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逃出了将动物仅仅视为刺激—反应机器的黑暗时代，我们可以自由地对动物的精神生活进行思考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格里芬当年不断斗争追求的就是这样的进步。尽管动物认知这一主题如今越来越流行，但我们依然面对着一种从前的观念模式，即相对于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认知，动物认知不过是可怜的替代物。动物认知不可能真的有深度且令人惊异。在漫长职业生涯的最后，许多学者都无法自抑地列出了所有我们能做到但动物做不到的事情，以澄清人类所拥有的天赋 。从人类的视角来看，这些猜测读上去让人颇为满足。但我所感兴趣的是，我们星球上范围宽广、各种各样的认知能力。对于和我一样的人来说，这些猜测不过是对时间巨大的浪费。我们是种多么奇特的动物啊，以至于在谈及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时，我们所能问出的唯一问题不过是：“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富有智慧的生物？”

这不过是由于古希腊人那个奇怪的阶梯将人类一直放在阶梯中他们最爱的位置上，导致了一种对于语义学、定义、重新定义，以及不断改变目标的痴迷——我们需要面对这一点。每当我们将对于动物的低期待转化为实验时，魔镜最常说的回答便会响起。带有偏见的比较是怀疑的一大基础，而另一大基础则是对不存在的证据的兜售。在我自己的抽屉里有许多负面结果。它们从未发表，因为我不确定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也许暗示了我的动物没有某一特定能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自发行为所暗示的东西和负面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不确定我对动物进行测试的方法是最佳的选择。我也许创造了一个令动物表现不佳的情境，或者我展示问题所用的方式无法使动物理解，以至于它们对解决这个问题毫无兴致。回想一下，在长臂猿手掌的解剖结构被考虑在实验设计中之前，科学家们一直对长臂猿的智能予以轻视；根据大象对于一个过小的镜子的反应，人们得出了“大象缺乏在镜子中自我识别的能力”这一不成熟的结论。解释负面结果的方式太多了。在怀疑受试对象前先怀疑测试方法，这种方式要更为安全。

书籍和论文通常会宣称，演化认知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便是找出是什么使我们人类与众不同。学术会议完全是围绕着人类的重要性而组织的，讨论的问题是“是什么使我们为人”。但这真的是我们领域内最重要的问题吗？恕我无法苟同。这个问题本身看上去便是一个智力上的死胡同。为什么这要比知道是什么使凤头鹦鹉或者白鲟与众不同更为重要呢？我想起了达尔文的一缕闲思：“若你能了解狒狒，那么你对形而上学的贡献将超越洛克（Locke）。” 每个物种都有其深远的洞察力，因为正是塑造我们认知的力量塑造了它们的认知。想象一下这样一本医学教科书，它宣称该学科的中心问题是找出人类的身体有何独特之处。对此我们会表示不屑，因为尽管这个问题谈不上无趣，但医学所面对的问题中有太多更为基础的问题了，比如心脏、肝脏、细胞、神经突触、激素还有基因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科学寻求的并非理解大鼠的肝脏，也并非要理解人类的肝脏，而是要理解肝脏——如此而已。所有的器官和生理过程都要比我们人类要古老得多。它们演化自数百万年前，在每种生物中都发生了一些特定的修改。这是演化一贯的作用方式，认知为什么会是例外呢？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出在普遍意义上认知是如何进行的、它需要哪些因素来行使功能，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适应某一物种的感觉系统和生态环境的。我们想要一个能够覆盖自然界中所有各类认知能力的统一理论。为了给这一项目创造空间，我建议暂时停止关于人类独特性的论断。由于这些论断的历史成绩实在太糟糕了，因此我们应该在未来几十年对它们予以限制，这将会使我们发展出综合性更强的理论框架。多年后的某一天，等我们对人类中什么特殊什么不特殊有了更好的了解，形成了新的概念，我们也许就可以带着这些新概念再回到我们人类头脑这一特定情况上来。

在这段暂停期间，我们也许可以关注另一面，那就是用其他方法来替代过于理智的研究方法。我在前文中提到过，观点采择和身体很可能是密切相连的。对模仿来说，这点同样适用。毕竟，模仿需要理解另一个个体的身体动作，然后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身体动作。人们通常认为镜像神经元（运动皮质中的特殊神经元，它们将其他个体的行为投射到该个体自己脑中的躯体分布图上）介导了这一过程。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神经元不仅存在于人类中，在猕猴中也有。尽管介导模仿行为的精确神经连接依然颇具争议，但模仿很可能是一个由社会亲密性促成的躯体过程。

这一观点与理性版的观点颇为不同。根据理性版的观点，模仿完全依赖于对因果关系和目的的理解。多亏英国灵长动物学家莉迪娅·霍珀（Lydia Hopper）精妙的实验，我们知道了哪个观点是正确的。霍珀给黑猩猩们看了一个所谓的“鬼盒”。它是由钓鱼线控制的，会神奇地自己开合。如果对模仿行为来说，技术上的洞察力是唯一重要的东西，那么对这个盒子进行观察就足够了，因为盒子展示了所有必需的动作和结果。但事实上，即使黑猩猩们反复观看这个“鬼盒”，看到生厌，也没有从中学会任何东西。只有实际看过一只黑猩猩操纵这个盒子后，黑猩猩们才学会了如何拿到奖励 。因此，要进行模仿，猿类需要建立关于身体运动的关联，且这种关联最好来自它们自己物种的成员。技术上的理解并非关键所在 。

要弄清身体是如何与认知关联的，可供研究的材料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将动物加入这些材料中无疑会刺激到新兴的“具身认知”领域。这一领域假设认知反映出了身体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到目前为止，该领域主要集中于研究人类。实际上，人类身体不过是多种多样的动物身体中的一种。而具身认知领域却未能利用这一事实。

想想大象吧。它们的身体与我们非常不同，但它们的脑力使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认知能力。这种最为庞大的陆生动物用它们那数目三倍于我们人类的神经元都做些什么呢？有人可能对这一数目不予重视，认为算上体重比例，这一数目并无多大意义。但按体重比例计算更适用于脑的重量的比较而不是神经元的数目的比较。事实上，有人曾提出过，对一个物种智能的最佳估计并非大脑或身体的体积，而是神经元的绝对数目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最好对这种比我们神经元数目多得多的物种多加注意。由于大象的大部分神经元都位于小脑，因此有些人认为它们不那么重要。他们所基于的假设是，只有前额叶皮质的神经元才是重要的。但是为什么要将人脑组织方式作为一切的判断标准，且因此贬低皮质下的脑区呢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知和我们的新皮质相比，我们的小脑在人科的演化中经历了更为显著的扩张。这表明，在我们人类中，小脑也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如今应竭尽所能来找出大象大脑中非同寻常的神经元数目是如何产生其智能的。

大象的长鼻子，即象鼻，是一个极为灵敏的嗅觉、抓握和触摸器官。据说象鼻里有一根特别的长鼻神经，从象鼻鼻尖一直延伸到另一端，协调着象鼻上的4000块肌肉。在象鼻鼻尖处，有两根敏感的“指头”。有了它们，大象就可以拾起小到草叶之类的物品。大象还可以用象鼻吸多达8升水，或者掀翻一头愤怒的河马。与象鼻这一附肢相关的认知确实是非常特化的，但谁又知道我们自己的认知是不是与我们身体的特定附肢——比如双手——相关呢？如果我们没有双手这样极度灵活、功能无限的附肢，那么我们是否还会演化出相同的技能和智能呢？有些关于语言演化的理论推测说语言起源于手势以及和扔石头长矛相关的神经结构 。人类和其他灵长动物拥有“双手智能”，而与此相似，大象也许拥有“象鼻智能”。

还有一个问题是，演化仍在继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错觉认为，人类依然在不断演化，而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物种们已经不再演化了。但是，唯一不再演化的只有缺失的一环（missing link），即人类与猿类距今最近的共同祖先。它被称为“缺失的一环”是由于它在很久以前便已经灭绝了。这一环将会永远地缺失下去，直到我们偶然挖出某些化石残骸为止。我用“缺失的一环”玩了个文字游戏，将我的研究中心命名为“当前环节”（Living Links），因为我们所研究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现存物种中与过去相联系的环节。因为如今世界上又有了一些其他的当前环节研究中心，可以看出这个名字颇受欢迎——如果一个性状在这两个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猿类亲戚及我们人类中都存在，那么这三个物种中的这一性状很可能有着共同的演化来源。

不过，除了共同点以外，这三个物种还都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了演化。由于演化是不会暂停的，因此这三者很可能都在演化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些演化变化中，有些使我们的亲戚获得了优势。例如，艾滋病于人类中肆虐之前，西非的黑猩猩们就早已演化出了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I型（HIV-1）的抵抗力 。人类的免疫力真得好好追赶一下了。与此相类，不仅仅是我们人类，这三个物种都经历了认知特异性的演化。没有哪条自然规律规定我们人类在每件事情上都必须是最优秀的。也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准备好作出更多的发现，就像黑猩猩步的快速记忆力以及猿类的选择性模仿天赋。有个荷兰的教育项目最近推出了一个广告，其中人类儿童面对着漂浮花生任务（见第三章）。尽管在儿童不远处就站着拿着水瓶的人类成员，但他们却直到看到猿类解决同样问题的录像后才想出了解决办法。有些猿类却能自发地想出解决办法，哪怕周围并没有水瓶来给予它们提示。它们会走到水龙头那儿，因为知道可以在那里接到水。这个广告想要用猿类的故事来说明，学校应该教育孩子们跳出窠臼来思考 。

关于动物认知，我们知道得越多，发现的这类例子可能也就越多。而日本灵长类研究所的美国灵长动物学家克里斯·马丁（Chris Martin）又为黑猩猩添上了一项专长。他让猿类在各自分开的电脑屏幕上玩一个竞技性游戏，这个游戏需要它们预测彼此的行动。这有点像“石头—剪刀—布”游戏。它们能否根据对手之前的选择看透对手呢？马丁让人类玩了同样的游戏。黑猩猩的表现胜过了人类。相比我们人类成员，它们能更快速更全面地达到最佳表现。科学家将这一优势归因于黑猩猩能更快地预测对手的行动和反抗手段 。

基于我对黑猩猩的政治及先发制人策略的了解，这一发现引起了我的共鸣。黑猩猩的地位基于结盟，结盟的雄性为彼此提供支持。处于统治地位的首领雄性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它们尤为痛恨对手拉拢它们的支持者。它们会试图预先阻止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勾结。而且，为权力而竞争的雄性黑猩猩和那些在镜头面前将婴儿高高举起的总统候选人并无不同。这些黑猩猩会对婴儿产生一种突然的兴趣，它们会抱着婴儿并逗弄它们来迎合雌性 。由于在雄性的对抗中，雌性的支持会带来极大的不同。因此，给雌性留下良好印象是很重要的。鉴于黑猩猩这种手段老道的精明，如今我们能用电脑游戏来测试这些非凡的技能，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不过，我们没有理由仅仅关注黑猩猩。它们通常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黑猩猩中心主义”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延伸罢了 。为什么不关注适用于探索认知的特定方面的其他物种呢？我们可以将精力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种生物上，用它们来进行测试。在医学与普通生物学中，我们已经这么做了。遗传学家利用果蝇和斑马鱼进行研究，而研究神经发育的科学家则通过研究线虫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科学是如此发展的。正因如此，前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的抱怨才使得科学家们哑口无言。佩林说，税收被用在了一些毫无用处的项目上，比如“在法国巴黎进行的果蝇研究——我不是在开玩笑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也许听上去很傻，但毫不起眼的果蝇（Drosophila）一直是我们在遗传学中的主要工具，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染色体和基因之间关系的洞见。从一小部分动物中得出的基础知识可以用于许多其他物种，包括我们自己。这同样适用于认知研究，就像大鼠和鸽子曾经塑造了我们对记忆的看法一样。可以想象，在未来，我们会基于普遍性的假设，在特定的生物中对许多种能力进行探索。也许最后，我们会在新喀里多尼亚乌鸦和僧帽猴中研究技术性技能，在虹鳉中研究顺从性，在犬科动物中研究同情心，在鹦鹉中研究物体的归类，等等。

但这一切需要我们避开脆弱的人类自我，像对待其他一切生物现象那样对待认知。倘若认知的基础特性来自代代相传中逐渐的改变，那么关于飞跃、界限和火花的观念便不再适用了。我们面对的并非鸿沟，而是由数百万朵浪花的不断拍打所造就的一片坡度平缓的沙滩。尽管人类的智能处于沙滩的高处，但塑造它的同样是拍打着这片海滩的力量。 ZIYcSAo70OqPNajLtzTr/f8aGhPqc+kSE1YZ12HRjZFb9+/RVmkMMxY3BAWdUq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