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趾猴是长臂猿科中巨大的黑色成员。它们在亚洲的丛林里最高的树上荡得老高。每天清晨，雄性和雌性会发出美妙的二重唱。它们的歌最开始是几声响亮的叫喊，然后逐渐成为更为响亮而复杂的音符串。它们的声音经过气球一样的喉囊放大，能够传播得又远又广。我在印度尼西亚听到过它们的歌声，整个森林都回响着它们的声音。合趾猴会在中途休息时倾听其他合趾猴的歌声。尽管大多数有领土意识的动物所需要的不过是知道领土的边界在哪儿，同时了解邻居有多强壮、多健康，但合趾猴面对的情况却更为复杂，它们的领土是由夫妻俩共同守护的。这意味着夫妻关系非常重要。夫妻之间出了问题，守卫便会很脆弱；而关系密切的夫妻则会拥有牢固的守卫。由于夫妻双方的歌声会反映出它们的婚姻状况，因此，歌声越美妙，邻居便越会意识到不要去惹它们。亲密和谐的二重唱不仅在说“走开！”，而且还在表达“我们心心相印！”。另外，如果一对夫妻的二重唱很糟糕，叫声不和谐，互相打断对方，那么邻居们就听到了一个利用这对夫妻出问题的关系来入侵的机会 。

理解其他个体是如何彼此关联是一项基本的社交技能，对于群居动物来说则更为重要。它们需要应对的情况比合趾猴更为多种多样。例如，在一群狒狒或猕猴中，一只雌性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几乎完全取决于其家庭出身。由朋友和亲属组成的紧密关系网使得没有雌性能游离于母系等级的规则之外。根据这些规则，地位高的母亲生下的女儿也会拥有高地位，而出身于底层家庭的女儿则最终依然会居于底层。一旦一只雌性攻击另一只，第三方便会介入，保护其中的一方，以巩固现有的亲属关系系统。“上流社会”家庭中最年轻的成员们对这一切都太过熟悉了。它们衔着银勺出生，可以自由自在地挑起与周围任何个体的争端——它们知道，在地位比它们低的家族中，哪怕是最为庞大凶恶的雌性也不可以与它们针锋相对。这些小狒狒或小猴子的尖叫会惊动它们富有权力的母亲和姐妹。事实上，人们发现，猴子所遇到的对手类型不同，尖叫声听上去也会不同。因此，整个群体便立刻清楚了这场喧哗的打斗是否遵守了已经建立的秩序 。

人们对野生猴子的社会知识进行了检验。研究人员将扬声器藏在灌木丛里，趁着一只未成年的猴子不在目力可及之处时，播放它悲伤的叫声。当附近的成年猴子听到这个声音时，它们不仅看向了扬声器的方向，还偷偷看了看那只未成年猴子的母亲。它们认出了那只未成年猴子的声音，并且似乎将之与其母亲联系了起来。它们也许正在好奇这位母亲会为孩子遇到的麻烦做些什么 。在某些更为自发性的时刻，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类的社会知识。一只未成年的雌性抱起了一个踉踉跄跄地到处走的幼儿，并将它送回了它母亲那儿。这意味着这只雌性知道这个幼儿属于哪只雌性。

美国人类学家苏珊·佩里（Susan Perry）分析了白面僧帽猴是如何在打架时组成同盟的。苏珊跟踪了这些极度活跃的猴子20多年。她知道它们中每一个的名字和过去的生活。我参观了她在哥斯达黎加的野外观察点，亲眼看见了标志性的同盟态度。两只猴子用了一种被称为“霸主”（overlord）的姿势，其中一只骑在另一只的身上。它们瞪着第三只猴子，用目光和张大的嘴威胁它。于是，第三只猴子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情景：两只猴子合二为一，凶巴巴的脑袋摞在一起威胁着它。通过将这些同盟关系与已知的社会关系相比较，苏珊发现僧帽猴喜欢招募比它们的对头地位更高的朋友。这本身是很符合逻辑的。但她还发现，僧帽猴并不寻求它们最好的朋友的支持，而是会特意招募那些与它们的关系比与它们对头的关系更亲密的猴子。它们似乎意识到了，妄图吸引对手的好哥们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策略同样需要三角关系意识 。

僧帽猴通过将头在潜在的支持者与它们的对手之间剧烈来回摆动来寻求支持。这一行为称为“甩头信号”（headflagging），还用于示意蛇之类的危险。事实上，这些猴子对一切它们不喜欢的东西都要进行威胁。它们有时会利用这一倾向来操纵对方的注意力。苏珊有一次观察到了下面的欺诈行为：

“三只雄性组成了同盟，追逐着瓜波。它们的地位都比瓜波要高。瓜波突然停了下来，开始发出凄厉的蛇类报警叫声，同时看向地面。我就站在它旁边，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儿啥也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地面。它向柯马基恩（瓜波的对头之一）甩头，寻求帮助来对付想象中的那条蛇。追逐瓜波的猴子们暂时停了下来，用后腿站立着，想看看那里是否有条蛇。经过仔细地检查之后，它们又开始威胁瓜波了。瓜波转变了策略。它瞥见了空中飞过的一只鹊鸦（一种对僧帽猴没有威胁的鸟类），快速地连续发出了三声鸟类报警叫声——这样的叫声通常只用于大型猛禽和猫头鹰。瓜波的对头们仰头看了看，见那并非一只危险的鸟类，于是又开始了对瓜波的威胁。瓜波又一次用上了蛇类报警叫声。它在那片光秃秃的地面上剧烈地跳脚，发出威胁那条‘蛇’的声音。尽管柯马基恩又盯着瓜波看了一会儿，其他的两只猴子却停止了对瓜波的威胁。瓜波又可以开始寻觅昆虫来吃了。它冷漠地慢慢走向柯马基恩，偶尔会向它投去狡诈的一瞥。 ”

这种观察暗示了高水平智力的存在，但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我们急需关于野生灵长动物智能的信息。野外工作者正在寻找巧妙的方法来收集这些信息。例如，在乌干达的布东戈森林（Budongo Forest），凯蒂·斯洛科姆（Katie Slocombe）和克劳斯·祖贝布勒（Klaus Zuberbühler）着手录下了黑猩猩在受到威胁或攻击时的尖叫声。这些响亮的叫声起着求助的作用。这给了科学家们提示：尖叫声的效果可能有赖于听众。由于野生黑猩猩生活得颇为分散，因此，只有在听力所及范围内的个体——即听众们——有可能会帮助一名尖叫的受害者。科学家们不仅发现叫声的强度能反映出所受攻击的强度，还注意到了其中隐藏着的一起微妙的欺诈行为。当黑猩猩受害者的听众中有比攻击者地位更高的个体时，受害者的叫声明显有所夸张（使得这次攻击听上去比实际上更为严重）。换句话说，只要老大们在附近，黑猩猩受害者就会叫得像发生了血案一样。它们通过声音扭曲了事实，这暗示着它们对于自己对手在其他个体面前的地位有着精确的了解 。

关于灵长动物对其他个体关系的了解，更多的证据来自灵长动物基于家庭关系对其他个体作出的分类。有些研究探索了灵长动物对攻击行为重新定向（redirect）的倾向。受到攻击的那一方通常会寻找替罪羊。人类中也有和这非常相似的行为：在工作中遭到责骂的人们回家后可能会粗暴地对待配偶和孩子。由于猕猴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因此它们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对象。当一只猴子遭到威胁或追逐时，它就会威胁或追逐其他猴子，且总是会拣软柿子捏。于是，重新定向后的敌意便顺着社会等级向下传递。值得注意的是，重新定向敌意的猴子喜欢以最初那个攻击者的家庭作为目标。当一只猴子受到地位高的个体的攻击后，它会看看周围，以便找到攻击者家庭中较为年轻、没什么势力的成员，将怒气都发泄在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这样一来，重新定向便类似于复仇了，因为它使挑起事端者的家庭付出了代价 。

这种关于家庭关系的知识还能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例如，当来自不同家庭的两只猴子打架后，这两个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会消解冲突矛盾。因此，倘若两只未成年猴子间的玩耍变成了尖叫着的掐架，那么它们的母亲可能会聚到一起，弥补孩子们的过失。这是一个绝妙的系统，但是就像之前说到的一样，它要求每只猴子都知道其他每只猴子属于哪个家庭 。

正如已故的美国海洋哺乳动物专家罗纳德·舒斯特曼（Ronald Schusterman）所提出的那样，按照家庭给其他个体分类也许是刺激等效（stimulus equivalence）的一个例子。在我所踏进过的水生动物实验室中，罗纳德的实验室是最为奇特而宜人的，因为它的全部不过是一个位于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市的室外游泳池，再没多少其他东西了。游泳池边立着几块木质嵌板，上面固定着给罗纳德的海狮准备的符号。这些海狮在池子里游泳。它们以超越人类能力范畴的速度快速地游来游去，还会跳出水面几秒钟，用湿漉漉的鼻子蹭某个符号。罗纳德的明星是他最喜欢的那只海狮，名叫里奥。如果里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罗纳德就会扔给它一条鱼，然后它会立即跳回到游泳池里。里奥用流畅的动作完成了这一切，接住了鱼，同时滑回了水中。这反映出了实验人员与受试对象间完美的协作。罗纳德解释说，对里奥来说，大多数测试都太过简单了，以至于它感到无聊，开始走神。当它犯了错误时，它会对罗纳德发脾气，认为他没给足够的鱼，并会生气地将所有的塑料玩具都扔出游泳池。

里奥学过将一些任意的符号彼此联系起来。它首先学会了符号A是属于符号B的，然后又学会了B是属于C的，以此类推。当罗纳德因找出正确的联系而奖励了它之后，他会出乎意料地给它一个全新的组合，比如A和C。如果A和B是等价的，且B和C也等价，那么A和C也一定是等价的。里奥能够将A、B、C三组放到一起，从之前的联系中推断出这一点吗？里奥做到了。它将这一逻辑应用到了它此前从未见过的组合中。罗纳德将这视为一个原型，认为动物在头脑中将不同个体按家庭或小团体等分组归纳到一起的方式便是基于这一原型 。我们也会这样做：假如你首先学会了将我与我的一位兄弟相联系，而后又与另一位兄弟相联系（我有五位兄弟！），那么，哪怕你从未见过我与这两位兄弟在一块儿，你也应该会将他们归为同一个家庭。等效性学习有利于快速而有效的分类。

罗纳德走得更远，他想到了其他没有亲眼看见的关联。例如，雄性黑猩猩因其愤怒的攻击著称。它们会摧毁雄性对手留在其领土边界树上的空的过夜巢穴。它们无法攻击敌人本身，于是敌人建造的巢穴便显然成了最佳的攻击对象。这让我想起，有段时间，荷兰的黑色铃木雨燕汽车的车主们有过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常常受到人们下流的辱骂，更有甚者会故意毁坏他们的车。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有人怀着谋杀意图，在女王节驾着一辆黑色的铃木雨燕汽车冲进了庆祝节日的人群中，导致8人死亡。显而易见，这辆车本身毫无过错，但人类却很快地将它与谋杀联系了起来。一个憎恨行为将一个特定的汽车品牌变为了憎恨的对象。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刺激等效。

现在我们了解了三角关系意识的自发使用，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能力是如何获得的？对动物来说，仅仅是观察其他个体就足以获得这一能力了吗？法国心理学家达莉拉·博韦（Dalila Bovet）在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进行了一项研究。她让猕猴从录像中找出处于统治地位的猴子，并给成功找对的猴子以奖励。观看录像的猴子并不认识它们所看到的那些猴子，因此，它们完全依赖于对录像中猴子的行为来对它们的关系进行判断。例如，录像中有一只猴子在追逐另一只。当受试的猴子看完这一段之后，研究人员会在这个场景中选出一帧，训练观看了录像的猴子从这两只猴子中选出地位更高的一只（即追其他猴子的那一只）。在学会了这样做之后，观看录像的猴子会将这种做法延伸到看上去不像追逐但依然暗示着更高地位的行为上。例如，处于从属地位的猕猴会对处于支配地位的猕猴大大地咧开嘴露出牙齿。博韦给猴子们看了一段猕猴们交换这种信号的录像。尽管观看录像的猴子并未见过这一幕，但依然正确地指出了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一方。这一研究的结论是，这些猴子是有等级观念的，它们能根据陌生个体如何与其他个体互动来快速地估量这些个体的社会等级 。

渡鸦也能表现出类似的理解力，这在它们对扬声器播放的叫声的反应中表现得相当明显。渡鸦能认出彼此的声音，并会对体现出支配地位和从属地位的叫声特别关注。但是，后来研究人员修改了重放的声音，使其听上去好像有只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变得唯命是从了。当渡鸦们听到这起正在酝酿的政变时，会停下正在做的事情凝神倾听，同时表现出了不安。发生在它们自己群体内同性中的社会等级逆转是令它们最为沮丧的，不过它们也同样会对相邻鸟舍中渡鸦间的社会地位逆转作出反应。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渡鸦有着等级观念，且这一观念并不受它们自己地位的局限。它们知道其他个体通常如何互动，而且，当偏离这种模式的事情发生时，它们会惊慌失措 。

我总会好奇一个相关的问题：人工饲养的黑猩猩会对周围的人类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作出评估吗？我曾在一家动物园工作。那儿的园长要求颇多。他会时不时地到园里各处转转，把每个人使唤得团团转，挑各种问题，说这个该清洗了、那个该搬走了，等等。他表现出了典型的支配者行为，让每个人都不敢懈怠——就像一个好园长该做的那样。尽管那些黑猩猩们极少与园长互动——他从不给它们喂食或和它们说话——但黑猩猩们领悟了他的行为。它们怀着最高的敬意对待此人，在他离得还挺远时就用表示顺从的呼噜声向他问好（它们从未这样对待过任何其他人），就好像它们意识到了：老板来了，周围每个人都因他而紧张不已。

黑猩猩作出的这种判断并不仅仅与地位相关。在黑猩猩对冲突的调解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它们三角关系意识的最佳阐释。在好斗的雄性打完一架后，可能会有第三方促使它们握手言和。有趣的是，只有雌性黑猩猩会这么做，而且仅限于雌性中地位最高的那些。当敌对的雄性双方无法和解时，雌性便介入了。这两只雄性也许会坐得离彼此很近，避免目光接触，没法或不愿做主动和解的那一方。倘若第三只雄性想要靠近，哪怕只是想要促进和解，它也会被当成是冲突中的一方。因为雄性黑猩猩们总是在寻找同盟，所以它们的存在从来不会是中立的。

年长的雌性就是在这时介入的。阿纳姆黑猩猩种群里的雌性家长马马是位出类拔萃的调解者，没有任何雄性会对它予以忽视，也没有雄性会不慎挑起一场可能惹恼它的打斗。马马会走近那两只雄性中的一只，为其梳一会儿毛，然后慢慢走向另一只，而第一只雄性就跟在马马后头。在走向第二只雄性前，马马会先对第一只雄性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如果第一只雄性不太情愿跟马马走，那么马马就会拽它的胳膊。然后，马马会在第二只雄性身旁坐下。这时，这两只雄性会坐在马马的两边，为它梳毛。最后，马马会从这一幕中离开。而那两只雄性则会用比之前更大的声音喘气、发出嘶嘶声、拍巴掌。这些声音是一种信号，表示想要为对方梳毛——不过当然，这会儿它们已经在为彼此梳毛了。

我也在其他黑猩猩种群中见到过年长的雌性缓和雄性间对立局面的情形。这事儿颇具风险（那些雄性明显正在气头上），因此，年轻的雌性并不试图去进行调解，而是促使其他黑猩猩去调解。年轻的雌性会走向地位最高的雌性，同时看向那些不愿和解的雄性。它们就这样尝试着促进和解，尽管它们自己没法安全地进行调解。这种行为显示出黑猩猩相当了解其他个体的社会关系，比如那些敌对的雄性间发生了什么、该做些什么来恢复融洽，以及谁是完成这项使命的最佳人选。在人类中，我们认为这种知识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没有这种知识，那么动物的社会生活永远也不可能变得像我们所知的那么复杂。 FMdDAhWf8K23jplIDf8gcK5aB2kBSj6ae/4DuWa3XRj+Q4M4SHD2XMYPsh+od7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