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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林·沃

1963

◎张冲/译

下面是一九六二年四月连续两天两次会面的访谈记录,访谈地点为伦敦的海德公园酒店。

访谈之前,我事先给沃先生去了封信,请他允许我前往采访,并在信中保证不会带录音机过去。我根据他《吉尔伯特·平福德的困境》开头部分的文字猜想,他特别讨厌这种玩意儿。

我们下午三点在酒店大堂见面。沃先生身穿深蓝色西装,外面套着厚厚的大衣,头戴一顶黑色小礼帽。他除了手里拿着一只小小的、扎得干净利落的牛皮纸袋,身上没有其他的累赘之物。我们握了手,他说采访得在他房间里进行,紧接着那句话竟然是:“你的录音机在哪里?”

我说我没带录音机。

“你把它给卖啦?”他边问边往电梯里走去。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事实上,我曾经有过一台磁带录音机,也的确在三年前去海外生活之前卖了它。可这些事情与采访似乎无关。电梯慢慢地往上升,沃先生还是不停地追问录音机的事。我当初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卖了多少钱?卖给谁了?

“那你能做速记吗?”我们走出电梯时他问道。

我说我不会。

“那你卖录音机可真是脑子进水啦,不是吗?”

他把我让进了装饰朴素而舒坦的房间,凭窗望去,海德公园成荫的绿树一览无余。他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压低声音说了两遍:“伦敦生活太可怕!伦敦生活太可怕!”

“我要上床躺着,希望你不介意。”他边说边往浴室走去,并从那里给我发出几道评论和指令。

“你走过去朝窗外看看。这间酒店是伦敦唯一一家还能看见文明风景的酒店……看见那只牛皮纸袋了吗?请你打开它。”

我打开了纸袋。

“你看见什么了?”

“一盒雪茄。”

“你抽烟吗?”

“抽的。我现在就抽着烟呢。”

“我觉得在卧室里抽烟有点脏。要不你还是来一支雪茄?”

他再次走进卧室,套上白色的睡衣睡裤,架着一副金属镶边的眼镜。他拿起一支雪茄点上,然后就上了床。

我在床尾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忙乱地摆弄着摊在膝盖上的笔记本和钢笔,以及一支硕大的雪茄。

“你坐那里我听不见你说话。把那张椅子搬过来吧。”他示意是放在窗边的那张椅子,于是我一边和他聊着我们共同的朋友,一边把我那堆随身用具重新摆放了一遍。很快他就问道:“问讯 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事先的确准备了几个长长的问题(读者肯定能从下面的文字中隐隐觉察到这些问题),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不会如我希望的那样引出长长的、深思熟虑的回答。与沃先生交谈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许就是他对语言的把握:他说起话来,语句一如他书面语言般的优雅、精确、周到。他说话从不打顿,也从不给人以辞穷的感觉。他对我提问的回答始终毫不迟疑,款款而来,我每次尝试着让他就某一回答作进一步解释,最后的结果总是听他把刚才说的那番话换个方式再说一遍。

我知道,下面记录的这次访谈与《巴黎评论》上大多数访谈笔录不一样。首先,这次访谈相当短,其次,它也不是那种“深谈”。我个人的感觉是,沃先生与其他许多采访对象的特点不同,无论以作家还是普通人的身份,沃先生从不进行精致的哲学探讨与自我分析。他觉得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生活与艺术不甚妥当,并在一段时间之前接受英国一档名为《面对面》的电视节目采访时,以实际行动完整演示了这样的观点,当时,他对来自采访人的探究性问题一律避而不答,只用简短、平淡,而且尽可能是单音节的词来回复。

不过,我得努力消除伊夫林·沃先生的神秘形象,消除他是一位傲慢逆反的怪人的说法。尽管他对文学市场小心翼翼地避而不入,躲开各种会议颁奖和抛头露面的机会,他依然熟谙同时代人及年轻人的情况,而且观点明确。我的采访一共进行了三小时,他自始至终十分配合,全神贯注,彬彬有礼,只在他觉得我的问题与话题无关或措辞不当时,才会用反语来稍稍表达自己小小的不满。

——朱利安·杰布,一九六三年

《巴黎评论》: 在创作《衰与落》 [1] 之前您尝试过写其他的小说吗?

伊夫林·沃 我七岁时就写了第一篇虚构作品《赛马的诅咒》。情节挺生动的,满满的动作。后来嘛,我想想,写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按着《海华沙》 [2] 的节奏写的。上学念书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关于现代校园生活的五千字的小说。那种糟糕的生活让人无法忍受。

伊夫林·沃《贝泽尔·希尔归来》的一页手稿。

《巴黎评论》: 您在牛津时写过小说吗?

没有。我倒是给《谢韦尔》 写过一些杂文和类似的东西,也给哈罗德·艾克顿 主编的报刊——就是《扫帚》——写过那样的东西。《伊西斯》是官方的本科生刊物:毫无情趣,喧闹得很,是写给嗜好啤酒的人和玩橄榄球的人看的。《谢韦尔》略有点无聊。

《巴黎评论》: 您写罗塞蒂 传记就是在那段时间吗?

没有。我离开牛津时没拿学位,是想去做画家来着。父亲替我还清了债,我试图成为画家。可是我一无天赋二无方法,我也不具备道德条件,所以就失败了。

《巴黎评论》: 那后来呢?

我就去预备学校当老师。挺有趣的,我做得非常享受。我在两所私立学校里教了将近两年的书,在此期间我开始写一本关于牛津生活的小说,不过写得不怎样。等我因醉酒被第二所学校开除后,再次身无分文地回到父亲家中。我去找我的朋友安东尼·鲍威尔 ,当时他在达克沃斯工作,就是那家出版商。我对他说:“我没饭吃了。”(此话不真:我父亲在供养我。)出版社的负责人答应付我五十英镑的稿酬,让我写一本罗塞蒂的生平简史。我大喜过望,因为五十镑在那时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嚓嚓地赶回去,哗哗地把书稿赶了出来。结果就是,赶出来的东西无好货。我再没让他们重印过那本书。然后我就写了《衰与落》。从某种意义上,那故事是以我在学校教书的经历为基础写的,不过我在学校可比小说主人公开心得多。

《巴黎评论》: 后来接着就写《邪恶的肉体》 [3] 了吗?

当时我经历了一段类似婚姻的过程,和此类伴侣一起去欧洲旅行了几个月。我记录下了这几段旅行的经历,放在一起写进书里,支付了全部的旅费,但什么都没有留下。她离开我时我正写着《邪恶的肉体》。我觉得,那本书写得不好,结构不像我第一本书那样安排得井然有序。独立的情节场景总是拖得有点长,比如那两个女人在火车上的交谈,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的电影,等等。

《巴黎评论》: 我觉得大多数读者会将您的这两部小说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不会感觉您第二部小说的结构不如第一部紧凑。

(当即接话) 的确不如。而且还是一本二手货。小说中的海关场景大部分都是从弗班克 那里抄来的。我就像今天的那些披头士写手,把时髦语言大众化了,书就火了。

《巴黎评论》: 您有没有发现,您每一本小说的启发点或起始点都各不相同?您是否有时候先构思一个人物,有时候先构思事件或情境?比如,您写《一抔尘土》 [4] 时,首先想到的是把一对贵族夫妇离婚的后果作为故事中心,还是人物托尼和他的最终命运?

我写过一个短篇,叫《喜欢狄更斯的人》,情节和这部小说的结尾部分十分相像。那个短篇写完大约两年后,我就对可能造就这么一个人物的情境感起了兴趣。这个人物在极度谵妄的心态中,透露出一些他早前生活的蛛丝马迹,于是我就追着写下去了。

《巴黎评论》: 在这两年期间,您是不是反复回想起那个短篇?

倒也不是魂牵梦绕,如果你是那么想的话。只是好奇。你可以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编的那个故事集里找到最初的短篇。

《巴黎评论》: 您这两部最初的小说写起来很顺手吗,还是花了……

(抢过话头) 六个星期就完事了。

《巴黎评论》: 包括修改?

没错。

《巴黎评论》: 现在您写起来还是那个速度、还是那么顺手吗?

年纪越大,写得越慢。《军人》 [5] 就写了一年。记忆力差了很多。从前,我可以把整部小说的内容熟记于心。现在,要是写着写着出去散个步,我就得半道上赶紧回去做一点修改,不然就忘了。

《巴黎评论》: 您是说您每天写一点,写上一整年,还是每隔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地写一部分?

隔一段时间专心写。一天两千字就很不错了。

《巴黎评论》: 福斯特谈起过“平面人物”和“圆形人物” [6] 。如果您认可这样的区分,那您是否同意说您直到《一抔尘土》才开始创造“圆形人物”?

所有虚构人物都是平面的。作家可以给一个人物添上似乎是立体的形象,比如从两点出发来看这个人物,从而造成人物有深度的幻觉。作家所能做的,无非是把人物的相关信息写多一点、写少一点,但信息本身始终是一样的。

《巴黎评论》: 那就是说,您对普兰德加斯特先生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这样完全不同的人物并不做明显的区分?

当然有区分。有的人物是主角,有的是陪衬。写陪衬,写一面就够了。塞巴斯蒂安·弗莱特是主角。

《巴黎评论》: 那您是否同意说,您写查尔斯·莱德这个人物时写出了最多的信息?

不,是居伊·克鲁奇巴克。(略显烦躁)不过,我觉得你的问题过多关注了人物塑造,关于写作技巧却问得很少。我认为,写作不是去做人物探讨,而是语言运用的练习,我全身心地关注这样的练习。我对技术上的心理研究不感兴趣。情节、语言、事件,我感兴趣的是这些。

《巴黎评论》: 这是不是说明您经常润色、经常实验?

实验?天呐,怎么可以!看看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就明白实验会有什么结果了。他一开始写得还不错的,然后你就看着他带着满心虚荣,写疯掉了。写到后来他就是个神经病。

《巴黎评论》: 从您此前所说,我想您并不觉得写作是件挺难的事。

我不觉得写作很容易啊。瞧,总有那么些词语在我脑子里转悠:有人凭画面构思,有人凭观念构思。我全凭词语构思。等我终于把笔扎进墨水瓶时,那些词语已经排列得整整齐齐,下笔写出来就可以了。

《巴黎评论》: 也许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吉尔伯特·平福德 [7] 脑子里老是有声音在游荡——那是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词语。

没错,就这么回事——那些词语给表现出来了。

《巴黎评论》: 您能说说哪些东西直接影响了您的写作风格吗?十九世纪的作家中有人影响到您吗?比如塞缪尔·巴特勒 [8]

那些作家都是我的教育基础,这么看来,我读了他们的作品,当然受到他们的影响啦。沃德豪斯 直接影响到我的风格。然后,就是福斯特的一本薄薄的书,叫《灯塔》 [9] ,是关于亚历山大 的散文集。我觉得海明威在他第一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中发现了使用语言的真正方法。我十分欣赏他让醉鬼说话的方式。

《巴黎评论》: 罗纳德·弗班克呢?

我年轻时特别喜欢读他的东西。现在读不下去了。

《巴黎评论》: 为什么?

我觉得,这把年纪的人还能读弗班克,那真有问题了。

《巴黎评论》: 您消遣时读谁的书?

安东尼·鲍威尔。罗纳德·诺克斯。既为消遣,也为道德提升。还有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巴黎评论》: 还有雷蒙德·钱德勒

不。那些喝威士忌喝得醉醺醺的懒汉太烦人。我也不喜欢所有的暴力。

《巴黎评论》: 加德纳不也写了很多暴力吗?

他和其他美国犯罪小说作家不同,他不追求过分的暴力。

《巴黎评论》: 您如何看待其他的美国作家,比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或威廉·福克纳?

我喜欢《夜色温柔》的第一部分。我觉得福克纳实在太糟糕。

《巴黎评论》: 您显然十分尊崇建制机构的权威——天主教会和军队。您是否同意说,从一个层面来看,《重访布莱兹海德》和“军队三部曲” [10] 都体现了这样的尊崇?

不是,当然不是啦。我尊崇天主教会,是因为它是真理,而不因为它是建制的或什么机构。《军人》是某种反尊崇,它写了居伊·克鲁奇巴克对军队理想的幻灭过程。居伊是老派人,揣着荣誉和骑士精神的幻想,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与军队的现实发生交往时,这些幻想如何一步一步被消耗殆尽,被毁灭。

《巴黎评论》: 您是否觉得“军队三部曲”里总该有一点道德寓意?

有的,我是说,任何人的一生总有一个道德目的,一个解救的机会。你知不知道从前有一首新教圣歌中有这么两句,“一次做决定的时刻/来到了所有人与国的面前”?居伊就面临着这样的机会,让自己承担抚养特里默的孩子的责任,使这孩子离开那放荡母亲的影响。居伊本质上是个毫不自私的人。

《巴黎评论》: 您能说说是怎么构思三部曲的吗?您是按事先做好的计划写的吗?

写的过程中有很多变化。一开始我计划把第二卷《军官与绅士》写成两卷本。然后又决定把两卷的内容捆到一块儿把它写完了。运送军队的船上的那一个过渡段落很糟糕。第三卷的起因是路多维克这个人物需要进一步的说明。结果,每一卷的形式都一样,因为其中各有一个无关却可疑的家伙需要不断地加以说明。

《巴黎评论》: 即使如您所言,您动笔时,三部曲的整体构思还不十分清晰,那有没有您从一开始就想好的细节呢?

有啊,意大利教堂里的那把剑和斯大林格勒的剑,用你的话说,就是从一开始就想好的。

《巴黎评论》: 您能说说是怎么想起要写《重访布赖兹海德》的吗?

那完全是时代的产物。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人们食不果腹,情况很糟糕,那本书要不是写在那个时期,就可能完全是另一本书了。书里有大量诱人的饕餮描写,完全是当时食物匮乏生活艰苦的直接结果。

《巴黎评论》: 您觉得对您作品的专业评论是否精辟或有帮助吗?比如埃德蒙·威尔逊 的?

是美国人吗?

《巴黎评论》: 是的。

我觉得他们的评论没多大意思,你说呢?我觉得英国目前书评的普遍情况不值一提,既漫不经心又夸张浮华。我年轻时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没读过的书,决不写差评。我发现,现在即使这条规矩也被明目张胆地打破了。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讨厌做评论的那帮剑桥人,评论文辞优雅堂皇得可怕,成员之间相互吹捧对方的粗俗作品。除此之外,有朋友喜欢我的作品,我还是开心的。

《巴黎评论》: 您觉得把您描绘为逆势而动者是否正确?

艺术家一定是逆势而动的。他不得不站出来面对时代的大潮而不是挣扎着顺水而行;他必须做出某种抵抗。就连最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也都是反维多利亚的,他们顶着顺从时代的巨大压力。

《巴黎评论》: 那狄更斯呢?尽管他有社会改革的诉求,他还是追求公众形象的。

啊,那是另一回事。他喜欢听人拍马屁,喜欢抛头露面。但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是维多利亚精神的反叛者。

《巴黎评论》: 除了眼下的时代,还有哪个时代您特别希望能生活其中的?

十七世纪。我觉得那是个最伟大的戏剧和传奇的时代。我觉得要活在十三世纪,我也许也会很开心的。

《巴黎评论》: 尽管您在小说中创造了那么多各不相同的人物,可显然您从未对工人阶级的人物有过同情或哪怕是全面的描写。有什么原因吗?

我不了解他们,我对他们也没有兴趣。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作家,不是把工人阶级写得狰狞古怪,就把他们写成田园风光的装饰,无人例外。等工人有了选举权,某些作家就开始拍他们马屁了。

《巴黎评论》: 那皮斯托尔……或后来的摩尔·弗兰德斯以及……

啊,那都是一伙犯罪的。那个不一样。罪犯对作家始终有一种吸引力。

《巴黎评论》: 可以问问您现在正在写什么吗?

自传。

《巴黎评论》: 会是传统的形式吗?

传统到极点。

《巴黎评论》: 还有没有一些书是您本来想写可发现写不了的?

我已尽力而为了。我尽了最大努力。

(原载《巴黎评论》第三十期,一九六三年夏/秋季号)

[1] 《衰与落》( Decline and Fall ):亦译《衰落与瓦解》,是沃发表于1928年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以其深刻的幽默和讽刺取得巨大成功。

[2] 《海华沙》(Hiawatha):可能是指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发表于1855年的长诗《海华沙之歌》( Song of Hiawatha )。

[3] 《邪恶的肉体》( Vile Bodies ):出版于1930年。

[4] 《一抔尘土》( A Handful of Dust ):出版于1934年。

[5] 《军人》( Men at Arms ):出版于1952年。

[6] “平面人物”(flat character)和“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英国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在其《小说面面观》( 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中提出的两个关于文学人物刻画的重要概念。

[7] 平福德是沃出版于1957年的小说《吉尔伯特·平福德的苦难》( The Ordeal of Gilbert Pinford )的主人公。

[8]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众生之路》( The Way of All Flesh ,1903)等。

[9] 《灯塔》( Pharos and Pharillon ):出版于1923年。

[10] “军队三部曲”:指《军人》( Men at Arms ,1952)、《军官与绅士》( Officers and Gentleme n,1955)、《无条件投降》(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1961)三部长篇小说,沃于1965年对三部小说修改后以《荣誉之剑》( Sword of Honour )为题出版为“军队三部曲”。 nTdZl5CP9Ci0ThZaj7QabxGUwfFl8v7Z/hsC6m+z9Oo46lAa8CDytaKVBoY9mv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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