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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

没有人会想到,风和日丽的加那利群岛上会发生一次认知的革命。但这里确实是一切开始的地方。1913年,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克勒(Wolfgang Köhler)来到了非洲海岸附近的德特内里费,准备前往那里的类人猿研究站(Anthropoid Research Station)一直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尽管有谣言说克勒的工作是作为间谍监视过往的军用船只,但克勒把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一个小型的黑猩猩种群上。

克勒对当时学习理论中的教条并不了解,因此他在动物认知方面思路开阔,令人耳目一新。他并没有试图控制他的动物以得到特定的结果,而是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他给动物一些小型的挑战,看它们如何处理。对于最聪明的那只黑猩猩苏丹,克勒给了它这样一个挑战:克勒把香蕉放到地面上苏丹够不着的地方,然后给苏丹一些棍子。但这根棍子要么太长,要么太短,没有任何一根棍子能让苏丹刚好够到香蕉。或者,克勒会把香蕉挂在空中,然后在周围放上许多大木头盒子,但单个盒子的高度并不足以让苏丹拿到香蕉。苏丹会首先跳着去拿香蕉,往香蕉那里扔东西,或者用手把一个人拉到香蕉那儿指望能给它点帮助,或者至少能给它垫个脚。如果这都没能成功,苏丹会什么都不做,呆坐在那儿一段时间,直到突然想到了主意。它会跳起来把一根竹棍接到另一根竹棍里,做成一根长棍。或者,它会把箱子一个个摞起来,堆成塔形,这样它就可以拿到香蕉了。克勒把这一刻描述为“啊!经验”——就像灯泡通上了电点亮了。这也像一个故事里,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浴盆里发现了如何测量水中物体的体积,于是跳出浴盆,在锡拉库萨的街头赤裸着狂奔,大叫道:“我发现了!”

克勒说,苏丹将其所知道的关于香蕉、盒子和棍子的一切整合起来,创造出一系列全新的行为来解决它所面对的问题,这一切可以解释为瞬间的灵感。因为苏丹此前并没有这些经历,也没有因此而得到过奖励,所以克勒排除了模仿和试错学习的可能性。这一结果是“目标坚定”的行为——尽管这只黑猩猩在堆箱子时犯了无数错误,使堆起的塔不断倒掉,但它依然一直尝试去接近目标。一只名叫格兰德的雌性则是一位更为意志坚定、富有耐心的建筑师。它曾用四个箱子搭起了一座摇摇晃晃的塔。克勒评论说,一旦这些黑猩猩发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么它们就会举一反三,仿佛它们懂得了其中某些因果联系。1925年,克勒在《猩猩的智力》(The Mentality of Apes)一书中描述了他实验中美妙的细节。但这本书最初为人们所忽视,而后又遭到贬低。如今,这本书得到了承认,成为演化认知学领域的一本经典之作

尽管当时我们对“思考”这类思维活动的确切本质知之甚少,但苏丹和其他黑猩猩富有洞察力的解决方法给了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对于这类思维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几年之后,美国灵长动物专家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描述了类似的现象。

图3-1 雌性黑猩猩格兰德把四个箱子摞在一起来拿到香蕉。20世纪初,沃尔夫冈·克勒证明,在实际解决问题之前,猿类可以“灵光一现”地在头脑中预先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为动物认知研究提供了基础

“我常常看到年幼的黑猩猩试图用某种方法拿到奖励,但却是徒劳。而后,这只黑猩猩会坐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就好像它在评估自己此前的努力,试图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更令人惊叹的并不是黑猩猩从一个方法迅速转向另一个方法,也不是它们行动的坚决,更不是它们行动中间的停顿,而是对于问题突如其来的解决办法……尽管并非所有的黑猩猩在所有问题面前都会这样,但它们常常能在没有任何预先提示的情况下找到正确而充分的解决办法,而且几乎不费什么时间。

耶基斯还注意到,对于那些只知道动物们很擅长试错学习的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他们相信”以上描述。耶基斯预言道,对这些革命性观点的阻挠是不可避免的。意料之中,这种阻挠到来了。阻挠的形式是一种经过训练的鸽子,它们能把小盒子推进一个玩具娃娃屋,然后站在盒子上来拿到一个挂在高处的小塑料香蕉——拿到塑料香蕉,鸽子就能得到谷物作为奖励 。多么有趣呀!同时,克勒对于黑猩猩行为的解释被批评为拟人论。不过,对于这些指控,我曾听说有位美国灵长动物学家给出了一种幽默的解决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这位灵长动物学家勇敢地走进了斯金纳主义者的老巢,在那里就“会使用工具的猿类”这一话题展开了辩论。

埃米尔·门泽尔(Emil Menzel)告诉我,美国东海岸一位著名的教授曾邀请他开讲座,但没说具体是谁。门泽尔说,这位教授很轻视灵长动物研究,并公开对认知式的解释怀有敌意——这两种态度通常是同时存在的。这位教授邀请年轻的门泽尔开讲座也许只是为了戏弄他,并没有意识到情况可能会反转。门泽尔给他的观众放了一段精彩的影片,拍摄的是他的黑猩猩们将一根长杆架到它们居住地高高的围墙上。有些黑猩猩稳稳地握着杆子,而另一些则爬到杆上暂时休息一下。这是一个复杂的局面,因为黑猩猩们需要避免碰到电线圈,同时,在一些关键时刻,它们还需要通过手势来召集所有黑猩猩的力量。门泽尔拍下了这一切。他决定播放这部片子,但绝口不提智能。他要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他的旁白完全是描述性的:“你现在所看到的是黑猩猩洛克。它爬到了杆子上,同时扫视着其他黑猩猩”,或者是“这里有一只黑猩猩荡过了墙 ”。

门泽尔的讲座结束后,那位教授跳上讲台,指责门泽尔不够科学且拟人化了。他说门泽尔将动物的行为归因于规划和动机,但这两者显然都是动物所不具备的。面对观众席上赞同的呼喊声,门泽尔反击道,他并未对任何东西作归因,他克制住了自己,没有作出任何暗示。因此,倘若这位教授从中看到了计划和动机,那么他一定是自己看出来的。

在门泽尔去世的前几年,我在我家采访过他(他就住在我家附近)。门泽尔本人被认为是大型猿类研究的重要专家,我抓住这个机会询问了门泽尔对克勒的看法。他说,直到研究了黑猩猩许多年后,才真正懂得了克勒这位先驱天才的智慧。和克勒一样,门泽尔相信,正确的研究方法是不断观察并思考观察到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哪怕某一特定行为在观察中只出现过一次。他反对给单次观察贴上“趣闻”的标签。他带着淘气的微笑补充道:“我对‘趣闻’的定义是其他人的观察结果。”如果你自己看到了某些东西并对整体的动态进行跟踪,那么通常你会很确定该如何解释它。但其他人可能会对此持怀疑态度,因而你需要给出证据说服他们。

在这里,我忍不住想说一件我自己的趣闻。我要说的并不是布格尔动物园里发生的黑猩猩大逃亡——那些黑猩猩所做的和门泽尔所记载的一模一样:25只黑猩猩闯进了动物园里的餐馆。当我们在那之后到达餐馆时,我们发现一根树干架在黑猩猩园围墙的内侧。这根树干非常重,不可能是由某一只黑猩猩独自搬动的。不,我想说的是,用具有洞察力的办法解决社会性(social)问题——比如社会化地使用工具之类,这是我的专业领域。有两只雌性黑猩猩在太阳底下坐着,它们的孩子们在其面前的沙地上滚来滚去。当它们孩子间的玩闹变成了打架,互相尖叫着撕扯毛发,两位母亲都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倘若其中一位母亲试图拉架,那么另一位母亲肯定会保护它自己的孩子——母亲从来都不是公正无私的,青少年吵架升级成成年人打斗的事情并不鲜见。一位母亲注意到猩群的雌性首领马马在附近打瞌睡,便走过去戳了戳马马的肋骨。当这位年长的雌性家长起身时,那位母亲向孩子们打架的方向挥舞着胳膊,指给马马看。只需一瞥,马马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它开始朝那个方向走去,发出威胁的咕噜声。马马相当有威信,它的举动使未成年黑猩猩们停止了打斗。那位母亲找到了一个迅速而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一办法有赖于黑猩猩中典型的相互理解方式。

类似的相互理解在黑猩猩的利他主义行为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年轻的雌性会用嘴给上了年纪几乎再也无法走路的雌性喂水,这样,年老雌性就不用走到水龙头那儿去喝水了。英国灵长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描述过一只名叫马达姆·贝埃的野生黑猩猩。贝埃太老太虚弱了,无法爬上树摘果子。它会在树下耐心地等着,等它的女儿带着果子爬下树,然后它们俩便心满意足地一起享用食物 。在这些情况下,猿类同样领会了一个问题,并想出了全新的解决办法。但在这些例子中,令人讶异的是它们考虑的是另一只猿遇到的问题。由于这些社会知觉颇具吸引力,许多研究都是关于这方面的,因此我们之后会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但现在,容我澄清一个关于解决问题的普遍观点。尽管克勒强调,试错学习无法解释观察到的现象,但学习在其中并非毫无作用。实际上,克勒的黑猩猩们做了无数被克勒称为“蠢事”的事情。这表明,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是黑猩猩们在头脑中就完美设计好的,而是需要不少改进。

克勒的黑猩猩们肯定懂得了许多物体的可供性(affordance)。在认知心理学中,“可供性”这一术语指的是可以如何使用某个物体,比如茶杯的把手(提供了端住茶杯的功能),或者梯子上的横杆(提供了攀登功能)。苏丹在想出办法之前肯定知道棍子和箱子的可供性。类似的,那位叫来马马的雌性黑猩猩肯定见过马马有效地处理争端。富有洞察力的方法一定依赖于过去的信息。猿类则有着特殊的能力,能够将这种从前的知识灵活地应用在它们从未尝试过的新形式中,从中获得好处。我曾猜测,同样的原理也存在于黑猩猩的政治策略中。比如黑猩猩会将对手与其支持者隔离,或者将不情不愿的前对手拖到彼此面前来达成停战的协议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看到,猿类能找到富有洞察力的方法来解决日常问题。它们对此非常擅长。正如门泽尔发现的,即便是最为坚定的怀疑者,在观察它们之后,也很难不因它们显而易见的动机和智能而惊叹。 +kJgZQFjP0VgvIgpSo5xQ+A/6+qWdq3emIhqTrjz8EMetBdhLhafqiFk66AY/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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