语，但自觉不自觉的还有人讲“辨证分型”，这种分“型”成习惯了，中医就停止发展了，中医的水平也就到此为止了。好在证候分类的辨证对号入座阶段，还有发展的空间。因此到第二阶段由辨证的对号入座进入“机圆法治”，这是因为疾病不是一成不变的，疾病在变化，治法也要随之而变化，这是辨证论治的高一层次，也就是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水平提高了一个境界，对疾病规律的掌握，对疾病治疗的把握，能够“机圆法活”善于变化，疗效自然也会提高。第三阶段是“非法为法”，（我把它稍稍改为“不法为法”，不以成法为法，不以现法为法）更加运用自如，掌握疾病治疗的主动权，这是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应该说这才是中医的精华所在，这种境界才能把中医发挥极致。上工治未病，何谓上工治未病？一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以预防为主；二是治法先机，在疾病发展的每一过程中都能把握先机，治未病，治病之先。这就是不法为法。
现在，我们中医队伍中的一部分人员，认为中医疗效不好，不如西医。这里面有三个问题：一是认识问题，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是科学，中医也是科学，可以互补，不应互相排斥；二是学习问题，中医的蕴涵博大精深，需要深入地钻研，长期地体验，才能悟出真谛。三是实践问题，认为中医疗效不好，不是中医本身的疗效不好，而是我们中医一部分医生没有在辨证论治上，在理法方药上，在中医综合疗法上，求精求活，没有把中医的精华特色发挥极致，因此也就没有发挥出中医的疗效。是我们医生本人的疗效不好，非中医疗效不好也。非彼不能也，是我不能也。
我50岁的时候，离开了中医学院，调入现代化的深圳市儿童医院创建中医科（中医儿科），我面对的是现代化的西医儿科，开起院学术会议或科主任会议来，白花花的一片全是西医专家，中医只我一个。那种感觉真有点形单影只，同时又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不由使我想起老师的话，现在不是面对西医谈中医，而是面对西医干中医了。要想立于西医专家之林，还得扎扎实实地提高自己的临证水平，发挥中医的特色和长处。10年的摸爬滚打，埋头苦干，得到了西医同道的认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中医儿科虽然有许多不足和弱势，但也有许多特色和特长，能够在现代化的今天与西医和谐发展共同提高。
10年的西医院的工作经历给我的体会是：一、中医要立足就必须提高自身的临证水平，必须在辨证论治上下功夫，力求达到第三境界。二、要充分发挥中医的疗效就必须挖掘中医的多种治疗手段，综合疗法，不要自己瞧不起中医传统的简便廉验的治疗方法。单方治大病，小药可起沉疴。三、要理直气壮、踏踏实实地向古人学习，向西医学习，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中医不但可以与西医和谐发展，还可共同提高。
我们的中医大学生20多岁本科毕业，就要进入医院，进入临床，要学习大量的西医知识，以适应临床工作，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如果学了西医就忘了中医，到30岁以后还不转回头好好钻研中医，到40岁他就对中医没有体会，50岁人们就不会认为他是个好中医，60岁就成不了名中医、名老中医。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这个话用到中医的三个境界上也是十分合适的。在中医院校读书的时候，应当认真学好中医理论，学好中医知识，打好坚实基础，到了30岁时要立足中医的位子上，所谓三十而立；40岁了，更应坚定信念而“不惑”，至少要能熟练地“对号入座”；50岁了，才会对中医有深切的体验而“知天命”，做到“机圆法活”；60岁了，才会一顺百顺，才能走向“从心所欲”“不法为法”。60岁以后，才能运用自如地发挥中医的水平。
回顾我的从医道路，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历程。记得先师王伯岳先生为《名老中医之路》撰文时给自己写的题目就是“心有余力，学无止境”。回想我自拜师学习至今已整整30年，先师也已辞世20年了，我每每捧起老师生前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就深感惭愧，老师的信里深情地给我写了一首诗：
负笈不辞万里遊，
去来两度逢深秋，
我自含颦君无语，
蒹葭霜露满蓟州。
青氊破处秋风寒，
绛帐寂寥抚流年，
早莺出谷青云上，
应踏南枝向长安。
何夕明月照归人，
老母倚闾稚女亲，
锦瑟明瑶无双谱，
忆否土階共一轮。
行前偕遊别颐和，
杨枝萧萧唱骊歌，
后湖清浅无多水，
输与离人照逝波。
这是一首隔一的藏头诗（“负青何行，我早锦后”），是老师对我寄予的深切期望。虽然自己也勤勉而为，但差距很大。只有在晚年加倍努力。
说来也是巧合，伯岳老师在1974～1975年为《赤脚医生杂志》撰写系列讲座《中医儿科临床浅解》，在当时影响很大，后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集成一书出版，印数达40多万册，当时老师还嘱我增补内容，作为补续。时隔20多年，也是该杂志（后改名为《中国农村医学》《中国临床医生》）又约我作系列讲座，我为该杂志撰写了30多讲《儿科临证心法》，历时三年。后来应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之约编入我的《儿科临证50讲》中。也算是时隔20年后给老师补交的答卷吧。
江育仁老师对我也是殷切期望，在他晚年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之约主持编写上海市“十五”重点图书《现代中医儿科学》，当时他身体虚弱，嘱我负责具体编写事宜，要我和他共同担任该书主编。在草拟该书编写主旨时，我提出倡导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发挥中医儿科特色，为现代儿科临床服务。江老十分赞同，还特地用颤抖的笔写下这样的话：“你做事我太放心了。而且是要完全依靠你。”该书在全国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并由江老签发交付出版社。但未等到该书出版，江老就离开了我们。张奇文教授对该书的评价是：“从内容到装帧都很不错，足慰江老在天之灵。”
谈到自己的学习历程，不能忘记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学会对我的培养锻炼和帮助。自1978年开始，我国中医儿科界的有志之士就要求筹建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到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中医理论文献研究会议上，王伯岳、江育仁、何世英等中医儿科老专家联名向当时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吕炳奎（卫生部中医局局长）提出筹建儿科专业委员会的申请报告，当即吕老批示由王伯岳牵头召集筹建。自1980年至1983年我被借用在北京王老处工作（参加《中医儿科学》统稿，这是由王伯岳、江育仁共同主编的我国第一部《中医儿科学》巨著），因此筹建学会的具体工作由我跑腿联系。终于在1983年10月，经过张奇文同志的筹备，在山东省潍坊市召开全国第一次中医儿科学术会议，吕炳奎局长亲临会议并主持了儿科专业委员会的选举。记得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与会代表热烈祝贺儿科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吕老高兴地为大会题词。吕老还为我题写了“风华正茂”一个小条幅。在我要求下吕老又专门给我题写了“继承发扬”的条幅。这幅“继承发扬”的题词，我十分珍爱，也是我以后工作学习的座右铭。在儿科专业委员会（后改名为儿科分会）中，我在王老、江老、张奇文教授等几位学会主要负责人的带领培养和教育下，提高了学术水平，锻炼了工作能力，学习了全国许多老专家老前辈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学会组织下，编写了《中医儿科学》《实用中医保健学》《儿科医籍辑要》《实用中医儿科学》等许多重要著作，可以说我和学会共同成长。1993年以后我也被推选为学会副会长，并长期兼任秘书长。
读书、教书、编书、写书，我的习医从医之路与书息息相关。但无论是读书、教书、编书、写书都是学习的历程，而且是一步深入一步的学习历程。我从1978年发表第一篇整理王伯岳学术经验的论文至今已在多种刊物上发表100余篇文章，出版包括独著、主编、副主编在内30多本著作，达几百万字。但这些都是学习的结晶。编书写书，就必须读书，必须认真读书，编写一百万字的东西至少要读几百万字几千万字的书才行，而且读书的质量也与平时的读书不可比，是更加艰苦的读书过程、更有心得体会的读书过程。江育仁先生对我的写作有一句评语叫作“不随时俗，恒多创见”“继承中寓于发扬”。实际上这是江老对我的鼓励与鞭策，“创见”是过誉，“不随时俗”“继承发扬”，则是我的不懈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中医儿科学术理论与历代儿科名家的医疗经验，是一个值得继续挖掘、研究总结、提高发扬的宝库。继承与发扬（或叫创新）是中医永恒的主题，二者是不可分的。继承中即有发扬，发扬与创新离不开继承。现在，经过全国志同道合的朋友、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和辛勤劳动，《儿科心鉴》的编写审定工作全部完成，并呈现在诸位面前。这里面包括（一）中医儿科学术源流与发展。（二）中医儿科重要理论学说的源流与学术争鸣。（三）中医儿科各家学说与古今儿科名医经验。在此，我要感谢各位朋友、各位专家学者的参与与无私帮助，特别要感谢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及各位学术顾问给予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感谢我国著名中医儿科学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会长张奇文教授为本书担任名誉主编，特别感谢我国著名中医儿科学家、国医大师刘弼臣教授担任本书主审，特别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王国辰社长、王淑珍主任及责任编辑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感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单位的支持与帮助。
继承和发扬中医儿科学术理论与医疗经验，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儿科心鉴》的出版能为中医儿科事业奉献绵薄之力！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该书还存在许多不足，在此我们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同行专家不吝赐教，以便在以后再版时补充修正。
2007年4月6日
丁亥耳顺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