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相信希腊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对于现代的学者来说，要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还有什么地方比希腊更好呢？1996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个国际学者团队来到了世界的中心（omphalos，指半圆石祭坛，是希腊语中“中心”的意思）——帕纳索斯山上寺庙遗址中一块蜂窝状的大石头。我情不自禁地像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拍了拍它。站在我身旁的是“蝙蝠侠”唐纳德·格里芬，就是回声定位系统的发现者及《动物的觉知问题》（The Question of Animal Awareness）一书的作者。在这本书里，格里芬叹惋道，人们误以为人类是唯一有意识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围着我们转的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个研讨会的一大主题便是人择原理。根据这一原理，宇宙是为了适应智能生命的独特需求而被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而这一智能生命便是我们人类 。有时，人择哲学家的言论听上去就好像他们认为世界是为我们而存在的，而不是我们是因世界而存在的。地球离太阳的距离恰到好处，刚好为人类生命提供了合适的温度；同时，地球大气层也有着理想的氧气水平。这多么方便呀！但是，任何生物学家在这一局面中所看到的都并不是目的，反而处处都是因果关系。地球之所以为人类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是因为我们人类很好地适应了这颗星球的环境。对于以高温硫化物为生的细菌来说，深海热泉是最佳的生活环境，但没有人认为这些热泉是被创造出来以满足嗜热细菌的需要的。相反，我们知道，是自然选择塑造了细菌，使其能够在热泉附近生活。

所以说，那些人择哲学家把逻辑弄反了。这让我想起了曾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位神创论者，他边剥香蕉边解释说，这种水果有一个弯度，于是人类把它拿在手里时，它正好指向我们的嘴，方便我们食用；对我们的嘴来说，香蕉的大小也恰到好处。显然，他觉得上帝赋予了香蕉这种对人类来讲很方便的形状。但他忘了，他拿着的是一种人工培育的水果，这种水果是为人类食用而栽培的。

在我和唐纳德·格里芬讨论这些的同时，我们看见一只家燕在会议室窗外飞来飞去，衔泥筑巢。格里芬比我资深至少三十年，我对他丰富的知识印象深刻——他告诉了我这种燕子的拉丁名，并描述了它们孵化期的细节。在这场研讨会上，他提出了他对意识的看法：意识一定是一切认知过程——包括动物的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自己的看法与格里芬略有不同：我倾向于不对意识作任何确定的论断，因为它的定义很模糊，似乎没人知道意识是什么。但我还得再加一句：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会认为任何一个物种没有意识。据我所知，青蛙也有可能具有意识。格里芬的态度更为积极。他说，由于人们在许多动物中都观察到了有意的智能行为，因此，认为其他物种的智力水平和人类相似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一名广受尊敬并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作出了这样的断言，这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尽管格里芬因提出一个没有数据支撑的观点而受到抨击，但许多批评其实不得要领。它们忽略了传统观点——动物是愚笨的，因为它们缺乏有意识的头脑——只是一个假设。格里芬说，更为合理的假设是认为每个域都是连续性的。这一想法源自查尔斯·达尔文著名的观察结论：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头脑上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能够结识格里芬这样的志同道合者令我颇感荣幸。同时，我也对会上的另一个主题——拟人论提出了我的观点。“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一词是希腊语中“人形”之意。它起源于公元前570年。当时克赛诺芬尼（Xenophanes）拒绝了荷马（Homer）的诗作，认为荷马把神描写得像人一样。克赛诺芬尼对这种描写背后的自大进行了嘲弄：为什么神看起来不像马呢？不过，神毕竟是神——今天“拟人论”一词的用法已与神相去甚远，而是常作为隐喻用来贬低一切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比较，即便是最小心翼翼的比较也逃不脱这种嘲弄。

在我看来，只有当人类与动物的比较过度延伸，比如延伸到与我们亲缘关系很远的物种上时，拟人论才是有问题的。例如，名叫“接吻鱼”的那种鱼其实并不会真的以人类的方式接吻，其“接吻”的原因也与人类不同。成年接吻鱼有时会把它们突出的嘴部碰在一起来解决争端。将这种习惯称为“接吻”显然是一种误解。不过，猿类在分开一段时间后会用嘴唇轻轻碰触对方的嘴部或肩部来打招呼，因此它们亲吻的方式和情境才与人类亲吻非常类似。倭黑猩猩乃个中翘楚。有位饲养员对黑猩猩很熟悉，但并不了解倭黑猩猩。当他第一次获得倭黑猩猩的吻时，他被倭黑猩猩伸到他嘴里的舌头吓了一跳。

还有一个例子。当年幼的猿类被挠痒痒时，它们会发出一种呼吸声，其吸气和吐气的节奏很像人类的笑声。你不能因为“大笑”这种行为过于拟人化就简单地否认“笑声”这个词在这里的使用（有些人这么做过），因为猿类不仅声音听起来像人类儿童被挠痒痒时的笑声，而且它们对挠痒痒表现得又爱又怕，就像人类儿童一样。我常常注意到这一点。年幼的猿类会把我挠它们痒痒的手指推开，但又会跑回来求我再多“胳肢”它们一下，并且会屏住呼吸，等待我挠痒痒的手指戳上它们的肚皮。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将举证的责任转移给那些希望避免使用拟人术语的人士，请他们首先证明：当一只猿被“胳肢”得咯咯直笑，笑得几乎呛到时，它的精神状态和一个被“胳肢”的人类儿童实际上是不同的。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因此我认为“笑声”既是对人类儿童也是对猿类在这种状态下的最佳形容 。

为了表明我的观点，我需要一个新的术语，因此我创造了“否认类人论”（anthropodenial）一词。拟人论和否认类人论意思相反：在理解某一物种的时候，该物种与我们的亲缘关系越近，拟人论的帮助就越大，否认类人论的危害就越大 ；相反，某一物种与我们的亲缘关系越远，根据拟人论得出的相似点其实彼此独立并不相关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说蚂蚁有“王后”“卫兵”和“奴隶”，这仅仅是为了方便记忆而使用的拟人论方法。这和我们用人名给飓风命名，或者像电脑有自由意志一样咒骂电脑是一回事，我们不应对这种称呼赋予更多的意义。

关键在于，拟人论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问题重重。出于科学客观性而对拟人论进行批判，这背后通常隐藏了一个达尔文时代之前的观念，即对于把人视为动物颇感不适。但是，当我们考虑猿类这种恰好被认为“类人”的物种时，拟人论实际上是个符合逻辑的选择。将猿类的吻称为“嘴嘴接触”以免于拟人论，这种做法故意模糊了猿类这种行为的意义。这就像为了凸显地球的特殊性，给地球上的重力起个其他名字以和月球上的重力区别开来。不当语言产生的障碍使大自然展现给我们的完整统一变得支离破碎。猿类和人类在演化上分开的时间并不足以使两者各自独立演化出极为相似的行为，比如触碰嘴唇问候彼此，或者被挠痒痒时喘粗气。我们的术语必须尊重这些显而易见的演化关联。

另外，倘若拟人论的作用仅仅是给动物行为贴上一个人类的标签，那么它将会流于空泛。美国生物学家和爬虫学家戈登·布格哈特（Gordon Burghardt）提倡批判性拟人论（critical anthropomorphism），即用人类的直觉和对动物自然史的知识来提出科研问题 。因此，说动物为未来“做计划”或者在打架后“言归于好”并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拟人——这些词语提出了可供检验的想法。例如，倘若灵长类动物能够做计划，那么它们应该会保存某些只有在未来才用得上的工具；倘若灵长类动物在打架后会言归于好，那么，当打架的双方通过友好的接触而和解后，我们应该会看到紧张气氛得到缓和，社会关系有所增进。如今，这些显而易见的预期已在实际的实验和观察中得到了证实 。批判性拟人论并非结果，而是方法。它是科研假设的宝贵源泉。

格里芬关于严肃对待动物认知的观点为这一领域加上了一个新的标签——认知动物行为学（cognitive ethology）。由于我是一名动物行为学家，能准确地理解格里芬的意思，因此我觉得这个标签很棒。不幸的是，许多人并不了解“动物行为学”（ethology）这一术语，拼写检查程序通常依然把该词修改为“人种学”（ethnology）、“病因学”（etiology），甚至是“神学”（theology）。无怪乎当今的许多动物行为学家自称为行为生物学家。认知动物行为学领域还有些其他标签：“动物认知”（animal cognition）和“比较认知”（comparative cognition）。但这两个术语亦有不足。动物认知没有把人类包括在内，因而无意中加重了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存有鸿沟的观念。另外，“比较”这一标签未能阐明我们如何及为何比较。这暗示着没有任何框架来理解相似点和不同点，连演化方面的框架都没有。即便是在该领域内部，人们也对这一领域理论的缺乏以及将动物划分为“低等”和“高等”的习惯颇有怨言 。“比较认知”的标签源自比较心理学（comparative psychology）。传统上，比较心理学领域认为动物不过是人类的“替身”——猴子是人类的简化版，大鼠则是猴子的简化版，以此类推。由于人们认为联想性学习能解释所有物种的行为，比较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B.F.斯金纳（B.F.Skinner）觉得用哪种动物来做研究是无所谓的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斯金纳给一本完全以大白鼠和鸽子为主题的书起名为《生物个体的行为》（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

由于这些原因，洛伦茨有次开玩笑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比较心理学相比较。那会儿洛伦茨刚刚发表了一项关于鸭子求偶模式的重要研究，涉及20种不同的鸭子，因此他的玩笑意有所指 。他对于物种间的差异很敏感，能够察觉最细微的差别。这与比较心理学家的做法背道而驰——后者将所有动物放在一起，笼统地作为“用于研究人类行为的非人类模型”来对待。让我们花一秒想想“用于研究人类行为的非人类模型”这个术语。它在比较心理学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对它已不再关注。当然，首先，这个术语暗示了我们研究动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其次，这一术语无视了一个事实，即每个物种都特异地适应于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毕竟，如果不无视这一点，又怎么能让一个物种作为另一个物种的模型呢？就连“非人类”这个术语都让我颇为恼火，因为这个词以一种不屑一顾的方式将数百万个物种混为一谈，好似它们缺了点什么——真可怜啊，它们都不是人类呢！当学生们在写作中使用这一术语时，我会无法自持地在页边语气讥讽地批注道，为了完整性，他们应该加一句话，注明他们所说的这些动物是“非企鹅”“非鬣狗”，等等——这个“非××”的名单还有很长。

尽管比较心理学正在往好的方向转变，但我更愿意避开这一领域沉重的负担，转而称当前这一新领域为演化认知学（evolutionary cognition），即从演化的角度来研究一切认知（包括人类的和动物的）。很显然，我们对所研究物种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且人类并不一定是所有比较的中心。这一领域囊括了系统发生分析，即在演化树中对物种的特性追根溯源，以此来判断不同物种的相似之处是否源于其亲缘关系。洛伦茨对水禽的出色研究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我们还想知道，演化是如何塑造了认知以使物种更好地生存的。格里芬和于克斯屈尔已清晰地指出了这个领域的目标——使认知研究的视角不那么以人类为中心。于克斯屈尔要求我们从动物的立场来看待世界，他说，这是完全领会动物智能的唯一方法。

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做好了聆听他教诲的准备。 Mn7jnYwoWH/jETEGo2bf9XYMn8cFuSNZI9aYDqHarkM+ypfs1pb0kJj4AkJwZdC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