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动物行为学与行为主义颇为不同，但这两个学派有一个共同点：二者都反对对动物智能进行过度解读。它们都对“民间”解释持怀疑态度，并拒绝接受趣闻式的报告。行为主义对此的拒绝更为激烈，声称行为即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可以放心地忽略内在的过程。甚至有一个笑话，讲的就是行为主义完全依赖于外部线索——一位行为学家与另一位行为学家做爱后问道：“你刚才应该感觉挺好，我刚才感觉怎么样？”

19世纪，谈论动物的精神和感情生活已完全为人们所接受。查尔斯·达尔文的书中就有一整卷都在讲人类与动物在感情表达上的相似性。尽管达尔文是一名谨慎的科学家，已反复核实过他的证据来源，而且他自己也进行了观察，但其他科学家却做过了火，简直像在互相比赛看谁能提出最疯狂的论断。当达尔文选择出生于加拿大的乔治·罗马尼斯（George Romanes）作为自己的弟子及传承者时，错误信息的泛滥便拉开了序幕。罗马尼斯收集的关于动物的故事中，大约一半听上去足够合情合理，但其他的则要么过度润色了，要么明显不太可能发生。这些不合情理的故事范围很广，比如大鼠在墙里组成一条通往它们鼠洞的供应线，小心翼翼地用前爪传递偷到的鸡蛋；还有一只被猎人的子弹打中的猴子把自己的血抹在手上，将手伸向猎人，好让猎人感到内疚 。

罗马尼斯说，通过推断他自己的行为，他懂得了这些行为需要怎样的心理过程。当然，他这种内省式研究方法的弱点在于，它依赖于单次事件及某人的个人经验。我无意反对趣闻。若是趣闻被相机记录下来了，或者来源于值得尊敬、对他们的动物很了解的观测者，那我就更不反对了。但我的确将趣闻视为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对于那些对趣闻完全持一副轻蔑态度的人来说，他们需要记住，几乎所有关于动物行为的有趣工作都是从描述某件引人注目或令人不解的事情开始的。趣闻提供了线索，提示我们有哪些可能，并对我们的思考提出了挑战。

但我们并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这件事情是偶然事件，不会再出现，或者我们忽视了某些决定性的方面。观测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根据他的假设补充进某些未能观测到的细节。仅仅通过收集更多趣闻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正如常言所说的：“‘数据’并不是‘趣闻’的复数形式。”讽刺的是，当罗马尼斯自己寻找弟子及传承者时，他选择了劳埃德·摩根（Lloyd Morgan），结束了这一切失控的揣测。摩根是一位英国心理学家，他于1894年提出了一项建议，这大概是整个心理学领域被引用得最多的建议了：

“无论何种情况，只要一个动作可以解释为心理等级上低级心理功能运用的结果，我们就不可把该动作解释为更高级心理功能的结果。 ”

许多代心理学家忠实地重复着摩根法规（Morgan’s Canon），认为它的意思是：将动物假设为刺激-反应机器是合理的。但摩根从没有过这层意思。事实上，他正确地补充道：“但是，当然，一个解释的简单性并不能作为该解释是否正确的判断标准 。”这里他是在反对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动物是没有灵魂的、盲目的机器。任何自尊自重的科学家都不会谈论“灵魂”，不过，否认动物拥有任何智能和意识也和谈论灵魂很接近了。摩根被这些观念吓了一跳，于是在他的法规中加上了一条：倘若已证实作为研究对象的物种拥有较高的智能，那么用更为复杂的意识来解释其行为也是可以的 。对于那些有充分证据证明拥有复杂认知的动物，比如黑猩猩、大象和牛，当我们被它们看上去很机智的行为难住时，的确不需要每次都从零开始。我们不需要像解释某些其他动物，比如大鼠的行为那样解释这些动物的行为。甚至，对于被低估的可怜的大鼠来说，最佳的起始点可能也并不是零。

摩根法规被视为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 razor）的变体。依据奥卡姆剃刀原则，科学应寻求所需假设最少的解释。这的确是个高尚的目标。但是，倘若极简主义式的认知解释要求我们相信奇迹呢？从演化的角度而言，若我们拥有异常复杂的认知——就像我们相信的那样——而与我们同类的动物却毫无认知能力，那真的是个奇迹。对于认知上的极简追求与演化上的极简常常彼此冲突 。没有任何生物学家想追求认知上的极简，因为我们相信改变是渐进式的。我们不愿假设有着亲缘关系的物种间存在着完全无法解释的鸿沟。倘若自然界除人类以外没有任何理性和意识的阶段性标志，那么人类又是如何变得理智而有意识的呢？人们将摩根法规严格地应用在了动物身上——且只对动物使用。因此，摩根法规推动了一种突变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将人类的头脑悬挂在了一个空空荡荡的演化空间里。正是摩根本人认识到了他的法规的局限性，并规劝我们不要混淆了简单性与真实性。

许多人都不知道，动物行为学同样是在对主观性方法的怀疑中发展起来的。有一些广受欢迎的图册深深影响了廷贝亨和其他荷兰动物行为学家。这些图册由两位教育家所著。他们在书中教授对大自然的爱与尊重，同时也坚持认为唯一能真正理解动物的方法就是去户外观察它们。这在荷兰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青年运动，参与运动的青年每周日都去野外远足。这为培育一代充满热情的自然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一方法与荷兰传统的“动物心理学”并不完全兼容。当时动物心理学的权威人物是约翰·比伦斯·德·哈恩（Johan Bierens de Haan），他在国际上相当知名，学识渊博，颇有学者派头。比伦斯·德·哈恩偶尔会到廷贝亨在哈什霍斯特（Hulshorst）的野外实验点做客。哈什霍斯特是荷兰中部的一个沙丘地区，比伦斯·德·哈恩在那里看起来肯定格格不入——当年轻一代穿着短裤、举着网兜四处奔跑捕捉蝴蝶时，这位年长的教授西装革履地走了进来。这样的拜访是这两位科学家分道扬镳之前对彼此热忱的明证，但年轻的廷贝亨不久后便开始挑战动物心理学的信条，比如质疑对内省的依赖。更为严重的是，他自己的思想与比伦斯·德·哈恩的主观主义相隔十万八千里 。洛伦茨与比伦斯·德·哈恩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对这位长者更没有耐心——他用比伦斯·德·哈恩的名字开玩笑，淘气地称他为“啤酒龙头”（德语为“Der Bierhahn”）。

廷贝亨如今最为知名的是他的“四个为什么”，即四个不同但互为补充的关于行为的问题。但这四个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明确地提到了智能或认知 。动物行为学这种对内在状态的回避对这一刚刚萌芽的经验性科学或许是极为重要的。于是，动物行为学暂时合上了名为“认知”的书本，转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行为对生存的价值上。如此一来，动物行为学便为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生态学播下了种子。这一研究重点还提供了一条路，可以很方便地绕开认知。一旦出现关于智能或感情的问题，动物行为学家便会迅速地改用功能性术语来描述问题。例如，假如一只倭黑猩猩对另一只倭黑猩猩的尖叫声作出了反应，冲过去紧紧抱住了尖叫的倭黑猩猩，传统的动物行为学家会首先思考这种行为的作用。他们会争辩：谁获利最多，是行为的执行者还是行为的对象？他们不会问倭黑猩猩是怎么理解彼此的处境的，也不会问为何一只倭黑猩猩的情绪会影响另一只的情绪。或许猿类具有同情心？倭黑猩猩会判断彼此的需求吗？这类认知问题使许多动物行为学家（如今依然）很不自在。 31uinY8NsfrIrX5kAtpblPFCvfdFX/GOGPZuDBcgelcqBtWBSi02M3PtmNbhrP4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