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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释前嫌

布格尔动物园的一个早上,我们给黑猩猩们看了一个装满葡萄柚的筐子。这个黑猩猩种群当时在它们过夜的楼里,这栋楼旁边便是一个大型的岛,那是它们白天待的地方。这些猿类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们抬着筐子穿过一扇门,到了岛上。但当我们带着空筐子回到楼里时,黑猩猩中发出了一阵喧嚣。当这25只黑猩猩一看到那些水果不见了,它们便发出了喝彩和喊叫声,带着过节般的情绪拍打着彼此的背。我还从没见过动物对于食物不见了如此兴高采烈,它们肯定推断出葡萄柚不可能凭空消失,因此一定被留在它们一会儿就会去的岛上了。这种推理并不属于任何简单的试错学习类型,更何况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这个葡萄柚实验是个一次性事件,用来研究黑猩猩对藏起来的食物的反应。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普雷马克(David Premack)和安·普雷马克(Ann Premack)所进行的关于推论性推理(inferential reasoning)的测试是这类测试中最早的一个。他们给黑猩猩萨迪看了两个盒子,并把一个苹果放在其中一个盒子里,把一根香蕉放在另一个盒子里。在分散萨迪的注意力几分钟后,他们让萨迪看到一位实验人员大口吃着苹果或香蕉。然后,这位实验人员便离开了,而萨迪会被放出来去查看那两个盒子。由于萨迪没有看到那位实验人员是如何拿到他手里的水果的,因此它面临着一个有趣的窘境。而萨迪总是走向那个装着实验人员没吃的水果的盒子。由于萨迪在第一次试验中便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在后续试验中依然如此,因此,戴维·普雷马克和安·普雷马克排除了渐进式学习的可能性。看上去,萨迪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那位吃水果的实验人员是从那两个盒子中的一个里拿到的水果,尽管萨迪并没看见他是如何做到的;第二,这说明另一个盒子里肯定依然有着另一个水果。戴维·普雷马克和安·普雷马克注明,大多数动物并不会作出这样的假设——它们只是看见实验人员食用水果,仅仅如此,并没有更多的推断。黑猩猩则不同,它们会试图厘清事件的时间顺序,找出逻辑,并对其间的空白进行补充

多年以后,西班牙灵长动物学家何塞普·卡尔(Josep Call)给猿类展示了两个盖着的杯子,让它们知道只有一个杯子里放有葡萄。如果卡尔移开盖子,让这些猿看到杯子里的东西,它们会选择有葡萄的杯子。而后,卡尔把杯子一直盖住,摇摇第一个杯子,再摇摇第二个。只有有葡萄的杯子才会发出响声,这也正是这些猿的选择。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困难点儿,卡尔有时只摇晃那个空的杯子,于是杯子也就没有响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猿还是会选择另一个杯子,因此它们的选择是在排除的基础上作出的。由于没有响声,它们据此猜测出了葡萄应该在哪儿。也许这也并不能让我们印象深刻,毕竟我们觉得这种推理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比如,狗便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猿类非常特殊:它们对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有着自己的观点,并会据此寻找逻辑关系

事情变得更有趣了——我们不是应该在可能的解释中采纳最简单的那个吗?如果猿类这些脑部较大的动物会试图找出事件背后的逻辑,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最低等心理功能的结果呢 ?这让我想起摩根对他的法规的补充。根据他的补充,对于更为智能的物种,我们是可以提出更复杂的假设的。我们肯定会把这条规定应用在我们人类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找出事情的缘由,将我们的推理能力应用到周围的一切事物上。倘若我们找不到任何缘由,甚至会自己编造一个,这便导致了奇怪的迷信和超自然信仰,比如球迷们会总是穿同一件T恤以求好运,还比如人们会把灾难归咎于上帝之手。我们如此依赖逻辑,以至于我们无法忍受逻辑不存在的情况。

“简单”一词显然没有它听上去那么简单。对于不同的物种来说,“简单”意味着的东西非常不同。这使得怀疑论者与认知主义者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此外,我们常常为词义纠结不已,而这些词义学方面的东西实在配不上它所引起的热议。某位科学家会提出,猴子能够理解豹子的危险性;另一位科学家则会说,猴子不过是有过豹子杀死它们同类的经历,从中学到了经验。尽管前者的用语是“理解”而后者说的是“学习”,但这两种论述实际上并无太大区别。幸运的是,在行为主义衰落之后,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变得不再那么激烈了。行为主义将世界上所有的行为都归因于单一的学习机制,因而造就了自身的没落。行为主义过度的教条化使其更像是一个宗教,而非一种科学手段。动物行为学家乐于抨击行为主义。他们说,行为学家不应该将大白鼠驯化,使它们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测试模式,而是应该正好反过来,即发明适用于“真正的”动物的测试模式。

1953年,行为学家开始反击。美国比较心理学家丹尼尔·莱尔曼(Daniel Lehrman)对动物行为学进行了尖锐的攻击 。莱尔曼的攻击目标是“天生的”(innate)一词的定义。他说,即便物种特有的行为是从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天生的”的定义也过于简化了。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完全是天生的,因此“天性”(instinct)这一术语实际上是具有误导性的,应该避免使用。动物行为学家被莱尔曼这意料之外的批评刺痛了,惊慌失措。但是,一旦他们从自己的“肾上腺素飙升”(这是廷贝亨说的)中恢复过来,他们便发现莱尔曼并不属于那种典型的面目可憎的行为学家。比如,莱尔曼是一位极富热情的鸟类观察者,他很了解他所研究的动物。这给动物行为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伦兹回忆起与这位“敌人”见面的情形:他们想办法消除了彼此间的绝大多数误解,找到了共同的立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一旦廷贝亨了解了丹尼——他们如今这么称呼莱尔曼——廷贝亨甚至说莱尔曼更大程度上是一名动物学家,而非一名心理学家。莱尔曼认为,这一评价是对自己的褒扬

廷贝亨与莱尔曼之间由于对鸟类的热情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情谊远远超过了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与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因苏联领袖赠予白宫的小狗普辛卡(Pushinka)而结下的友谊。尽管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作出了友好的姿态,但冷战依然持续,丝毫没有减弱。与此相反的是,莱尔曼严厉的批评,以及之后比较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思想上的交流,开启了彼此间相互尊重和理解的进程。特别是廷贝亨,他承认莱尔曼对他后期的思想颇有影响,并致以了感谢。显然,他们需要大吵一架,才能开始和解。而这种和解又因每个阵营内部对于其自身信条的不断批评而得到了加速。在动物行为学阵营里,更为年轻的一代抱怨着洛伦茨关于动机与本能的僵化概念;而比较心理学对于挑战其自身的权威范式则有着更为悠久的传统 。即便早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也曾经就认识方法断断续续地作出过一些尝试 。讽刺的是,对行为主义最大的打击来自其内部。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在大鼠中进行的简单的学习实验。

图2-5 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比奇(Frank Beach)为行为科学只把研究对象放在大白鼠身上的短视而悲叹。他用一幅卡通画对此提出了巧妙而尖锐的批评。在这幅卡通画里,一大群快乐的实验心理学家穿着白大褂,跟在一只吹着魔笛的大鼠后面。这些实验心理学家拿着他们最爱的工具——迷宫和斯金纳箱,跟着大鼠走进了一条深深的河流。本图根据S.T.塔茨(S.T.Tatz)在比奇出版于1950年的书中所作插图修改而成

任何尝试过惩罚不乖的狗或猫的人都知道,要惩罚的话最好动作快点,在动物还能看见自己所做的错事,或者对所犯错误记忆犹新的时候进行惩罚。如果你等得太久,你的宠物便无法将你的责骂与偷肉吃或者在沙发背后拉屎联系起来。由于人们一直认为行为和结果间的短暂间隔极为关键,因此,当1955年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加西亚(John Garcia)声称他找到了一个违背所有这些原则的例证时,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加西亚发现,当大鼠吃了有毒的食物后,即便食物导致的恶心感要几小时后才会发生,大鼠还是会在中招一次后便学会拒绝有毒食物 。而且,负面结果必须是恶心感——电击就不会有同样的效果。由于有毒的食物作用缓慢并会让其不适,因此从生物的角度来说,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处。避开坏掉的食物看上去是一个高度适应性的机制。但是,对于标准的学习理论来说,由于人们假定,若要让动物将这类不相干的惩罚与行为联系起来,时间间隔必须要短,因此,这些发现简直是晴天霹雳。事实上,这些发现是毁灭性的。人们非常不喜欢加西亚的结论,因此他很难发表这些观点。一位富于想象力的审稿人声称,加西亚的数据压根是不可能的,在布谷鸟报时钟里找到鸟屎的可能性都比这要大些。但如今,加西亚效应(Garcia Effect)已得到了完全的肯定。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对那些让我们中过毒的食物记得如此之牢,以至于哪怕只是想想这些食物我们都会作呕,或者再也不会踏进吃到这些食物的那家餐馆。

有些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尽管事实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对恶心感的威力有过亲身体验,但加西亚的发现还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呢?我们需要意识到,人们当时(现在仍然)常常认为人类的行为来自思考,比如对于前因后果的分析,但认为动物行为中则应该是没有这些过程的。科学家还没有准备好把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等同起来。长久以来,人们对人类的思考评价过高。而我们现在怀疑,我们自己对于食物中毒的反应事实上和大鼠的反应是很相似的。加西亚的发现迫使比较心理学承认,演化摆布着认知,使认知适应于该生物的需要。这后来被称为生物准备性学习(biologically prepared learning):每个生物都被驱动着去学习那些生存所必须知道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显然有助于比较心理学与动物行为学的和解。而且,这两个学派间不再有地理距离了:比较心理学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也正因如此我才到一个行为学家的实验室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北美的动物学系则开始教授动物行为学。于是,大西洋两岸的学生都能广泛地吸收各种观点,并开始整合它们。因此,对比较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这两种方法的综合不仅发生在国际会议上和学术论文里,还在课堂上进行着。

我们进入了一个属于交叉学科学者的时期。我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心理学家萨拉·谢特尔沃思(Sara Shettleworth)。谢特尔沃思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教书。她写的动物认知方面的教科书影响了很多人。起初,她是个不起眼的行为学家。但她后来认为,认知是受到每个物种其生态需要的巨大影响的,并提倡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认知。正如其他行为学家一样,对于认知的解释,谢特尔沃思一直很谨慎,但她的工作有着很明显的动物行为学风格。她将其归功于她学生时代的某些教授,以及参与她丈夫的海龟野外实验。在一次关于她职业生涯的采访中,谢特尔沃思明确提到,加西亚的工作是一个转折点,使她拓宽了眼界,了解了塑造学习和认知的演化力量

天平的另一端则是我的偶像之一,瑞士灵长动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汉斯·库默尔(Hans Kummer)。当我还是学生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他写的每一篇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数是关于他在埃塞俄比亚对阿拉伯狒狒的野外研究。库默尔不仅观察了阿拉伯狒狒的社会行为,并将其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他还总是对这些行为背后的认知感到困惑,并对抓捕到的狒狒(之后会放生)进行野外实验。后来在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ürich),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关在笼子里的长尾猕猴。库默尔认为,检验认知理论的唯一方法是进行受控实验,仅仅靠观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如果灵长动物学家想要解出认知之谜,那么他们应该向比较心理学家学习

我也经历过一次这种从观察到实验的转变。并且,当我建立研究僧帽猴的实验室时,库默尔的猕猴实验室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秘诀在于,要把动物和它们的同伴关在一起。于是,这就需要大型的室内和室外场地。这样,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猴子可以进行玩耍、整理仪表、打架、抓虫子等许多活动。我们训练它们走进测试间,在那里,猴子们会完成触屏任务或社交任务,然后被送回猴群中。在传统的实验室里,研究者像斯金纳关鸽子那样把每只猴子单独关在一个笼子里。与之相比,我实验室的安排有两大优势。

首先是生活质量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将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关起来,那么我们至少要让它们过上群居生活。要想让这些动物的生活更丰富,让它们更具活力,这是最好也最符合伦理的方法。

其次,如果我们想测试猴子的社交技能,那么就得让它们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技能,否则便是不合情理的。只有让它们对彼此非常熟悉,我们才能研究它们是如何分享食物、相互合作,或者判断彼此的处境的。库默尔对这一切都非常了解。他和我一样,是从灵长动物观察者起家的。在我看来,任何人若想要对动物认知进行实验,那么首先得花上两三千小时观察实验动物的自发行为。否则,我们只能在对自然行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实验,而这恰恰是旧方法,早就该抛弃了。

今天的演化认知学领域融合了两个学派各自的精华部分,将比较心理学中受控实验的方法与在聪明的汉斯事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盲测法相结合,并采纳了动物行为学中丰富的演化框架和观察技术。对今天的许多年轻科学家来说,他们并不在意人们对他们的称呼是比较心理学家还是动物行为学家,因为他们把这两个领域的概念和技术整合到一起了。此外,还有第三股力量,它至少对演化认知学领域内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便是日本灵长动物学界的影响,但西方一直没有予以承认。也因如此,我称它为“沉默的入侵”。但给每只动物起名字并在多代动物中跟踪它们的社会影响对我们来说已成为惯例。这令我们得以理解群居生活里最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和友谊。该方法由今西锦司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已经成为研究长寿命哺乳动物——从海豚到大象和灵长动物——的标准方法。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那么一段时间,西方的教授们警告其学生要与日本学派保持距离,因为这些教授认为给动物起名字太过类人化了。当然,语言障碍也是一个因素,使西方学者很难听到日本科学家的声音。1958年,当今西锦司最重要的学生伊谷纯一郎(Junichiro Itani)参观美国的大学时,就遇到过这种怀疑。没有人相信伊谷纯一郎和他的同事能够辨别100多只猴子——猴子们都长得差不多,因而显而易见,伊谷纯一郎肯定在瞎编。伊谷纯一郎曾告诉我,他被人当面嘲弄,却无人为他辩解,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便是伟大的美国灵长动物学先驱雷·卡彭特(Ray Carpenter)。卡彭特看出了伊谷纯一郎所用方法的价值 。当然,现如今,我们知道辨认许多只猴子是可能的,而且我们都在这么做。类似于洛伦茨对于了解动物整体的强调,今西锦司促使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实验动物着想。今西锦司说,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实验动物的感受,或者,按我们今天的说法,要进入它们的周遭世界。这是动物行为研究中一个古老的主题,它与“保持距离以维持批判性”这种误导人的观念大为不同。后者使我们对拟人论过度担忧。

国际演化认知学界最终认同了日本学界的方法,这表明我们从动物行为学和比较心理学这两个学派的故事里还学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便是:倘若我们能意识到每种方法都能提供一些其他方法所缺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能克服由于方法不同而导致的最初的敌意。我们也许会把这些方法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优于各个部分之和的新整体。正是互补方法的融合造就了如今前途大好的演化认知学。不幸的是,在此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充满误解、冲突和自以为是的时期,这个时期长达一个世纪。 bx1L4yH6pqpgswhED8Wawfyu6SyNEqgArgpJxwAUkle5DiY1NG62qDbE702h4R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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