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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学家刘奎，又名刘复明，字文甫，号松峰，是清代嘉庆年间名医，山东潍坊诸城高密人。年轻时随其叔父及堂兄辗转官场，见过世态炎凉，但最终醉心于医学，曾去北京跟随郭右陶学医，对《内经》《难经》研究精深，旁及金元四家及张景岳等医家的思想，特别推崇吴又可的《温疫论》，勇于探索，在继承吴又可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忠于五运六气，加以发挥补充，在治疗瘟疫症方面独树一帜。除《松峰说疫》（1786）外，刘奎还著有《濯西救急简方》《松峰医话》《景岳全书节文》《四大家医粹》《瘟疫论类编》等书。
其堂兄刘墉（1719—1804），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书法造诣深厚，史称浓墨宰相，在影视剧中就是与和珅做死对头的刘罗锅。其叔父刘统勋（1698—1773）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要职，以及尚书房总师傅，是纪晓岚的授业恩师。其所著《松峰说疫》论治疫病发狂极精。刘氏善于钻研医理，汲百家之长而创新，临证主张发狂分三种，治辨三阳经，尤重阳明，识五运六气论治，制方遣药，独创新意。刘氏首创了温疫统治八法，即解毒、针刮、涌吐、罨熨、助汗、除秽、宜忌、符咒等。
刘奎参照马印麟的《瘟疫发源》和张景岳的《类经》，主张以《内经》运气学说对疫病进行论治，提出五郁六淫、春温夏疫、六经温病等观点。刘奎提出治疗温疫应重视五运六气，言“治疫者，必先明乎化水化火之征，客气主气之异，司天在泉之殊致，五运六气之分途”。为了详述运气天时的影响，在其书中专设“五运五郁天时民病详解”篇，论述五运郁发的天时、民病和治法。刘氏取前辈医家之长，指出瘟疫是在兵荒、饥饿的社会背景下，又遇五运六气之乖候，以及人事悖逆交织而成，尽管四时气候、五运六气之因皆相同，但人事悖逆则可能不同。
或知五运调换君药，或识运气相克火郁发之。瘟疫乃热毒为病，故行客运调换君药而清之，如治谵语之五瘟丹，甲己年以制甘草（人中黄）为君，因甲与己合，化土之岁，土运统之，制甘草（人中黄）清脾土。丙寅丙申二年，少阴君火当降司地左间，遇水运承之，降而不下，运气相克，人病在心，则为火郁而发狂，当发越之，如治君火郁为疫，心与小肠受病，斑淋吐衄血，错语不眠，狂躁烦呕，一切火邪等症，用竹叶导赤散之竹叶、生地黄、木通、连翘、大黄、栀子、黄芩、黄连、薄荷水煎，研化五瘟丹服。薄荷宣散郁热，导赤散因其势导火下行，五瘟丹中苏叶配伍寒药，清中有透，皆“火郁发之”之意。
刘氏按照《伤寒论》五运六气辨病证，创温疫六经治法。且每气每经证治先谈运气，次言病机，后谈辨治，且附方药。
病在太阳，太阳以寒水主令。“太阳之经，在皮毛之部，营卫者，皆皮毛之所统辖。瘟病卫闭而营郁，法当清营热而泄卫闭。治宜凉金补水而开皮毛”。故而使用了元霜丹、浮萍黄芩汤、白虎加元麦汤、人参白虎加元麦汤。提出使用浮萍以解表邪，石膏、知母、玄参（即元参）、麦冬以止燥渴。病在阳明，阳明以燥金主令。“燥热在经，不得泄越，迟则胃腑积热”。腑热未作时，宜清热而发表，载素雪丹方，用石膏、麦冬、玄参、牡丹皮、白芍等清热生津，浮萍解表；阳明腑证则用承气汤，根据病情轻重加上养阴凉血之芍药地黄汤。病在少阳，少阳以相火主令，温疫“三阴经气从阳化热，故但热而无寒也”，可用小柴胡汤加味治之，刘氏认为营郁而发热，故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酌加清营凉血之牡丹皮、芍药。
病在太阴，太阴以湿主令。刘氏提出温疫病在太阴，化湿为燥的观点，认为治疗当清散皮毛，泄阳明之燥，而滋太阴之湿。主方黄酥丹，以浮萍解表，生地黄、牡丹皮清热凉血，芍药、甘草酸甘以化阴。病在少阴，少阴以君火主令。温疫病在少阴，化寒为热，治应清散皮毛，泄君火之亢而益肾水之枯，方用紫玉丹，仍以浮萍解表，生地黄、知母、玄参等养阴清热。病在厥阴，厥阴以风木主令。风烈火炎，煎迫营血，枯槁命殒。治以清散皮毛，泄相火之炎而滋风木之燥也。治以苍霖丹，以浮萍清散，生地黄、芍药、当归、牡丹皮泻热凉血滋阴。
《松峰说疫》重视疫病的预防，总结归纳了中国古代预防温疫之法，撰为“避瘟方”。“避瘟方”共载65方，其中许多方子是上古时期传下来的。避瘟方用法共12种，包括内服、熏烧、佩带、嗅鼻、取嚏、纳鼻中、悬挂于庭帐、置于水缸及井中、探吐、沐浴、煮烧病人衣物、闭气进入病人家中。《松峰说疫》中提出了许多具体防疫措施，如“凡有疫之家，不得以衣服、饮食、器皿送于无疫之家，而无疫之家亦不得受有疫之家之衣服、饮食、器皿”，“将初病人贴身衣服，甑上蒸过，合家不染”，“入病家不染：用舌顶上腭，努力闭气一口，使气充满毛窍，则不染”。
《松峰说疫》避瘟方举例
刘奎既善于传承前辈医家制方遣药精旨，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博采众民，择善从之，萌发新意。如治瘟疫谵语之五瘟丹：由制甘草（人中黄）、黄芩、黄柏、栀子、黄连、香附、苏叶、苍术、陈皮、明雄、朱砂组成，最早见于明道士韩懋（1441—1552）的《韩氏医通》，五瘟丹又称代天宣化丸，主治天行大疫。后又载于《万氏家传·瘟疫门》中，与马印麟《瘟疫发源》书所载互有异同，其中万氏有苍术、陈皮，马印麟则无之；万氏香附制炒，马氏言俱不见火；万氏用雪为丸，马氏用大黄膏子；万氏不贴金，马氏则贴金；万氏服用滚白水，马氏用凉水；万氏甘草法制，马氏不法制；其余俱相同。刘奎根据自己的理解指出：甘草制之则成人中黄，大能祛疫；苍术、香附用生者，盖炒之未免有火气，不宜瘟疫；飞金重贴亦妙，以其镇静安神治谵语；用大黄膏为丸，于初感瘟疫邪尚在经者大不相宜，当仍以雪水为丸，如恐不粘，酌加生蜜；并根据病程、病性、症状制定服法：初感瘟疫者，用滚白水送，大热时冷水送，不大便时用大黄水送。细致周到，考虑入微。五瘟丹在几乎所有的温病瘟疫著作中，甚至在《伤寒钤法》中都有按照五运六气之五运天干来定君臣之药的记载。说明五瘟丹在温病瘟疫治疗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五运六气理论指导下的科学性、重复性与实践性。
曾亲炙于叶天士、薛生白教诲的吴坤安在《伤寒指掌》（1796）中评吴又可、张景岳、喻嘉言论疫的不同时说：“又可所论之疫，是热淫之气，从口鼻吸入，伏于膜原……入里尤速，故有急下屡下之法”；“景岳所论之疫，即六淫之邪，非时之气，其感同于伤寒，故每以伤寒并提而以汗为主”；“嘉言所言之疫，乃由于兵荒之后由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天地不正之气，更兼春夏温热暑湿之邪交结互蒸……汗之不解，下之仍留，故以芳香逐秽为主，以解毒兼之”。而刘奎取众人之长，正温疫之名，指出温疫是在兵荒、饥馑之社会环境下，又遇五运六气之乖违，加之人事之悖逆而成。刘氏列举了大量温疫症状，以三阴三阳六经辨证施治，以八法为总纲，创制各类方药，既有对前人经验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
《松峰说疫》创立了三疫说，提出瘟疫是疠气自口鼻而入的发病学观点及瘟疫表里分传的传变规律等。对于瘟疫的防治提出应重视五运六气、慎用古方大寒之剂，以及瘟疫统治八法、瘟疫六经治法等治疗大法，并提出除瘟、避瘟方药及瘟疫宜忌和善后等。其防治并重，注重截断病源的疫学思想，在五运六气防治瘟疫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