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吧，我会为你洗礼！

——18世纪早期，法国主教对一只黑猩猩如是说

我们通常认为在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进行的研究是需要牺牲和勇气的，因为野外工作者必须应对热带雨林中各种令人不快且危险的生物——从吸血的水蛭到猛兽和蛇。相反，研究人工饲养的动物则通常被认为是轻松容易的。但我们有时会忘记，在坚决地反对面前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需要多大的勇气。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学术界内，但纳迪娅·科茨（Nadia Kohts）却因此受到了生命威胁。科茨的全名是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拉德金娜-科茨（Nadezhda Nikolaevna Ladygina-Kohts）。20世纪早期，她在克里姆林宫的阴影下生活和工作。由于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他本可以成为遗传学家——的危险影响，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以怀有错误思想为由，将许多杰出的苏联生物学家进行了枪决或送至了古拉格劳改营。李森科相信，动植物能将它们在自己一生中获得的性状遗传给后代。那些不赞同他观点的人很快便成了无人敢提的名字，整个科研界都垮掉了。

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下，科茨和她的丈夫——莫斯科国家达尔文博物馆（State Darwin Museum）的创始人及馆长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科茨（Alexander Fiodorovich Kohts）决心研究猿类的面部表情。这一研究的灵感来源于《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该书的作者查尔斯·达尔文属于英国资产阶级。李森科对达尔文理论的态度格外矛盾，他将其中一些理论标为了“反动学说”。对科茨夫妻来说，当务之急是不要惹是生非。他们将档案和数据藏在了博物馆地下室收藏的动物标本中间。他们还聪明地在博物馆入口处为著名的获得性性状遗传理论提出者——法国生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塑了一尊大型雕像。

科茨（指纳迪娅·科茨，后同）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法语和德语发表了，不过她发表的作品用得最多的还是她的母语俄语。她写了七本书，只有一本被译为了英文——科茨的原作于1935年问世，而译作则是在多年之后。2002年，我对英文版《婴儿黑猩猩与人类儿童》（Infant Chimpanzee and Human Child）进行了编辑。这本书将一只名叫乔尼的幼年黑猩猩与科茨的小儿子鲁迪（Roody）进行了对比，比较了其感情生活和智能。科茨研究了乔尼对黑猩猩和其他动物照片，还有它自己镜像的反应。也许乔尼太小了，还无法认出它自己，但根据科茨的描述，乔尼对着自己的镜像做鬼脸并伸出舌头，自娱自乐 。

与沃尔夫冈·克勒相比，科茨几乎不为人知。克勒于1912年至1920年进行了那些突破性的猿类研究。我很好奇，在1913年到1916年——乔尼于1916年夭折——当科茨在莫斯科工作时，她对克勒的工作究竟有多少了解。克勒已作为演化认知学的先驱受到了广泛的承认，而科茨的研究照片显示，她当时无疑是在和克勒做同样的事情。在博物馆的一个玻璃橱窗里，乔尼的尸体固定在那里，周围环绕着梯子和工具，包括可以相互连接的棍子。科茨是否遭到了科学界的轻视？是因为她的性别吗，还是语言原因？

我是从罗伯特·耶基斯的著作中了解到科茨的。耶基斯曾到过莫斯科，通过翻译与科茨讨论过她的项目。在耶基斯的书中，他对科茨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钦佩。例如，科茨很有可能发明出了匹配样本范式——现代认知神经科学的一大主要范式。如今，在无数实验室里，匹配样本范式既用于研究人类，也用于研究动物。科茨会对乔尼举起一件物品，然后将这件物品藏在一麻袋其他物品中间，让乔尼摸索着找出最初那件物品。这一测试涉及两种模式——视觉和触觉，并要求乔尼根据它对于之前见过的物品的记忆来作出选择。

这位无名英雄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也来到了莫斯科。我获得了一次博物馆幕后之旅的机会，翻看了那里的私人相册。科茨曾经（如今依然）为她的国家所热爱——在这里，人们普遍认为她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而她也的确是。最令我吃惊的是她养过至少三只鹦鹉。在照片里，她接过了一只凤头鹦鹉递给她的物品，或者将一个放有三个杯子的托盘递给一只金刚鹦鹉。科茨一只手拿着一份小小的食物，另一只手握着一支铅笔。这些鹦鹉坐在她对面的桌上，而科茨会测试它们分辨物品的能力，并对它们的选择打分。我就此请教了美国心理学家艾琳·佩珀伯格（Irene Pepperberg）。她是当代的鹦形目专家，但她从未听说过科茨对鹦鹉的研究。我怀疑，西方世界是否曾有人怀疑过，在很久以前，鸟类认知尚不为人所知时，苏联也有人研究过它。 l1UmcrFhqbTOjWBhyxZgJghOoFG62pmJGGqXVGE6Hi9VDwyprxWgekk8N3cEF8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