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种非连续性的态度主要存在于演化论之前，因此，我直言不讳地称其为新神创论（Neo-Creationism）。可别将新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混为一谈。智能设计论不过是用新的瓶子装了神创论的旧酒；而新神创论更为微妙，它接受了演化论，但只接受了一半。它的中心信条是：我们的身体是从猿类演化而来，但精神却不是。当然，它没有说得这么直白，而是假定演化在人类头脑中止步了。这一观点在许多社会科学，如哲学和人文学科中依然很流行。它认为我们的头脑如此与众不同，任何其他生物的头脑都无法与之相比，因为比较的结果只会更加肯定我们头脑的独特地位。为什么要关心其他物种能做些什么呢？反正它们能做的其实压根无法与我们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这种跳跃式的观点有赖于一个信念，即在我们与猿类在演化上分道扬镳之后，某些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或者更近些时候，某种急剧的转变发生了。尽管这一奇迹般的事件依然隐藏在迷雾中，但它已获得了一个专用术语——人化过程。这一术语常与火花、差距、鸿沟等词语同时出现 。在现代学者中，显然没有人敢提神圣的火花 ，更不用说特创论了。但这一观点的宗教背景却是无可辩驳的。

在生物学中，“演化止步于人类头脑”这一观点称为华莱士难题（Wallace’s Problem）。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是一位伟大的英国自然学家。他与查尔斯·达尔文生活在同一时代，被认为是自然选择学说和演化论的共同提出者。事实上，这些观点也被称为达尔文-华莱士理论（Darwin-Wallace Theory）。尽管华莱士完全认同演化的概念，但他将人类头脑排除在外了。他极为在意某些称之为“人类尊严”的东西，无法忍受将其与猿类相比。达尔文相信所有性状都有其功用，只有对生存绝对必要的性状才会保留下来。但华莱士认为，这条原则肯定有所例外，那就是人类的头脑。那些生活简朴的人怎么会需要一个能够创作交响乐或做算术的脑呢？“自然选择，”华莱士写道，“赋予野蛮人的脑可能不过比给猿类的优越一丁点儿。但是，这些野蛮人实际的脑功能比起我们开化社会中的一般成员来说，差得却并不多 。”华莱士曾在东南亚旅行，那时他对没有文字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尊敬。当时种族主义盛行。根据种族主义的观点，那些东南亚地区的人们的智能处于猿类和西方人之间。因此，华莱士说这些人“差得却并不多”，其实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尽管华莱士并无宗教信仰，但他却将人类优越的大脑能力归因于“不可见的精神宇宙”——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够解释人类的灵魂了。意料之中的是，达尔文见他令人尊敬的同事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向上帝伸出了“祈求的手”感到深为不安。达尔文认为，超自然的解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华莱士难题依然笼罩在学术圈中，急于将人类的头脑从生物学的辖制中拯救出来。

我最近参加了一位著名哲学家的讲座。他对意识的理解深深吸引了我们，直到后来，他大概又想起了什么，于是又补充道，人类拥有的意识“显然”比其他任何物种要多得多。我挠了挠脑袋——这是灵长动物内心冲突的表示，因为在此之前这位哲学家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他在寻找一个演化上的解释。他提到了大脑中大量的交互连接，声称正是这些神经连接的数目和复杂程度产生了意识。我从机器人专家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解释，他们认为，只要在一台计算机中连入足够多的微型集成电路片，就一定能产生意识。我很愿意相信这个观点，尽管似乎并没有人清楚这些相互连接是如何产生意识的，也没有人清楚意识到底是什么。

不过，对于神经连接的强调，让我很好奇：该如何对待那些有着比人脑更大的脑的动物呢？人脑有1.35千克，而海豚的大脑有1.5千克，大象的有4千克，而抹香鲸的有8千克。我们该如何对待它们呢？或许这些动物比我们更有意识？或者，意识有赖于神经元的数目？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很久以来，人们认为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物种的都要多，这和物种的体形大小无关。但我们现在知道，精确地说，大象脑中有着2570亿个神经元，是人类的3倍。不过，这些神经元的分布和人类脑中的不太一样，它们大部分位于大象的小脑中。人们也猜测过，厚皮动物的脑如此之大，相距遥远的脑区间应该有着许多连接，几乎类似于一个额外的高速公路系统，增加了大脑神经连接的复杂程度 。在我们自己脑中，我们倾向于强调额叶的大小，因为我们认为额叶是理性的所在。但根据最新的解剖学论文观点，额叶并没有那么特别。人脑被称为“线性增大的灵长动物脑”，意思是人类脑中没有任何脑区是不成比例地增大的 。总而言之，神经差异似乎不足以让人类的独特性成为定局。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办法测量意识，那么我们可能发现意识是广泛存在的。但在那之前，达尔文的某些观点依然面临着巨大的质疑。

这不是要否认人类是特别的——在某些方面我们显然是的——但如果这成了世上一切认知能力的先验假设，那么我们就会离开科学的世界，转而投身信仰的王国。作为一名在心理学系执教的生物学家，我已经习惯了不同学科研究这一问题的不同方法。在生物学、神经科学和医学中，物种间的连续性是默认的假设，否则这些学科不会成为今天这样。如果没有“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都很相似”这一前提，为什么会有人在大鼠的杏仁核里研究恐惧，以治疗人类的恐惧症呢？在这些学科中，人们认为不同生命形式间的连续性是理所当然的。无论人类有多么重要，也不过是自然的广阔天地中的一粒微尘。

心理学正在渐渐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不过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非连续性依然是惯常的假设。每次当我对这些观众讲话时，他们都会提醒我这一点。在一场讲座上，我不可避免地（即便我不总提到人类）揭示了我们与其他人科动物间的相似性。讲座后，有人提出了这个不变的问题：“但这对人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以“但”开头，这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将所有的相似性都扔到了一边，以便提出这个至关重要、将我们突显出来的问题。我通常用冰山的隐喻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隐喻表明，我们和我们灵长动物亲戚间在认知、感情和行为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也有几十处差别，那便是冰山露出来的顶端。自然科学试图理解整座冰山，而学术界中其他的学科则更乐意盯着冰山顶部。

在西方，对这一“冰山顶部”的迷醉由来已久，且永无休止。人们总认为我们独有的性状是积极的，甚至是高贵的，尽管反面的例子并不难找。我们总在寻觅某个重大的差异，无论是对生的拇指，还是合作行为、幽默感、纯粹的利他主义、性高潮、语言，或者是咽部的解剖结构。这也许起源于柏拉图（Plato）与第欧根尼（Diogenes）关于人类这一物种最简洁的定义的争论。柏拉图提出，人类是唯一一种用双腿行走的无毛生物。不过，这一定义被驳倒了——第欧根尼将一只拔掉羽毛的家禽带到了讲堂中，将它放开，说道：“这就是柏拉图的‘人’。”从那时起，“趾甲扁平”便补充进了柏拉图的定义中。

1784年，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得意地宣布他发现了人性的生物根源——人类上颌处的一小片骨头，即门齿骨。猿类等其他动物都有门齿骨，但此前从未在人类中发现过它，因此解剖学家们认为它是一个“原始”的性状。人类没有门齿骨被看作某种我们应该引以为豪的事情。歌德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因此，他高兴地将我们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联系了起来，表示我们同样有着这块古老的骨头。歌德的发现比达尔文提出演化论要早一个世纪，这说明演化论的思想早已开始浮现了。

当年连续性与例外主义之间的对抗持续到了今天。不断有言论声称我们如何与众不同，随后这些论断便会被驳倒 。就像门齿骨一样，关于独特性的言论通常会经过四个阶段的循环：它们不断重复，而后被新发现质疑，之后拖着蹒跚的步伐逐渐退却，最后被扔到了不光彩的坟墓中。它们武断的本质总令我颇为困扰。关于人类独特性的论断凭空产生，吸引了许多注意力。但所有人似乎都忘掉了，这些论断中提出的问题以前并不存在。例如，在英语（及不少其他语言）中，行为的模仿是用一个动词来表示的，指的是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亲戚 。这暗示着，在某段时间内，模仿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且人们认为我们和猿类都能做到这点。但当人们将模仿行为重新定义为认知参与的复杂行为，并给它起名为“真模仿”时，猛然间，我们就变成了唯一能够做到这点的物种。这导致了一个古怪的一致意见：我们是唯一一种会模仿的猿类。另一个例子则是心智理论。这一概念事实上来源于灵长动物研究。但是，在某段时期，人们以某种方式重新定义了心智理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新的定义看上去表明，猿类是没有心智的。这些定义和重新定义让我想起了乔恩·洛维兹（Jon Lovitz）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中扮演的一名角色，他会为自己的行为编造些听上去很正当但不太可能的理由。他一直发掘和寻找，直到自己相信了自己编出的理由为止。这时，他便带着一种对自己很满意的傻笑欢呼道：“耶！这就对了！”

在工具使用方面，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事实上，古老的蚀刻和画作中常常会描绘猿类拄着拐杖或其他工具。尤其是卡尔·林内乌斯（Carl Linnaeu）于1735年出版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一书中的插图，令人记忆犹新。当时，猿类使用工具广为人知，争议也非常大。艺术家们很可能将工具放到了猿类手里，使它们看起来和人类更为相似。而出于恰好相反的原因，20世纪的人类学家们将工具使用提升为脑力的一大标志。从那以后，猿类的技术便经受了审查和怀疑，甚至到了一种滑稽可笑的程度。而我们自己的技术则一直被作为心智优越性的证据。与这一背景相悖的是对野外猿类工具使用的发现（或者说再次发现），这在当时令人震惊。人类学家试图贬低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我听说，他们提出，也许黑猩猩是从人类这里学到如何使用工具的，就好像从人类这里学习要比黑猩猩自己发展出工具更有可能一样。这一提议显然退回了连模仿都尚未被称为是人类独有行为的年代。要使所有的论断都保持一致是很难的。利基曾提议，我们要么必须将黑猩猩也称为“人”，要么重新定义人类是什么，要么重新定义“工具”。意料之中的是，第二个选项受到了科学家们的欢迎。对“人”进行重新定义是种永不过时的行为，每种新的特点都将会收获人们的欢迎：“耶！这就对了！”

比起人类的捶胸顿足——又一个灵长动物的特点——更令人惊异的是人们贬低其他物种的倾向。是的，而且不仅限于对其他物种。高加索男性自认为在遗传上优于其他所有人的历史由来已久。当我们嘲笑尼安德特人是没有教养的野兽时，民族胜利主义已经延伸到了我们的物种之外。不过，我们现在知道了，尼安德特人的脑比我们的要稍微大一点；我们自己的基因组曾吸收了某些他们的基因；并且，尼安德特人懂得生火、埋葬、制造手斧和乐器，等等。也许我们的这些兄弟终将获得一些尊重。不过，对于猿类来说，蔑视仍在继续。2013年，BBC（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提问说：“你是否和黑猩猩一样蠢？”我很好奇他们是如何确定黑猩猩的智商的，但那个网站（后来网页被删除了）仅仅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对国际事件了解程度的测试，和猿类毫无关系。BBC网站不过是将猿类拿来和我们人类对比罢了。但如果是为了这个，那么为什么要关注猿类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物种，比如蝗虫或金鱼呢？原因当然在于，所有人都相信我们要比蝗虫或金鱼之类的动物更聪明，但对于与我们亲缘关系更近的物种，我们则不是那么确定。我们爱用人科的其他物种来与我们进行对比，其实是出于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也反映在了一些怒气冲冲的图书标题中，如《不是黑猩猩吗？还是不过是另一种猿类？》（Not a Chimp or Just Another Ape?） 。

人们对黑猩猩步的反应表现出了同样的不安全感。那些在互联网上观看步的录像的人们，要么不相信这是真的，表示这一定是个恶作剧；要么留下诸如“难以置信！我居然比一只黑猩猩还笨！”的评论。整个实验让人们深受冒犯，以至于美国科学家们认为他们必须接受特殊训练，以击败这只黑猩猩。当领导步这个项目的日本科学家松沢哲郎首次听说这种反应时，他将手放在了自己头上。弗吉尼娅·莫雷尔（Virginia Morrell）在幕后对演化认知学领域进行了观察，她的观察引人入胜。她详细叙述了松沢的回应：

“我真的无法相信这些。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从步的身上发现了黑猩猩比人类更擅长某种记忆测试。这是黑猩猩能够瞬间完成的事情，也是一件——只是一件——它们比人类更为擅长的事情。我知道这令人们不快，而且目前有研究者已经开始训练，以求变得和黑猩猩一样擅长这一测试。我实在无法理解我们这种在一切领域都要永远保持优越的需要。 ”

尽管几十年来，冰山的顶部一直在融化，但人们的态度却似乎并没多大改变。我不想在这里进一步讨论这些，也不想温习关于人类独特性的最新论断。相反，我将对一些如今即将消亡的论断作一番探究。这些论断阐释了智能测试背后的方法论，这决定着我们会发现什么。你要怎样测试一只黑猩猩，或者一头大象、一只章鱼，或一匹马的智商呢？这听上去或许像某个笑话的开头，但它确实是科学界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人类的智商也许充满争议，尤其是当我们比较不同的文化群体或民族时。但当涉及不同物种的智商时，其中的问题就更上了一个数量级。

近年来，有一项研究发现喜欢猫的人比喜欢狗的人更聪明。我很愿意相信这项研究。但相较于猫与狗之间实际的对比，这种比较不过是小菜一碟。这两个物种如此不同，因此，要设计一个二者都能够理解并用类似的方式完成的智商测试是很难的。不过，人们争论的并非如何比较这两个物种——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两个物种与我们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常常会抛弃所有的审慎。科学对动物认知方面的新发现有多么挑剔，它对关于我们自己智能的论断就有多么盲目。科学吞下了那些论断的鱼钩、鱼线，还有浮标，这在这些论断指向人们所预期的方向——而不是步的本领——的时候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大众对此颇为困惑，因为任何这种论断都会无可避免地引发一些反驳它们的研究。结果的变化通常是方法论的问题。方法论听起来或许很枯燥，但对于我们人类的才智是否足以了解动物的智慧这一问题，方法论却直指问题的核心。

作为科学家，方法论便是我们的一切。因此，我们对它极为关注。在一次触屏面部识别任务中，我们的僧帽猴表现不如平时。我们对着数据看了很久，最后发现这些猴子表现欠佳的时候都是在一周中的同一天。原来，有位我们的学生志愿者，她小心翼翼地按照计划进行了测试，但猴子们因她在场而分心了。这位学生坐立不宁，颇为紧张，总是在变换她的身体姿势或者摆弄她的头发。这显然使猴子们也很紧张。当我们请这位年轻的女士离开这个项目后，猴子的表现大幅改善了。人们最近也发现，男性实验人员会对小鼠造成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影响了小鼠的反应，但女性实验人员则不会。将一件男性穿过的T恤衫放在房间里也会引起同样的效果。这表明嗅觉是关键所在 。当然，这意味着有男性进行的小鼠研究也许会和女性进行的研究结果不同。方法论的细节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重要得多。而当我们比较不同物种时，这一点的意义格外重大。 oaPpo44IZMPcdSMElCpb/S5MG1dxAMnhya8DVTA3ld8vrDE4O4y/6wcjRRheQP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