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辰篇
五运六气

《庄子·天运》篇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召曰：“来，吾语汝。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临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在古代，巫是一个崇高的职业。相传黄帝出战时，要请巫咸作筮。据说巫峡之名便来源于巫师巫咸。一作巫戊，传说中之巫医。唐尧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据《尚书》记载，巫咸是商太戊帝身边的一位贤臣。巫咸这里所说的“六极五常”，六极也称六淫，即六气的太过不及，这是目前可考的接近五运六气最早的说法。

公元前571年，单襄公死后留下遗书，文中对其子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再一次证明，公元前已有五运六气理论指导人们对天地万物的认知。公元前541年，《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说明了六气太过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周礼·医师》曰“医师究人之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察天之五运，并时六气”，这对于五运六气研究的意义在于首次将其与人之血脉、经络、骨髓、表里阴阳建立了联系。《素问》中所引用《太始天元册》“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云：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西汉末年的纬书《易纬·河图数》曾言：“五运皆起于月初，天气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气皆起于月中，地气之后应，冲作成物也。”这里不仅明确提到了“五运”和“六气”的名称，而且指出了“五运”和“六气”的起始时间。《易纬》中另有见与运气术语类似的说法，如《易纬·乾凿度》所言“天元纪”“气交”“五常”“五日为一候”“五音”“六律”，及《易纬·通卦验》之“当至不至”“未当至而至”等。这是在其他数术学典籍中第一次明确地看到关于五运六气的引述。这说明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五运六气的典籍了，而王冰传承的师氏的运气七篇也是有所本的。

中国目前遗存的最早石刻医学论著是《褚氏遗书》，作者褚澄（430—483），是刘宋王朝第三位皇帝宋文帝刘义隆（407—453）的外甥，在《褚氏遗书·辩书篇》中，褚澄曰：“尹彦成问曰，五运六气是邪非邪？曰：大桡作甲子，隶首作数，志岁月日时远近耳。故以当年为甲子岁，冬至为甲子月，朔为甲子日，夜半为甲子时，使岁月日时积一十百千万，亦有条而不紊也。”这说明在王冰之前280年就已经有五运六气理论在医学界流传了。现公认是唐代王冰拿出自己师传的七篇大论，以补足《素问》缺失，并予以详细的考核和注疏。王冰又传《玄珠密语》《天元玉册》《昭明隐旨》《元和纪用经》专述运气，开创了按运气变化进行处方用药的先例，以发挥五运六气之道。后刘温舒又补齐两篇遗篇，才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九篇大论。实际上，这也就是上古所传的《黄帝外经》《扁鹊外经》。

宋徽宗编纂《圣济总录》，书中首论运气及十甲子周运气图，宋代对七篇大论的应用高度重视，并且运气学说在当时太医局的考试中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宋代运气学的发展也得益于高保衡、林亿等对《黄帝内经素问》予以“重新校正”。《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为北宋刘温舒所著，书中认为“气运最为补泻之要”。赵从古的《六甲天元气运钤》两卷也是继王冰完整传出五运六气之后第一部宋代重要的五运六气作品。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法》中论述了运气与发病。其书中第五卷的《五运论》《五运时气民病证治》《本气论》《六气时行民病证治》对五运六气与发病中都有涉及，其十六首《三因司天方》更是国内外广泛流传。如清代汪石山就将“六十年运气病方”收进了《运气易览》，其在医疗中的参考价值十分重要。汪石山十分深入地论述了君火论、五运论以及六气论和本气论等运气理论。在《注解伤寒论》中，成无己十分重视运气学说，将运气钤法列为第一卷，详列南北政脉应，汗差棺墓，运气加临，补泻病证诸图。其重要价值在于《注解伤寒论》是第一部运用五运六气的理论来推演解释伤寒演变的著作，理论丰富，逻辑严谨。成无己在卷首强调：“五运六气主病，阴阳虚实无越此图。”

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并称为“金元四大家”，他们对运气学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创新发展。在理论上，不仅对《内经》运气学说从微小处探索，而且在临床应用中大胆尝试，做出巨大贡献。以五运六气学说指导遣药制方，严密病机学说，贯通运用于理法方药。金元时期是运气学说发展运用的一个学术成熟高峰。如刘完素创制“火热论”观点。由此著《黄帝素问宣明方论》《素问玄机原病式》，刘完素书中以“五运六气气化”理论遣药制方，同时以五运六气理论阐释疾病发病原因，并且将理论应用于临床，主要有“胜复郁发”理论、“亢害承制”等概念。同时期的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研究药物的归属和作用是以五运六气为理论基础的。他的“遣药治方论”“脏腑辨证”是运用五运六气理论作为制方的重要法则。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他建立的临证应用理论结合了运气的升降，结合了药物的气味厚薄的特性，还有阴阳等理论，是一套全面的临证应用系统。李杲、王好古，均为张元素门人，他们亦是元代的著名医家。李、王二人传承了张元素的“遣药治方论”“脏腑辨证”理论，《用药法象》《汤液本草》是对其师的理论传承和发展。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等诸方作为李杲的运气代表方，充分展示了其理论应用，实现了运气学说在治疗学上的使用，且传播十分广泛，直至今日，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在临床中也是十分重要的方剂。朱震亨等医家应用五运六气学说，对其应用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明代汪机在《运气易览》阐述了许多重要问题。其中包括运气周期中的60年交司时刻、五音建运、月建、南北政等运气基础理论。楼英的著作《运气占候》《医学纲目》也涉及五运六气理论，书中还强调五运六气的预测能力，在疾病未发生发展的阶段预防；《内经运气类注》对这种未病先防的理论有详细的阐述。李梴提出“有在天之运气，有在人之运气”及“升降出入，生气之常也”等理论。著有《运气总论》《医学入门》。张介宾著有《类经》及《类经附翼》，书中对运气七篇大论中五运六气学说有其独到的见解，对运气七篇进行分类注释和阐述。王肯堂著有《医学穷源集》，这本著作提出了“三元运气论”，他在运气图说中将运气变化分为三个过程，分为上元、中元、下元，上中下三元每元60年，天道变，人之血气亦随之变。王氏在临证中对病人的发病诊治亦颇重五运六气的相关性。

清代王丙著有《伤寒论说辩附余》，这本书主述五运六气大司天理论，王丙认为历代医学的发展与大司天十分相关，五运六气是历代思想源流及治疗特色形成的原因。清代吴塘、叶天士、薛雪、刘奎、杨璿、余霖等一大批温病学家更是对五运六气理论进行了大量实证，其贡献在于证实了运气对瘟疫、疫疹等的预防和诊治效果。《温病条辨》是吴瑭关于运气学说影响温病发病的理论学著作。《时病论》中雷丰也提出了时病与五运六气的相关性。清代的吴有性、张三锡、吴谦、李时珍、黄元御等人，在著作中涉及五运六气时都作了十分详尽的应用阐述，于医、于药、于针灸、于修炼，等等，都一一印证。张志聪、高世栻等人对五运六气解释仲景学说也都有重要贡献。可以说， 整个中医学术史的主线就是按照历代医家对五运六气理论理解程度而繁衍发展的五运六气学术史 。尤其是金元八大家打通了五运六气理论与实践、病因病机与发病机理、疾病诊断与治法治则乃至预后预测之间的逻辑主线和实证历史，使得整个中医学术史历经多次涅槃之劫而一次又一次焕发生命之光。

四时五行、五运六气、九宫八风、河图藏象、日干支等是《黄帝外经》中的主要医算内容。四时五行、日干支是《扁鹊外经》的主要内容。阴阳模式体现为一阴一阳模式、二阴二阳模式和三阴三阳模式；五行模式又体现为五行类比模式、五行相生模式、五行相克模式和五行胜复模式。阴阳五行模式又体现为天干地支模式、河图洛书模式、五运六气模式、藏象经络模式。通过多种象模式和数模式，成功地建构了四时五脏阴阳的藏象学说、太少阴阳及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三阴三阳会通六合的经络学说、五运六气的病因发病和治则学说，三部九候的诊察方法、五味阴阳的药性理论，子午流注、全息参同、人神禁忌的九针技术，病机十九条的辨机纲要，提出了涵盖天地人及形神的整体医算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五运六气模式。

运气学说在东汉忌谶纬学说时被朝廷明令禁止，至隋代更忌，运气学说书籍不能公开流传，只能是私传密授，故《素问》缺少第七一卷。至唐时，朝廷禁令较松，运气学说又可公开流传，所以王冰补入了“七篇大论”，后刘温舒又加入“本病论”与“刺法论”两篇。稽考运气学说源流和演变过程，我们发现它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中存在三个空白时期。目前学术界较为关注的是第一个历史空白期，即王冰注《素问》补七篇大论之前的阶段。

第二个历史空白期从唐宝应元年（762年）王冰著《黄帝内经素问注》开始，到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嫡孙赵惟能长子赵从古（990—1064）所著《六甲天元气运钤》（1045）。这段历史时期。在这近三百年期间，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的版本和其中的运气理论也没有被医学界注意并广泛采用，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完成运气学说基础奠定工作的几部重要典籍《元和纪用经》《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和《素问遗篇》等都出现于这个阶段，这些经典与“七篇大论”共同形成了完整的运气学说基础理论体系。在林亿等人重新校释王冰著《黄帝内经素问注》以后，运气学说很快就得到医学界和其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医家赵从古、刘温舒、郝允、庞安常、沈括、杨子建等开始引用运气学说的理论来解释疾病和自然现象，北宋的医学界开始把运气理论置于医学理论的首要地位，如北宋政和年间编撰的宋朝规模最大的方书《圣济总录》，就将运气理论列于首位。南宋、金、元间形成的各种医学学派的理论体系，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运气学相关联。当时的医界流行一句俗谚：“不识五运六气，遍检方书何济？”足见当时运气理论对医学界的影响程度。

第三个历史空白期是明清时期，明清医家，尤其是少数温病瘟疫学家还是比较注重运气理论在瘟疫温病发病方面的机理，但大多数医家基本上按照经验和金元四大家的只言片语去肆意发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现代中医。

“五六相合”一词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五、六为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定数，因此，《灵枢·通天》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五六相合”主要用于解释五运六气，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曰：“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余已知之矣。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又如“六气应五行之变”（《素问·六微旨大论》）；“六气五类，有相胜制也，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又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五气交合，盈虚更作，……六气分治，司天地者，……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五运六气之应见，六化之正，六变之纪……有化有变，有胜有复，有用有病”，“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乃可以言盈虚病生之绪也。”

《素问·气交变大论》根据不同岁运之年，列举出人体要注意防范的五脏相关疾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根据不同司天、司地，列举每年各步气可能发生的病症。即通过对分析各年岁运的太过、不及，客气的司天、司地，以及复杂的运气变化因素，探讨可能对人体疾病发生的影响，指导临床疾病的防范。《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根据每年气的偏盛，提出临床药物性味选用的具体原则，并提出“司岁备物”的主张。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则天道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数之可数者，请遂言之。”统一的五运六气的格局，推演时分五步：第一，观星象定值年干支。推五运之大运、主运、客运。每年岁运不同，以五行相生的次序轮转，一年运的状态太过，下一年必定不及，十年为一周期，如此往复循环。《素问·五运行大论》曰：“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第二，推六气的主气、客气及主客关系的客主加临。第三，推五运六气相互关系的“五六相合”。五六相合有运盛气衰的小逆、不和，气盛运衰的顺化、天刑，以及运气同化的天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太乙天符。第四，根据气象模式推断疾病流行与灾害。五运六气把式盘上方统上半年者称司天，式盘下部统下半年为司地。其推演的式盘按六步分六格，则左右共四个间气。第五，五运太过不及、客气司天司地之胜复，如无承制为平气则成为病邪。五运六气以此建立了气象病因学，进而把东汉以前的诊治理论纳入五运六气的框架。五运六气遂成为有预测机制的从病因到治疗的医学理论体系。

“天地合炁，命之曰人”，即是五运六气化生五脏六腑、藏象经络。五运六气与中医人体相感应，如中运为中焦脾胃，司天为上焦心肺，司地为下焦肝肾，左右间气为人体左右两胁。五运六气之五音六律与脏腑相应，如《灵枢·经别》曰：“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应天道。”故《灵枢·邪客》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素问·针解》曰：“人发齿耳目五声，应五音六律。”《素问·藏气法时论》《素问·六节藏象论》等都说明人体五脏六腑源于四时五行、五运六气。

在《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有关于岁运与生物繁殖之间关系的论述：“岁月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气使然？岐伯曰：六气五类，有相胜制也，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岁运对人类生殖的影响：土运太过，春季怀孕；木运太过，秋季怀孕，夏季不宜怀子；火运太过，冬季怀孕；木运不及，冬月怀子；火运不及，春夏怀子；土运不及，夏月怀子；金运不及，长夏怀子；水运不及，秋月怀子。除此，古医家对受孕的时日、环境也有讲究，《千金方·养性》载道：“御女之法，交会者当避丙丁日及弦、望、晦、朔、大风、大雨、大雾、大寒、大暑、雷电霹雳，天地晦明，日月薄蚀，虹霓地动。”此后，宋代医家陈自明又将阴阳五行引入分经养胎学说，既可阐述胎生之理，又是指导孕期保健、辨证施治的大法，是运气学说与胎养学说的结合。

《黄帝内经》中“五”出现频次最多，达860余次（《素问》463次，《灵枢》399次），以“五”为篇名的有17篇（《素问》6篇，《灵枢》11篇），90%以上是五行模式下的意义。与五结合组成的词汇相当丰富，如五运、五脏、五气、五味、五音、五神、五疫、五部、五谷、五度、五脉、五禁等有几十个之多，“五行”的这种使用频率从中医框架上体现了 医算 在《黄帝内经》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年月日时时间结构的不同阴阳结构下创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三阴三阳模式，在五行模式下创建了制化胜复模式，在天地人模式下创立的五运六气、九宫八风的发病病机和治疗模式，特别是依据阴阳五行理论模式建立起来的藏象体系和经络体系，均是在对天地自然之“象数”和人身之“象数”观察和认知的前提下，运用远取诸物，类比人身；近取诸身，“司外揣内”或“司内揣外”的方式完成的古中医象数体系。以阴阳五行、干支河洛、五运六气为核心逻辑的古中医的象数体系又是建立在古盖天论、古浑天论、古宣夜论等历法历算之上的医算体系。

西汉及其以前有很多占候和预测气象之书，如《娄景书》《九宫八风占》《天文气象杂占》及《五星占》等，很多纬书中有论及运气的语句，如《易纬·河图数》有“五运”和“六气”之名词。《易纬·通卦验》论及24节气灾异及“当至不至”“未当至而至”之应。《易纬·是类谋》有“六十而一周”。《孝经纬·钩命诀》云：“五气渐变，谓之五运。”《易纬·乾凿度》记载最多，如“五气以立，五常以行”“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等等。在西汉时已经有五行派与六气派两大派。五行派据五星推占，马王堆出土的《五行占》属于此派。《史记》所记的夏侯始昌、夏侯胜等人也以五行推占。《史记·天官书》所记之王朔与魏鲜属于六气派：“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魏鲜以“四始”决定一年的有余、不及、正岁。

五运六气的语词出现较早，可能起于战国，在南齐褚澄的《褚氏遗书》中就已经明确提出。语境广泛涉及诸子文化、社会生活、政治历史、自然气象等方面，显现相当程度的普及性，符合医道物候气候证候的概念逻辑。六气语义与风寒暑湿燥火或厥阴风木、少阳相火、少阴君火、阳明燥金、太阴湿土、太阳寒水基本相同。五运六气与“医道”的关系甚为密切，非医学典籍中出现的语境也多与修道修身、医学或医者有关。

五运六气概念不只出现在专业中医古籍中，在其他子学、经学、文学典籍中也是作为重要概念而被屡次提及。如北周·庾信《庾子山集》言“五运周环，四时代序”，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8曰：“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唐·孔颖达等《春秋正义》卷31论：“谓六气共五味，非一气生一味，此民之六志亦六气共生之，非一气生一志，故云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言共禀六气而生也。”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20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天有六气，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缘自医和论疾，则阴、阳、风、雨、晦、明成为国学文献中六气的常见注释，六气有四时之分、五节之序，太过则成淫邪而致疾。

唐·孔颖达等奉敕撰《春秋正义》卷26注“六气至之”云：“六气并行无时止息，但气有温暑凉寒，分为四时，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时以为五行之节，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为五行，每行得七十二日有余，土无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为土正主日也。”卷31认为：“传称：天有六气……人用不得过度，过度则为昏乱，使人失其性，故须为礼以节之。”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十六载：“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不知其出于何人，盖自孔子殁周，益衰乱，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异学肆其忧奇放荡之说。”而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5称：“左氏春秋医和之论疾源，推明六气、五味、六疾，与黄帝素、难书符合。”

庄子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作为修养境界。唐·房玄龄注《管子》卷10“御正六气之变”称：“所以循其变也，六气即好恶喜怒哀乐。”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4强调“六气之经纶有序”，六气需顺常性而御变化，与医理一致。后世也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宋·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7）等，作为文人的追求，一些诗文集里有类似表述。“御六气”“飡六气”等还被视为修炼法门，追求“和六气”或使“六气盈满”。如汉·王逸章句《楚辞》卷5称：“飡（吞也）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魏·嵇康《嵇中散集》卷4称：“六气并御，而能含光内观，凝神复璞。”又如“咀六气于丹霞”（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1），“握六气以自驯”（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餐六气以呼吸”（清·张惠言《茗柯文初编》卷1）等。宋·张君房《云笈七笺》载有六气服食的多种具体修炼方法，如卷23服日月六气法、卷60六炁（气）诀（嘘呵呬吹呼嘻）等，以达“外周六气，内运五行”的效果，卷61还解释吐六气的具体功用：“时寒可以吹以去寒，时温可呼以去热，嘻以去风，煦（呵）以去烦，又以去下气。嘘以散滞，呬以解热。”

常见六气之和、六气之平、六气氤氲、六气均调、六气均畅、六气宣通、六气之和调、六气之和贵、六气御和、六气惟和等语词，及“二仪交泰，六气调和”（唐·释道宣辑《广弘明集》卷24），“愿臻六气之和”（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38），“五行以之顺序，六气以之和平”（宋·王禹偁《小畜集》卷19），“六气之平敢即”（宋·陆游《渭南文集》卷23祈雨青词）等。六气按序宣通则为福祉，故前蜀·杜光庭《广成集》卷7醮词：“伏以六气周流，天道为生成之本。”唐·柳宗元《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外集下称“六气和而风雨时，五谷昌而仓廪实”为“教化”。凡六气相伤谓之沴（如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览》卷17引《尚书大传》后志），若六气不和，则灾害、疾病随之而至，唐·独孤及《毗陵集》卷19言：“告之运命云：八风不和，六气不均，上天疾威，大历蔍臻，俾灾流行，殄歼其人。”又如“六气内调，众邪摧殄”（前蜀·杜光庭《广成集》卷14），“六气不和，灾眚荐至”（宋·王禹偁《小畜集》卷16），“六气以沴”（如元·苏天爵辑《国朝文类》卷45）。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7记载：“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书中指出：“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法皆不同。”并附熙宁中以五运六气候京师雨期的效验之例，以证“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9引杨退修之谓，宋·晁公武撰、宋·赵希弁重编后志《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2等，都推崇王冰的成就，称“以岐伯论五运六气以治疾病，后世通之者唯王冰一人而已”。

非医学典籍中，还多见以通五运六气之法作为明医或大医的评述要点与衡量标准。如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仁甫读岐伯伊尹之书，通五运六气之学，其心又乐于济人者。”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27吕元膺之沧州翁传：“（翁）历著大要，推原五运六气、上下临御、主客胜复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宫太乙司政之类，殊为详明，深足以羽翼内经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9记载：“五运六气，一岁五行主运，各七十二日，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厥阴风木，而火独有二。天以六为节，故气以六期为一备。地以五为制，故运以五岁为一周。”其载与《素问》一致，并称：“左氏载医和之言，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即素问五六之数，易洪范月令其致一也。杨退修谓五运六气通之者唯王冰，然迁变化行度莫知其始终次序。程子曰：气运之说，尧舜时十日一雨，五日一风，始用得。”此又言及五运六气起源及其与易学关系。

医以达生生之道，得五运六气流行则为福祉，元·谢应芳《龟巢藁》卷13祈“五运六气之流行，无灾无害”。又宋·吕祖谦辑《皇朝文鉴》卷150载：“曩学六气五运，夜宿东平王家岭，观气象至逾月不寐。”清·全祖望《鲒绮亭集》卷2剖析五六天地之中合问题。五运六气有常有变，《皇朝文鉴》卷90见：“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暑之节，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五运六气化裁之变尤其受到重视，如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3下：“天元玉策……书推五运六气之变。”宋·朱震《汉上易传》卷7释：“圣人指而裁之，则谓之变，故昼夜六时，寒暑六气，刚柔六位，因其化而裁之，以著其变之微，故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易纬·通卦验》卷下：“（冬至）未当至而至，则人足太阴脉盛，多病暴逆，胪张心痛。”《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民病腠理热，血暴溢，疟，心腹满热，胪胀，甚则胕肿。”“（火郁之发）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胸背，面首四支，胗愤胪胀。”“胪胀”一词，即指腹胀满。可见医易相通自古有之。另外，“五行六气”之语也作为五运六气的代名词在文献中常见。宋·王明清《挥尘录后录》卷2解释：“五行在天乃六气，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运行，曾无越次，矧此有形，创于神智，生生不穷，悠远之义。”宋·释契嵩《镡津文集》卷18以六气、五行为易学的一部分等。

历史上，极力反对运气学的也大有人在，如缪希雍、王履、周礼、何梦瑶、张悼、万全等，但反对的理由大体就是三条：一条就是直接以运气学说是唐代王冰补入的，所以反对；一条就是以伤寒的相关看法为基准，发现运气学说有些说法与伤寒不一致，所以反对；另一条就是对运气学说了解得非常粗浅，觉得与实际不一致，所以反对。很显然，这些反对的理由细究下来，都是无法真正成立的，也不值得一驳。相对于支持五运六气学说的医家，无论是从临床实证上，还是在数量上，抑或中医基础理论及其医学流派的开创方面，这些反对者不过蝇营狗苟，蜉蝣之辈。

历史上多数医家还是非常重视《素问》五运六气学说的年月日时周期的天人感应现象，本书所列医家皆是如此，以至于有句谚语广为流传，“不明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这些相信运气学说的医家在他们临床诊病和著书立说里，都明确应用了运气学说的知识，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所以与不相信运气学说的医家相比较，他们因为自身屡次应用了运气学说去解决临床上的实际问题，所以他们对运气学说的看法更值得后人相信。 vuPmqrHNIMvh8DIk6x/trRhKdIESbrY63IEeYfqgz56XxAjd5hyI2hF/dgA0ut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