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法国政治家被控性侵,据说他当时表现得就像一只“性冲动的黑猩猩”一样 。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呀——对猿类来说!一旦人类释放了他们的冲动,我们便急着将他们与动物相比。但就像上述描述中所体现出的那样,黑猩猩并不会屈服于性冲动。它们的情绪控制能力足以让它们要么克制住性冲动,要么先安排一个私密的环境。它们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等级,这是一个巨大的行为调控因素。倘若每个个体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任何等级制度都会分崩离析。等级制度是建立在约束之上的。由于社会阶梯在从鱼类和蛙类到倭黑猩猩和鸡的物种中都普遍存在,因此,自我控制是动物社会的一个古老的特征。
在早年的贡贝河区域有一则趣闻。当时,黑猩猩还会从人类那儿获取香蕉。荷兰灵长动物学家弗兰斯·普罗伊(Frans Plooij)观察到一只成年雄性靠近了喂食箱。这一装置可以由人类在远处打开。每只黑猩猩都有严格的限额。打开箱子的机关会发出一声特别的咔哒声,宣告着可以吃到水果了。可是,天哪,就在这只雄性听到幸运的咔哒声的那一刻,一只居于统治地位的雄性出现了。现在该怎么办呢?第一只雄性表现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它没有打开箱子——不然它就会失去它的香蕉——而是在远处坐下了。处于统治地位的雄性也不是笨蛋,它漫步离开了。但当它一走出第一只雄性的视线之外后,便躲在一棵树的背后偷偷张望,看那只雄性想要干什么。于是,它注意到对方打开了盒子,飞快地拿了自己的战利品,松了一口气。
对这一系列事件的一种复原方式是认为处于支配地位的那只雄性觉得另一只表现得很奇怪,因此开始了怀疑,于是决定盯着那只雄性。有些人甚至提出这里面有多个层次的意图:第一,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怀疑第一只雄性试图给它留下一种印象,让它以为盒子盖依然是锁着的;第二,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让另一只雄性以为它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倘若这是真的,那么这就成了一场诈骗心理游戏,比大多数专家认为猿类能够做到的要复杂得多。不过,就我而言,有趣的是这两只雄性表现出的耐心和自制。它们抑制住了当着另一只的面打开盒子的冲动,尽管盒子里有一份极为诱人且很少能吃到的食物。
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我们的宠物身上的克制。例如,当猫发现一只花栗鼠时,它并不会立即去追逐这只小小的啮齿动物,而是会绕一大圈弯路。它的身体平滑地贴着地面,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地点。它可以从那扑向毫无准备的猎物。或者,拿一条大狗为例,它会让小狗在它身上跳跃,咬它的尾巴,打扰它睡觉,却不会发出任何表示抗议的咆哮声。对于任何每天都要接触动物的人来说,约束是显而易见的。但西方人却认为这种能力很难辨认。传统上,人们将动物描述为情绪的奴隶。这完全退回到了将动物标为“野蛮”、将人类标为“文明”的二分法。“野蛮”暗示着任性,甚至是疯狂,且毫无克制。而“文明”则相反,指的是表现出风度良好的自制。这是人类在有利环境下所具有的一种能力。在近乎每场关于“是什么使我们为人”的辩论背后,都潜藏着这种二分法。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何时,只要有人表现得很差劲,我们就称他为“畜生”。
德斯蒙德·莫里斯告诉过我一个好笑的故事,正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德斯蒙德在伦敦动物园(London Zoo)工作。这个动物园会在猿类的屋里举办茶话会,公众在外边观看。猿类会聚在一张桌子周围,坐在椅子上。它们接受过训练,知道如何使用碗、勺子、杯子和茶壶。这些东西自然难不倒这些会使用工具的动物们。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猿类变得太过优雅了。对于英国公众来讲,下午茶构成了文明的巅峰,而这些猿类的表现未免过于完美了。当这种公共茶话会开始对人类的自我构成威胁时,人们就得做点儿什么了。饲养员重新对这些猿类进行了训练。每当饲养员背过身去时,猿类就会将茶洒出来,到处扔食物,从茶壶嘴直接喝茶,并且将杯子弹到碗里。公众爱死这些了!——正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些猿类“野蛮又粗俗” 。
基于这种错觉,美国哲学家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给黑猩猩贴上了“浪荡”的标签。这个标签形容的是无法忍住任何冲动的生物。通常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恶意与淫乱并非这个定义的一部分。这一定义关注的是对行为后果的漠视。接下来,基切尔进行了思索,认为在我们演化中的某个时候,我们克服了这种浪荡,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成为人类。这个过程始于“觉察到所计划的行为的特定方式可能会引起棘手的后果” 。这种觉察的确是关键所在,但明显存在于许多动物当中。否则,这些动物就会遭遇各种问题。为什么迁徙的角马在跳进它们想穿过的河流之前要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踌躇?为什么未成年的猴子会等着玩伴的母亲走到自己视线以外,然后才开始打架?为什么你的猫只有在你没看着它的时候才会跳到厨房的柜台上?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对棘手后果的觉察。
对行为的克制会带来丰富多样的后果,这可以延伸到人类道德和自由意志的起源。如果没有对冲动的控制,对是非的分辨又有什么意义呢?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将“人”定义为这样一种个体:他不仅仅追寻他的愿望,还会意识到这些愿望,并有能力希望这些愿望会有所不同。一旦某个个体开始思考他的“愿望的可得性”,他便成为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 。尽管富兰克林相信动物和幼小的孩童是不会观察或审视他们自己的愿望的,但科学界正在对这一特定能力进行越来越多的测试。一些实验对猿类和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delayed gratification)进行了测试。研究人员给猿类和儿童展示了一个诱人的东西,但它们需要主动抵制这一诱惑,以便未来获得更大的收获。情绪控制和未来取向是关键所在,自由意志也非常重要。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看过关于这些实验好笑的录像。录像里孩子们独自坐在桌子后面,急切地试图不要去吃一块棉花糖——他们会偷偷舔舔它,从上面咬一点点,或者看向其他方向来逃避诱惑。这是关于冲动控制的测试中最清楚明白的测试之一。实验人员许诺,假如孩子们能在他离开期间不碰第一块棉花糖,那么他就会再给他们一块棉花糖。孩子们需要做的不过是延迟满足。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违背一条一般规律:眼前的奖励比延迟的奖励要更为诱人。正因如此,我们会发现未雨绸缪地省钱并不容易;也正因如此,吸烟者会发现香烟比长久健康的前景要更有吸引力。这个棉花糖测试对孩子们认为未来有多重要进行了衡量。孩子们在这一测试中的表现差别相当大。他们的成功预示着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里会有很好的发展。冲动控制和未来取向是在社会中获得成功的主要要素。
许多动物都无法完成类似的任务,毫不迟疑地立即吃掉了食物。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里,若它们不马上吃掉食物,便会失去它。对于其他物种来说,延迟满足不过是小菜一碟。最近一个在僧帽猴中进行的实验便证明如此。这些猴子看见了一个很大的转盘,就像餐桌上的旋转转盘那种,上面放着一块胡萝卜和一块香蕉。僧帽猴更喜欢香蕉。它们坐在一个窗口后,先看见一个物品,过了一会儿才会看见第二个物品从眼前经过。它们只能从窗口伸手拿一次东西。大部分猴子都忽略了胡萝卜,让它从自己眼前经过,坚持等待更好的奖励。尽管这两样东西之间的延迟不过是短短15秒,但这些猴子表现出了足够的自制。它们吃掉的香蕉要比胡萝卜多得多 。不过,有些物种和我们人类更为相似,会表现出巨大的控制力。例如,一只黑猩猩耐心地盯着一个容器。每30秒便会有一颗糖果掉落在容器里。它知道可以在任何时候拿走这个容器,并吞下里面的东西。但这样会使糖果的掉落停止下来。等得越久,就能收集到越多的糖果。在这项任务中,猿类完成得差不多和儿童一样好,能够将满足感延迟80分钟之久 。
人们还在脑部较大的鸟类中进行了类似的测试。我们也许不会认为鸟类需要自我克制。但是再想想吧,许多鸟类会为它们的幼鸟捉虫子,而它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自己吞下这些虫子。在某些物种中,雄性在求爱时会给它们的配偶喂食,而它们自己却饿着肚子。贮藏食物的鸟类则为了未来的需求而抑制了当下的满足感。因此,我们有许多理由来预期在鸟类中可以看到自我克制。测试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给了乌鸦和渡鸦一些豆子。正常情况下,它们会立即吃掉这种食物。不过在那之前,它们已经学到了,等会儿可以用这些豆子换一块香肠——那是它们更喜欢的食物。这些鸟儿能坚持长达10分钟不吃豆子 。当艾琳·佩珀伯格的非洲灰鹦鹉格里芬接受一个类似的测试时,它达成了甚至更长的等待时间。这只鹦鹉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能听懂“等等!”这个指令。因此,当格里芬站在栖木上时,研究人员将一杯早餐谷物片之类它不那么喜欢的食物放在了它的面前,然后让它等待。格里芬知道,如果等得够久,就有可能得到腰果,甚至糖果。如果在长度随机的一段时间间隔后——从10秒钟到15分钟不等——早餐谷物片还在杯子里,那么格里芬就会得到更好的食物。90%的时间里它都很成功,甚至做到了最长的15分钟延迟 。
最令我着迷的是儿童和动物应对诱惑的多种多样的方式。他们并非被动地坐在那儿,瞪着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试图创造些东西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儿童会避免看向棉花糖。有时他们会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或者将头埋在臂弯里。他们自言自语、唱歌,用他们的手和脚发明一些游戏,甚至还会打瞌睡。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必忍受这痛苦而漫长的等待了 。猿类的行为并没有太大不同。有一项研究发现,如果给猿类提供玩具,那么它们就能坚持得更久。玩具帮助它们将注意力从糖果机上移开。或者,在格里芬的例子里,在它等得最久的那一次,当时间过去了大约三分之一时,它将装有早餐谷物片的杯子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这样,它就不用看着它了。在其他情况下,它会将杯子移到刚好够不着的地方,和自己说话,整理自己的羽毛,抖动羽毛,张大嘴打呵欠,或者打瞌睡(或者至少将眼睛闭上)。它有时还会舔舔早餐谷物片,但并不吃掉它,或者大叫道:“我要坚果!”
这些行为中有些并不适合当时的情境。它们属于动物行为学家称之为“替换活动”(displacement activity)的行为。这种行为发生在动机受到阻挠的时候。当两种彼此冲突的动机——比如战斗和逃跑同时产生时,替换活动便会发生。由于个体无法同时表达这两种动机,因此毫不相干的行为会减轻这种压力。一条张开鱼鳍以吓退对手的鱼也许会突然游到水底掘沙子;一只公鸡也许会终止打斗,却开始啄食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谷粒。在人类中,一个典型的替换活动便是在遇到难题时抓耳挠腮。抓挠在其他灵长动物的认知测试中也很常见,尤其是当测试对它们来说比较难的时候 。当动机的能量寻找一个出口,并在额外的行为中“闪出火花”时,替换活动便发生了。荷兰动物行为学家阿德里安·科特兰特(Adriaan Kortlandt)发现了这一机制。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的动物园里观察过一个活动自由的鸬鹚种群。在那个动物园里,他至今依然极受尊敬。他跟踪鸟儿时花了无数小时坐在上面的木头长凳(被称为“替换长凳”)上。我最近在这条长凳上坐过。当我坐在那儿时,我会打哈欠,无聊地摆弄东西,还抓耳挠腮——并显然对此无力自控。
但是,动物是如何应对延迟满足的呢?它们又为什么要整理自己的羽毛或者打哈欠?替换活动理论并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完美的解释。还有一些解释是从认知角度出发的。很久以前,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意志力”和“自我强度”是自控的基础。通常,人们就是这样理解孩子们的行为的。正如下面这段对棉花糖测试的描述:“如果受试者认为他在等待之后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好处,而且特别想要这一好处,那么他就可以经受最为坚忍的等待,但同时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用认知上的消遣占据自己的内心。 ”这段描述强调的是一种蓄意且有意识的策略。受试的孩子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并用意志力将他面前的诱惑从头脑中驱逐出去。鉴于儿童与某些动物在同样条件下的表现非常相似,因此将同样的解释用在这些动物身上是符合逻辑的。动物表现的意志力令人印象深刻。它们也许也能察觉自己的愿望,并试图抑制它。
为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我拜访了我在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美国同事迈克尔·贝兰(Michael Beran)。迈克尔在迪凯特的一大片森林里的一个实验室里工作。迪凯特位于亚特兰大地区的中心,这里为黑猩猩和猴子提供了宽敞的住所。这个地方叫作语言研究中心。起这么个名字是因为接受过符号训练的倭黑猩猩坎兹是这里的第一位居民。正是在这里,查尔斯·门泽尔在猿类中进行了关于空间记忆力的测试,萨拉·布罗斯南也是在这里研究了僧帽猴的经济决策。亚特兰大地区灵长动物学家的集中程度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的。语言研究中心,以及附近佐治亚州阿森斯市的亚特兰大动物园,当然还有耶基斯灵长类动物中心——那里是历史上这一切兴趣的发源地——都有许多灵长动物学家。因此,我们在许多不同的问题上都有专精于此的专家。
迈克尔对自控进行过许多研究 。我问他,为什么这个领域里的科研论文常常以自控与意识的联系开头,然后迅速地将话题转移到实际的行为上,却对意识的问题再也不提了?这些作者是在戏弄我们吗?迈克尔认为,其原因在于自控与意识之间的联系只不过是人们的推测。严格说来,动物通过等待得到了更好的结果这一事实并无法证明它们意识到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它们普遍立即表现出了这样的反应,所以它们的反应并不依赖于逐步的学习。因此,迈克尔认为自控式的决定是未来取向的,并且有认知的参与。我们也许并没有不容置疑的证据,但我们可以假设猿类是基于对更好结果的预期而做出这些决定的:“有人认为猿类的行为完全是由外部刺激控制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观点。”
另一个论据对认知角度的解释予以了支持。这一论据便是猿类在漫长等待期间的行为。它们可以等待长达20分钟,其间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就会有糖果落到碗里。等待的猿类喜欢在这段时间里玩些东西,这暗示着它们认识到了需要自控。迈克尔描述了一些它们打发时间时所做的奇怪的事情。谢尔曼(一只成年的雄性黑猩猩)会从碗里捡起一颗糖果,看了又看,然后将它放回碗里。潘齐则会将糖果滚进来时经过的那根管子拆开。它会看看管子,摇摇它,然后将它放回到糖果机上。如果研究人员给它们提供了玩具,它们就会用玩具来分散注意力,让等待更容易些。这种行为显示出了期待和战略制定的迹象,而这两者都暗示着有意识的察觉。
迈克尔对这一议题的兴趣始于一个关于反指的实验。这是一个传奇般的实验,是由美国灵长动物学家萨拉·博伊森(Sarah Boysen)和一只名叫谢巴赫的黑猩猩完成的。博伊森让谢巴赫从两个装着不同数目糖果的杯子里选择一杯。但这里的规矩是:另一只黑猩猩会得到谢巴赫指的那一杯,谢巴赫自己得到的则是另一杯。显而易见,对谢巴赫来说,明智的策略是将它指点的对象反过来,指向糖果数量较少的那一杯。可是,谢巴赫无法克服它对较多的那一杯的渴望,一直没学会这么做。不过,当糖果被数字所代替时,情况便不一样了。谢巴赫学会了数字1到9,知道了每个数字代表多少食物。当看到两个不同的数字时,它总是毫不犹豫地指向了更小的那个。这表明,它理解了反指是如何起作用的 。
迈克尔对萨拉的研究印象深刻。这一研究表明,黑猩猩无法在面对真实糖果的情况下正确地做出反指行为。这显然是自控的问题。迈克尔对他自己的黑猩猩也做了同样的测试,它们也没能通过。萨拉用数字来代替糖果的主意实在是太有才了。无论是因为这种做法将糖果符号化了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做法去除了糖果令黑猩猩愉悦的属性,接受了数数训练的黑猩猩在这一任务中都表现得极为擅长。当我问是否有人在儿童身上尝试过这一测试时,迈克尔的回答反映出了动物认知研究者对公平比较的深深忧虑:“也许有人试过,但我想不起来了。不过,他们很有可能对孩子们解释了这一切。而我更希望测试中不包含任何解释,因为我们没法为猿类提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