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篇
运气易览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别号石山居士，是与张颐、李大可、缪希雍齐名的明代医家，安徽省祁门县人。祁门县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诞生了不少著名医家，与汪石山大致同时的，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祁门县名医，还有徐春圃，其所著《古今医统大全》是一部非常优异的医史文献著作，刊行后不久就远行日本，并被翻刻。徐春圃生卒具体时间史无记载，但他拜汪石山的叔伯汪宦为师却有明文记载，因此，徐春圃与汪石山为同时人应无疑义。

汪机与薛己分别是新安、吴中明中期同一时代的医学巨匠，汪氏稍长于薛氏。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县人，名医薛铠之子。自幼秉承父训研习医学，内、外、妇、儿诸科皆通，享誉于时。正德年间（1506—1521）任南京太医院御医，嘉靖年间（1522—1566）入北京太医院，官至奉政大夫，太医院使。薛己著述丰富，有《内科摘要》（又名《薛氏医录》）《外科心法》《外科发挥》等十多种，并校注、增补前代医书多种。现有《薛氏医案》24种、16种、8种及《家居医录六种》行世。其中《薛氏医案》24种是明代徽州有名的刻书家和藏书家吴琯辑成刊行的，吴氏见薛氏之书遗佚颇多，将全书按经络分类，论述内、幼、妇、外四科，辑成《薛氏医案二十四种》，于万历年间（1573—1619）刊行。此书中记载了薛己记录并运用《伤寒钤法》治疗疾病的病案，由于薛己的病案损失太多，所以还有多少薛己的《伤寒钤法》病案已经不得而知了，这一点实在可惜。

徐春圃《古今医统大全·历世圣贤名医姓氏》：“石山居士，姓汪氏，字省之，渭之子。业《春秋》，补邑庠生，习父医，尤得其精妙。郡人求治，多效，日益众，居士弗容辞。既而曰：士不至相，则其泽之所及，不若医之博也。遂弃儒就医。大肆力于《素》《难》诸书，罔不考订。历记所疗为《石山医案》，编次《素问抄》《运气易览》《推求师意》《痘治理辨》《本草会编》等书数十卷行世。”汪石山的父亲也是一位儒医兼通而尤精医术的著名中医。徐春圃《古今医统大全》载，石山的父亲名汪渭，“姓汪氏，名渭，字以望，人称古朴先生，新安祁门人，少习儒业，精医学，存心济物，志不在名，活人甚多”。汪机高足陈桷回忆其师云：“舜颜贝齿，玉质丹唇。襟度吞云梦之泽，英迈盖苍梧之云。学足以溯河洛之趣，医足以逼岐黄之真。出入造化，弛张鬼神。栖情于烟霞泉石，却步于云路鹏程。激励之论，足以回狂澜于既倒；回天之术，曾以极夭扎于同人。 庙算神谟 ，余盖得之万一；生死肉骨，追不知其几人。蓍蔡之德未艾，乔松之寿方臻。是盖卢扁之能契其妙，而其摩诘之能状其亲也与？”可见汪机的医算、庙算在其弟子眼中的出神入化。

汪石山精《内经》《本草》《伤寒》《脉经》及五运六气和临床各科，如针灸、按摩、推拿及外科等，几乎是全科医生。《运气易览》三卷，成于嘉靖七年（1528），刊刻于嘉靖十二年（1533），时石山70岁。汪机在序言中指出编纂此书的目的为对五运六气“论以明其理，图以揭其要，歌括以便于记诵”。《针灸问对》三卷，首刻于明嘉靖十一年（1530），时石山年67岁。这是一部穷搜博考《素问》《灵枢》《难经》及后世针灸诸家的针灸集成之作。

汪机强调四诊合参，言“望闻问切，医之不可缺一也，岂得而偏废乎”，洞悉运气，主张“随机达变，因时一识宜”。其著作《运气易览》（1533）深入阐述了运气周期的交接时刻、月建等，每一年仿照以此类推，并且在书中作有“逐年客运歌”。但是他在六十年的气运交司之时未将客运列入其中。汪氏还指出要正确运用运气学理论，“运气一书……岂可胶泥于其法而不求其法外之遗耶，如冬有非时之温，夏有非时之寒……此四时不正之气亦能病人也……又况百里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邦寒暖各异……岂可皆以运气相比例哉”。《运气易览·序》言：“虽然运气一书，古人启其端，……岂可徒泥其法，而不求其法外之遗耶？……务须随机达变，因时识宜，庶得古人未发之旨，而能尽其不言之妙也。”

本书开篇首先揭示“学五运六气纲领”，引朱丹溪、杨太受所论，提出学医者“须先识病机，知变化，论人形而处治”，然后乃可习运气；又主张“五运六气，须每日候之，记其风雨晦明而病者有应时作”。并在“运气说”篇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要“即其时，当其处，随其变而占焉”。关于运气与疾病的关系，在“论六病”中认为，《内经》运气诸篇虽然指出淫胜、郁复、主客太少皆可致病，但病因同时还与人的禀赋、对外邪的冲冒、畏避有关系，把运气作为致病的外界因素来对待，肯定了运气与疾病的密切关系，但又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在“论六病”中言：“经曰：冬伤寒春病温，春伤风夏飧泄，……四时之气皆能为病；又有四方之气不通，为病各异，故经有异法方宜之论，……又或当岁有病而非岁气者，亦须原其所感，形症脉候，未必尽为运所作，在工以明之，庶免拘于气运耳。”

本书对运气学说的基本概念分门别类，进行了较为深透的讨论。这些概念有的涉及基础理论，有的涉及运气问题，如四时气候、六十年交气日刻、生成数、交六气时日、六化、主气、客气、标本、五天五运之气、月建、五音建运、纪运、太少气运相临同化、五行胜复、胜复、六十年客气、天地六气、天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六气为病、治法、六病、南北政、大运主运太少相生、正化度邪化度、主运上下太少相生、九宫分野、干支纳音等，这些讨论对于加深理解运气内容很有帮助。

在运气原理的论述中，以“运气说”“论胜复”“论六十年客气”“干德符”“南北政”等为突出，其中对六十年客气的论述既重视客气，又不忽视主气，指出“客行天令，居于主气之上，故有温凉寒暑不同之化；春温夏暑秋凉冬寒四时之正令，岂能全为运与气所夺”；在胜复规律中指出“运有胜衰，气有虚实”；在运气的论述方面强调“五行化气”及其与方位的关系；在脉象方面论述了“运气加临尺寸脉候不应交反、尺寸交反死脉、南北政寸尺不应、南北政”等。

书中还提出读五运六气，不应只限于一年一时，而应考虑百千年间运气的作用和规律。在该书“论五天五运之气”中，指出“一说自开辟来，五运禀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近世当是土运，是以人无疾而亦痰，此与胜国时多热不同，如俗称杨梅疮，自南行北，人物雷同，土湿生霉，当曰霉疮。读医书五运六气、南北二政，岂独止于一年一时而反忘世运会元之统耶？”这一议论，实揭后世大司天理论之端倪。所谓世、运、会、元者，即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意即五运六气之理，不仅在一年一时中起作用，在百、千、万年之间亦有此理存焉。故开国之初为火运，其人多热病，而当作者之世，已是土运，故生梅疮之病，人无病亦多痰。

书中注意临床应用。该书记载了作者运用运气理论指导临症的实例四则。如：“人旅寓北方，夏秋久雨，天行咳嗽、头痛，用益元散（滑石六两，甘草一两），姜葱汤调服应手效，日发数十斤。此盖甲己土运，湿令痰壅肺气上窍，但泄膀胱下窍而已，不在咳嗽例也。”从其病例看，结合岁气、岁运分析病情，加减方药，确可取得较好疗效，这是记述遵循运气实况治病的较早医案。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有“民疠大作”“温病大作”之说，这是温病名称的最早记载。《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论述。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指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晋唐时期，积累了大量治疗温病的经验。宋金元时期，温病在理法方药方面，有所突破。突出表现在温病学说开始脱离伤寒的束缚。明清医家为温病学形成完整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人们称这一阶段为温病学的形成时期。汪机乃这一阶段的奠基人，他呼吁温病、热病、伤寒不可混称、同治。汪机在《伤寒选录·卷六·伤寒温病热病辨》中抒发己见：“夫唯世以温病热病混称伤寒，故每执寒字以求浮紧之脉，以用温热之药者此也。又方书多言四时伤寒，故以春夏之温病热病与秋冬之伤寒一类视之而无所制。夫秋冬之伤寒真伤寒也，春夏之伤寒疫也。与温病热病自是两途，岂可同治？”至此不少医家为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理论上都未能打破温病说。

直到汪机在《伤寒选录·卷六·温毒》中写道：“以次观之，是春之病温有三种不同：有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为温病者；有温病未已更遇温气则为温病，与重感温气相杂而为温病者；有不因冬伤于寒，不因更遇温气，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为温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起病源之不同也。”其中温病的第三种“只于感春温之气而病者”，即汪机的“新感温病”说，才使温病学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温病都是伏邪化热的传统观念。

这一学说，对后来的吴又可、叶天士、王孟英等人的影响非常大。他们根据汪氏的“春之病温有三种不同”说的理论提出了新感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治疗原则及方药。明末医家吴又可就一字未改地引用了汪氏的“春之病温有三种不同”说（见《温疫论·下卷·诸家温疫正误》），并受“新感”启发，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疠气”学说。至清代温病已成为一个完整的学派，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为代表的医家，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大胆创新。如叶天士既坚持明清以前温病医家的伏邪致病说，又接受了“新感温病”说，《临证指南医案》中新感病例占绝大多数。由此可见，汪机的“新感温病”说对温病学派的形成不无开山之功，对后世医家多有启迪。

汪机据《难经·五十八难》“温病之脉行在所至，不知何至之动，随其至之所在而取之”之说，结合脉症的差异来分经论治温病，充实了温病的六经具体治法。在《伤寒选录·卷六·温病分经用药》中，汪机明确写道：“如太阳证头疼恶寒汗下后过至不愈，诊得尺寸俱浮者，太阳病温也，宜人参羌活散加葛根、葱白、紫苏以汗之，或有自汗身疼者，宜九味羌活汤增损主之。如身热目疼汗下后经不愈，诊得尺寸俱长者，阳明病温也，宜葛根解肌汤加十味芎苏散以汗之。如胸胁痛汗下后经不愈，诊得尺寸俱弦者，少阳病温也，宜十味芎苏散或小柴胡加减用之。盖有太阳病者羌活散加黄芩，盖有阳明加葛根升麻之类。”“如腹满嗌干，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太阴病温也。如口燥舌干而渴，诊得尺寸俱沉过经不愈者，少阴病温也。如烦满囊缩，诊得尺寸俱微缓，过经不愈者，厥阴病温也。”至此，汪机完善了六经温病的具体治法方药，强调脉症结合，辨证论治，最后，汪机把温病六经用药总结为一句话：“是故随其经而取之，随其证而治之。”这些见解，对明清温病学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后人多在此基础上强调分经用药。

汪机在《伤寒选录》中明确提出“温病未已更遇温气”或“重感温气”或“春时感春温之气”的致温病说之后，温病才有“伏气”和“新感”的两种提法。其论治温病，举六经各经的主症结合温病的常见脉象为例，分经论治，因未脱离《伤寒论》五运六气、三阴三阳辨治的模式，故为后世倡“寒温统一”辨治外感病之说的医家（如俞根初、丁甘仁等）以影响。汪机以六经各主症结合脉症论述六经温病的分经用药和重视引经药的使用，补载了大量治温热病的名方、效方，促进了后世医家对温病学的研究，为明清温病学派的形成、发展、成熟、完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汪机的叔伯汪宦也是祁门著名医家，也有关于运气学说的医书问世。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汪宦”条说：“汪宦，字子良，新安祁门人，汪机之族彦。幼从兄汪宇习举子业，颖敏夙成，后弃儒就医，潜心《内素》，有神领心得之妙。证王氏之谬注，如分鳞介于深泉净澄之中，诚有功于岐黄，启迪天下后世医学，如替复明，《质疑》《尺寸》等论可见矣。为人质实，不以有学自矜，从游者甚众。所著《医学质疑》《统属脉法》《证治要略》等书行世。”汪宦还有《六气标本论·发明运气标本病治》等书问世。 huIUAaiKgU6enDEV9sMx8ia5SJR+oCc5tezVQPcXYmYSTqXQ7GExganF0Sa3Uu4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