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或许开始得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就勇敢而颇富争议地断言，动物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无意识地将刺激与反应联系起来。他反对认为动物完全是由本能驱动的观点，并大胆地运用了“认知的”（cognitive）一词（他因研究学习走迷宫的大鼠头脑中的认知地图而著名）。他还称动物是“有目的的”（purposive），是由目标和预期导向的。而目标和预期都指向了未来。

托尔曼躬身扼住了那个年代经典行为主义的咽喉。当他退缩了，放弃使用语义更为强烈的“故意的”（purposeful）一词时，他的学生奥托·廷克波夫（Otto Tinklepaugh）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一只猕猴看着实验人员将一片生菜叶子或一根香蕉放在一个杯子下面。当实验人员准许猴子接触杯子时，猴子会跑向下面有食物的杯子。如果它找到了被藏起来的食物，那么一切都好。但如果实验人员将香蕉换成了生菜，那么猴子就只会干瞪着奖励。它会疯狂地四处张望，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藏食物的地方，同时对着卑鄙的实验人员愤怒地尖叫。在很长一段时间后，猴子才会终于接受这令它失望的蔬菜。从行为学家的角度来看，这只猴子的态度非常古怪，因为动物应该只能将行为与奖励——任何奖励——联系起来。奖励的本质是无所谓的。但是，廷克波夫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所看到的隐藏食物在头脑中的形象，这只猴子形成了一个预期。如果结果违背了这一预期，就会使它极为恼怒 。

这只猴子并不仅仅是从两个行为中或两个杯子中选择一个，而是会回忆一个特定的事件。它仿佛在说：“嘿，我敢发誓，我看见他们把香蕉放在那个杯子下头了！”这种对事件的精确回忆称为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语言对于情景记忆来说是必需的，因此只有人类才有情景记忆。人们认为动物善于学习行为的普遍后果，但无法记住任何特定的联系。不过，这种态度已经开始动摇。让我来讲一个更为惊人的例子吧。它之所以惊人，是因为它涉及的时间段比这个猴子实验要长得多。

当黑猩猩沙科尚处于青春期时，我们曾对它做过门泽尔式的测试。沙科通过一扇小小的窗户看着我的助手将一个苹果藏在了户外院子中的一个巨大的拖拉机轮胎里。当时，种群中的其他黑猩猩都被关在了院子门外。然后我们将整个种群放进院子，让沙科最后一个出来。沙科来到室外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爬上那个轮胎，往里面窥视，看看苹果是否在那儿。不过，它并没有去拿苹果，而是漠不关心地走开了。等了二十多分钟，直到其他黑猩猩都去别处了，它才走回来拿了苹果。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因为它若不这么做，便有可能会失去战利品。

不过，真正有趣的转折发生在数年以后。那时我们又重复了这个实验。在那之前，我们只对沙科做过一次这个测试，并且给一个前来参观的摄影团队看了那个测试的录像。不过，正如通常会发生的那样，这个团队相信他们自己能录得更好，坚持要重新进行整个测试。当时沙科已经是雄性首领了，因此我们没法再对它进行测试了。由于它地位很高，因此它没有理由再隐瞒对隐藏食物所知的信息了。于是，我们转而选择了一只地位很低、名叫娜塔莎的雌性，然后照从前一模一样地进行了测试。我们将所有的黑猩猩都锁在门外，同时让娜塔莎从窗户中看着我们藏起一个苹果。这次，我们在地上挖了个洞，将苹果放在了里面，然后将沙子和树叶盖在上面。我们藏得特别好，以至于在那之后我们都不太清楚自己把苹果放在哪儿了。

我们将其他黑猩猩都放进了院子里，娜塔莎最后一个进来。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好几台摄像机追随着娜塔莎的身影。它表现出了和沙科类似的模式，而且对地点所表现出的敏感比我们要好多了。它慢慢地走过了藏苹果的确切地点，在十分钟后又折了回来，自信地挖出了苹果。当它这么做时，沙科瞪着它，明显非常惊讶——不是每天都有黑猩猩能从地下挖出苹果的！我担心沙科会因娜塔莎在它面前享用零食而惩罚它，但沙科并没那么做。它直直地跑向了那个拖拉机轮胎！它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看向轮胎里面，但轮胎很明显是空的。这就好像它得出了结论，认为我们又在藏水果了。而且它回忆起了我们从前藏水果的精确位置。这是最为不同寻常的，因为我很确定，在沙科的一生中，只有过一次这类经历，而且是在五年前。

这不过是个巧合吗？我们很难根据单次事件判断是或不是。不过幸运的是，西班牙科学家赫马·马丁-奥尔达斯（Gema Martin-Ordas）对这类记忆进行了测试。她就猿类能对过去的事件记住些什么这一问题，对许多黑猩猩和猩猩进行了测试。这些猿类曾经参与过一项任务，要求它们找到正确的工具来拿到一根香蕉或一盒酸奶冰淇淋。这些猿类眼看着研究人员将工具藏到盒子里，然后它们需要挑出正确的盒子来拿到完成任务所需的工具。对于猿类而言，这很容易，一切都很顺利。但三年后，在这些猿类又经历了很多其他测试后，它们忽然遇见了同样的人——马丁-奥尔达斯，在同样的房间里给它们展示同样的实验设置。同样的研究者和情境是否会提示这些猿类，使它们想起曾经面临的挑战？它们会立刻知道该用什么工具、在哪儿能找到它吗？它们确实立刻知道了，或者说，至少那些从前有过测试经验的猿类立刻知道了。毫无经验的猿类则丝毫没有表现出这类行为。因此，这确认了记忆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猿类没有丝毫迟疑——它们在几秒之内就解决了任务中的问题 。

绝大多数的动物学习都属于一种较为模糊的类别，这和我学会在一天的特定时间段里避开亚特兰大的某些高速公路的方式差不多。当我受够了常常遇上交通堵塞时，我就会去寻找一条更好更快的路径，而这并不需要任何关于我曾经通勤经历的特定记忆。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迷宫里的大鼠学会了转向某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有只鸟儿学会了在一天中的特定时间来到我父母的阳台上寻找面包屑。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这类学习方式。而我们视为特殊的那类记忆，也正是这里所争论的这种，是对于特定事物的回忆。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忆似水年华》（In Search of Lost Time）中对一块小玛德莲蛋糕味道的回忆便属于这类记忆。这种浸过茶水的小小糕点令普鲁斯特重新回到了拜访莱奥妮阿姨的童年岁月：“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颚，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 ”自传式回忆的威力就在于它们的特异性。人们可以主动唤起这些多彩而生动的记忆并沉浸其中。这种回忆是一种重构——这也是为什么它们有时是错误的——但这种重构威力巨大，让人有极为强烈的感受，认为它们是正确的。它们让我们心中满溢着情感与感觉，一如在普鲁斯特身上发生的那样。当你提到某个人的婚礼，或是父亲的葬礼时，所有那些关于当天的天气、客人、食物，关于那时的快乐或悲伤的记忆便会如潮水般涌现。

当猿类对与几年前的事件相关的线索作出反应时，这类记忆肯定发挥了作用。这种记忆为野生黑猩猩的觅食提供了帮助。野生黑猩猩每天要去十几棵结有果实的树上觅食。它们是怎么知道该去哪儿的呢？森林里的树太多了，若是随意乱走，是无法找到结了果的树的。在象牙海岸的塔伊国家公园里，荷兰灵长动物学家卡莱·扬迈特（Karline Janmaat）发现猿类能够很好地回忆起从前的进食。它们会主要查看那些在前些年找到过食物的树。如果碰上了大量成熟的果实，它们就会大吃一顿，同时发出满足的呼噜声，并一定会在几天后再来这儿。

扬迈特描述了黑猩猩会如何在去往这些树木的途中建造它们的“一夜巢”（它们只在那儿睡一晚），然后在破晓前起床——它们平时很讨厌这样。勇敢的灵长动物学家步行跟在这群跋涉的黑猩猩后头。尽管黑猩猩平时通常会忽略她行进过程中或踩到树枝时发出的声响，但现在它们则会齐齐转过身来，用锐利的目光瞪着她，让她感到很不舒服。声音会引起注意，且这些黑猩猩正处在令它们紧张的黑暗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一只雌性的幼儿那会儿刚刚被美洲豹杀害了。

尽管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但这些猿类依然出发了。它们长途跋涉，要去一棵特定的无花果树那儿。它们曾经在那儿找到过食物。它们的目标是要比早上来吃无花果的各种动物更早到达。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从松鼠到犀鸟群——都喜欢这些柔软而甜蜜的果实。因此，早早到达是享用大量果实的唯一办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黑猩猩要去离巢穴很远的树那儿，那么，相较于去巢穴附近的树的时候，它们会起得更早些。这样，不管是去哪处的树，它们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抵达。这表明，对于赶路时间的计算是基于对距离的预估的。这一切使得扬迈特相信，塔伊的黑猩猩们能主动回忆起过去的经历，以便为丰盛的早餐作计划 。

爱沙尼亚裔加拿大心理学家恩德尔·塔尔文（Endel Tulving）将情景记忆一词定义为对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的回忆。这促使人们开始研究关于事件三要素——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的记忆 。尽管上述猿类的例子看起来似乎是满足条件的，但我们还需要更为严密的受控实验。正是这样一个实验首次挑战了塔尔文“情景记忆仅限于人类”的观点。不过这个实验的对象不是猿类，而是鸟类。尼基·克莱顿与安东尼·迪金森（Anthony Dickinson）一起，利用克莱顿的西部丛林松鸦贮藏东西的爱好来观察它们是否能记住藏匿起来的食物。他们给了这些鸟儿不同的东西来贮藏，有些是容易腐败的（如蜡虫），有些则能放很久（如花生）。四小时后，松鸦们会在寻找花生前先找蜡虫——这是它们最爱的食物。但五天之后，它们反应的先后倒过来了，甚至不再寻找蜡虫。这个时候，蜡虫应该已经变质，不再美味了。不过，即便过了这么长时间，它们还是记得藏花生的地点。气味并非是让它们找到正确地点的因素，因为当它们参与测试时，科学家们已经移走了食物。录像里松鸦寻找食物的方式是在没有食物的环境下发生的。这一研究相当精妙，包括了额外的对照，使作者得以得出结论：松鸦能回忆起它们藏了什么东西、放在了哪儿，以及是在什么时间贮藏的。它们能记住自己行动中的三要素 。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妮·芭布（Stephanie Babb）和乔纳森·克里斯特尔（Jonathon Crystal）进一步强化了情景记忆在动物中的例子。他们让大鼠在一座有八个臂的放射状迷宫中到处跑。这些啮齿动物学到了，当它们到迷宫的一个臂里吃掉那里的食物后，那里就再也不会有食物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回到那儿了。不过有一个例外。大鼠们有时会发现巧克力味的食丸。这种食丸每隔很长一段时间后会再次出现。大鼠对这种美味的食物形成了一个预期，这个预期是基于它们何时在哪儿碰见这种食物的。它们确实会回到这些特定的迷宫臂中，不过只会每隔很长一段时间回来一次。换句话说，这些啮齿动物能记住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巧克力味儿惊喜 。

但是，塔尔文和几个其他的学者对这些结果非常不满。这些结果无法像普鲁斯特那样用动人的语言告诉我们，这些鸟类、大鼠和猿类究竟对自己的记忆有多了解。如果这些过程中有认知的参与，那么究竟是哪种认知？这些动物会将它们的过去看作个体历史的一部分吗？由于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此，有些科学家称动物不过具有“类情景”记忆，以图削弱对动物的用词。但是，我对这种退缩无法苟同，因为它将记忆的重点放在了人类记忆力中一个不甚明确、只能通过内省和语言来了解的方面。尽管语言对于交流记忆很有帮助，但记忆并不是来自语言。我更倾向于调转举证责任，尤其是当它涉及与我们亲缘关系很近的物种时。假如其他灵长动物能以和人类相当的精确程度回忆起特定事件，那么最为合算的假设便是：这些动物和人类是用同样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那些坚持认为人类记忆有赖于独特的意识水平的人们的任务相当艰巨，他们得找出事实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论断。

或许，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头脑里的胡思乱想而已。 rSnyF8YSuhCQQM4QQCAZcv5eVK4NFK0j4UKYS/9ua42os5FjromYlWSTOJkpdf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