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们惊讶的是，黑猩猩其实是奉从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模仿其他个体是一回事，但想要和所有其他个体都表现得差不多就是另一回事了。后者是人类文化的基础。我们是从维多利亚·霍纳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黑猩猩的这一倾向的。维多利亚分别给两群不同的黑猩猩展示了一台装置，有两种方法可以从装置中取到食物。这些猿类可以用一根棍子戳装置上的一个洞，这样就会出来一颗葡萄；或者，它们可以用这根棍子抬起一个小小的障碍物，然后一颗葡萄就会滚出来。它们是从一个榜样——一只预先接受过训练的群体成员那儿学到这一技术的。一个群体看到的榜样用的是抬起障碍物的方法，而另一个群体看到的是用棍子戳的方法。尽管我们给两个群体使用的是同一台装置，只是在它们之间搬来搬去，但第一个群体学会的是抬障碍物，第二个学会的是戳小洞。维多利亚创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她称之为“抬抬”（lifter）和“戳戳”（poker） 。

不过也有例外。有些个体发现了两种技术，或者用了和它们的榜样不一样的技术。但是，当我们在两个月后重新对这些黑猩猩进行测试时，大部分例外都消失了。这就好像所有的猿类都接受了一个群体标准，依从这样的规则：“无论你自己发现了什么，都要做其他个体在做的事情。”由于我们从未注意到任何同侪压力，这两种方法也并无优劣之分，因此我们将这种一致性归因为遵奉偏差（conformist bias）。我认为，正如我们对人类行为所了解的那样，模仿是由归属感引导的。而遵奉偏差显然和我的这一观点是相符的。我们人类的成员是最能遵照奉行他人的，以至于当和主流观点发生冲突时，人们会抛弃自己的信念。我们对建议的开明程度绝不仅仅是像我们在黑猩猩中看到的这样，但这两者似乎是相关联的。因此，“遵奉”这个标签得到了许多人的采纳 。

这一标签正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灵长动物的文化上。苏珊·佩里便在她的野外研究中将该标签用在了僧帽猴中。哥斯达黎加丛林中有一种叫马鞭麻（Luehea）的植物。佩里的猴子们可以用两种效果相当的方法将它们遇见的这种植物果实里的种子摇出来。它们可以用力砸果实，或者将果实放在树枝上摩擦。据我所知，僧帽猴是最富有活力和热情的觅食者。大部分成年猴子会发展出这两种技术中的一种，但不会同时发展出两种。佩里在雌性幼猴中发现了奉从主义，它们会采用其母亲所喜欢的方式。但雄性幼猴却没有同样的行为 。当未成年黑猩猩学习用小树枝钓取白蚁时，它们也体现出了同样的性别差异。如果社会学习是由对榜样的认同所驱动的话，那么这就说得通了：母亲是女儿的榜样，但未必是儿子的榜样 。

在野外研究中很难得到对奉从主义的证据支持。对于某一个体为何会像其他个体那样做，可能的解释太多了，既有遗传方面的也有生态方面的。在美国西北部的缅因湾，一项关于座头鲸的大规模项目向我们展示了可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座头鲸会用泡泡将鱼赶到一起，这是它们常规的捕食手段。此外，有一头雄性发明了一种新技术。1980年，人们首次观察到了这种新方法。这头鲸鱼会用尾鳍重重拍打海面，发出一种巨大的噪声，使得猎物更加集中。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鲸尾击浪技术在种群中逐渐普及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实验人员研究了600头鲸鱼，能认出它们中的每一个个体。同时，实验人员仔细地画出了图表，以显示这种技术是如何在这些鲸鱼中传播开来的。他们发现，如果一头鲸鱼认识使用这种技术的鲸鱼，那么前者就更有可能也用上这种技术。亲属关系并没有作用，可以排除掉，因为一头鲸鱼的母亲是否用鲸尾击浪法捕食对这头鲸鱼的行为并没多大影响。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这些鲸鱼在捕鱼时遇见的是谁。由于实验不适用于大型鲸目动物，因此，在与遗传无关的社会性习惯传播方面，这或许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证据了 。

在野生灵长动物中，实验工作也非常罕见，但原因不同。首先，这些动物非常排外。也难怪如此——想象一下，随意靠近人类发明的新奇装置是件多么危险的事，布置这些装置的人也有可能是偷猎者。其次，野外工作者通常不愿将他们的动物暴露于人工环境之中，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在尽可能不打扰这些动物的同时对它们进行研究。再次，野外工作者对于谁会参与实验以及实验时间多长无法进行任何控制，于是这就将那些在人工饲养的动物中通常会进行的测试排除在外了。

因此，我们必须对荷兰灵长动物学家埃丽卡·范德瓦尔（Erica van de Waal）（她和我并无亲属关系）进行的研究表示赞赏，那是对野生猴子奉从主义的研究中最漂亮的实验之一 。安德鲁·怀滕是范德瓦尔的合作者，他做过大量文化方面的研究。他们在南非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给了那里的青腹绿猴一些打开的塑料盒，里面装着玉米。这些有着黑色脸庞的小型灰色猴子很喜欢玉米，但这里有个圈套——科学家们对供应的玉米动了手脚。猴子们拿到的总是两个盒子，里面有两种颜色的玉米，一种蓝色，一种粉色。只有一种颜色的玉米是可口的，另一种掺了芦荟，尝起来很难吃。根据可口玉米的颜色，有些群体学会了吃蓝色玉米，有些学到的是吃粉色的。

用联想学习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这种偏好。但后来，研究人员去掉了难吃的玉米，静待小猴子出世，以及新的雄性猴子从临近区域迁移过来。研究人员给好几个猴群提供了两种颜色的玉米，并对这些猴群进行了观察。新提供的两种玉米都很可口，但所有的成年猴子都依然坚持已经习得的偏好，从未发现另一种颜色的玉米味道变好了。在27只新生的幼猴中，有26只学到了只吃当地猴子偏好的那种玉米。和它们的母亲一样，它们从不去碰另一种颜色的玉米，尽管这种玉米敞开供应，且吃起来和另一种味道一样好。显然，个体的探索受到了抑制。幼猴们有时甚至会坐在它们不吃的那种玉米的盒子上面，欢快地吃着另一种玉米。唯一的例外是一只幼猴，它的母亲在猴群里地位非常低，以至于它们得忍饥挨饿。因此这只母猴时不时会吃些那种被禁的玉米。因此，所有的新生幼猴都复制了它们母亲的进食行为。而从其他地区迁移过来的雄性最后也接受了当地的颜色偏好，哪怕它们此前所在的猴群有着相反的偏好。由于这些雄性的经验告诉它们的是另一种颜色是可口的，因此它们偏好的转变强烈地暗示着奉从主义。它们不过是遵循了老话“入乡随俗”。

这些研究证明了模仿与奉从主义的巨大力量。这并不仅仅是动物们偶尔会因一些不值一提的原因而做出的额外举动——我不得不说，动物的习俗有时会遭到这样的嘲弄——而是一种广泛存在且有着重要生存价值的惯常行为。如果幼猴效仿母亲，吃它所吃的东西，不吃它避开的东西，那么这只幼猴显然会比试图自己搞定一切的幼猴有更高的生存概率。动物拥有奉从主义这一观点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社会行为方面研究的支持。有一项研究对儿童和黑猩猩的慷慨程度进行了测试。研究的目的是想了解儿童和黑猩猩是否会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为它们自己物种的成员提供帮助。它们确实这么做了。并且，如果它们得到了其他个体——任何其他个体，并不限于它们的测试搭档——的慷慨帮助，那么它们就会更愿意为测试搭档提供帮助。善良的行为会传染吗？我们会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或者，就像研究人员那更为干巴巴的说法一样，灵长动物倾向于采用种群中最为常见的反应 。

另一个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将两种不同的猕猴——普通猕猴和短尾猴混在了一起。我们将两个物种中的未成年猴子放在了一起，让它们朝夕相处了五个月。这些猕猴性情极为不同：普通猕猴喜欢争吵，很难安抚；短尾猴安分懒散，性情平和。我有时会开玩笑说它们是猕猴界的纽约人和加州人。在它们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普通猕猴发展出了维持和平的技能，而且和更为宽容的短尾猴技能一样好。即便是在与短尾猴分开后，这些普通猕猴在打架之后重归于好的次数几乎是这个物种一般水平的4倍。这些普通猕猴的进步证实了奉从主义的力量 。

社会学习的定义是从其他个体那儿学习。其中最有趣的方面之一在于奖励的副作用。个体学习是由即时奖励驱动的，比如大鼠学着按压杠杆来获取食丸。而社会学习却并非如此。有时，奉从主义甚至会使所得奖励减少——毕竟青腹绿猴错失了可食用食物中的一半。我们曾在一个实验中让僧帽猴看着一只作为榜样的猴子打开三个不同颜色的盒子中的一个。有时这些盒子里有食物，但其他时候它们都空空如也。不过这并不重要——不管盒子里是否有奖励，这些猴子都重复了榜样的选择 。

甚至在一些社会学习的例子中，因某个行为获得利益的是其他个体，而不是行为的执行者。在坦桑尼亚的马哈雷山中，我经常看见一只黑猩猩走向另一只，用自己的指甲在对方的背部猛挠，然后坐下来为对方梳毛。在梳毛的间隙，可能会有更多的挠背行为。这种行为早已为人所知，不过至今除了这里以外，只有另一个野外观察点有过这种报道。这是一种当地的学习传统，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一个个体抓挠自己时，通常是因为觉得很痒，但在这里，行为的执行者并没有感到解痒，感到解痒的是行为的接受者 。

灵长动物从其他个体那儿习得的习惯有时确实会带来好处，比如年幼的黑猩猩学着用石头砸开坚果。但即便是在这些例子中，事情也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简单。黑猩猩幼儿坐在它们正在砸坚果的母亲身旁，完全是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它们会将坚果放在石头上，再将石头放到坚果上，然后将它们全部推倒，堆成一堆，又重新将它们摞起来，周而复始。它们并没有从这种玩耍活动中得到任何东西。它们还会用一只手锤坚果，或者将一只脚用力跺在坚果上，但这些都失败了，没有磕开任何东西。棕榈果和油木果要比它们的手脚硬得多。只有当幼黑猩猩付出三年徒劳的努力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协调能力和力量用一对石头打开它们的第一颗坚果。而且，它们还得等到六七岁才能拥有和成年黑猩猩相当的技能水平 。由于它们在这项任务中连续多年一直失败，因此获得食物不太可能是其行为的动机。它们甚至会经历一些负面的结果，比如砸伤手指。但年幼的黑猩猩会受到长辈榜样的激励，快乐地坚持下去。

在不会带来利益的习惯中，奖励有多么不重要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人类中，我们有些一时的流行，比如反戴棒球帽，或者将裤子穿得低到妨碍活动的程度。但在其他灵长动物中，我们也发现了看上去没什么用处的时尚和习惯。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我很久以前在威斯康星灵长类中心（Wisconsin Primate Center）观察到的一群普通猕猴中的一个“N家族”。这个母系群体的首领是一只上了年纪的雌性，名叫诺兹。它所有的儿女名字都以“N”开头，比如纳茨、努兜、纳普金、尼娜等。诺兹养成了一个奇怪的喝水习惯：它会将整条小臂浸在一个水盆里，然后舔舐手上和胳膊毛发上的水。有趣的是，它所有的儿女，后来还有它的孙辈，都采用了一模一样的方法。在这个猴群的其他猴子中，或者我所知道的其他猴群的猴子中，没有任何一只是这样喝水的。而且这种喝水方法也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它并没有让N家族得到某些其他猴子无法得到的东西。

还有一个例子。黑猩猩有时会发展出地域性的方言，比如吃到美味的食物时发出兴奋的呼噜声。这些呼噜声不仅在每个黑猩猩群中都有所不同，而且会根据食物种类变化。譬如，有种特定的呼噜声是只有它们吃苹果的时候才会发出的。当爱丁堡动物园（Edinburgh Zoo）从一家荷兰动物园引进了黑猩猩后，新来的黑猩猩们花了3年才与动物园里原来的黑猩猩打成一片。起初，新来的黑猩猩吃苹果时会发出不同的呼噜声。但3年后，它们发出的呼噜声变得和当地的黑猩猩一样了。它们改变了自己的叫声，使其听起来和当地黑猩猩的叫声更为相似。媒体对这一发现大肆宣传，声称荷兰黑猩猩学会了说苏格兰语，但这其实更像是学会了一种口音。尽管黑猩猩声音的可变性并不强，但不同背景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还是导致了奉从主义 。

社会学习显然更多在于融入群体，并像其他个体一样行动，而不在于奖励。因此，我写过一本关于动物文化的书，其标题为《类人猿和寿司大师》（The Ape and the Sushi Master）。我选择这个标题的一部分原因是想向今西锦司和那些让我们有了动物文化这一概念的日本科学家们致敬。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一个我听说的故事，是关于做寿司的学徒如何学习这一行当的。学徒在技艺精湛的大师的阴影下奴隶一般地干活，学会将米饭煮到合适的黏度，精确地切开原料，并将菜品摆出日本料理为人著称的美丽外观。如果你尝试过将米饭煮熟，掺进食醋，并用手持的扇子将它扇凉，以便用手为饭团塑形，那你就会知道这项技能是多么复杂——而且这还只是这项工作的一小部分。学徒主要是通过被动观察来学习的。他洗盘子、拖地、对客人鞠躬、采买原材料，同时用眼角的余光留意着寿司大师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连问题都不敢去问。在三年间，他只能默默观察，不能实际动手为顾客做任何寿司。这是一个有经验积累但缺乏实践的极端例子。学徒等待着有一天他会受邀做出第一份寿司——他将会做得熟练非凡。

无论寿司大师训练的真相为何，我想说的只是：对一个技能熟练的榜样进行重复性的观察，会使行动的顺序在观察者的脑海里深深扎根。过些时候，当这位观察者需要进行同样的任务时，他记住的行动顺序就会很有用了。对西非黑猩猩砸坚果行为进行了研究的松沢哲郎认为，社会学习是以一种全情投入的大师—学徒关系为基础的。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建立了我的基于关系与认同的观察式学习模型 。这两种观点都否定了传统上对动机的关注，并用一种社会关系替代了动机。动物们渴望表现得和其他个体一样，尤其要和那些它们信任并感觉亲密的个体一样。遵奉偏差促进了对老一辈积累下来的习惯和知识的采纳，从而对社会进行了塑造。这本身就有着明显的优点，而且并不仅仅是对灵长动物而言。因此，尽管奉行主义并不受即时利益的驱动，但它还是很可能为生存提供了帮助。 fC3u7aMpHFbk1JjFWTRoFstILpubmvdQWAUg2r/5qdjVkdTz2MOgiSIKv7kW0x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