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我的朋友们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触怒了。那篇文章对狗最聪明的品种排了个序。我的朋友们的狗正好是排在最末的品种——阿富汗猎犬。排在第一的自然是边境牧羊犬。我的朋友们深觉受辱，他们争辩说，人们认为阿富汗猎犬很笨的唯一原因是它们有着独立的思想，固执倔强，不愿听从命令。他们说，报纸上的排名是关于服从性，而不是智力的。阿富汗猎犬也许更类似于猫，不会受制于任何人。毫无疑问，这正是有些人认为猫没有狗智商高的原因。但我们知道，猫对人类没有反应并不是因为忽略。一项近年的研究表明，猫科动物可以毫无困难地辨认出它们主人的声音，深层的问题是它们对此并不在意。这使得这项研究的作者补充道：“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底是猫的行为的哪些方面使得它们的主人对它们如此喜爱 。”

当狗的认知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个故事。人们将狗描述得比狼更聪明，甚至比猿类更聪明，因为它们会对人类指点的手势更为关注。当一个人类指向两个桶中的一个时，狗会查看那个桶来寻找奖励。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说，与狗的祖先相比，驯养使狗的智能更高了。但是，狼不会听从人类的指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狼的大脑比狗大三分之一，我敢打赌，狼的聪明程度在任何时候都能胜过狗。但我们作出判断的一切根据不过是它们对我们作何反应。而且，谁说这种反应上的差别是天生的，是驯养的结果，而不是基于对作出指点手势的物种的熟悉程度呢？这是由来已久的先天—后天困境。要确定一个性状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基因产生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环境控制的，唯一的方法便是让基因和环境两者中的一个保持不变，看另一个会造成怎样的差别。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从未得到过完全的解决。在狗与狼的比较中，这个方法意味着像养狗一样在人类家里养狼，如果它们依然不同，那么遗传则有可能是其原因。

但是，在家中抚养小狼是一件要命的差事，因为它们精力极为旺盛，而且不像小狗那么听从命令，并且会将目力所及的所有东西都嚼烂。当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们这样养大了狼之后，后天假说赢得了胜利。人类养大的狼能和狗一样很好地听从手势指令。不过，它们和狗依然有些不同。比如，狼比狗更少去看人类的脸，而且更为自立。当狗试图处理一个它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它们会回头看看陪着它们的人类以求鼓励或帮助。而狼从不会这么做，它们会自己不断地尝试。也许驯化是这一特定差别的原因。但是，这和智能无关，看上去更多是一个关于脾性和与人类的关系的问题——狼的演化让它们害怕这些奇怪的两足行走的猿类，而狗的育种让它们讨好这些猿类 。例如，狗会和我们进行大量的目光接触。它们劫持了人类脑中的有关父性和母性的通路，让我们用几乎和关心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方式来关心它们。看向自己宠物眼中的养狗人会经历催乳素的快速升高。这种神经肽在产生喜爱与建立联结中都有参与。当我们与爱犬交换满是同情和信任的目光时，我们就在享受与爱犬之间某种特别的关系 。

认知需要注意力和动力，但它并非注意力或动力本身。这和我们在猿类与儿童的对比中看到的是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围绕动物文化的争论中再次出现了。在19世纪，人类学家还对其他物种拥有文化的可能性颇为开明；但是在20世纪，他们便开始将“文化”一词的首字母大写，同时宣称，我们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文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文化和文明是对自然的征服。而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在一本名为《文化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ulture）——真是讽刺——的书中宣称：“根据文化的定义，人类和文化是同时产生的 。”自然，关于动物文化的第一批论文出现了，将文化定义为从其他个体那里习得的习惯——从洗红薯的猕猴到砸坚果的黑猩猩，再到用泡沫组成的网来捕食的座头鲸。这些研究家面对的是一堵由敌意构成的墙。对这种无礼观点的一道防线便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的机制。如果能像许多观点所认为的那样，证明人类的文化有赖于独特的机制，那么我们也许能宣布文化是独属于人类的。模仿则成了这场大战中的圣杯。

为了这一目的，模仿行为（imitating）年岁久远的定义“做一个见过的动作”必须修改为某种更为狭义、更为先进的东西。一个新的类别——“真模仿”（true imitation）诞生了，它要求一个个体有意地照搬另一个个体的特定技术，用来完成一个特定的目标 。仅仅是复制行为，比如一只鸣禽学习另一只的鸣唱，已经是不够格的了。它必须涉及洞察力和理解能力。按照旧的定义，模仿在许多动物中颇为常见，但真模仿却很稀少。这一事实来自实验。实验人员给猿类和儿童提示，让其去模仿一位实验人员。他们会看着实验人员打开一个拼图盒子，或是用某个工具迅速地拿到食物。儿童能够复制这些动作，但猿类却失败了。因此，实验人员得出结论：其他物种没有模仿能力，于是也不可能拥有文化。这一发现给某些圈子带来的安慰令我深感困惑，因为它并没有就任何关于动物文化或人类文化的基本问题给出答案。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画下了一条脆弱的界线，借此表明立场。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对某个现象的重新定义和对了解是什么使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追求，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方法学问题：猿类是否能模仿我们其实和文化完全无关。一个物种中要出现文化，唯一重要的就是该物种的成员能从彼此间获得习惯。在这个意义上，要公平地进行比较，只有两种方法（假定我们不管第三种选择：让猿类穿上白大褂主持对猿类和儿童的测试）。第一种是前面例子里用到的方法：在人类家里养大猿类，让它们像儿童一样对人类实验人员习以为常。第二种是所谓的同物种方法（conspecific approach），即用该物种的同类作为模仿对象来进行测试。

第一个解决办法很快便得出了结果。人们发现，有好几只由人类养大的猿类模仿我们人类成员的能力和小孩子一样好 。换句话说，猿类就像儿童一样，是天生的模仿者，它们喜欢复制将它们养大的物种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模仿的对象都是它们的同类。但如果它们是由另一个物种养大的，它们也会模仿这个物种。当我们成为模仿对象时，猿类自发地学会了刷牙、骑自行车、生火、开高尔夫球车、用刀叉吃饭、给土豆剥皮，还有拖地。这令我想起互联网上关于被猫养大的狗的故事。这些故事颇有启发性。这些狗会表现出猫科动物的行为，比如坐在盒子里、蜷在狭小的空间里、舔爪子来清洁脸部，或者将前腿蜷在肚皮下坐着。

苏格兰灵长动物学家维多利亚·霍纳（Victoria Horner）进行了另一项至关重要的研究。她后来成了我团队中关于文化学习方面的领导专家。她和圣安德鲁斯大学（St.Andrews University）的安德鲁·怀滕（Andrew Whiten）一起在乌干达恩甘巴岛上的黑猩猩保护区里对十几只黑猩猩孤儿进行了研究。她对这些未成年黑猩猩表现得既像母亲又像饲养员。这些未成年的猿类在测试时就坐在她身边。它们很依恋维多利亚，热切地模仿她。维多利亚的实验掀起了波澜。正如步的情况一样，实验证明这些猿类比儿童还要聪明。维多利亚会将一根棍子伸进一个大塑料盒上的孔里。这样插了一系列孔后，一颗糖果就会掉出来，但其实只有一个孔是有用的。如果盒子是黑色塑料制成的，那么就没法看出有些孔其实是没用的。若是一个透明的盒子，那么哪个孔会让糖掉出来就很明显了。小黑猩猩们拿到棍子和盒子后，只模仿了能让糖掉出来的步骤，至少在盒子是透明的时候是这样。而儿童则模仿了维多利亚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那些不必要的步骤。哪怕盒子是透明的，儿童还是模仿了每一个步骤。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更像在对待一个魔法仪式，而非一个目标导向的任务 。

根据这一结果，对模仿重新定义的整个策略都事与愿违了！毕竟猿类才是最符合真模仿的新定义的。猿类所表现出的是选择性模仿（selective imitation）。这类模仿要求密切地关注目的和方法。假如理解是模仿所必需的，那么我们只能说能够模仿的是猿类，而不是儿童，因为儿童不过是在——我再找不到更好的词了——对行为进行愚蠢的复制。

现在该怎么办呢？戴维·普雷马克抱怨说，要让儿童看上去“很笨”实在太容易了——说得好像这是实验的目的一样！但是他认为，在现实中，这种解释肯定出了些差错 。他的苦恼很真实，展现了人类的自我对不带偏见的科学是多么大的阻碍。很快，心理学家们定下了一个说法。他们用一个叫作过度模仿（overimitation）的新术语来指代儿童对行为不予区分的复制。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满足了传言中我们人类对文化的依赖，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无视行为的用处的前提下对行为进行模仿。我们能完整地传播习惯，不会有人因自己信息不足而做出错误的决定。由于成年人知识更渊博，因此对于儿童来说，最佳策略便是不带疑虑地对成年人的行为进行复制。盲目的信任是唯一真正理性的策略——人们如释重负地总结道。

维多利亚在我们位于亚特兰大的野外研究站里进行的研究更令人震惊。在那里，我们与怀滕合作，进行了一个长达十年的研究项目，其中用到的全部是同物种方法。当黑猩猩有机会观察彼此时，它们便会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模仿天赋。“模仿”（ape）一词不愧来自猿类（ape）。猿类的行为可以在群体中不走样地传播 。一盘记录凯蒂是如何模仿它的母亲乔治娅的录像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乔治娅学会了将盒子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将一根杆子从开口处深深插进去来获得一个奖励。凯蒂看着母亲这样做了5次，紧盯着它的每一个动作。每当乔治娅拿到奖励时，凯蒂都会嗅嗅乔治娅的嘴部。当实验人员让乔治娅去了另一个房间后，凯蒂终于可以自己操纵盒子了。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往盒子里添加奖励物，凯蒂就一手打开了小门，另一手将杆子插了进去。它就这么坐着，从窗户的另一侧抬头看着我们，不耐烦地敲着窗户，同时发出呼噜声，仿佛在催促我们快点儿。我们一将奖励放进盒子里，凯蒂就拿到了它。在还没有因这些行为获得奖励之前，凯蒂就完美地复制了它从乔治娅那里看到的动作顺序。

奖励通常是次要的。在人类文化中，没有奖励的模仿依然很常见，比如，我们会对发型、口音、舞步和手势进行模仿。但在灵长目的其他动物中，这种模仿也很常见。日本岚山山顶的猕猴会在一起习惯性地摩擦卵石。除了摩擦卵石产生的噪声外，小猴子不需要任何其他奖励就能学会这么做。如果有一个例子能够驳倒“模仿需要奖励”这一常见观点，那么这种奇怪的行为就是了。美国灵长动物学家迈克尔·赫夫曼（Michael Huffman）对此研究了数十年。他就这种行为记录道：“很有可能，猕猴婴儿在出生前便首次听到了它的母亲玩石头时发出的撞击声。当它出生后，眼睛开始关注它周围的物体时，这又是它首先见到的活动之一 。”

克勒率先将“时尚”（fashion）一词用于描述动物。克勒的猿类总是会发明一些新游戏。它们会排成单列纵队绕着一根柱子一圈又一圈地行进，踩着同样的节拍小跑——一只脚重重踏下，另一只脚则轻轻落下。它们还跟着这一节拍摇头晃脑。所有的猿的动作都是同步的，就好像它们受了催眠一般。有几个月，我们自己的黑猩猩会玩一个被我们称为“烹饪”的游戏。它们会在土上挖一个洞，将桶放在水龙头下接水，然后将水倒入洞中。它们会坐在这个洞周围，将一根树枝戳在泥里，就好像在汤里搅拌一样。有时，它们会弄三四个这种洞同时进行操作，这会使半个猩群都颇为忙碌。在赞比亚的黑猩猩保护区，科学家跟踪了另一个模因 的传播。一只雌性率先将一根草秆伸进了自己的耳朵。它就这么让草秆在耳朵里挂着，走来走去，给其他黑猩猩梳毛。随后的几年中，其他黑猩猩效仿了它。好些黑猩猩都用上了这种新“妆容” 。

就像在人类中一样，在黑猩猩中，时尚也来来去去，不断变化。但我们发现，有些习惯只在某一群体中出现，而另一个群体中则没有。在某些野生黑猩猩群落中，黑猩猩会将手扣在一起给彼此梳毛，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行为中，两个个体将双手举过它们头部，同时用另一只手梳理彼此的腋窝 。由于习惯与时尚的传播通常和奖励无关，因此，社会学习确实是社会性的，重要的是随大流而不是收获利益。一个雄性黑猩猩幼儿可能会模仿雄性首领的冲撞展示行为。在这一行为中，雄性黑猩猩首领会一直重重敲击特定的一扇金属门，来给它的表演加上重音。这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母亲们会将它们的孩子护在身边。十分钟后，雄性首领结束了表演，小雄黑猩猩的母亲也放开了它。这只小黑猩猩毛发倒竖地走到了那扇金属门前，开始像它的偶像一样击打那扇门。

我记录了无数这样的例子，也因此发展出了“基于关系与认同的观察式学习”（Bonding-and Identification-based Observational Learning, BIOL）这一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灵长类的社会学习来自对归属感的渴望。BIOL指的是因为想和其他个体表现得一样及想要融入群体的渴望而产生的对其他个体的模仿 。它解释了为什么猿类对自己同类的模仿要比对一般人类的模仿好得多；也解释了为何在人类中，人们只模仿那些他们感到亲近的人。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年轻的黑猩猩，尤其是雌性 ，会在许多方面学习其母亲；而又是为什么，地位高的个体是最受欢迎的模仿对象。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这种偏好也广为人知。用名人来代言展示的手表、香水和汽车等广告便体现出了这一偏好。我们热爱模仿贝克汉姆（Beckhams）、卡戴珊（Kardashians）、比伯（Biebers）及朱莉（Jolies）等名人家庭。或许在猿类中也是如此？在一项实验中，维多利亚将色彩鲜艳的塑料片撒在了一个院子里，黑猩猩们可以收集塑料片，并将它们放进一个容器里以换取奖励。维多利亚训练了黑猩猩群中地位最高和最低的成员。地位最高的黑猩猩将塑料片代币放进了其中一个容器里，而地位最低的将其放进了另一个不同的容器里。黑猩猩种群看到这一幕后，争先恐后地追随了那位更有威信的成员的脚步 。

随着关于猿类模仿行为的证据尘埃落定，其他物种也无可避免地加入了这一行列，显示出了相似的能力 。如今，在猴子、狗、鸦科动物、鹦鹉和海豚中，都有了关于模仿的令人信服的研究。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更宽广一点，就会看到甚至更多可能有模仿能力的物种，因为文化传播是广泛存在的。回到狗和狼身上，近年来有一个实验用同物种方法研究了犬科动物的模仿。在实验中，狗和狼不是听从人类的指示，而是会看见一名它们自己物种的成员在操纵一根杠杆，来打开一个藏着食物的盒子的盖子。然后，它们得到机会自己对这个盒子进行尝试。狼所需要的时间比狗要短得多 。狼也许不擅长听从人类的指点，但就从同类那里读取暗示这方面，它们完胜了狗。研究人员将这种对比归结于注意力而非认知。他们指出，狼会更密切地注视彼此，因为它们的生存有赖于狼群，而狗的生存则有赖于人类。

我们如今显然应该开始远离以人类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转而根据动物的生物学来对它们进行测试了。我们最好将实验人员置于不引人注意的位置，而不是将其作为主要的模仿对象或测试搭档。用猿类来测试猿类，用狼来测试狼，用人类成人来测试儿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某物种本来的演化背景下评估其社会认知能力。狗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它们经我们驯养（或者狗驯养了它们自己，就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已经与我们建立了联结。用人类来对狗的认知进行测试或许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UppGXRzfCecq3//2OMOWCSKGX7+WmC2cS0f86OeDldyLBZxDFREJg2CHT92svi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