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开始观察布拉格动物园中世界上最大的黑猩猩种群。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会在余生中一直研究这一物种。就这样，在一个丛林密布的岛上，我坐在一张木头凳子上，对岛上的灵长动物进行大约一万小时的观察，我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这种闲适了。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会对权力关系产生兴趣。在那个时期，大学生们坚决反对传统。我当时留着及肩长发，以证明自己的反叛。我们认为野心是可笑的，权力是邪恶的。社会等级不过是文化制度，是社会化的产物，是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消除殆尽的东西。但是，我对黑猩猩的观察令我开始质疑这一观点。社会等级看上去比这个观点所说的要根深蒂固得多。即便是在最类似于嬉皮士的组织中，我也能轻易发现同样的等级倾向。这种组织通常是由年轻人运作的。他们模仿权威，宣传平等主义，却问心无愧地驱使其他人，或者抢他们同伴的女朋友。黑猩猩其实并不奇怪，人类看上去却不太诚实。政治领袖们习惯用更为高尚的愿望——比如为国家服务或促进经济——来掩盖他们的权力欲。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推测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权力欲的存在。对于人类和黑猩猩来说，他的话都切中了要害。

事实证明，生物学文献对于理解我所观察到的社会策略并无太大帮助。因此，我转向了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我进行观察的那段时间，安静闲暇时，我在一本出版了四个多世纪的书里读到了他的观点。《君主论》（The Prince）令我集中了思想来理解我在黑猩猩的森林小岛上所看到的东西，尽管我很确定这位佛罗伦萨哲学家从未想过他的理论会被用在这里。

在黑猩猩中，社会等级无处不在。当我们对黑猩猩进行测试时，我们通常会将两只雌性带进楼里。通常总有一只会准备好参与任务，而另一只则犹豫却步。第二只雌性极少得到奖励，也不会去触摸拼图盒子、电脑，或者任何其他我们所用的东西。它或许和另一只一样怀着热切的心情，但会服从于它的“上级”。它们之间气氛并不紧张，也没有敌意，而且在户外群体里时也许是最好的朋友。只不过一只雌性支配了另一只而已。

在雄性中恰恰相反，它们永远都在争权夺利。权力的获得无关乎年龄或任何其他性状，但必须经过一番争夺，而且还要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以防被其他竞争对手钻了空子。在长期记录它们的社会事务之后，我动笔写出了《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这本书对我所见证的权力斗争作出了解释，且该解释颇受欢迎 。我冒着葬送我刚刚开始的学术生涯的风险，提出动物具有颇富智慧的社会策略——在我所接受的训练中，这一暗示是需要不惜代价地避免的。要在一个满是敌人、朋友和亲戚的群体中过得不错，需要相当多的社交技能。在今天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那时，人们甚至不认为动物的社会性行为是需要智能的。例如，观察者会用被动语态来描述两只狒狒中地位的反转，就好像这种反转只是发生在了它们身上，而不是由它们所造成的。这些观察者不会提到，一只狒狒一直跟着另一只，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对抗，露出它巨大的犬齿，并招募附近的雄性来帮助它。这并不是因为观察者没有注意到这些，而是因为动物不应该有目的和策略。因此，科研论文都保持了沉默。

我的书则有意地与这种传统决裂了。书中将黑猩猩描述成了搬弄是非、诡计多端的权谋家，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并被译为了许多种语言出版。美国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甚至将它列入了给国会新议员的推荐书单。书中的解释所遇到的阻力，包括来自我的灵长生物学家同行们的阻力，都远远比我所担心的要少得多。显而易见，1982年，时机已经成熟了，是时候用一种更为认知式的方法来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了。尽管我是在写完我自己的书之后才学到这一方法的，但唐纳德·格里芬的《动物的觉知问题》的出版时间比这也只早几年 。

我的工作是一股新的时代思潮（zeitgeist）的一部分。我有许多可以依靠的前辈，比如埃米尔·门泽尔，他对黑猩猩合作与交流的研究提出了黑猩猩拥有目的这一假设，并暗示了它们可以提出需要智能的解决方案；再比如汉斯·库默尔，他从未停止过探究是什么导致他的狒狒按它们的方式行动的。例如，库默尔想要知道，狒狒是如何计划它们的出行路线的，而且到底是由谁来决定去哪儿——是走在前面的狒狒还是后面的那些？他将这一行为分解为了可以辨认的机制，并强调了社会关系是如何作为长期投资来起作用的。库默尔将经典动物行为学与关于社会性认知的问题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前人中没人做到过的 。

我还对一位年轻的英国灵长动物学家所著的《黑猩猩在召唤》（In the Shadow of Man）一书印象非常深刻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已经对黑猩猩足够熟悉了。因此，我对珍·古道尔关于坦桑尼亚贡贝河地区生活的描述中的具体细节并不吃惊。不过她解释的论调的确令我耳目一新。她并没有明确指出她研究对象的认知能力，但书中的内容让你无法忽略其中复杂的心理学。比如迈克，它是一只地位不断上升的雄性，它将多个空的煤油罐一起敲响，从而震慑了它的对手；还有年长而有威望的雌性黑猩猩芙洛，书中描述了它的感情生活和家庭关系。古道尔的猿类拥有人格、感情，还有社会议题。古道尔并没有将它们过于拟人化，只是用朴实平淡的语调讲述了它们所做的一切。若是换成办公室中的一天，这一切看上去完全正常。但放在动物身上，这就不同寻常了。当时的倾向是将对行为的描述湮没在引号和密密麻麻难懂的术语中，以避免精神方面的暗示。因此，古道尔的描述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当时，动物的名字和性别通常都会略去（每个个体都是“它”）。而古道尔的猿类却不是这样，它们是拥有名字和面孔的社会主体。它们并非本能的奴隶，而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古道尔的方法完美地契合了我自己最初萌生的对黑猩猩社会生活的理解。

尤恩与年轻首领的结盟便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我并不能决定它如何且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同样，古道尔也不可能知道迈克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因煤气罐是否存在而不同。但这两个故事都显示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要准确指出这些行为背后的认知，需要收集大量系统性的数据，并进行实验，比如我们如今已经知道黑猩猩格外擅长的那些电脑游戏 。

让我简要地介绍两个关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布格尔动物园自己的一项研究的。由于猿类喜欢将其他个体拉进争端中，因此种群中的冲突极少会局限于最初的冲突双方。有时，十只或是更多的黑猩猩会到处奔跑，威胁并追逐彼此，发出一英里之外都能听见的尖锐叫声。自然，冲突的每一方都试图将尽量多的同盟者拉到自己这一方。当我对录像带（当时录像还是个新技术呢！）中的数百起事件进行分析时，我发现在斗争中输掉的黑猩猩会向它们的朋友伸出一只摊开的手以示恳求。它们试图获取支持以便翻盘。但是，当它们来到敌人的朋友面前时，它们会想方设法安抚对方。它们会用一只手臂环绕着对方，亲吻对方的面颊或肩部。它们并不乞求帮助，而是设法让对方的态度更加中立 。

要认识对手的朋友是需要经验的。这意味着个体甲不仅知道自己与乙和丙的关系，还知道乙和丙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反映出了对于整个甲乙丙三角关系的了解，所以我给这起名叫“三角关系意识”（triadic awareness）。三角关系意识对我们同样适用。当我们意识到谁和谁结婚了，谁是谁的儿子，或者谁是谁的老板时，我们就在应用这种意识。如果没有三角关系意识，人类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野生黑猩猩的。众所周知，雄性黑猩猩的地位与其体形大小是没有明显的关联的。最为高大而凶残的雄性并不会自动获得最高的地位；而一只体形小的雄性如果结交了正确的朋友，那么也同样有机会争夺首领的位置。因此雄性黑猩猩投入极大的努力来建立同盟。一项对多年来在贡贝收集的数据的分析显示，体形较小的雄性首领花在为其他个体梳毛上的时间要大大多于体形更大的雄性首领。很明显，某一雄性的地位越依赖于第三方的支持，该雄性也就需要将越多的精力放在外交上，比如为其他个体梳毛 。在距贡贝不远的马哈雷山中，西田利贞（Toshisada Nishida）及其日本科学家团队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观察到有只雄性首领的任期长得不同寻常，有十多年。这只雄性发展出了一个“贿赂”系统，只和忠实的盟友分享作为奖励的猴子肉，而其对手则没有机会尝到这种美味 。

在《黑猩猩的政治》出版许多年后，这些研究确认了我曾暗示的这种针锋相对的交易策略。不过，即便是在我写那本书的时候，也已经有人开始收集支持性的数据了。我当时并不知道，西田一直在马哈雷跟踪研究一只名叫卡伦德的雄性黑猩猩。卡伦德让更为年轻而有竞争力的雄性彼此鹬蚌相争，自己渔翁得利，坐上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些年轻的雄性是来寻求卡伦德的支持的。卡伦德以一种变化不定的方式提供支持。这使得对于这些年轻雄性中的任何一个来说，卡伦德都是它们更进一步所不可缺少的。作为一名被废黜的雄性首领，卡伦德差不多东山再起了。不过，和尤恩一样，它并不为自己争取最高的位置，而是作为幕后的实权人物发挥作用。这一情形和我之前描述过的尤恩的故事相似得出奇，以至于在20年后当面见到卡伦德时，我激动不已。当时利贞——西田的朋友们都这么称呼他——邀请我参与一些野外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利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黑猩猩专家之一，跟着他穿过丛林实在是其乐无穷。

当你住在坦噶尼喀湖附近的露营地里时，你会意识到我们对自来水、电、马桶和电话都评价过高了。对生存来说，这些完全不是必需的。每天，我们的目标便是很早起床，快速地吃完早饭，然后在太阳升起之前出发。我们得找到黑猩猩。营地里有几个追踪系统为我们提供帮助。幸运的是，黑猩猩非常闹腾，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定位它们。并不是所有的黑猩猩都在同一个群体里活动。它们散布在单独活动的“党派”中，每个“党派”只有几只黑猩猩。在一个能见度很低的环境下，它们相当依赖于叫声以保持联络。例如，假如你跟着一只成年的雄性，那么你会不断看到它停下来，歪歪脑袋，倾听周围其他黑猩猩的叫声。你会看到它在决定如何回应，是用他自己的叫声应答，还是默默地往叫声来源的方向行进（有时它的行进如此快速，以至于你会被抛下，艰难地应付交缠的藤蔓），或是像这声音与它毫不相干一样，继续它愉快的旅程。

那时，卡伦德是群体里最老的雄性，体形只有成年雄性全盛时期的一半大小。40岁左右，它便开始变得越来越矮小了。不过，尽管年纪很大，但它依然对权力游戏相当热衷。当首领长时间不在时，它常常陪着雄性二把手，并为它们梳毛，直到首领回来为止。我参与研究的时候，首领陪着一只处于受孕期的雌性去了群落领地的周边。据我们所知，地位高的雄性可能会连续几周与一只雌性一起“游猎”以躲避竞争。若不是利贞告诉我，我还不知道首领出人意料地回来了。但我确实注意到了我整天都在跟踪的那些雄性十分激动。它们坐立不安，在山坡上跑上跑下，令我精疲力竭。首领标志性的吼叫以及在空心树上的敲击声宣告了它的回归，这使得每只黑猩猩都紧张过头了。接下来的一些天里，卡伦德转移了阵地。看着它这么做是非常有趣的。有时它会为归来的首领梳毛，而第二天又会与雄性二把手厮混，就好像在试图决定应该站在哪边一样。卡伦德为利贞称之为“墙头草”的策略做了完美的注解 。

你可以想象，我和利贞有说不完的话，尤其是关于野外和动物园里黑猩猩的对比。显而易见，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别，但这并不像某些人——尤其是那些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研究人工饲养的动物的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这两类研究的目的是非常不同的，而两者我们都需要。野外研究对于理解任何动物的自然社会生活都很关键。对于任何人来说，若想要了解这些动物的典型行为是如何且为何演化而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动物的天然栖息地观察它们。我参观过许多野外观察点，从哥斯达黎加的僧帽猴，到巴西的绒毛蛛猴，再到苏门答腊岛上的猩猩、肯尼亚的狒狒，还有中国的藏猕猴。我发现，看到野生灵长动物的生态环境，听到同行们描述他们为何种问题而着迷，是能够从中了解到许多东西的。今天的野外研究是非常系统而科学的。在记录本上草草写下一些观察记录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数据收集是连续而系统的，保存在手持电子设备中，并且有基于粪样和尿样的DNA分析和激素化验作为补充。所有这些艰苦而费力的工作都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于野生动物社会的理解。

但是，要得到关于行为的细节以及行为背后的认知，光靠野外研究是不够的。假设有人要测试儿童的智力，那么绝不是观察儿童和朋友们在操场上跑来跑去。仅仅观察是不足以让我们窥见儿童的心智的。我们需要将儿童带进房间里，给他展示涂色任务或电脑游戏，让他堆积木，问他问题，诸如此类。我们正是这样对人类的认知进行测量的，而这也正是确定猿类智慧的最好方法。野外研究提供了线索与建议，但很少能得出确定的结论。例如，你可能会遇见野生黑猩猩用石头砸开坚果，但你却无法得知它们是如何发现这一技术的，或者它们是如何从其他黑猩猩那里学会这个技术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小心地控制下进行实验，实验对象是第一次拿到坚果和石头的黑猩猩，它们对这一技术毫无经验。

在开明的条件下（如一个规模不小的群体生活在一片开阔的户外区域中），人工饲养的猿类有额外的优点，可以让我们近距离地观察自然行为。这是在野外无法做到的。在这里，对猿类的观察和录像都比在森林中能做到的要全面得多——在森林里，当事情开始变得有趣时，灵长动物常常会消失在灌木丛中或树冠里。野外工作者常常被落下，只能根据断断续续的观察复原出整个事件。要做好这个可是门艺术，而野外工作者们对此非常擅长。但这缺乏人工饲养条件下规律性收集的那种行为细节。例如，在一项关于面部表情的研究中，可以放慢并放大处理的高清录像是极为重要的。这需要很好的照明条件，而这在野外通常是没有的。

难怪关于社会行为和认知的研究领域一直鼓励人工饲养研究和野外研究的结合。两者代表了同一幅拼图中不同的两片。最理想的情况是，来源于两者的证据都为认知理论提供了支持。野外观察通常会为实验室中的实验提供灵感；反过来，人工饲养条件下的观察——比如发现黑猩猩们在打架后会重归于好——也引发了在野外对同样现象的观察。另外，如果实验的结果与我们已知该物种在野外的行为相冲突，那么这说明也许是时候换个新方法了 。

尤其是当涉及动物文化的问题时，人工饲养研究和野外研究如今常常结合使用。自然学家们记录了某一特定物种的行为在地理上的变化，这说明该物种的行为有着地区性的起源与转变。但自然学家们通常没能排除其他的解释（比如种群间的遗传差异）。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实验来确定习惯是否是通过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观察来传播的。这一物种是否能够模仿？如果能够，那么这就大大增强了野外观察到了文化学习的例子的说服力。如今，我们总是在这两种证据来源之间不断奔走。

不过，这一切有趣的发展所发生的时间都远远早于我在布拉格动物园进行的观察。当时我效仿了库默尔的例子，目标是详细理解我所观察到的行为背后可能的社会机制。我所说的不仅是三角关系意识，还有分而治之策略、居于统治地位的雄性的政策制定、互惠交易决策、欺诈、打架后的重归于好、对悲伤者的安慰，等等。我列出了一张非常长的假说清单，决心用我今后的职业生涯来证明它们——首先通过细致的观察，不过之后还要进行实验。提出假说所需的时间要比证明它们需要的时间少多了！不过后者可能非常富有指导意义。例如，你可能会设计一些实验，其中一个个体可以为另一个个体提供帮助，就像我们在自己的僧帽猴中所做的那样。不过我们后来又加了一个条件，那便是受到帮助的搭档可以反过来帮助第一个个体。这就让帮助在双方之间双向传递了。我们发现，如果帮助是相互的，那么，相比只有一方能够得到帮助的情况，猴子会明显变得更为慷慨大方 。我喜欢这类实验操作方式，因为它给出的关于互惠的结论比任何观察性的解释都可靠得多。观察是无法得到实验所能得到的这种结论的 。

尽管《黑猩猩的政治》开启了一个新的科研议题，同时也将马基雅弗利的思想带进了灵长生物学中，但我并不为“权谋智慧”成为这一领域内的一个流行标签 而感到高兴。这个词暗示着对其他个体不择手段的操纵，还有对与制胜无关的大量社会知识及理解的忽略。有两只未成年黑猩猩因一根长满树叶的枝条而打架了。一只雌性将这根枝条掰成了两段，给它俩一人一段，解决了它们的争执。还有，有只雄性首领黑猩猩帮助了一位因受伤而一瘸一拐的母亲，帮它抱着孩子。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交技能，这些技能并不符合“权谋”的标签。在几十年前，人们将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生活都描述为充满竞争、肮脏及自私的，因此这种愤世嫉俗的标签在那时或许还有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的兴趣慢慢转移到了相反的方向。我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探索同情心和合作行为。将其他个体作为“社会工具”的利用依然是一个议题，也是灵长动物社会性中一个不可否认的方面。但作为整个社会认知领域的关注点来说，它太过狭隘了。关心、对关系的维持，以及保持和平的尝试，这些都同样值得关注。

对社会网络进行有效应对是需要智慧的。这种智慧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灵长目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脑扩张。灵长动物的大脑格外大。英国动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称之为“社会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的理论认为这与灵长动物的社会性有关。灵长动物的脑部大小与其群体的大小是相关的，生活在较大群体中的灵长动物通常有着较大的脑部，这为社会脑假说提供了支持。但我总是发现，要将社会性智能与技术性智能分开是很难的，因为许多拥有较大脑部的物种在这两个领域都很擅长。即便是秃鼻乌鸦和狒狒之类在野外几乎不使用任何工具的物种，在人工饲养条件下也可能很擅长使用工具。不过，有一点依然是真的：关于认知演化的讨论倾向于关注物种与环境的互动，而社交方面的挑战已经遭到了太久的忽视。考虑到在我们研究对象的生活中，解决社交问题是多么重要，灵长动物学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修正确实是做对了 。 aMP9G5YPU+2gs8u6JepmYkCfZO7q/7GFGeruv5SvQD92kEMQ4utStT0iCe3Tg0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