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打扫耶基斯灵长类动物中心的老图书馆时，我们发掘出了被遗忘的宝藏。其中之一是罗伯特·耶基斯的旧木头书桌，如今它是我的私人书桌了。另一件宝藏是一卷大约半个世纪都没人看过的电影胶卷。我们找来了一台可以用来播放这卷胶卷的投影仪。这花了我们不少时间，不过是值得的。这部影片没有声音。在其画质很差的黑白画面中穿插着手写的标题。影片讲的是两只年轻的黑猩猩一起完成一项任务。每当其中一只黑猩猩不那么努力时，另一只黑猩猩就会在它背上拍一巴掌。这可真是出闹剧，倒挺适合这部片子摇晃不定画面闪烁的风格。我给许多观众播放过这部影片的电子版，这种类似于人类的鼓励方式引起了观众们的哄堂大笑。人们很快便抓住了这部影片的精髓：猿类对合作的好处有着深入的了解。

这是20世纪30年代时，耶基斯灵长类动物中心的一位学生，梅雷迪思·克劳福德（Meredith Crawford）所做的实验 。我们所看到的是两只未成年黑猩猩，布拉和比姆巴在拉绳子。绳子另一头拴着它们笼子外面的一个沉重的盒子，盒子里放着食物。这个盒子太重了，它们独自拉是没法拉动的。它们这么一起拉了四五回，协作得非常好，以至于你几乎会觉得它们在数“一，二，三……拉！”——它们当然是没有这样数的。在实验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给布拉喂了许多食物。因此布拉去拉食物盒子的动力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表现也十分懈怠。比姆巴不时地恳求布拉，戳戳它或将它的手推向绳子。当它们终于成功地将盒子拉到够得着的地方后，布拉几乎没怎么从盒子里拿食物，将那些食物全留给了比姆巴。为什么布拉对结果这么不感兴趣，却还为其如此努力呢？答案很有可能就是互惠。这两只黑猩猩认识彼此，很有可能还生活在一起，因此，它们帮对方做的每件事都很有可能会得到报答。它们是好朋友，而好朋友会互相帮助。

这项开创性研究包含的所有要素都在其后更为严格的研究中得到了拓展。这种实验设计称为合作拉绳范式（cooperative pulling paradigm），人们将它应用在了猴子、鬣狗、鹦鹉、秃鼻乌鸦、大象等许多动物中。假如受试的搭档视线受到阻挡，无法看见彼此，那么拉绳的成功率就会下降。因此，拉绳的成功有赖于真正的协作，而不是两个个体在随意拉绳，只是碰巧同时拉了绳子 。而且，灵长动物更喜欢合作意愿强且能够容忍分享奖励的搭档 。它们还能够理解，搭档的付出是需要回报的。例如，僧帽猴似乎会对彼此的付出表示感谢。相较于提供了它们并不需要的帮助的搭档，它们会分更多食物给帮助它们拿到食物的搭档 。在了解了所有这些证据后，你可能会好奇，为何近年来，社会科学会认同一个奇怪的想法，认为人类的合作行为代表着自然王国中“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 。

有些论断说，只有人类才真正懂得合作是怎么回事，或者真正了解该如何处理竞争与吃白食的行为。这类断言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人们将动物的合作行为描述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属关系，仿佛哺乳动物不过是社会性昆虫一般。这一观点很快就被证伪了。野外工作者分析了从野生黑猩猩粪便中提取出来的DNA，并据此确定了黑猩猩的遗传关系。他们得出结论：在森林里，绝大部分的互相帮助都发生在没有亲属关系的猿类之间 。人工饲养环境下的研究发现，甚至彼此陌生的灵长动物——它们在参与实验前从未见过彼此——也会受到诱惑，彼此分享食物或互相帮助 。

尽管有了这些发现，但传播人类独特性观点的模因依然顽固地不断复制。莫非它的支持者们没注意到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数目庞大、多种多样，且不断增多的合作行为吗？我刚刚参加了一场以“合作行为：从细胞到社会”（Collective Behavior：From Cells to Societies）为主题的会议。这场会议在单细胞、生物体及整个物种层面上探讨了多个个体一起实现目标的各种奇妙的方式 。关于合作的演化，我们最棒的假说来自对动物行为的研究。E.O.威尔逊在其出版于1975年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一书中总结了这些观点。在他的帮助下，演化方面的方法慢慢应用到了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 。

可是，威尔逊重要的观点整合所带来的热情似乎已开始退却了。也许它的影响太过广泛且包罗万象，以至于那些将人类拎出来单独看待的学科无法接受。尤其是黑猩猩，如今人们常常将它们描述得非常具有攻击性且极其好胜，并因此认为它们不可能真正具有合作性。如果按照这种想法，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亲戚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理所应当地忽略动物王国中其余的物种了。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是这一观点的拥护者。他对儿童与猿类进行了大范围的比较。这使他得出结论：我们人类是唯一能够彼此分享与共同目标相关意图的物种。有一次他将他的观点凝练为了一句吸引人的话：“你不可能看见两只黑猩猩一起抬木头 。”

好一句断言！埃米尔·门泽尔的照片和录像里就有一队队未成年的猿类彼此动员，一起抬起一根很沉的杆子，将它架到园子的围墙上，以便逃出去 。我常常看见黑猩猩用长树枝当梯子来跨过活着的山毛榉树周围的电线。一只黑猩猩会扶住树枝，而另一只则会爬上树枝，摘取新鲜树叶，同时又不会遭到电击。我们还录下了这样一段场景：两只青春期的雌性常常试图爬上我办公室的窗户。这扇窗户俯瞰着耶基斯野外研究站中的黑猩猩园。这两只雌性会互打手势，同时将一面沉重的塑料鼓挪到我窗户的正下方。其中一只会跳到鼓上，之后另一只则会爬到它头顶，站在它的肩膀上。然后这两只雌性会同时蹲下站起，仿佛一只巨大的弹簧。每当站在上面的那只靠近我的窗户时，就会试图攀上窗户。它们非常同步，而且显然想法一致。这两只雌性通常轮流交换角色来玩这个游戏。由于它们从未成功过，因此它们的共同目标大部分是出自想象的。

这些猿类的杰作中也许并不包括实打实地抬木头，但亚洲象却经常受到抬木头的训练。直到不久前，南亚的林业还依然用大象来运送货物。如今，人们已很少再这样使用大象了，但大象依然为旅游者展示着这些技能。在泰国清迈附近的大象保护中心（Elephant Conservation Center），两只高大的青春期公象会用它们的长牙轻松地抬起一根长长的木头。它们俩分别站在木头的两端，将鼻子覆在木头上，以防木头滑掉。然后，它们会迈开步伐，动作完全协调一致。它们彼此间隔着好几米，木头就在它们中间。两位驯象员骑在它们的脖子上，正谈笑风生并四处张望。几乎可以肯定，这两位驯象员并没有指导这两只大象的每一个动作。

很显然，在这一场景中，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不是任何动物都能被训练得如此协调的。你可以训练海豚们同时跳起，因为它们在野外也会这么做；你可以训练马匹用同样的速度一起奔跑，因为野生的马也会这么做。训练是建立在天然的能力之上的。显然，假如一只大象在抬着木头的时候走得比另一只稍快一点儿，或者没将木头抬到正确的高度，那么整个计划就会迅速分崩离析。这项任务需要这两头公象自己把握每一步中节奏和动作的协调。它们从“我”这一身份（我在完成这项任务）转变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完成它），这正是集体性行动的标志。在表演的最后，它们一起放下了木头。它们将木头从象牙上移到象鼻上，然后慢慢地放到了地上。它们将最重的这根木头放到了一堆木头上，没有发出一点儿声响。它们完美的协作是毋庸置疑的。

乔舒亚·普洛特尼克用合作拉绳范式对大象进行了测试。他发现，大象对保持同步的需要有着深入的了解 。对于座头鲸之类的群体捕猎者来说，团队合作更为常见。座头鲸会吐出数百个泡泡来围住一群鱼，这些泡沫柱就像渔网一样将鱼困在里面。座头鲸会一起行动，使泡沫柱越来越紧密，直到最后好几只鲸鱼张大着嘴掠过泡沫柱的中心，吞下了它们的酬劳。逆戟鲸更进一步——它们有一种令人极为震惊的行为，其中的协作如此出色，以至于只有包括人类在内的极少数物种能够做到同等的程度。当南极半岛周围的逆戟鲸看到一只浮冰上的海豹时，它们会给这块浮冰换个位置。它们会付出大量辛苦的劳动，将浮冰推到开阔的水域。然后，四五只鲸鱼会肩并肩地排开，像一只巨型鲸鱼一样一起行动。它们会以完美而和谐的动作快速游向那块浮冰，弄出一波巨大的浪花，将那只不幸的海豹从浮冰上掀下来。我们并不知道虎鲸 是如何达成一致意见排成一行的，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使自己的行为同步的，但它们肯定在开始行动之前有过关于这些的交流。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它们为何要这么做，因为即便逆戟鲸在那之后捕到了海豹，但它们通常最后还是会放了它，于是海豹回到另一块浮冰上，又可以多活一天 。

在陆地上，狮子、狼、野犬、栗翅鹰（成队的栗翅鹰控制着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上鸽子的数目）、僧帽猴等动物也表现出了许多紧密的团队合作。瑞士灵长动物学家克里斯托弗·伯施（Christopher Boesch）描述了象牙海岸的黑猩猩是如何猎取疣猴的：有些雄性黑猩猩会充当驱逐者，而其他黑猩猩则待在远处，埋伏在某棵树的高处，静待猴群穿过林中的树冠，逃到它们这个方向。由于这种捕猎发生在塔伊国家公园（Taï National Park）茂密的丛林里，且黑猩猩和疣猴的活动区域都很分散，因此，要准确指出在立体空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很困难的。不过，这种捕猎似乎包括了角色分工和对猎物行为的预判。当一只埋伏者捉住了猎物。它其实可以悄悄地带着猴肉偷偷溜走，但它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在捕猎的时候，黑猩猩们都很安静。但一旦捉住了猴子，它们中就会爆发出一阵喧嚣，大声尖叫着将每只黑猩猩都叫过来。于是，一大堆雄性、雌性和小黑猩猩互相推搡着找位置。我曾经站在一棵树下（在另一片森林中）看着这一切发生。头顶震耳欲聋的噪声让我毫不怀疑黑猩猩非常喜欢疣猴肉。相较于后来者，参与打猎的个体看上去分到了更多的猴肉——即便是雄性首领，如果没有参与捕猎，也可能最后两手空空。黑猩猩似乎能识别谁对成功有所贡献。捕猎后的公共盛宴是唯一能使这种合作持续下去的方法。毕竟，要不是期待着共同的回报，又有谁会为一项共同的事业投资呢 ？

有一个观点认为，黑猩猩和其他动物并没有基于共同意图的联合行动。而上述那些观察很明显与这一观点相矛盾。你可以想象得出两名持有如此截然相反观点的科学家是如何针锋相对的，就像伯施和托马塞洛一样——他俩的办公室在同一栋楼里。他俩被任命为位于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共同所长。这莫非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在观点不同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的实验？介于在这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请容我先回到那个导致托马塞洛提出他的人类独特性论断的实验上来。托马塞洛用一个合作拉绳任务对儿童与猿类进行了测试，得出结论说只有儿童展现出了共同的意向。

但是，能否这样对儿童与猿类进行比较是一个老问题了。幸运的是，这一研究留下了对于儿童和猿类各自实验设置的照片 。有张照片里是两只猿分别关在单独的笼子中，每只面前有一张小小的塑料桌子，它们可以通过一条绳子将桌子拉得近些。奇怪的是，这些猿类并不像在克劳福德的经典研究里那样拥有共同的空间，它们的笼子甚至都不挨着——它们隔着一段距离，还有两层铁丝网。每只猿都专注于它们自己的绳子末端，似乎对另一只要做什么毫不知情。而儿童的照片则相反，照片里的儿童们坐在一个大房间的地毯上，他们之间毫无阻隔。他们也使用了一个可以拉动的装置，但他们肩并肩地坐着，可以毫无阻碍地看到彼此，而且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接触彼此并进行交谈。这些不同的安排有助于解释为何儿童表现出了共同的目的，而猿类却没有。

这种比较若是发生在另外两种不同的物种身上，比如大鼠和小鼠，我们绝不会接受这种对两个物种不同的实验设置。假如大鼠接受联合任务测试时肩并肩坐在一起，而小鼠则被分开了，那么没有任何明智的科学家会得出大鼠比小鼠更聪明或更具有合作性这种结论。我们会要求对这两个物种使用同样的实验方法。但是儿童与猿类间的比较却成了例外。正因如此，许多研究一直坚称儿童与猿类的认知水平极为不同。而在我看来，这种不同是无法与由方法造成的不同区分开的。

鉴于这一从未间断的争论，我们决定不再进行成对的测试——不管是分开还是一起进行的——同时建立一种与自然条件更为类似的实验设置。我有时会将它称为我们的“实践出真知”实验，因为我们极力想要一劳永逸地确定黑猩猩们处理利益冲突的能力究竟多好——当竞争存在时，合作将会如何发展呢？了解哪种趋势会发展开来的唯一方法就是给这些黑猩猩一个机会，让它们能同时进行竞争与合作。

我的学生玛莉妮·苏恰克（Malini Suchak）设计出了合适的装置来对耶基斯野外研究站里一个有15只黑猩猩的种群进行测试。这一装置固定在黑猩猩的户外院子的篱笆上，必须要两只或三只黑猩猩同时拉动不同的杆才能将装置移近，拿到奖励。这需要非常精确的协调。与两位搭档协作比与一位搭档协作要更难，但这两种方式猿类都能做到。它们会隔开一点儿距离坐着，不过能毫无障碍地看到彼此。由于整个黑猩猩群都在那儿，因此搭档的组合有着许多种可能。猿类能够一边决定要和谁一块儿工作，一边对竞争者保持警惕——比如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或雌性，还有可能会偷窃奖励、妄图不劳而获吃白食的个体。它们会自由地交换信息并选择搭档，但也会自由竞争。此前人们从未尝试过这类型的大规模实验。

倘若黑猩猩真的无法克服竞争，那么这个测试应该会造成一片混乱！这个种群应该会变成一堆不断争吵的猿类。它们应该会为奖励而打架，互相追逐着离测试点越来越远。竞争应该会扼杀一切共同目标。不过，我研究黑猩猩的时间很长，因此我对测试的结果并不太担心。我在它们中研究过几十年的冲突解决。尽管它们名声不佳，但我见过太多黑猩猩试图维持和平、缓和冲突的局面了，因此并不担心它们会突然放弃这种努力。

由于玛莉妮和我们其他人希望了解黑猩猩是否能够自己弄清这个任务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测试之前，玛莉妮没有给这些黑猩猩任何训练。它们所知道的不过是那儿有了台新装备，和食物有关。事实证明，它们学得极快，很快便意识到了必须一起操作，并在几天之内掌握了双向拉杆和三向拉杆两种方法。丽塔会坐在一根拉杆旁，抬头看向其母亲博里。博里正在一个高高的攀缘架顶端的窝里睡觉。丽塔会一直爬到那儿，戳戳博里的肋骨，直到博里跟着爬下来为止。然后丽塔会走向那台装置，并不断回头看，以确定它的母亲在跟着它。有时我们会有种印象，觉得黑猩猩们通过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达成了一致。它们中的两只会肩并肩地走出夜间栖息的楼房——这可是挺长的一段路——一起直奔那台装置，就好像很清楚接下来准备做什么一样。多么明显的共同意向呀！

这项研究的要点在于了解猿类是会竞争还是会合作。很显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合作都获得了胜利。我们看到了一些攻击行为，但并未造成实际的伤害。大多数打斗程度都很轻，比如拉一下某只黑猩猩，让它远离那台装置，或是将某一个体赶走，或者扔沙子。为了得到这些装置的使用权，有些黑猩猩会给正在拉杆的黑猩猩梳毛，直到这只黑猩猩让它们占了自己的位置。在那台装置那儿，合作几乎从未停止过。最终黑猩猩们一共进行了3565次合作拉杆 。它们会避开想要不劳而获的个体，有时会对这些个体的活动进行惩罚。而竞争性过强的个体很快便发现它们的行为让它们相当不受欢迎。这项实验进行了好几个月，为所有的黑猩猩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明白，宽容是会有回报的——这会让它们更容易找到一起工作的搭档。最后，我们发现了实践得出的真知：黑猩猩具有很强的合作性。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它们可以毫无问题地控制和抑制冲突。

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一行为与我们从自然栖息地中所了解的知识非常一致。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这个黑猩猩种群的背景：当我们进行这个测试时，我们的黑猩猩们已经在一起生活近40年了。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说，这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使得这个群体配合得非常好，这是不同寻常的。我们最近在一个新组成的黑猩猩群体中进行了测试。在这个群体中，许多个体彼此认识不过数年，但我们还是发现了同样的高度合作和低攻击水平。换句话说，黑猩猩普遍很擅长为了合作而处理冲突。

黑猩猩目前的名声是暴力而好斗的，甚至“像恶魔一般”。这种说法几乎完全是基于它们在野外对待邻近群体的成员的方式，因为它们时不时会因领土而发动残暴的攻击。这一事实成了它们形象的污点。但这种攻击其实极少是致命的，以至于科学家们花了几十年才对这种攻击的发生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任意一个野外观察点，黑猩猩因攻击造成的平均死亡率是每7年一例 。况且，我们人类也不是没有这种行为。那么为什么要将这种行为作为一个论点来攻击黑猩猩合作的天性，却又将我们人类自己内部的战争正确地看作一种合作性的事业呢？我们对人类自己的态度对黑猩猩同样适用——它们几乎从来不独自攻击邻居。如今，我们该看看黑猩猩的本来面目了：它们是极具天赋的团队合作者，压制群体内部的冲突对它们来说根本不成问题。

最近在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动物园（Lincoln Park Zoo）进行的一项实验确认了黑猩猩的合作技能。科学家们让一群黑猩猩用量油计蘸取番茄酱，番茄酱就在人工“白蚁巢”土丘上的小洞里。在实验最开始时，小洞的数目足够所有群体成员各自独立地进食。但在这之后，小洞的数目每天都会减少一个，直到只剩下很少的几个。由于每个洞只能供一只黑猩猩享用，因此科学家们认为黑猩猩们会为了得到不断减少的资源而竞争并争吵。但这类事情压根没有发生。黑猩猩们通过恰好相反的行为适应了新处境。它们融洽地聚在剩下的小洞周围——通常是两个，有时是三个——轮流将棍子伸进洞中。每只黑猩猩都很有礼貌地静待着轮到自己。所有科学家观察到的不是冲突的产生，而是轮流和分享 。

当两个或更多聪明而具有合作性的物种在食物资源附近相遇时，结果可能是合作而非竞争。每个物种都知道如何利用对方。在捕鱼合作中，人类和鲸目动物（鲸鱼和海豚）便一起工作。这种合作有数千年了，从澳大利亚和印度到地中海国家和巴西都有过报道。在南美，这种合作发生在咸水湖泥泞的岸边。渔民会拍打水面以宣告自己的到来。这时，瓶鼻海豚便会游上水面，将鲻鱼驱赶至渔民的方向。海豚会用特殊的潜水方式等方法给渔民发送信号，而渔民会等到收到海豚的信号时再撒网。海豚也会这样为它们自己驱赶鱼群，但在这里它们却是将鱼赶到了渔民的渔网里。渔民认识他们的每只海豚搭档，他们会用著名政治家和足球明星的名字给海豚命名。

人类与虎鲸之间的合作则更为惊人。在澳大利亚的图福尔德湾（Twofold Bay）还有捕鲸业的时候，逆戟鲸会靠近捕鲸站，做出引人注目的跃身击浪和鲸尾击浪动作来告知人类有一只座头鲸来了。它们会将那只大鲸鱼驱赶到靠近捕鲸船的浅水中，这样捕鲸人就可以用鱼叉叉中这头疲惫的庞然大物了。当人们杀掉这只座头鲸后，他们会给逆戟鲸一天时间来享用它们最爱的美食——座头鲸的舌头和嘴唇。在那之后，捕鲸人便会将战利品收集起来。这里的人类也一样会给他们喜欢的逆戟鲸搭档起名字，并且知道投桃报李是一切合作的基础。对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这样 。

人类的合作只有一个方面远远超越了我们在其他物种中已知的合作，那就是合作的组织程度和规模。我们用等级结构来建立非常复杂且历时颇长的工程，在自然界的其他地方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合作方式的。大多数动物的合作是自我组织的，其中每个个体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担任不同的角色。有时，动物的协作方式看起来好像它们提前就分工问题达成了一致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如何交流共同的意图和目标的，但它们似乎并不是像人类一样通过上级领导的安排来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会作出一个计划，同时安排一个等级制度来执行这一计划，这使得我们可以铺设穿越全国的铁路，或者建造一座需要几代人来完成的宏伟的大教堂。靠着这种历时千百年演化而来的倾向，我们将人类社会塑造成了复杂的合作网络——它令我们得以完成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 gKr1cZCh/rD4iC2uxpGNsmRtoc2gxi0tMurq8/1htPxXUZItQgbn/8VSRLtxzP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