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美国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首次发现黑猩猩可以辨认出它们自己的镜像。盖洛普认为这涉及自我意识——他说，猴子等物种缺乏这种能力，无法通过他的镜子测试 。在这一测试中，研究人员在麻醉状态的猿类身上做了一个记号。当猿类醒来后，它只有在镜子中的倒影里才能看到这个记号。盖洛普所选择的用词无疑激怒了那些认为“动物不过是机械”的人。

第一波反击来自B.F.斯金纳及其同事。他们迅速地训练了鸽子，使其在镜子前啄它们自己身上的斑点记号 。他们复制出了表面上类似的行为，便自以为解决了这一谜题。他们才不管鸽子需要几百粒谷物奖励才能学会这一行为，而黑猩猩和人类的这一行为压根不需要训练。你可以训练金鱼踢足球，或者狗熊跳舞，但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足球明星或舞蹈演员所拥有的技巧吗？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都不确定这个关于鸽子的研究是否可重复。另一个实验团队花了数年尝试完全一样的训练，用的鸽子品种也和斯金纳一样，但无法发现会啄自己身上记号的鸟儿。这一团队最后发表了一篇报告批评斯金纳的研究，并在报告标题中使用了“匹诺曹”一词 。

第二波反击是关于镜子测试的新解释。这一解释提出，实验中的标记过程用到了麻醉剂，所观察到的自我识别或许是麻醉的副产物。也许，当黑猩猩从麻醉状态苏醒时，它会随便摸摸自己的脸，于是偶然碰到了记号 。另一个研究团队很快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小心地录下了黑猩猩触摸的脸部区域，结果发现这种触摸完全不是随机的——黑猩猩特别瞄准了有记号的区域，而且这种触摸在黑猩猩看到自己的镜像后达到了峰值 。当然，这正是专家们一直以来所表述的观点，不过如今这一观点得到了正式的承认。

要想让猿类表现它们有多了解镜子，其实压根用不着麻醉。猿类会自发地用镜子看自己的口腔内部，而且雌性还总是把镜子反过来查看自己的臀部——雄性则并不关心这一部位。这两个身体部位都是它们平常没法看见的。猿类还用镜子来满足一些特殊的需求。例如，在有次与一只雄性的扭打过程中，罗伊娜的头顶受了点儿伤。当我们支起一面镜子时，罗伊娜立即检查了伤口，并根据自己动作的镜像梳理了伤口周围的毛发。另一只名叫博里的雌性耳道感染了，我们试图用抗生素治疗它，但它一直朝一张桌子的方向招手，那里除了一面小小的塑料镜子外什么也没有。我们过了好一会儿才理解了它的意图。当我们把镜子拿给它之后，它立即捡起了一根稻草，并把镜子放成一个合适的角度，这样，它就可以一边清洁耳朵，一边在镜子里观察清洁过程了。

一项好的实验并不创造新的和不同寻常的行为，但会利用天生的习惯，而盖洛普的实验正是这样。由于猿类会自发地使用镜子，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专家会提出前面所述的麻醉理论。那么，是什么使得并不熟悉灵长动物的科学家们自认为懂得更多呢？我们中研究这些极具天赋的动物的人已经习惯于听到不请自来的观点，试图指导我们该如何测试这些动物、它们的行为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发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议背后是自大。有一次，一位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为了强调人类的利他主义是多么独特，他当着众多观众大叫道：“猿类是从不会跳下湖中去救自己的同类的！”于是，在那之后的提问环节中，我便指出，实际上有不少关于猿类跳下湖营救同类的报告——由于猿类不会游泳，因此这通常会伤害它们自身的利益 。

同样的自大解释了对于灵长动物学领域最为知名的发现的怀疑。1952年，日本灵长动物学之父今西锦司（Kinji Imanishi）首次提出，倘若动物群体中的个体能够彼此学习习惯，并且这种行为会导致不同群体间行为的多样性，那么谈论动物的文化或许是无可非议的 。如今，这一观点已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接受。但在当时，这一观点极为激进，西方科学界花了40年才有了类似观点。同时，今西锦司的学生耐心地记录了清洗红薯的行为是如何在幸岛（Koshima Island）上的日本猕猴中传播开来的。第一只这么做的猴子名叫井面，是一只未成年的雌性。如今，在岛上入口处，有一尊纪念它的雕像。从井面开始，这一习惯传播给了其同龄伙伴，然后是它们的母亲，最后岛上几乎所有的猴子都学会了这一习惯。洗红薯这一习惯代代相传，成了习得性社会传统最为知名的例子。

许多年后，这一观点引发了一种被称为“扫兴陈述”（killjoy account）的行为，即通过提出看上去更简单的其他论断来试图打击关于认知的论断。根据扫兴陈述，今西锦司的学生这种“猴子—观察行为—其他猴子—实践行为”的解释属于夸大其词。为什么这不会仅仅是个体学习呢？——也就是说，每只猴子自己习得了洗红薯的习惯，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个体的帮助。甚至，这里面可能还有人类的影响。或许今西锦司的助手三户散川江（三户サツヱ，Satsue Mito）在分发红薯时是有选择性的，因为她知道每只猴子的名字。她也许奖励了那些把自己的红薯浸在水里的猴子，因而促使它们更频繁地这么做 。

要弄清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到幸岛去询问。我曾两次到过这个位于日本南部亚热带地区的岛，因此有幸通过一位翻译采访了时年84岁的三户夫人。她对我这个关于食物分发的问题颇感怀疑。她强调道，没有人能随心所欲地发放食物。当社会等级高的雄性双手空空时，任何持有食物的猴子就有可能有麻烦了。猕猴社会等级森严，而且可能会很暴力。因此，三户当时若先给井面和其他未成年猕猴食物，就相当于在谋害它们的生命。事实上，最后一只学会洗红薯的猴子是一只成年雄性，它是第一批拿到食物的。当我向三户夫人提起那个观点，说她也许奖励了洗红薯行为时，她予以了否认，说这压根不可能发生。起初，红薯是在森林里发放的，那里离猴子洗红薯的淡水溪流很远。它们会收集好自己的红薯，带着红薯快速跑掉——由于它们手里满是红薯，因此通常是双脚着地跑的。三户无法对它们在遥远的溪流那做的任何事情作出奖励 。但也许支持社会学习而不是个体学习的最有力的论据在于这一行为扩散的方式。第一批模仿井面行为的猴子中有一个便是井面的母亲江场，这不太可能是巧合。在那之后，洗红薯的习惯扩散到了井面的同龄猴子中。对洗红薯行为的学习与社会及亲戚间的关系网高度契合 。

正如那些给我们提出镜子-麻醉假说的科学家一样，撰文抨击幸岛上的发现的科学家也不是灵长动物学家。更有甚者，这位科学家从未踏上过幸岛，也从未就他的观点咨询过在幸岛上露营几十年的野外工作者。我无法不对这种主张与专长间的不对等感到疑惑。也许这种态度是一种错误信念的残余：如果你对大鼠和鸽子了解得够多，那么你就懂得了一切关于动物认知的东西。这促使我提出了下面的“了解你的动物”法则：任何人若想提出关于某动物认知能力的替代性论断，要么需要使他自己对所研究的动物非常熟悉，要么需要真正付出努力，用数据来支持他的论断。因此，尽管我很欣赏冯格斯特关于聪明汉斯的工作及其令人眼界洞开的结论，但我很不喜欢那些完全不去检验自身有效性、脱离实际的怀疑。演化认知学领域对待不同物种间的差异极为严肃，科学家们往往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只为了解某一个物种间的差异。这种了解是特殊的专业技能。现在，是时候给这种专业技能应有的尊重了。 LyQhXRsDb+7ewXbTn5q5Lo9TPHNzlHCdO/9BtifU16pOsF76OwYIjPGj1qO1vb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