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知道在不知道之前，都是隐学；一切不知道在知道之后，都是显学。显隐之学是相对于人而言，而人的悟性与心性才是显隐之学相因而成的关键。理者，道也，本先天而寂存；人者，名也，愚钝慧悟，两两不同，层层有异，智者查同，愚者查异，道之微尘矣。故曰，绝无迷信之理，只有迷信之人。以此观心观物观天下，孰是真伪，孰知虚实，孰为因果，高下立判，显隐顿见。本然一物不变，万法随心而化。

所谓神传，非指虚无缥缈之神仙，而是那些史上智慧超常之人，在天人感应中，可以用大视野去“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至真圣贤们。如三皇五帝、释道彻悟之人，在中医史中将其称之为天师、天毉（“毉”为古之“医”，先贤创字别有奥妙，故而用于此处）、先师的人。中医的道与术、法与数，皆源于岐黄鬼僦卢扁这些称之为天师、天毉、先师的人。

众所周知，古中医学知识体系传授的权威不只是建立在医者本身的经验之上，而且还是依托于上古史中的“圣人”，也就是《灵枢·禁服》所说“此先师之所禁”中的天师、天毉们。上古如神农、黄帝、岐伯天师（天毉）、鬼臾区、僦贷季、桐君、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中古如长桑君、扁鹊；汉有公孙光、公乘阳庆、仓公淳于意、张仲景、华佗、董奉等名医。中古以降的医者们，都将医道医理医术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古圣人”。换言之，古代医学典籍不仅是临床的实录，更是圣人所传之经言。古医经的“依托”形式源于《世本·作篇》。所谓“世”是指世系，讲的是血缘传承、族氏的追溯。其中，《作篇》叙述古代技术的发明创造，如医学托于巫彭、药术托于神农。战国秦汉方技书依托的圣人主要是黄帝，这也是与作为地球上轴心时代而出现一整批“黄帝书”的情况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作为养生家的圣人形象，其实就是黄老思潮中的圣人典型：“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圣人的无为之术一体两面：治国与治身。在这一点上，方技书与道家书的内容相互表里，处世之道通于卫生之技。而以黄帝与诸臣问对的形式进行教学的《内经》的问答体近似奏疏之文体，也就是《春秋繁露》中《对江都王》《郊事对》的“对”。如《对江都王》首曰“命令相曰”，末云“臣仲舒伏地再拜以闻”，与医经的君臣师生体例一致。医家假对策上书之文体，又借圣人之口出偶文韵语，正说明了“六经皆史”在古中医史上也是同样如此。

三皇之神农和伏羲在《素问·著至教论篇》中被提到。篇中说：“愿得受揆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至教拟二皇。”“二皇”之另一皇即是指伏羲帝。神农和伏羲在上古史中亦被赋予医药发明者的角色，如“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等。《易·系辞》则谓：“古者包牺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即伏羲。神农伏羲不仅是古中医的奠基人，更是上古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与传承者。

2002年2月7日《北京晚报》第12版刊文：“北京大学博学院实验室对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五个地层所出土的六个木头标本进行碳14测定，公布结果石破天惊——跨湖桥遗址所处年代为距今7000～8000年间，也就是说，比世界文明的河姆渡人至少还要早2000年。”而且“跨湖桥遗址中新近证实身份的中药罐，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距今8000年前的跨湖桥人原来已经会煎药治病。遗址出土了一只盛有植物茎叶的陶釜，从现场观察，当属因故（陶釜烧裂）丢弃的煎药罐，药材的具体药性与名称，因有机物不足不能确定。医学界将中药起源定在《黄帝内经》出现的战国时代，但事实上史前人类早就已经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了。传说商初重臣伊尹发明复方草药，而这次出土的显然是单方草药。”这一8000年前的中药已经属于史前圣人时代的中医中药了。

三皇之黄帝在中医史上，更是古中医开宗立派的大神级人物，其《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奠定了古中医至少5000年的辉煌历史，成就了中华民族子学文明的所有基础理论，中医弟子无不以岐黄为首。与黄帝问对的臣子有岐伯、伯高、少师、少俞、鬼臾区和雷公六人，他们也都是上古史中的名人。在《内经》中被黄帝尊称为“天师”“夫子”的岐伯，《史记》称他是黄帝的近臣，“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史记正义》云：“岐伯，黄帝太医。”伯高，史志无载，明代《古今医统大全》称：“伯高氏，黄帝臣，未详其姓。佐帝论脉经，穷究义理。”少俞，传说为俞跗之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谓俞跗为上古名医，活病能“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茺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鬼臾区，号“大鸿”，又称扁鸿，即扁鹊的大哥。其二弟扁鸦，三弟扁鹊，扁鹊流传下来《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及扁鹊脉学、诊法等扁鹊医学流派的古中医内容。扁鹊医学流派主要是以《四时五行经》为主，基本上相当于黄帝学派五运六气体系中的四时五运主运主气部分。《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即任用风后等四人为辅帝之臣。雷公，在《素问·疏五过论篇》中曾自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史书未载雷公其人，《古今医统大全》说：“大乙雷公为黄帝臣，姓雷名敩，善医。”

六臣子与黄帝问对中，《内经》162篇有问答的140篇中，岐伯答问的有112篇之多，其内容广涉阴阳、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则、养生和运气，即对《内经》的医理及相关事物无所不论。伯高问对计10篇，所论多为人体结构与机能，如《灵枢》的《肠胃》《平人绝谷》篇等，伯高应是上古时期解剖生理学专家。少师问对仅4篇，所论多为体质方面，也涉及病因及发病。少俞问对亦为4篇，主论体质，也谈五味药理。鬼臾区之论仅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运气九篇之一），演绎了阴阳五行及气运规律。雷公问对一改黄帝问臣子答的通例，载其论的11篇全是向黄帝问道，内容既有经脉、诊法、病证，又有社会医学及医事教育，皆为至道。岐伯之论覆盖灵素两经。雷公问道在两经亦皆占一定篇幅，而伯高、少师和少俞之论仅见于《灵枢》，鬼臾区之论仅见于《素问》。“六经皆史”不仅是古中医神传的有力证据，也是释儒道圣典籍的基本行文模式，由于篇幅所限，不再展开去讲。这说明上古神传模式在释儒道医等几乎所有领域里都有体现。

传统医学和方术都具有神奇的效果。方术最吸引人的特点无疑是它的神奇性。方士们占卜吉凶、袖传一课、禳灾转祸，甚至呼风唤雨，驱遣神鬼，无所不能。如此神奇的行为不但流传在民间传说中，甚至在史书中也有着点滴记载。如费长房修道后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左慈明于六甲，精于变化；李淳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而不可测，袁天罡相人福禄，生死无不奇验；张果饮毒酒不死，坠齿复生，等等奇迹，无不使人目眩神迷。而史书中记载的许多古中医，也莫不身怀绝技，无论是处方还是针灸、推拿，无不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应手而愈，简直具有起死回生之能，这和方士们神奇莫测的方术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比如，传统医学中的针灸术可以达到调整人体阴阳平衡、舒筋活络、开关通窍、舒畅经脉等目的，但是在不了解针灸术原理的人们看来，针灸的功能简直和方术一样神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过虢国，虢太子已经昏死半日，扁鹊为之针灸按摩，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人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旧唐书·方伎传》记载：“隋鲁州刺史库狄鏚苦风患，手不得引弓，诸医莫能疗。（甄）权谓曰：‘但将弓箭向垛，一针可以射矣。’针其肩隅一穴，应时即射。”《明史·方技传》记载李玉，“有跛人扶双杖至，玉针之，立去其杖。两京号‘神针李玉’”。这几位针灸大师一针下去手到病除，充分显示出医术的高超性和神奇性。

又如《北史·艺术列传》记载，马嗣明作炼石法，“以粗黄色石如鹅鸭卵大，猛火烧令赤，内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里，频烧至石尽，取石屑曝干，捣下簁，和醋以涂肿上，无不愈”。马嗣明的这种炼石法，从科学原理上解释，应该是利用石中的矿物质及其化学反应治疗疾病，这也是传统医学利用自然外物治病的常见方式，但在不了解原理的古人看来，这和方士的金丹度人术有什么区别！再如名医许智藏，“会秦王俊有疾，上驰召之。俊夜梦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如闻许智藏将至。其人若到，当必相苦，为之奈何？’明夜，俊又梦崔氏曰：‘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即当发痫，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数日而薨”。秦王俊急病攻心，不可救治，这是医疗中常见之事，但这段记述却将医术的力量描写得惊动神鬼，其神奇性不言而喻。直至《新元史》《清史稿》等史书依旧杂糅医、卜、阴阳、数术乃至书画、技击、工巧诸类。《二十四史》的观点足以说明当时社会人们的正统看法，即医学与方术、医生与方士是同一术业无疑。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战国时期扁鹊“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垣，墙也，此文是说扁鹊能隔着墙看到墙那边的五脏病变，是现代所谓的人体透视功能。扁鹊据此才能准确地指出齐桓公的病状：“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这也不难理解，现代医学的X光、B超、CT、核磁、PET等都在不同粒子物质角度上透视人体，起码说明这种透视技术是客观真实可行的，至于用什么方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晋书》载：“学道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谓之布气。虚能以此法疗人疾。”所谓“布气”，就是现代的气功外气的治疗方法。古代以“不药而愈者谓之神”，主要是指道毉的治疗。晋·葛洪编著的《神仙传》是一部专谈神异的书，记载了很多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有关人体科学的专著。所记载的“神仙”的事例，现在用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观点看，大多是可以理解的。

《神仙传》载：“黄卢子姓葛名越，其能治病，千里寄姓名与治之皆愈，不必见病人身也。善气禁之道，年二百八十岁，一日与亲友别，遂不复归。”这是遥感诊病、治病的事例。《神仙传》载：“王遥者，字伯辽，鄱阳人也，颇能治病，病无不愈者，亦不祭祀，亦不用符水丹药，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重敷坐于地，须里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祸者，遥画地作狱，因召呼之，皆见其形入在狱中，或狐狸、蛇之类，乃斩而燔烧之，病者即愈。”禅坐在地上行功，发放外气治病。至于“邪魅”，可能是阴邪之气的变化，要排除这些不良信息，才能转疾病为康复。《神仙传》载：“沈建，丹阳人也，父为长史，建独好道，不肯仕宦，学导引服食之术，延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无轻重，治之即愈，奉事者达数百家。”

《三国志·士燮传》中载有与仲景、华佗同时代的“建安三神医”“仙人”董奉的事迹：“燮尝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以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颐摇消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奉字君异，侯官人也。”董奉道兼医，《神仙传》也收有此事，说士燮为感谢董奉的救命之恩，特在庭院中盖了一座楼供董奉居住。“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枣，饮少酒”，说明董奉可能是在辟谷食气；又说“燮一日三度设之，奉每来饮食，或如飞鸟腾空来坐，食了飞去，人每不觉”，说明董奉可能有飞行或隐身功能。《三国志·士燮传》载董奉“后还豫章，庐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病疾垂死，载以诣奉，叩头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门盖之，使勿动。病者云：‘初闻一物来舔身，痛不可忍，无处不顺，重此舌广一尺许，气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使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当愈，勿当风！’十数日，病者身赤无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神仙传》说：“董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杏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南康府志》亦有类似记载：“董奉字居异，侯官人也，有道术，隐山中为人治病，不受谢，惟命种杏一株，数年成林，杏熟易谷，以济贫民。永嘉中仙去，今庐山杏林，乃其遗迹。”后世以行医济世喻为杏林或杏林春暖，此即典故由来。

方士们在驱鬼降神、占卜望气、修丹炼药的过程中，皆兼修中医术。葛洪《抱朴子》云：“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陶弘景在《辅行诀》的开篇中就说：“隐居曰：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或有夙病，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例，服药数剂，必使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服药祛疾，虽系微事，亦初学之要领也。”《黄庭经》中谈到的“内视”“内视肠胃，得见五脏”“自见五脏肠胃”等，皆是以此作为丹道家藏象经络学及脉学建立的基础，即丹道家根据“内视”“内证”的方法，从活人体上向内求得及建立其理论体系。古人所说的“借医弘道”“援医入道”等主张，均是这一传统的体现。

古代的许多古中医家往往同时精通数术，方术士往往也通晓医术。传说中的黄帝，不但精通医道，撰著《内经》及五运六气内算理论体系，成为古中医学的开创者，而且还是最早的方士之一，曾经在鼎湖炼丹，最后乘龙飞天。东晋人称“仙翁”的葛洪既著有内容驳杂，论述炼丹、黄白、辟谷、服药、导引、服气、召神、符箓等各种方术知识的《抱朴子》，又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以下简称《肘后方》）等医药典籍；南朝陶弘景，既是著名的道士、上清灵宝派的开创者，撰有《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等丹术著作，同时还是医术高超的名医，撰有《本草集注》《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等医药名著。唐代“药王”孙思邈本身也是道士，擅长阴阳推步、六壬遁甲奇门、服炁吐纳、神游养生等术，既撰有医药经典《千金方》，又撰有《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枕中方》等多种方术著作。再如王肯堂，王氏道学方术之名为其医名所盖，其实他“家居十四年（1592—1606），僻居读书，与经生（指读书人）无异”，“平生无棋局杯铛之好，独好著书。于经传多所发明，凡阴阳、五行、历象、算术、太乙、六壬、遁甲、演禽、相宅、数术之学，无不造其精微”，“书法深入晋人堂室”（见增补《镇江府志》）。清代徐大椿“深研义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赢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于医，世多传其异迹”。这些人物都是兼通医术和方术的代表，当世人评价他们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混淆他们作为医士和方士之间的角色差别。如《旧唐书》列孙思邈入方伎传，对其医学成就言之寥寥，而对其修道长生、妙于占测则津津乐道，显然是以方士视之。

陶弘景总结晋代以来医家时云：“自晋世以来，有张苗、宫泰、刘德、史脱、靳邵、赵泉、李子豫等，一代良医。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漠、殷渊源诸名人等，并亦精研药术。宋有羊欣、王微、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此时期医家群体究竟有何特点呢？我们可先将医迹可考的医家一一列出：蔡漠、葛洪、支法存、于法开、于道邃、任敦、范汪、杜子恭、诸葛琳、殷浩、殷仲堪、王泯、王微、道弘、释慧义、杯度、徐熙、徐秋夫、徐道度、徐叔向、徐文伯、徐嗣伯、徐雄、徐类、徐滔、秦承祖、程天柞、羊欣、胡洽、孔熙先、刘宏、陈延之、祖翻、褚澄、邓郁之、顾欢、柳恽、深师、刘澄、刘聪、姚菩提、姚僧垣、陶弘景、许道幼、许景、许智藏、许奭等。诸医家身份背景有别，学术修养也不相同，但总体说来还是有某些相似点：其一，大多数医家都不是专业的从医者，即便医学出身之人，也不一定以医术自矜；其二，多数医家出身世家大族或佛道法门，以医术立功者，也多期望摆脱方术之士的社会定位而步入仕林。这样的局面，与当时仕人的知识结构直接相关。汉魏以降，官立学校基本沦废，学术中心因而转移到家族私学。

家族之内传习的学术，除了玄、儒、文、史之学外，且包括多种“杂艺”。按章太炎《五朝学》云“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悟，且翼护之”，许多士人博通六艺及诸方伎。如刘宋时王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数术”，刘宋时伏曼容“少笃学”，“多伎术，善音律、射驭（射覆，数术一种）、风角、医算，莫不闲了”。顾欢“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但其“独好学”，“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其后博学广识，“好黄、老，通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常以道家法术为时人治病。邓郁之为萧齐永明间人，《道学传》云：“民间有疾，（邓郁之）辄以印治救，不为章符，病者自愈。”泰山羊氏为晋室外戚，西晋时羊祜立有大功，名位俱至。晋室渡江后，羊家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主要以玄学士族立世。至刘宋时期，羊氏家族中羊欣声名卓著，其“泛览经籍，尤长隶书”，又“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羊氏家族有奉习天师道的传统。医学方面，羊欣“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高僧传》记载杯度治病多行神咒，云：“齐谐妻胡母氏病，众治不愈，后请僧设斋，斋坐有僧聪道人，劝迎杯度。度既至，一咒病者即愈。”诸葛琳，字茂伦，《道学传》本传云：“救他人疾，及与自治，皆不服药饵，唯饮敕水（符水），莫不蒙差。”葛洪博学通儒，乃道家金丹一派之集大成者，其自称“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医术”。可见在魏晋时期，医算、数术、法术在上层社会及知识精英阶层中是以鸣人之术而流传的，陶弘景本人所述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也是医算的一种。

许多精通医术的士人，其家族确实有崇奉道家的传统。如最负盛名的东海徐氏即是天师道世家。徐氏通医术始于徐熙，《南史·张邵附徐文伯传》说他“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求饮，留一瓠栌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震海内”。徐熙之子秋夫又“弥工其术”，“仕至射阳令”，“尝夜有鬼呻吟，声甚凄怆，秋夫问何须，答言姓某，家在东阳，患腰痛死，虽为鬼，痛犹难忍，请疗之……”徐氏家族医学学术的起因及传承，都与道家联系在一起。此外，陈郡殷氏、琅琊王氏、泰山羊氏、会稽孔氏、丹阳陶氏等天师道世家都不乏精于医术者。

葛洪曾明确指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凡庸道士，不识此理，恃其所闻者，大至不关治病之方。又不能绝俗幽居，专行内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己，无以攻疗，乃更不如凡人之专汤药者。”如葛洪所说，兼修医术是道士修道长生的必要条件。《真诰》也说：“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夫学生之夫，必夷心养神，服食治病。”道家关键人物、重要经典的提倡，促使道毉这一阶层生长盛行。在六朝造构出来的道经中，一大部分即是医方，如《太上灵宝五符序》共三卷，其中有服食、治病方一卷，影响极大的《真诰》《登真隐诀》等同样记录医方及各类治病方法。在此道毉传承体系之下，道士们皆能以医术“自命”，如《太上洞渊神咒经》云“自今以去，道士为人治病，病人家来迎子等，子等先为作符，安十二辰及门户井灶，各各丹书悬之”，“大道法师，内外俱通，世间书疏，无不解者，治病医药针灸，悉皆明了，行来人间，万民敬爱，三洞大经，无不备足，世人敬之，亦如天王及大富足人矣”等，都能反映道士娴习医法，能为世人治病的史实。而道家的世界观就是用数术验算一切，用法术和方术解决一切，用历数推理一切，医算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医家治病常用道家方术、数术。《肘后方》论治内科诸急症，常引述道家法术、数术，可举数例：“凡卒死、中恶及尸厥，皆天地及人身自然阴阳之气，忽有乖离否隔，上下不通，偏竭所致……当尔之时，兼有鬼神于其间，故亦可以符术护济者。”“扁鹊治客忤，有救卒符，并服盐汤法，恐非庸世所能用，故不载。”“治卒腹痛方，书舌上作风字，又画纸上作两蜈蚣相交，吞之。”如道经叙述，符水方术用途甚广，治病即是其中之一。葛洪、陶弘景把这类“治百病杂符”引入医方著述，强调其验效，特别针对“卒死”“中恶”“尸厥”“客忤”等急症，指出可用神符来“护济”。用神符治疗“卒死”“中恶”等病症，道家典籍载之颇为详细。《三洞道士居山修炼科·服符品》所云“扁鹊救卒死符，正一真人所出”，“此符卒中恶、飞尸入腹、痛急口噤，丹书水中及书纸作符三丸，与吞之，不愈，复作令满三，毕，以书心下及腹，大书之，无不愈”，应当是《肘后方》不载的扁鹊治客忤神符。《三洞道士居山修炼科·服符品》且载有治疗“感忤”“卒腹痛”“卒逢恶客鬼”的神符，就用法、功用等而言，也与《肘后方》所说的符术数术大致相同。符术数术之外，《肘后方》又用上章、服食等道法来治疗疾病。与《肘后方》相类似，《范汪》《小品》等书同样常引录道家法术、数术。《医心》卷十四“治魇不寤方”引《范汪方》：“治魇死符法，魇死未久故可活方：书此符烧令黑，以少水和之，置死人口，悬镜死人耳前，击镜呼死人，不过半日即生。（符箓）丹书之。”《小品方》卷七“治妊胎诸方”亦用符术：“又方：儿衣不出，吞此符吉。”范汪、陈延之也是行奉道家之术，其医学著作中收入神符数术，而法术与数术是一对孪生兄弟，法由数出，数由法现，皆是时代学术背景使然。

《三洞道士居山修炼科》录“扁鹊救卒死符”（下图左1）。此书还收录“长桑公子秘符”（下图左2）及其他治病的神符（下图左3、4）。《肘后方》“扁鹊救卒死符”之后，陶弘景按语云“尸厥事并是魏大夫传中正一真人所说，扁鹊受长桑公子法，寻此传出世，在葛后二十许年，无容知见，当是斯法久已在世，故或言楚王，或言赵王，兼立语次第亦参差故也”，此符在葛洪时已流传甚广。符箓与文字并无二异，皆为具有一定内涵的符箓符号而已。

《辽史·本传》：“迭里特，字海邻，有巨力，善驰射，马踬不仆，尤精于医，视人疾苦，隔纱见物，莫不悉见。太祖在潜，已加眷遇，及即位，拜迭刺部夷离董。后帝患心痛，召迭视之，迭曰：‘膏肓有淤血如弹丸，然药不能及，必针而后愈。’帝从之，呕出淤血，痛止。”这是有关方术、法术透视和气功针刺的记载。《古今医统》：“僧智缘，徐州人，嘉祐（年号）中召致京师，诊父母脉能知子之吉凶。时王安石、王珪俱在翰林。（别人）疑古无此，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视父知子，又何足怪哉。”《九江通志》：“皇甫坦，字履道，临溜人，避地入蜀，居峨眉山……坦往灵泉访之，始知所遇者妙通真人朱桃椎也。其后夏与妙通会酒肆中，尽得坎离虚实之旨，内外二丹之秘。常冥坐不寐，其两足外踝皆平堰，顶有珠光。绍兴中，显仁太后有目疾，国医不能疗，临安守廉得以闻，诏入慈甯殿，坦为嘘呵布气，目即愈，脱瞭然矣。”《宋史》中也有皇甫坦为太后治目疾的记载，还说宋高宗亲自诏见了他，并问以治身之道。从记载看，他“嘘呵布气”，“顶有珠光”，方术功能很高。

《镇江府志》：“何应壁，字继充，性悟。学医书千卷，任取一叩之，无不贯穿本末……人未病，早决其生死。”《福建通志》：“郭福顺，大田人，世名医。少贫贱，挟艺糊口汀邵间，应手皆愈。切脉多精太素，为人言数年后事，皆验，人皆异之。”以上两例是有方术预测治病的功能。依据太素脉象，可以推断病程和生死日期，后篇“数术脉法”中有论。

《太平府志》：“王 ，字大仪，别号开塘，幼颖而嗜学，有大志，稍长善病，及发其先世所藏诸方书，潜心探究，越数年，成名医。能隔垣察病虚实，目力所及，生死判然。为医主理中气，不袭陈言。时或遇奇疾，置刀圭苓术不用，而以盐泥簪珥投之，辄神效。 天性孝友，颇能诗，人谓得盛唐体，著书数十卷，为劫火所焚，卒年八十九，乡间至今惜之。”王氏能如扁鹊一样隔墙察病，不仅具有较强功能还能著书立说，是个方术很全面的人。《钱塘县志》：“姚应凤，字继亢，钱塘籍，少孤，随姑适姚氏。姚以病医知名，能隔垣见肺腑，其法不尽本方书类，有异授割皮刮骨。一见洞然知表里。疲惫委顿，呼号欲绝，旁观股慄者，应凤入视，病即已，人皆以为神。”患者与他接触后，疾病就有转机，说明他的意念功能很强，很会运用方术与法术。《慈溪县志》：“陈钝，字子平，丰神秀颖，望之似神仙中人，素负奇气疏节，不肯随时俯仰。幼随父缪赴铜鼓，遇异人授岐黄术，能以灵心运古法，不须拘刀圭，当其意到，眼前一草一木，拈用往往沉疴立起。贫而修谢者，辄却之。”陈氏也是用方术法术的意念力治病。

《中国医学人名志》：“吕应明，明，吕读之子，字元声，太医院吏目，传禁方而变化之，能望气决人死生，或谈笑间疗人病疾。”《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黄冠道人，姓名不传，熙宁间，曾见于楚丘枣垌村，黄冠青衣，以医名，一方有疾者往求，一与之语，不药而愈。”《中国医学人名志》：“张恺，明，良医季民孙，善疗奇疾。凡疾非药石可疗者，恺不执方脉，以意治之，无不立愈。”以上三位用意念发功治病的道毉，收编入正统的医学名人录中，当属可信。

与道家类似，佛门中人也重视医法，兼修医算医术。众所周知，印度佛教中有神通等内容，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因为信奉佛法、励志修行是为了解脱，若以神通为追求的目标，那属于佛教所斥的外道。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却有意识地将这一方面的内容突现出来，借以迎合并依附中土的种种神仙方术，而中国人也往往对佛教的这部分内容特别感兴趣。因此，在《四十二章经》和《牟子理惑论》等早期佛典和佛教著作中，就出现了把佛陀、阿罗汉描绘为“轻举能飞”的“神人”等渲染。佛教为了生存与发展，也为了迎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早期来华传教的僧人也常借助于一些道术医方来膺服信众，扩大佛教的影响。甚至到了东晋十六国时，名僧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也仍然借术弘法，以争取更多的信徒。

佛家修行的学业可概括为五类，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其中以“医方明”意指僧徒需学习禁咒、药石、医算、历算，也行治病之术。在东晋南朝时期，用功于“医方明”的僧人层出不穷，如于法开，《高僧传》说他“善《放光》及《法华》，又祖述蓍婆，妙通医法”。一般而言，沙门主业为修习佛法，而不是在医药方面过于用功，于法开对此回答说：“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因此，在于法开逝世后，孙绰目之云“才辩纵横，以数术弘教，其在开公乎”。在此时期，像于法开一样“以数术弘教”的佛门医家甚多，《高僧传》所载于道邃、杯度等即是此类。藏医的医算、历算亦是如此之流布。

中医的学术史，并非现代中医界所认为的那样，从茹毛饮血中走来。在中医典籍中，我们完全可以整理出中医传承的路线图：天毉→巫毉→方仙毉→丹毉→道毉→走方毉→儒醫→传统中医→国医→现代中医等十个阶段（详见《古中医学术史·天毉之门》）。从上面古中医（甲子中医）学术退化史的图表中，可以看到，从天毉一直到传统中医的八个阶段的中医学术退化中，中医一直都是有医算内容的，只是到了国医及现代中医阶段，某些浅薄的学者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之下，在明治维新的洗脑之下，彻底忘记中医的象数之理，甚至中医本身的存在都已经岌岌可危了（详见《现代中医百年学术史现状调查·中医难》），哪里还顾及得到什么象数理法？与中医的老祖宗们相比较，我们的中医先贤们简直就是神人！这么看，说中医是神传，中医医算是神传，也未尝不可。 udkQWGBIZuBVHXs/h2KpRP1MY0t9RsMG0GcsQiWhDPGIyTFyv9S41dCVCIOjJH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