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篇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陈言（1131—1189），字无择，号鹤溪道人，宋代浙江青田人，宋代著名医学家。陈言曾评注《产育保庆集》，著有《依源指治》（已佚）、《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这本书奠定了陈无择永嘉医派的创始人地位。

三因最早在《内经》中主要是指因时、因地、因人，而且有关于天地人的详细论述。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指出：“夫人秉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而且仲景用五行生克来讲治未病、余脏准此等，说明仲景治病的基本逻辑就是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经络受邪，入于脏腑必为五运之内邪所伤，四肢九窍血脉不通，必为六淫之外邪所侵，余则为不内外因，病因的“三因说”已跃然纸上。至于从另一个角度看，因时、因地、因人又可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三因，因时因地属于外因，因人属于内因，而不内外因属于除去内外因以外的致病因素。

据《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序文所载，早在绍兴辛巳年（1161），陈无择即著有《依源指治》6卷，从书名可以看出，这是依据疾病病因进行治疗的专书，是临床常用方剂证治的汇编。书分81门，先是叙述阴阳、疾病、脉象、病证，其次是病因，还集注《脉经》，内容相当丰富。从书籍内容的比较及时间先后的过程看，《依源指治》应是《三因方》的初稿或雏形。《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成书于公元1174年。该书承《金匮要略方论》的三因之说而作进一步的发扬，认为“医事之要，无出三因”，“倘识三因，病无余蕴”，创立了六淫为外因，七情为内因，饮食劳倦、金刃虫毒等为不内外因的三因理论，发展了仲景的病因学说。故全书以三因为纲，对脉法、病证、方药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书分18卷，按照病因归类，列180门，载方1000余首，辨证论治，条分缕析。

《三因方·三因论》首次提出“六淫”概念：“六淫者，寒暑燥湿风热是；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腑脏，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悖常理，为不内外因。金匮有言，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以此详之，病源都尽。”而《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该篇还将其合称为六气，但只有风淫等六种淫邪的提法。《三因方》则概名六淫，淫者，不正、过度、非常之谓，一字之改，直接而本质地揭示其致病特征，不复与相关概念混淆，确是创造性地发展，至今仍予沿用。不仅如此，陈无择还认为时气及疫病等的病因同属六淫范畴。他说：“气应异象，逆顺变生，太过不及，悉能病人，世谓之时气，皆天气运动所为也。……随气主治，则悉见病源矣。”又云：“夫疫病者，四时皆有不正之气，春夏有寒清时，秋冬有暄热时。一方之内，长幼患状相似者，谓之天行是也。”“若天行，多假六淫及错而致之者。”陈无择关于瘟疫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吴又可，吴又可只是认识到了天地间别有一种杂气致疫，但是不知道这种瘟疫之气也是五运六气的刚柔失序、不迁不退导致的疫疠之气。而陈无择则清醒地认识到五运六气之偏之极就是疫疠之杂气，这一点难能可贵。

陈无择的三因论源自仲景。在《三因方·六气叙论》中曰：“气应异象，逆顺变生，太过不及，悉能病人”。《三因方·外所因论》述：“由是观之，则知四气本乎六化，六化本乎一气，以运变而分阴阳，反则为六淫。”对六淫的产生，认为是气（六气）的太过不及所致，这与桂本《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例”“六气主客篇”所论逻辑如出一辙，与《金匮》中的“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至而不去，至而太过”说法相合。如《三因方》对六淫致病的见解，首先是可以单独或相兼为患。单独者，以其强弱程度而有“轻则为伤，重则为中”的区别，并逐次讨论了中或伤于风寒暑湿引起的八种疾病的证治。相兼者，则以两邪同至为并，三邪共病为合。其指出：“风寒、风温、风湿、寒湿、湿温五者为并，风湿寒、风湿温二者为合。……倘有所伤，当如是而推之。”其次，六淫中主要讨论风寒暑湿的中伤并合，所谓“感伤外邪，除燥热外，叙此四气以为征兆”，这是因为“暑热一气，燥湿同源，故不别论”。而仲景对于外因的六气六淫治之以《汤液经法》的十二神方，对于内因的五运五病治之以五脏大小补泻汤，对于不内外因治之以其余救急方，等等。

《三因方》中所谓“寒喜中肾”，“暑喜归心”，“湿喜归脾”，“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上；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这些也是在《金匮》基础上展开的论述，《金匮》原文中如“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师曰：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等，就是对病邪归属的论述。《三因方》中引用《金匮》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冠有“金匮曰”“方论曰”或“经曰”“论曰”等，甚至有的地方有“新校正要略者”之称。据统计，《三因方》中涉及《金匮》原文的地方有七八十处之多，如《三因方·内所因论》讲道：“及观《金匮》之论，其得为多。肝虚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制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盛，心火盛则肺金受制，肝气乃舒，肝气舒则肝病自愈，此补子之意也，肝虚则用此，实则反之。”故陈无择说：“《金匮》之言，实为要道。巢氏《病源》，具列一千八百余件，盖为示病名也。以此三条，病源都尽，不亦反约乎。”陈无择在《黄帝外经》的五运六气基础之上，在仲景对《汤液经法》的继承下，在仲景斗历、伤寒例、杂病例的指导下，对于天干和地支结合的六十甲子不同年份，按照天地人气化运行的基本规律，分别详尽地阐述了诸多运气医算方加以天人对应。

陈无择曰：“夫五运六气，乃天地阴阳营运升降之常道也。五运流行，有太过不及之异；六气升降，则有逆从胜复之差。凡不合于德化政令者，则为变眚，皆能病人。”其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纪用备论》中说：“顾兹气运，与万物虽种种不齐，其如成象效法，无相夺伦；一一主对，若合符契……古之治法，遇岁主脏害，虽平治之不同，必以所胜而命之，故《经》曰：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平天气也；下淫于内，所胜治之，治地气也。故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诸气司地，风淫于内，治以辛凉，此之谓也。”这说明了陈无择深谙《黄帝外经》五运六气之理。

本书对运气基本理论与应用的阐述主要见于“五运论”“五运时气民病论”“六气叙论”等，论述了君火、五运、六气、本气等基本理论。其中对君火阐发较多，认为“君火，乃二气之本源，万物之所资始”，并以《易》乾之象天为比喻，强调君火在运气中的重要性，还讨论了君火与心火的关系，还讨论了五运六气时气民病证治，列六十年运气病方。陈氏认为，运气变化是导致疾病产生的致病因素，但又不同于“三因”之致病，是为“时气”。如云：“夫五运六气乃天地阴阳运行之常道也，五运流行有太过不及之异，六气升降则有逆从胜复之差。凡不合于德化政令者则为变眚，皆能病人。故经云：六经波荡，五气倾移，太过不及，专胜兼并，所谓治化，人应之也，或遇变眚，聿兴灾沴，因郁发以乱其真常，不得而致折复，随人藏气虚实而为病者，谓之时气，与夫感冒中伤天行疫类不同。”

在五运时气民病证治方面，其指出：“六壬六戊六甲六庚六丙岁，乃木火土金水太过，为五运先天。六丁六癸六乙六辛岁，乃木火土金水不及，为五运后天。民病所感治之，各以五味所胜调和，以平为期。”由运致病，见脏出证，方从机发，药随证转，而对于五运之治，则采取生克制化之理，更相以平。所以，当由运而知其法，由证而知其方，由候而知其药。其列五运方药有苍术汤、麦门冬汤、附子山茱萸汤、牛膝木瓜汤、川连茯苓汤、苁蓉牛膝汤、黄芪茯苓汤、白术厚朴汤、紫菀汤、五味子汤等十组方剂。

在六气时气民病证治方面，其指出：“凡六气数起于上而终于下，岁半之前，自大寒后，天气主之。岁半之后，自大暑后，地气主之，上下交互，气交主之。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司气。用其主亦无犯，异主则少犯之，谓之四畏。若天气反时，可依时及时胜，其主则可犯，以平为期，不可太过也。”这里，陈氏提出了六气用药的“四畏”，其主旨是顺气而得，归于自然。对于六气之治，则根据阴阳升降、司天司地、上下有位、左右有纪、地理之应，提出以天气加临为胜为复、随气主治的大法，则年有主方，气有主证，方由气转，药以证生。其列六气方药有静顺汤、审平汤、升明汤、备化汤、正阳汤、敷和汤等六组方药。

针对五运十天干，相应有十个不同的方剂，如甲之附子山茱萸汤、乙之紫菀汤、丙之川连茯苓汤、丁之苁蓉牛膝汤、戊之麦冬汤、己之白术厚朴汤、庚之牛膝木瓜汤、辛之五味子汤、壬之茯苓汤、癸之黄芪茯神汤。针对六气十二地支，有六个方剂：子午少阴君火之正阳汤、丑未太阴湿土之备化汤、寅申少阳相火之升明汤、卯酉阳明燥金之审平汤、辰戌太阳寒水之静顺汤、巳亥厥阴风木之敷和汤。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五运致病中原文所述症状与《素问·气交变大论》完全相同。以苓术汤为例，《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原文：“凡遇六壬年，发生之纪，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胁支满。甚则忽忽善怒，眩冒癫疾。为金所复，则反胁痛而吐，甚则冲阳绝者死。”《素问·气交变大论》则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反胁痛而吐甚，冲阳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这说明风木太过之年，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易发泄泻、纳差、身体沉重、腹满肠鸣等症，重者可出现易怒、头晕、胁痛、呕吐等表现。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六气致病中所述症状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一致。《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原文：“寅申之岁，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司地，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少阴君火加厥阴木，民病温，气怫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二之气，太阴土加少阴火，民病热郁，咳逆呕吐，胸臆不利，头痛身热，昏聩脓疮；三之气，少阳相火加相火，民病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鼽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四之气，阳明金加太阴土，民病满，身重；五之气，太阳水加阳明金，民避寒邪，君子周密。终之气，厥阴木加太阳水，民病开闭不禁，心痛，阳气不藏而咳。治法宜咸寒平其上，辛温治其内，宜酸渗之，泄之，渍之，发之。”以上原文临床表现皆出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凡此少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正，地气扰，风乃暴举，木堰沙飞，炎火乃流，阴行阳化，雨乃时应，火木同德，上应荧惑岁星……初之气……寒来不杀，温病乃起，其病气怫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二之气，火反郁……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于中，胸嗌不利，头痛身热，昏聩脓疮。三之气……民病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鼽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四之气……其病满身重。五之气……民避寒邪，君子周密。终之气……其病关闭不禁，心痛，阳气不藏而咳。”这说明少阳司天之政，初之气易发温病、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等症；二之气，易发热郁、咳逆、呕吐、胸臆不利、头痛、身热、昏聩、脓疮等症；三之气，易发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鼽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等症；四之气易发腹满、身重；五之气，要预防寒邪、保暖；终之气，易发开闭不禁、心痛、咳嗽等。

关于六气时行民病治法，陈无择认为，“世谓之时气者，皆天气运动之所为也。今先次地理本气，然后以天气加临为标，有胜有复，随气主之，则表见病源也……凡一气所管六十日八十七刻半为本气，后以天之气临御，观其道从，以药调和，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又曰：“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司气同其主，亦无犯；异主，则少犯之，是谓四畏。若天气反时，可依时，及胜其主，则可犯，以平为期，不可过也。”这说明了六气之中，主气为本气，客气为标气，观其逆从，用热远热，用温远温，用寒远寒，用凉远凉，六气顺时，依天气，天气反时，依时气，以药调和，以平为期，不可过用，充分体现了《黄帝外经》治法。

关于六气时行民病证治制方，陈无择的六气时行民病证治制方，则是在《黄帝外经》五味胜复理论的基础上，依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治则而设，以升明汤为例。陈无择曰：“宜咸寒平其上，辛温治其内，宜酸渗之，泄之，渍之，发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故岁宜咸辛宜酸，渗之泄之，渍之发之。”升明汤方以紫檀香咸微辛平其上以泄之；酸枣仁酸入厥阴风木以渍之；蔷蘼（蛇床子）辛苦甘平，半夏、青皮、生姜辛温苦平治其内以发之；甘草甘平、车前子甘寒以渗之。全方体现了宜咸辛、宜酸的治则。自大寒至春分，少阴君火加厥阴木，加白薇苦平、玄参苦咸微寒以清火；自春分至小满，太阴土加少阴火，加丁香味辛温以治内，发越内火；自小满至大暑，少阳相火加相火，加漏芦苦咸寒、升麻甘苦平微寒、赤芍甘温以清火，泄之，发之；自大暑至秋分，阳明金加太阴土，加茯苓甘平以入土渗之；自秋分至小雪，根据正方；自小雪至大寒，厥阴木加太阳水，加五味子酸温以温水柔木。渗之，泄之，渍之，发之毕见。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依据《黄帝外经》五（性）味理论制方。陈无择曰：“凡六壬、六戊、六甲、六庚、六丙岁，乃木火土金水太过，五运先天；六丁、六癸、六己、六乙、六辛岁，乃木火土金水不及，为五运后天，民病所感，治之，各以五味所胜调和，以平为期。”又曰：“夫五味各随其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还以苓术汤为例，制方以茯苓、甘草甘平，白术甘温以入土理脾；以半夏辛平，青皮、姜、草果之辛温以助金克木，以厚朴之苦温助火扶土制金为治。陈无择制方之法依据六壬年风木太过，风气流行为病因，脾土受邪为病机，制方没有以祛风、理脾为据，而充分体现了体用五味生克规律。

可见，陈无择制五运六气方16首，具有深邃的理论渊源。五运时气民病证治方是按照《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论述的五运之化，太过不及之年而制；六气时行民病证治方是按照《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论述的六个司天之证而设制。其辨病原则与制方法则严格遵照五运六气的生克制化、胜复郁发、四性五味而来，与《汤液经法》和《素问·藏气法时论》《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四性五味理论高度契合。陈无择《三因司天方》作为“运气医算方”，从创立以来，经过大量医家的临床实践，被认为行之有效而得到广泛流传，正是因为其把握住了五运六气对人体的内在影响，因而不被外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直趋问题的本质与关键。

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分别论述了“时行寒疫论”“天行温病论”，并分别附有治疗方剂。值得注意的是，在列举的方剂中有一首圣散子，并附有苏轼的序文。苏轼“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治至不可数”，“至危笃者，连饮数剂，则汗出气通饮食渐进，神宇完复”。圣散子的方药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麻黄、防风、细辛等辛温解表药，藿香、石菖蒲、白术等和中化湿药，附子、良姜、肉豆蔻等温中散寒药。对于感受了风寒湿邪气导致的疫病应当有较好的效果。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以下事实，在历史上确有寒性瘟疫的发生，而且属于严重的传染病，如霍乱、疟疾、大流感等寒疫都可以危及生命，使用温热药物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吴鞠通《温病条辨·寒疫论》也肯定了寒疫的存在，“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症状，则憎寒壮热，头痛骨节烦痛，虽发热而不甚渴，时行则里巷之中，病俱相关”，并且指出寒疫的发生与运气相关，“六气寒水司天司地，或五运寒水太过之岁，或六气加临之客气为寒水”。《松峰说疫》中也说“疫病有三种”，“一曰瘟疫。夫瘟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始终属热证……二曰寒疫。不论春夏秋冬，天气忽热，众人毛窍方开，倏而暴寒，被冷气所逼即头痛、身热、脊强……三曰杂疫。其症则千奇百怪，其病则寒热皆有，除诸瘟、诸挣、诸瘀瘴等暴怪之病外，如疟痢、泄泻、胀满、呕吐、喘嗽、厥痉、诸痛诸见血、诸痈肿、淋浊、霍乱等疾，众人所患皆同者，皆有疠气行乎其间……且其病有寒者，有热者，有上寒而下热者，有上热而下寒者，有表寒而里热者，有表热而里寒者种种变态，不可枚举”。但是苏东坡序文中用圣散子治疫“一切不问阴阳二感”，造成了很大的流弊。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记述了圣散子误用于热疫导致死亡的事实，而且提出寒疫、热疫以外，还有燥疫、湿疫。己未年京都湿疫流行，用汗下之法皆死，用五苓散能够治愈，并且告诫后人要仔细辨析诸疫的性质。

《三因方》以“究明三因，内外不滥”的简捷概括，对中医病因学说的形成有着杰出的贡献，受到医界的充分肯定，然其意义绝非就此而止。随着五运六气体系之六淫概念的确立，继之相应地据因类病，集中阐述临床证治，从而奠定了以五运六气太过不及之六淫为研究对象的外感病学的大体轮廓，对此同样应予足够的重视。令人惋惜的是，基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关外感病与内伤病的认识，现代中医学界主要还是以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为基本内容，且两个体系长期分立并存。追本溯源，寒温一体，内外一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常法（四时五行）与变法（生克制化、亢害乘侮、胜复郁发、刚柔失序、不迁不退），是迟早的事。而本书也是本着这一初衷，欲以厘清、厘正古中医医算体系。

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运论”“六气论”载方共16首，其学术流传共有两支路径，国内流传的一支是江苏的700年龙砂医学流派、御医戴原礼（1324—1405）的《证治要诀》、明·张昶（1562—1646）《运气彀》、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1726）之《医部全录·运气门》、王旭高（1798—1862）《运气证治歌诀》、陆九芝（1818—1886）《世补斋医书》、陈雍《医学正旨择要》（1906）；另一支流传路径是日本梶原性全的《覆载万安方》（1327）、朝鲜金礼蒙（1406—1469）的《医方类聚》（1443—1445）、朝鲜许浚的《东医宝鉴》（1610）、朝鲜尹草窗的《草窗诀》、越南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运气秘典》（1770）、越南邓春榜的《医学源流增补全书》（1879）。关于日韩越的具体学术继承，我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有详细介绍，此处就不再赘述。

龙砂医家将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运六气方体系单独编辑，阐微释奥，名之“三因司天方”。龙砂医学流派是以江阴龙山、砂山地区为源头，由元代著名学者陆文圭（1252—1336）奠定文化基础，经明、清两代医家的积累，有明御医吕夔、姜礼（1654—1724，姜宗岳、姜健、姜大镛）、吴达、柳宝诒（1842—1901）、曹颖甫（1868—1937，学生秦伯未、章次公、陈存仁、严苍山、许半龙、程门雪、王一仁、张赞臣、王慎轩、丁济华、黄文东等）、薛文元（1867—1937）、朱少鸿（1873—1945）、承淡安（1899—1957）、章巨膺（1899—1972），等等，其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展而形成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该医学流派延绵700余年，医家众多，虽学术风格不尽一致，但重视和善于运用《黄帝内经》的运气学说，重视《伤寒论》经方，依据《内经》《伤寒论》去研究和阐发温病的病机治则，是该医学流派多数医家的共同特色。

重视五运六气理论的临床运用是龙砂医学流派的“三大学术特色”之一。历代龙砂名医对“五运六气”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著述颇丰，如明代吕夔的《运气发挥》，清代缪问注姜健所传《三因司天方》，王旭高著《运气证治歌诀》，吴达《医学求是》有“运气应病说”专论，薛福辰著《素问运气图说》，高思敬在《高憩云外科全书十种》中著有《运气指掌》一书等。龙砂医家尤为重视运气学说在临床的应用，善用“三因司天方”治疗内伤外感的各种疾病是龙砂医家的擅长，姜氏世医第四代姜健（字体乾）是杰出代表。

据与姜健同时稍晚的名医缪问（1737—1803）记载：“吾邑姜体乾先生治病神效，读其方必多至二十余品，心窃非之。然人所不能措手者，投剂辄效，殊难窥其底蕴也。后登堂造请，乃出宋版陈无择《三因司天方》以示，余始知先生之用药，无问内外气血，每于司天方中或采取数味，或竟用全方，然后杂以六经补泻之品。故其方似庞杂而治病实有奇功。”《风劳臌膈四大证治·瞿简庄序》记载：“体乾游苏适居天士（叶天士）同时比邻，凡有就叶诊弃之者辄为之治。一日见坠泪咨嗟者曰：‘势将奈何？’急询其故，知天士断其木叶落时定难飞渡。体乾即为之诊曰：‘病固急矣，勉为处方。’不特璧其诊资，并助以药资，嘱服十剂，果验。天士闻而骇曰：‘是谁能挽回斡旋与？’因知我华士有姜体乾公之医道。天士先生特来华士谒姜公，并谦曰：‘昔日有眼不识泰山，今特来请出山。’体乾下榻曰：‘余处穷乡，贫病者多，不能出’，乃款留而去。”

《三因司天方》是清代龙砂医家缪问将同乡名医姜体乾所藏之宋版陈无择《三因方》加以书论而成，“司天运气方”基于五运六气思想和《汤液经法》逻辑进行选方用药，完全符合中医医算逻辑。咸同间无锡名医王旭高则将姜健所传《三因司天方》编成《运气证治歌诀》传世。在《龙砂八家医案》中，留下了多位医家应用三因司天方的宝贵医案。如姜氏世医以善用“司天运气方”而名震大江南北；王旭高临床提出须“明岁气天时”“相机从事”，主张灵活运用运气学说，“执司天以求治，而其失在隘。舍司天以求治，而其失在浮”；吴达提出“因病以测岁气，非执岁气以求病”“证之变化，随岁时而转旋”等论述，所著《医学求是》立有“运气应病说”专论，并记载了大量运气医案。

如龙砂医家王旭高（1798—1862）对“三因司天方”就深有研究，曾编撰《运气证治歌诀》，阐释方义，并附“司天运气图歌”“司天司地六淫治例”等运气歌诀。王旭高认为运气学说具有重要价值，但较难掌握，气运变化有异，应灵活运用。王旭高尝言：“先圣察生成之数，以求运气者，盖欲因数以占夫气化之盛衰，而示人以法阴阳，和数术，先岁气，合天和也。然而难言之矣，一岁之中，五运相推，六气相荡，运气错杂，而变各不同。如湿挟风而化燥，风兼燥而化凉，火燔亢而生风，湿郁蒸而为热。则阴阳之消息，固难以识其微，而形象之著明，是必有可凭之理。”其观点鲜明地提出“是故执司天以求治，而其失在隘。舍司天以求治，而其失在浮”。

又如“三因司天方”中，六庚年之“牛膝木瓜汤”与六丁年之“苁蓉牛膝汤”组方多有相似，不易区别。王旭高在苁蓉牛膝汤方解中说：“此与前牛膝木瓜汤大段相同，但彼因燥盛伤肝，肝血虽虚不甚，故止化肝液，养肝血，便可以却燥。此以肝虚伤燥，血液大亏，故用苁蓉、熟地峻补肾阴，是虚则补母之法也。”寥寥数语，拨云见月。此外，王旭高对部分“运气方”做了增损化裁。如，黄芪茯苓汤（黄芪、茯苓、紫河车、远志姜汁炒、薏苡仁生研、人参各等分，肉桂心）为“凡遇六癸年，伏明之纪，岁火不及，寒乃盛行”所设。陈无择《三因方》原方名“黄芪茯神汤”，王旭高将茯神易为茯苓，并新增肉桂心一味，并说明“心阳衰少，则君火无权，故寒邪得以侵凌而来犯……取意非不善，但不无迂缓之嫌。旭高因僭加桂心一味，以宣导诸药，启发心阳，临症取裁，是所望于君子”。又如紫菀汤，《三因方》原方用白芷，王旭高改用白芍，并加五味子，等等。

陈无择《三因方》的紫菀汤（紫菀、白芷、人参、黄芪、杏仁、地骨皮、桑白皮、甘草各一钱，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方见《三因司天方》“六乙年紫菀汤”，为“岁金不及，炎火乃行”而设。缪问注解此方曰：“凡岁金不及之年，补肺即当泻火，以折其上炎之势。若肺金自馁，火乘其敝，民病肩背暓重。鼽嚏，便血，注下，不救其根本可乎哉？”因此本方的选方用药是以补肺为主，而泻火则在其次。

黄连茯苓汤（川连、赤苓各一钱二分半，麦冬、车前子、通草、远志各七分半，半夏、黄芩、甘草各五分，生姜七片、大枣二枚），本为六丙年岁水太过、寒气流行、水胜土复所立之方，但在临床发病时、加重时、迁延时、就诊时，都不离少阴君火，此何故哉？缪问认为丙年虽为寒水之年，但寒甚则火必被郁，因此“病见身热烦躁，谵妄胫肿腹满等症，种种俱水湿郁热见端”，既是火热之病，若再以热药制其寒水，则无异于火上浇油。缪问对黄连茯苓汤的方解：“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此而不以辛热益心之阳，何耶？按六丙之岁，太阳在上，泽无阳焰，火发待时。少阴在上，寒热凌犯，气争于中。少阳在上，炎火乃流。阴行阳化，皆寒盛火郁之会也。故病见身热、烦躁、谵妄、胫肿、腹满等证，种种俱水湿郁热见端。投以辛热，正速毙耳。丙为阳刚之水，故宗《内经》气寒气凉，治以寒凉立方，妙在不理心阳而专利水清热。以黄连之可升可降、寒能胜热者，平其上下之热。更以黄连之可左可右、逐水湿清表里热者，泄其内外之邪。茯苓、半夏通利阳明。通草性轻，专疗浮肿。车前色黑，功达水源。甘草为九土之精，实堤御水，使水不上凌于心，而心自安也。心为君主，义不受邪，仅以远志之辛，祛其谵妄，游刃有余。心脾道近，治以奇法也。但苦味皆从火化，恐燥则伤其娇脏，故佐以麦冬养液保金，且以麦冬合车前，可已湿痹，具见导水功能。土气来复，即借半夏之辛温以疏土。实用药之妙，岂思议所可及哉。”缪问强调了运气病机之“寒盛火郁之会”，方义之“专利水清热”，则黄连茯苓汤之治少阴君火病机，不言自明矣。临床上以此结合当归饮子，治疗各种湿疹等皮肤病，效如桴鼓。

五运时气民病证治方是遵循《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论述的五运之化，太过不及之年而制；六气时行民病证治方是遵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论述的六个司天之证而设制。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五运六气理论探讨的是天地人交感而产生的各种表现，司天、司地、六气胜复、客主之胜复、地理高下南北东西之影响、标本中气的互相作用、郁气、常与变、正化异化等复杂多变，单纯16首方剂不可能概治各种病证，因此临床应用要详加辨析，望闻问切算方是正道。故王旭高言：“一岁之中，五运相推，六气相荡，运气错杂，而变各不同……是故执司天以求治，而其失在隘。舍司天而求治，而其失在浮。”

缪问晚年移居苏州，所注《三因司天方》被苏州名医陆九芝全文收入《世补斋医书》，并给予了很高评价。“龙砂医学”在苏州享有盛名，故有苏州医家集编《龙砂八家医案》之举，与姜、缪两氏有很大关系。有些医家虽无运气专著，但在其他论著中也常可看到运气思想的身影：如柳宝诒等据运气原理对伏邪理论的阐发；曹颖甫在晚年所作《经方实验录》序言中专门讲述了他十六岁时亲见龙砂名医赵云泉用运气理论治愈其父严重腹泻几死的经历，其注释《伤寒论》时专取精于运气学说的名家张志聪和黄元御之说；承淡安写了《子午流注针法》，又让其女承为奋翻译了日本医家冈本为竹用日语所作的《运气论奥谚解》；章巨膺1960年发表《宋以来医学流派和五运六气之关系》一文，用五运六气观点解释了各家学说的产生；出生在龙砂文化区的无锡名医邹云翔强调“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等等，说明五运六气思想的影响在龙砂医家中非常普遍。

龙砂医家重视五运六气的流派特色，在当代医家中也很突出。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为现代龙砂医家的杰出代表，夏老注重五运六气理论在妇科临床的运用，认为“作为中医生中的一员，应遵从古训，学习和掌握运气学说，推导病变，预测疾病，论治未病”。龙砂医学现代传承人顾植山为龙砂医家柳宝诒四传弟子，对运气学说多有默运，深入阐发了运气学说中三阴三阳和“三年化疫”等重要理论，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疫病预测预警课题方面的研究成绩卓著，引起了学界对中医运气学说的重视，成为全国五运六气临证研究方面的主要人物之一。

陈无择制五运六气方16首，具有明显的经方性质。只要其方按照《素问·至真要大论》和《汤液经法》中的原则来配伍君臣佐使，都是经方，不能拘于一方一药。五运六气方不仅仅是陈无择的《三因司天方》中有，除了“六甲年附子山茱萸汤”“六己年白术厚朴汤”“六庚年牛膝木瓜汤”“六辛年五味子汤”“六壬年茯苓汤”“六癸年黄芪茯苓汤”“子午正阳汤”“寅申升明汤”等五运六气方之外，其运气方的加减都属经方范畴。如静顺汤的运气加减，如“其年自大寒至春分，宜去附子，加枸杞半两；自春分至小满，依前加入附子、枸杞；自小满至大暑，去附子、木瓜、干姜，加入人参、枸杞、地榆、香白芷、生姜各三分；自大暑至秋分，依正方加石榴皮半两；自秋分至小雪，依正方；自小雪至大寒去牛膝，加当归、芍药、阿胶”。如审平汤随运气加减“自大寒至春分，加白茯苓，半夏汤洗去滑，紫苏、生姜各半两；自春分至小满，加玄参、白薇各半两；自小满至大暑，去远志、山茱萸、白术，加丹参、泽泻各半两；自大暑至秋分，去远志、白术，加酸枣仁、车前子各半两；自秋分至大寒，依正方。”其他的《伤寒杂病论》《元和纪用经》《圣济总录》《宋太医局程文格》《医学启源》《素问玄机原病式》《慈航集·三元普济方》《医学穷源集》《瘟疫发源》《时疫温病气运徵验论》等书中皆立有“运气方”，皆为五运六气方、经方。

如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论到“春分卯上，二之气”，“二之气病……宜以桂枝麻黄汤发汗而已”；“小满以上，三之气”，“三之气病，宜下清上凉及温养，不宜用巴豆热药下之”；“大暑未上，四之气”，“四之气病，宜渗泄，五苓之类是也”；“秋分酉上，五之气”，“五之气病，宜大柴胡汤解治表里”；“小雪亥上，终之气”，“终之气病，宜破积发汗之药是也”（《医学启源·六气主治要法》）。可见五运六气对用药的影响之大。

如明·张昶《运气穀》一书中的三因司天方，其中“中运”10首方与陈无择方一致，而“六气”司天、在泉方的选用却不同。譬如，针对太阳寒水，其创立“制水胜湿制风并汤”，药用苍术、白术、甘草、吴茱萸、干姜、附子、生姜、大枣。但是对比、分析两首方用药，该方与静顺汤用药多有相似，说明用药思路是一致的，均基于“太阳寒水”的运气特点。又如在历代涉及瘟疫、温病的著作中，几乎皆可见五瘟丸，其见有实证时即用，看其年气运，如甲己年属土，甘草为君；乙庚年属金，黄芩为君；丙辛年属水，黄柏为君；丁壬年属木，栀子为君；戊癸年属火，黄连为君，紫苏、香附为臣，大黄三倍煎膏，入前末捣为丸，朱砂、雄黄为衣，或再加金箔更妙，井水化服。如《万病回春·卷二·瘟疫》中“五瘟丹”曰，“治四时瘟疫流行、伤寒发热并诸疟热病”，全方以五运六气定君臣，共奏清热解毒、理气镇惊之功。

这里涉及经方的概念，什么是经方？一般人认为仲景方就是经方，这个说法不错，但不全面。仲景方之所以是经方，是因为仲景方源于《汤液经法》十二神方，而《汤液经法》十二神方又源于“运气九篇”中四性五味组方法则。四性五味在五运六气体系中，分为“气化”与“力化”两部分，五运五味属于“力化”部分，六气四性属于“气化”部分，五运六气又各有主客，还有生克制化、胜复郁发、亢害承制等复杂机制，所以只要符合五运六气、四性五味的组方法则的方剂，就是经方。所以，仲景方是经方，三因司天方也是经方，张元素、刘完素以及后世按照五运六气组方治疗伤寒、温病、瘟疫、杂病、内外妇儿各科的医家医方，都是经方。

经方以五味体用归脏法成方，时方以脏腑升降归经法成方。 归经法源于张元素的药物归经理论发挥，自此，以归某经、入某脏、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化痰散结、疏风清热、散寒除湿、温补脾肾、提壶揭盖、逆流挽舟等组方原理开始主宰中医界的临证组方。只是归经源于归脏，归脏法按照五行寒热生克乘侮及五行互藏法则，完全按照《素问·藏气法时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的运气力化气化原则组方，这也是《汤液经法》《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和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基本组方原则，所以《黄帝内经》只有十三方也不足为奇，法立方成。万物皆立于法，皆可成方，故上至金石毒药、下至果蔬五谷，皆可为经方。但归经法囿于药物的一经一脏，忽略了药物的体用关系与五行五脏之间的生克乘侮，故经方以六七味药治病如神，而时方以几十味药罗列慢效，笨拙不堪。可见，时方与经方不可同日而语，说其有云泥之分、霄壤之别也并不过分。 dRGWOOp3+fsXB7tmYNmPq0XPKSNespXk0lElnRYu4sg+VY7BiGY8virqNyFfUt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