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附近的一所大学顺道去艾琳所在的系拜访她时，我第一次见到了艾琳饲养并研究了30年的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1977年，艾琳在一家宠物店买下了这只鸟儿。当时她正着手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项目，想要打开公众的视野，让他们对鸟类的心理更为了解。这个项目最终为所有关于鸟类智能的后续研究铺平了道路。在那之前，大家的普遍观点是鸟类的大脑过于简单，不可能支持高级的认知。因为鸟类脑中没有任何与哺乳动物的大脑皮质看上去类似的结构，所以人们认为鸟类拥有不错的本能，但却不善于学习，更别提思考了。尽管事实上有些鸟类的大脑相当大——非洲灰鹦鹉的大脑大约有去壳的核桃那么大，其中很大一片区域的功能和大脑皮质很相似，而且鸟类的自然行为让人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种对它们的贬低，然而，鸟类与哺乳动物不同的大脑结构成了对它们不利的证据。

我自己曾饲养并研究过寒鸦。它们是另一科脑部较大的鸟类——鸦科的成员。我从来都对它们行为的灵活性深信不疑。当我带着寒鸦们漫步穿过公园时，它们会对狗进行调戏，在狗的脑袋前方不远处飞来飞去，狗对它们龇牙咧嘴，但又刚好咬不着它们。狗的主人们对此又是惊讶又是窝火。在室内，我的寒鸦们会和我玩藏东西的游戏：我会将一件小物件，比如一个橡木塞子藏在枕头下面或者花瓶后面，而寒鸦则要试着将它找出来；或者它们藏东西，我来找。这个游戏有赖于乌鸦和松鸦广为人知的贮藏食物的天赋，但也同样暗示了客体永久性（object permanence）——对于某一物体即便从视野中消失，也会继续存在的理解。我的寒鸦们极其喜爱玩耍。在动物中，普遍来讲，这种行为暗示了较高的智能和对挑战的热爱。因此，当我拜访艾琳时，我做好了对某只鸟儿刮目相看的准备，而亚历克斯没有令我失望。它骄傲地站在栖木上，开始学习钥匙、三角形、正方形等物品的标注。当研究人员指到这些物品时，亚历克斯就会说“钥匙”“三角”“四角”等。

一眼望去，这似乎是语言学习，但我不确定这种理解是否正确。艾琳并未声称，亚历克斯的行为是语言学上的“说话”。不过，物品的标注当然是语言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我们不应该忘记，语言学家曾将“语言”简单地定义为用象征符号进行的交流。只是当有证据证明猿类也能用象征符号进行交流时，语言学家们感到他们需要将标准提高一些，便对原来的定义作了一些改良，加上了诸如语言需要句法规则和递归性之类的条件。动物的语言获得已经成了相当吸引公众兴趣的一大主题，仿佛一切关于动物认知的问题都浓缩成了某种图灵测试：我们人类是否能够与它们进行一场有意义的对话？语言是人性的一个特殊标志。18世纪时，有位法国主教愿意为一只猿洗礼——只要这只猿能够说话。可以肯定，这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科学界似乎唯一关心的问题。这使得人们尝试着与海豚对话，并给许多种灵长动物教授语言。但是，这种对动物语言获得的关注后来有些变了味儿。1979年，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特勒斯（Herbert Terrace）发表了一篇论文，对一只名叫尼姆·齐姆普斯基（Nim Chimpsky）的黑猩猩——它的名字来源于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名字——的符号—语言能力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

特勒斯发现尼姆是一个乏味的交谈对象。尼姆的谈话方式中，绝大部分都是在要求某个它想要的结果，如食物，而不是在表达思想、观点或者想法。不过，特勒斯对此的讶异本身便颇令人吃惊，因为他本人的研究对操作性条件反射相当依赖。由于我们并不用操作性条件反射来教孩子语言，因此这让人好奇，为什么要这么教猿类语言。尼姆因手部信号而获得了几千次奖赏，那么它为何不用这些信号来获取奖赏呢？它不过是把教给它的东西付诸行动罢了。但是，这个项目使得支持和反对动物有语言这一观点的声音逐日变大。在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中，一个鸟类的声音使许多人退出了争论——猿类显然不会说话，而亚历克斯则清楚地说出了每一个单词。从表面上看，亚历克斯的行为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接近语言，尽管人们对这种行为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并没有一致的意见。

艾琳对研究物种的选择很有意思，因为有个儿童图书系列里的主角，怪医杜立德（Doctor Dolittle）便有一只名叫波利尼西亚的非洲灰鹦鹉，这只鹦鹉教这位好医生学会了动物的语言。这些故事总是吸引着艾琳。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她便给了她的宠物相思鹦鹉一满抽屉扣子，想看看这只鸟儿如何处理它们 。从儿时起，她便对鸟类及其对颜色和形状的偏好相当着迷，而她对亚历克斯的研究则是这种兴趣的直接发展。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探讨她的研究之前，让我简短地讲讲这种与动物交谈的渴望。这种渴望往往来自研究动物认知的科学家们。人们通常假设认知与语言之间有着深层的关联，与动物交谈的渴望和这一关联密切相关。

很奇怪，这种特别的渴望一定是和我擦肩而过了，因为我从没感受到过这种渴望。我并不会期待我的动物说出什么关于它们自个儿的内容，而是会采取维特根斯坦式的态度，认为动物表达的信息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即便是对于我们人类自己，我也怀疑语言能否告诉我们当事人的脑海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周围尽是通过调查问卷来研究我们人类的同事。他们对自己收到的回答笃信不疑，并向我保证他们有办法检验回答的真实性。可是，谁说人们告知的信息就一定能揭示出他们真实的情感和动机？

对于一些与道德无关的简单态度（如“你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来说，其回答也许真实可信；但询问人们的感情生活、饮食习惯，或者对待他人的态度（如“你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同事吗？”）就几乎毫无意义了。事后为某个人的行为编造一些理由实在是轻而易举。这些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某人闭口不谈自己的性习惯，为何对过度饮食轻描淡写，或者为何将自己描述得比实际更和蔼可亲。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有过恶意的念头、气量狭小，或者是个混蛋。人们总在说谎，因此，凭什么会在心理学家面前停止说谎呢？这位心理学家可是会记录下他们所说的一切的。在一项研究中，当女性大学生连上一台假的测谎仪时，她们所报告的性伴侣人数比不连测谎仪时要多。这表明，她们没连测谎仪时撒谎了 。事实上，研究不会说话的受试对象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必担心它们所说内容的真实性。我不必问它们多久进行一次性行为，我只要直接去数它们性行为的次数就好了。我对做一名动物观察者感到非常满意。

如今，当我想到这些，我对于语言的不信任变得更加深入了，因为我对于它在思考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怎么确信了。我不确定我是否是用单词来思考的，我也从未听到过任何内心的声音。有一次，在一个关于认知演化的会议上，这导致了一些尴尬。当时一些学者一直提到一个内心的声音，说它会告诉我们孰对孰错。我说，对不起，但我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莫非我是个没有良知的人吗？或者我是通过画面来思考的，就像美国动物专家坦普尔·格兰丁（Temple Grandin）某次对于自己的著名形容一样？再说，我们所谈论的是哪种语言？我在家说两种语言，在工作中说第三种，我的思维一定混乱得可怕。不过，尽管“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基础”这一假设流传甚广，但我未发现自己有任何不正常。1973年，美国哲学家诺曼·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作为美国哲学学会会长致辞。他的讲话的标题很能说明问题，叫作“没有思想的野兽”（Thoughtless Brutes）。在该演讲中，马尔科姆声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联一定非常紧密，因此，推测人类可能没有思想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推测动物可能有思想也是没有意义的 ”。

正因为我们通常用语言来表达想法和感受，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会给语言安排一个作用。但我们常常会想不出合适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难道不奇怪吗？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或感受，但我们就是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倘若想法和感受一开始便是语言的产物，那么这种情况就完全不会发生了。若是如此，我们说话就能像瀑布一般滔滔不绝了！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是：即便语言能提供事物的分类和概念，从而帮助人类思考，但它并非思想的内容。要想思考，语言实际上并非必要。瑞士科学家让·皮亚热（Jean Piaget）是认知发育领域的先驱。他肯定不会否认，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是有思想的。因此，他声称认知是独立于语言的。动物亦是如此。美国哲学家杰里·福多尔（Jerry Fodor）是现代心灵概念的主要构建者。他是这么说的：“世上存在着没有语言但也会思考的生物。这点显而易见，能够驳倒（而且我认为理由充分）自然语言是思考的媒介这一观点。”

多么讽刺呀！我们走了如此之远——从前，人们将语言的缺失视为反驳其他物种也有思想的论据；如今，我们发现没有语言的生物明显也会思考，并用这一点来反驳语言的重要性。我对这一转变并无怨言，不过，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亚历克斯等动物身上进行的语言研究。这并非由于这些研究证明了语言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使动物的思想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使其更容易与我们自身相联系。在这些研究里，我们看到一只醒目的鸟儿，当有人对它说话时，它便会回答，会以极高的准确性念出物品的名称。这只鸟儿面对着一个装满物品的托盘，有些物品是羊毛做的，有些是木头的，有些是塑料的，色彩缤纷。它需要用喙和舌头感受每件物品。然后，实验人员会将这些物品全部放回托盘中，并问这只鸟儿那个蓝色的、有两个角的物品是什么做的。要答出正确答案“羊毛”，这只鸟需要将它关于颜色、形状和材料的知识，以及对于那件特定物品感觉的记忆结合起来。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只鸟会看到两把钥匙，一把是绿色的塑料钥匙，另一把是金属钥匙。实验人员会问它：“这两把钥匙的区别是什么？”它会说：“颜色。”再问它：“哪种颜色的钥匙更大？”它会说：“绿色。”

在亚历克斯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曾见过它的表现。任何像我一样看过其表现的人都会大吃一惊。怀疑论者显然试图将亚历克斯的技能归因于死记硬背式的学习。但是，由于刺激在不断变化，所提的问题也在变化，因此很难想象亚历克斯是如何依靠背下来的答案来达到这种程度的表现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它需要巨大的记忆容量以应对所有可能。这种情况所需的记忆容量实在太大。事实上，更为简单的方法是像艾琳一样，假设亚历克斯学会了一些基础的概念，并有能力在头脑中将它们结合起来。况且，亚历克斯回答问题并不需要艾琳在场，甚至不需要实际看见问题所涉及的物品。当现场没有任何玉米时，实验人员问亚历克斯玉米是什么颜色的，它会说“黄色”。亚历克斯有个能力令人印象格外深刻，那便是区分“相同”和“不同”的能力。这需要在多个维度上对物品进行比较。在亚历克斯刚开始训练时，人们假设所有这些能力——标注、比较，以及判断颜色、性状和材料——都需要语言。而且，怀疑主义对鸟类的质疑程度大大超过了曾经对我们的近亲灵长动物的质疑。因此，艾琳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斗争，才终于让世界相信亚历克斯是具有这些能力的。不过，在多年的坚持并积攒了许多可靠的数据之后，艾琳满意地看到亚历克斯变成了“名人”。当亚历克斯于2007年去世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都发了讣告来纪念它。

与此同时，亚历克斯的一些近亲也开始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另一只非洲灰鹦鹉不仅能模仿声音，还会同时加上身体动作。它会在说“拜拜”的时候挥动一只爪子或翅膀来告别，还会边说“看看我的舌头”边把舌头伸出来，就像主人对它做过的那样。鸟类是如何能够将人类的身体与自己的身体联系起来进行模仿的呢？这还是个未解之谜 。还有戈芬氏凤头鹦鹉菲加罗，有人见过它从木头横梁上掰下一大片木头，用来将鸟舍外的坚果弄进来。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报告过鹦鹉会制作工具 。这令我好奇科茨是否在她的凤头鹦鹉、金刚鹦鹉及其他鹦鹉身上做过类似的实验。科茨对动物使用工具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她还有六本著作尚无英文版。因此，假如以后有一天听说她做过类似的实验，那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很显然，还有许多东西依然有待我们去探索发现——这一点在亚历克斯数数能力的试验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研究人员是偶然间发现亚历克斯的天分的。当时他们正在对格里芬——一只以唐纳德·格里芬的名字命名的鹦鹉——进行测试，而亚历克斯也在那个房间里。为了了解格里芬是否能够将数量与声音关联起来，研究人员会点击两下，对此格里芬需要回答“二”。但格里芬没有回答，于是研究人员又点击了两下。这时，房间另一头的亚历克斯插嘴道：“四。”研究人员又点击了两下，亚历克斯说：“六。”而格里芬依然缄默不言 。亚历克斯对数字十分熟悉。有一次，研究人员给它看了一个装着许多物品的托盘，其中有几件物品是绿色的。然后研究人员问道：“有多少物品是绿色的？”亚历克斯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不过亚历克斯这次的行为可不仅仅是这样——它在没有视觉输入的情况下答出了正确的数字。将数字相加的能力也曾被认为是依赖于语言的，但几年以前，一只黑猩猩成功将数字相加，于是这种观点开始动摇了 。

艾琳开始着手更为系统性地对亚历克斯的能力进行测试。她将一些大小不同的物体（比如不同种类的意大利面）放在一个杯子下面。她在亚历克斯面前将杯子拿起来几秒钟，然后放下。然后她对第二个、第三个杯子依次这么做了。每个杯子下面只有少数几个物体，有时甚至一个都没有。之后，亚历克斯能看到的只有三个杯子。然后艾琳会问它：“总共有多少个物体？”在十次测试中，亚历克斯有八次答出了正确的总数。在那两次答错的测试中，它重新听一遍问题后就答对了 。由于没法实际看见物体本身，因此这一切都是在它脑海中进行的。

不幸的是，由于亚历克斯的意外死亡，该研究中断了。不过，这位穿着灰色西装的小数学天才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证据证明鸟类的脑袋里发生的事情比任何人想到的都要多。艾琳总结道：“太久太久以来，人们诋毁了所有的动物，尤其是鸟类，将它们仅仅作为只有本能的生物来对待。但它们其实是有知觉能力的。 ” n+m8Noz3rv2hB5zR13MW+w0BJgiLeAvdr1zOLkdW+b2q69cCoYYVkz/RwMfvuN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