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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璿，一名杨浚，字玉衡，号栗山。清代河南夏邑县人。生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据民国九年《夏邑县志》中记载的杨璿“寿九旬无子”，卒年应下推为公元1795年以后。杨璿于“治痘须知大运辨”篇说：“余留心此道，年近四旬，乡闱已经七困，肇于乾隆九年（1744）甲子，犹及谢事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纵有毒火之证，亦属强弩之末。自兹已后（1804），而阳火之证渐渐多矣……历年已来，居然成一定局。间有温补者，什一千百而已，是大运转于相火矣。”乾隆九年甲子为1744年，1684年至1743年为74甲子，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司地，1744年至1803年为75甲子，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司地。杨璿生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据民国九年《夏邑县志》中记载的杨璿“寿九旬无子”，卒年应下推最早为公元1795年，而《夏邑县志》中说的是“寿九旬无子”，不是卒九旬，故九十几岁的杨璿实在是极有可能的。根据上文杨璿说“大运转于相火”，正是下元第76甲子（1804—1863）的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司地，这也说明杨璿大致活到了98岁以后了。按照这个年龄，减去“乡闱已经七困”的21年，再减去“留心此道，年近四旬”的40年，或者直接减去40年，那么杨璿大约38岁或58岁左右开始留心五运六气之大小运，直至79岁才写成《伤寒温疫条辨》一书，而且清康熙年间进士、礼部右侍郎庄存与为杨璿的《伤寒温疫条辨》作了序，这些都证明杨璿此书写作过程大致如此。
杨璿1784年著《伤寒温疫条辨》一书。在《伤寒温疫条辨·庄序》（清康熙年间进士、礼部右侍郎庄存与作序）中说：“夫医托于儒，自西汉始穷研经术，深知性天必因于五运岁时，以别六淫杂气，合内外、辨虚实，培元气于未衰，起沉疴于将毙。如《伤寒论》创于张仲景，当时兆民赖以生存，万世长存可也。”序中明确提出仲景以五运六气创作伤寒方术。杨璿在此书的开篇就直接写明“治病须知大运辨”，提出须知有逐岁之小运，有六十年而易之大运。并说：“总以大运为主，不以岁气纷更，强合乎证。又不设成见于中，惟证为的，与司天不合而自合，庶乎近道矣。若概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似非世则之言。”又提出：“有于大运则合，岁气相违者，自从其大而略变其间也，此常理也。有于小则合，于大相违，更有于大运岁气相违者，偶尔之变，亦当因其变而变应之。”即医者一定要明确天时运气，明晰大运、小运之别，大运即三元九运，小运即五运六气，方能辨寒热之一体。并且指出吴又可只知杂气，却不知杂气乃五运六气刚柔失序、不迁不退之变，实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1955年北京流行乙脑，众医采用先前石家庄地区以白虎汤治乙脑之经验，但效果不佳，蒲辅周分析：“岁在乙未，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司地，暑温偏湿，不得以君火司天，燥金司地同治也。”蒲辅周采用芳香化湿或通阳利湿法，显著提高疗效。即“必先岁气，毋伐天和”。
杨璿在外感病治疗方面有独到贡献，他总结说：“伤寒治法，急以发表为第一义；温病治疗，急以逐秽为第一义”（《寒温条辨·孙宏智叙》）。他创立治温病15方，其中以升降散为总方，认为无论病情轻重均要酌用。升降散由僵蚕、蝉蜕、姜黄、大黄组成，“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寒温条辨》卷四）。在升降散的基础上，杨璿自创了以“清则轻之”为法则的8首方剂，以“重则泻之”为法则的6首方剂，再加上升降散一方，共计15首方。15首方中均以白僵蚕、蝉蜕为主药，体现了辛凉宣透法是温疫初起的重要法则。而黄连除升降散、芳香饮外，其余13首方必用，突破了吴有性治温疫忌用黄连的说法。杨氏所创15首方对当时及后世治疗温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升降散受到很多医家的高度评价，临床疗效显著，沿用至今。
在杨璿39岁之前，大司天是少阴君火与阳明燥金的天下，从39岁到99岁之间，大司天是太阴湿土与太阳寒水的天下，所以他说：“犹及谢事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纵有毒火之证，亦属强弩之末。”直到他99岁以后才是少阳相火的天下。他所遇到的伤寒瘟疫，主要以火郁寒湿之中为病因病机，这里的“郁火”既非实火又非虚火，所以既不能清热泻火又不可滋阴降火。而升降散的独到之处正是在于它的“透发”，是治疗火郁寒湿发之的代表方剂。发，乃发越透达之意，即用辛散之性来透散郁火，顺应火性炎上的特点，使内郁之火透达外散而不遏滞于内。欲使郁热得以透达，必须调畅气机，使邪有出路。方中僵蚕、蝉蜕主升，以“透”为主，使郁伏于里的热邪透达于外而解。僵蚕辛散，清热解郁，蝉蜕甘寒清热，质轻上浮，两者君臣相伍，透达体内郁热，升而不霸；姜黄、大黄主降，其中姜黄行气活血解郁之功甚卓，行气化瘀，之所以出现郁热，在于气机郁滞于寒湿之中，郁热藏于内不得发。所以只有调节气机，热才得以透发；大黄清热泻火，使郁热下趋而走。升降散可以调气血，和内外，平寒热，匀虚实，方中阴阳相配，升降相施，表里同治，既无明显热偏盛之性，又无补泻偏盛之弊，可以治疗三焦火郁湿盛等气机失调的病证。升降散使体内郁热有了出路，使其随气机的升降而出，气机调畅则百病不生。
不过升降散并非杨璿首创。《寒温条辨》说：“是方不知始于何氏，《二分析义》改分两变服法，名曰‘陪赈散’，用治瘟病，服者皆愈。以为当随赈济而陪之也。予更其名曰升降散，……又名太极丸。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乙亥、丙子、丁丑，吾邑连歉。温气盛行，死者枕藉，予用此散，救大症、怪症、坏症、危症，得愈者十数人，余无算。更将此方传施亲友，贴示集市，全活甚众”（《伤寒温疫条辨》卷1）。升降散，源于清·陈良佐1723年著的《二分析义》中的陪赈散，其主要观点即是“以热疫多在春分后秋分前”的182日里，以陪赈散之僵蚕以应春分，蝉蜕以应秋分，姜黄、大黄以应长夏，四药一两八钱二毫通治春分至秋分的热疫，升降气机，陈良佐临床用此药二十余年，屡获全效。
陈良佐主要用此方以治时疫：“雍正癸卯（1723）间，中州大饥，贩恤周至。继以疫，时山阴陈愚山先生客豫，为定热疫症方。药甚平常，功极神速，因名陪赈散。”之所以名陪赈散，是因为此方是灾荒赈济时防疫所应必用之药，“以陪赈散命名者，窃谓岁饥有赈，犹赈济之不可无此药以陪之”。陈良佐指出灾荒时灾民饥寒交迫，极易发生疫症：“久困于饥则脾胃受伤，而邪火上炎；久困地寒则冷至彻骨，而肺肾俱伤。肺伤则气衰，肾伤则水涸，饥寒伐其体，贫苦乱其心，烦恼百出以伤其肝。是五脏之邪火发而移热于六腑。一时不能畅达，凝郁蓄结，积久而成热毒，此热疫之根源也。”1723年属第74甲子阳明燥金司地，陪赈散升降气机、宣发肃降之功兼备，病位在肺与大肠，燥热之邪与火郁寒湿之邪均是陪赈散之靶标，实为治疗燥湿热疫病之津梁。
陪赈散就是预防和治疗各种燥湿热疫证的方剂。它所治的症状，有发热、咽肿、头肿、衄血、便血、便秘、狂谵等共36种之多，作为疫症通治方应用。陈良佐曾有方解，说明此方机理：“蚕气温味辛，为清化之品，升清阳而降浊阴，散邪火而除邪热，则烦躁解而口不渴矣，……故为君。蝉气寒无毒，味咸而甘，为清虚之品，处极高而守廉不食，吸风得清阳之真气，故能去湿散风；饮露得太阴之精华，故能涤热解毒，……故为臣。姜黄性味辛苦大寒，无毒，……能治血中之气，建功逐疫，故为佐。大黄苦寒无毒，亢甚之阳非此莫抑。苦能泄火，兼能补虚，荡涤肠胃，化食调中，安和五脏，推陈致新，能截定祸乱，所以有将军之号，时疫烦热非此不除，故为使。”已故名老中医蒲辅周说“温病最怕表气郁闭，热不得越；更怕里气郁结，秽浊阻塞；尤怕热闭于肠，水道不通”，可谓揭示了逐秽解毒，三焦治疫的重要性。蒲辅周曾指出，“瘟疫实与四时温病不同，是杂气为病，杨栗山十五方，治疗杂气瘟疫，疗效很好”（《蒲辅周医疗经验》）。现代名医姜春华教授曾在《评杨栗山》中赞道：“伟哉，杨氏！三焦均用解毒而决之以清泻大法，真治传染性热病之正鹄也。”赵绍琴教授认为其方虽为温病所主，然师其法而加减化裁，用治外感及杂病诸多火郁之证亦颇为效验，多宗杨氏宣泄郁热之法，投以升降散取效。可见此方应用于救治热疫证，古今取效甚多。
清代叶霖，字子雨，号石林医隐，江苏扬州人，清代同治、光绪间名医，于1897年著有《伏气解》。叶霖在增订明代张鹤腾（1565—1635）《伤暑全书》时，易名《增订伤暑全书》，而在《增订伤暑全书·卷下·增补诸方》中则从杨栗山处载入有升降散，也是因为升降散治疗燥湿热邪的临床疗效确切。而升降散实际上是源于明代龚廷贤（1522—1619）所著的《万病回春·卷一·瘟疫》所载的“内府仙方”。龚廷贤，字子材，号云林，江西金溪人，明代嘉靖、崇祯年间名医，曾被当时鲁王题匾称为“医林状元”。龚廷贤之医术系承其家学，其父龚信，字瑞芝，号西园，为明代御医，任职于太医院，其对日韩汉医学的传播和影响至深。在龚廷贤所著诸书中，除了龚廷贤家传方与前代医家所创之方外，还收录了许多当时王公大臣或太医所传良方。如《寿世保元·卷四·补益》所载加减神仙既济丸即注明为“尚书刘春冈方”。内府仙方也是龚廷贤从此种途径所得，古代称皇宫为“内府”，因此，顾名思义，该方应当出自明太医院。
除明万历十五年（1587）刊行的《万病回春》外，龚廷贤在其后来所著的《云林神毂》《鲁府禁方》《济世全书》诸书中均记载了内府仙方，其中以《万病回春》刊行最早。因此，当是此方最早的出处。《万病回春》所载内府仙方的药物组成为大黄四两、僵蚕二两、蝉蜕二钱半、姜黄二钱半，用法为“共为细末，姜汁打糊为丸，重一钱一枚，大人服一丸，小儿半丸，蜜水调服”，其主治为“肿项、大头病、蛤蟆瘟病”。彼时的天象又是上元第71甲子阳明燥金少阴君火，继以中元第72甲子太阳寒水太阴湿土，与陈愚山、陈良佐、杨璿等皆处于同一天下，燥热相临、寒湿相媾。故《云林神毂》明确指出此方治瘟疫，《济世全书》也指出此方治“时行”。可见，升降散的方源是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所载的内府仙方，后经清代陈愚山传出，陈良佐改分量，变服法，更名为陪赈散，再经杨璿二次改名为升降散。叶霖在增订张鹤腾《伤暑全书》时从杨璿著作中将此方引入，而彼时天象正是上元第77甲子阳明燥金少阴君火。冥冥之中，哪能逃得脱一丝一毫天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