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足够开明，可以假设其他物种也有精神生活？我们的创造力是否足以研究这些？我们能不能厘清注意力、动机和认知的作用？在动物做的每件事里，注意力、动机和认知都参与其中。因此，三者中的任意一个都能解释动物欠佳的表现。对于上面提到的那两只调皮的猿类来说，我倾向于用试验过于乏味来解释它们为何表现较差。但如何确定这一点呢？要想了解动物的智能，人类得足智多谋，独具匠心。

尊重也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胁迫动物接受测试，那我们又能期待得到什么呢？难道有人会把人类儿童扔进游泳池，看他们是否记得可以从哪里爬上来，来测试儿童的记忆力吗？但莫里斯水迷宫却是检测记忆力的标准测试。在数以百计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每天都会用到这个测试，让大鼠在有着高高缸壁的水缸里疯狂游泳。大鼠们得游到水下的一个平台上以避免淹死。在随后的试验中，这些大鼠需要记住这个平台的位置。还有哥伦比亚障碍测试。在这个测试中，动物需要经受不同时间长度的剥夺期，然后穿过一个通电的栅格。这样，研究者可以观察动物寻求食物或配偶（或者，对母老鼠而言，还可以是它们的幼崽）的动力是否要强过对电击痛苦的惧怕。事实上，压力是主要的测试工具。许多实验室使动物的体重维持在一般体重的85%来确保动物有动力觅食。关于饥饿如何影响动物的认知，我们的数据少得可怜。不过，我确实记得一篇文献，其标题是“太饿了所以无法学习吗”。这篇文献说，被剥脱食物的鸡在迷宫任务中不太善于注意到细微的差别 。

食物剥夺的假设是，空空如也的胃会促进学习。这个假设颇为奇怪。想想你自己的生活吧：了解城市的布局、结识新朋友、学习弹钢琴，或者完成工作，在这之中，食物重要吗？从没有人提出过要对大学生进行永久性食物剥夺。为什么轮到动物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呢？著名的美国灵长动物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是饥饿简化模型的早期批评者之一。他提出，具有智能的动物主要是通过好奇心和自由探索来学习的，而将动物的行为狭隘地固化到食物上，很有可能扼杀好奇心和自由探索。他对斯金纳箱予以嘲笑，认为那是用来证明食物奖励有效性的优秀装置，但并不适用于研究复杂的行为。哈洛还说了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金句：“我从不贬低大鼠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价值——它们所犯的错误中只有极少数是不能通过对实验人员的教育来克服的 。”

我讶异地得知，有着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耶基斯灵长类动物中心在其早期阶段曾尝试对黑猩猩进行食物剥夺。早年间，这个中心坐落在佛罗里达的奥林奇公园（Orange Park），之后搬到了亚特兰大，并成为生物医学和行为神经科学研究的主要机构。1955年，当这个中心还在佛罗里达时，该中心成立了一个操作性条件反射项目。该项目是以大鼠中的实验程序为原型的，包括急剧减轻体重以及将黑猩猩的名字换成编号。但结果表明，像对大鼠那样对待黑猩猩并不成功。由于该项目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因此它只持续了两年。尽管行为学家们声称该项目是为这些猿类带来“猿生意义”——这是他们乐观的叫法——的唯一方式，但是中心主任和大多数员工强烈反对对他们的猿类禁食，并与这些顽固的行为学家争论不已。这些行为学家表现得对猿类认知毫无兴趣——他们压根就不承认猿类认知的存在。他们研究强化程序，以及暂停的惩罚效应。有流言说，中心的员工偷偷在夜里给这些猿类喂食，蓄意破坏这个项目。这些行为学家感到自己既不受欢迎，也不被尊重，便离开了。因为正如斯金纳之后所说的：“心软的同事们破坏了（这些行为学家的）努力，使其无法减轻黑猩猩体重以达到食物剥夺的理想状态 。”如今我们会认为，这种冲突不仅与实验方法有关，还关乎科研道德。一位行为学家自己出于其他目的的尝试而清楚地表明，通过饥饿来创造闷闷不乐、性情乖戾的猿类是不必要的。他称为141号的那只黑猩猩成功地学会了一项任务，而让它学会的方法是：每次选对后，它都会得到一次拿实验人员的胳膊玩耍的机会——这是对它的奖励 。

一直以来，行为主义与动物行为学的区别都在于，一个研究的是人类控制下的行为，另一个研究的是自然行为。行为学家致力于将动物置于乏善可陈的环境中，好让动物除了做研究者想要它们做的事情外，基本上什么也做不了。这样，行为学家就可以强行控制动物的行为。倘若动物没有做研究者想要它们做的事情，那么它们的行为将被归类为“错误行为”。例如，想要训练浣熊，让它们把硬币扔到一个盒子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浣熊更喜欢抓住硬币不放，并将硬币放在一起拼命摩擦——对于这个物种来讲，这属于完全正常的觅食行为 。然而，斯金纳看不到这种天然的癖好，他更倾向于用控制与支配来解释行为。他谈到过行为工程和行为操纵，且并不仅限于动物。他在晚年时，致力于将人类转变为快乐、高产，且“最有效率”的公民 。尽管操作性条件反射毫无疑问是个可靠且有价值的主意，对行为有着很强的调节作用，但行为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把操作性条件反射当成了唯一的实验方法。

另外，动物行为学家对自发行为更感兴趣。第一批动物行为学家是一群18世纪的法国人，他们已经开始用“动物行为学”（ethology）来称呼这一领域了。这个词源自希腊语“ethos”，意思是“人格”。这群法国人用“动物行为学”指代对于物种典型特性的研究。1902年，伟大的美国自然学家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将这一术语用在了英语中，指对于“习惯与本能”的研究 ，使其流传开来。动物行为学家也做实验，且并不反对将实验动物关起来。但是，洛伦茨的做法是将他的寒鸦们从空中唤下来，或者身后跟着一群蹒跚学步的小鹅；而斯金纳则会把每只鸽子单独关在一个笼子里，而他站在好几排这样的鸽笼前，用手紧紧抓住一只鸽子的翅膀——这两种做法之间依然横亘着一个世界。

动物行为学家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术语来描述本能、固定行为模式（一个物种的典型行为，比如狗摇尾巴）、天性释放物（引发特定行为的刺激，比如海鸥喙上的红点会引起饥饿的鸡的啄食行为）、替换活动（由彼此矛盾的倾向引起的看上去似乎与目的无关的行为，比如在做决定之前抓挠自己），等等。在此我就不赘述动物行为学的经典框架了。简言之，这门学科关注的是在某个物种的所有成员里自然发展出的行为。其中心问题之一在于行为可能有什么作用。起初是洛伦茨构建了动物行为学。但当他1936年与廷贝亨会面后，后者对这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并发展出了关键的测试方法。在这两人中，廷贝亨更善于分析，也更经验主义。他非常善于发现可观测行为背后的科研问题。廷贝亨对掘土蜂、棘鱼和海鸥进行了野外实验，以期找出行为的确切作用 。

洛伦茨和廷贝亨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和友谊，这种关系和友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经受了考验——他俩处于敌对阵营。洛伦茨是德军的一名军医，对纳粹主义怀有机会主义式的同情。而廷贝亨不满学校对待犹太同事的方式，参与了一场对此的抗议，因此被占领荷兰的德国人关押了两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位科学家在战后彼此讲和了，因为他们同样热爱着动物行为。洛伦茨是热情而有感召力的思考家——他一生中从未做过任何统计分析，而实际数据收集的核心部分则是由廷贝亨完成的。我和他俩都交谈过，两人确实相当不同。廷贝亨看上去是一个学术型、无趣而喜欢思考的人，而洛伦茨则能用他的热情和关于动物的丰富知识牢牢吸引住听众。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是廷贝亨的一名学生，他因其著作《裸猿》（The Naked Ape）及其他畅销书而闻名。他被洛伦茨震慑到了。莫里斯说，他从未见过像这位奥地利人这么了解动物的人。莫里斯这样描述洛伦茨1951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Bristol University）的演讲：

“用‘杰出’来描述他的表现有些过于保守了。他的风度震慑人心，仿佛上帝与斯大林的结合。‘与你们的莎士比亚相反，’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的方法透着疯狂。’也的确如此。他被动物环绕，这些动物简直成了一个小动物园。几乎他的所有发现都源于偶然，而他的生活则很大程度上是由小动物园里的一系列灾难构成的。他对于动物间交流和自我展示模式的理解极富启发性。当他谈论鱼的时候，他的手就变成了鱼鳍；当他说到狼的时候，他便拥有了一双属于捕食者的眼睛；当他讲起他养的鹅的故事时，他的胳膊就变成了翅膀，搭在身侧。他并不拟人，恰恰相反——他“拟兽”——他变成了他所描述的那种动物。 ”

一位记者曾详细描述了她曾拜访洛伦茨的经历。当时接待员将她带到洛伦茨的办公室，并告诉她洛伦茨正等着她。结果，洛伦茨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这位记者向周围人询问，人们都很肯定地告诉她，洛伦茨并未离开。过了一会儿，这位记者在办公室墙上一个巨大的水族箱里发现了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半个身子都没在水中。这正是我们对动物行为学家的期待——尽可能地接近他们研究的动物。这让我想起了遇见赫拉德·巴伦兹（Gerard Baerends）时的情形。巴伦兹是廷贝亨的第一位学生，是荷兰动物行为学界的领袖人物。当我结束在那位行为学家实验室的工作之后，我想加入巴伦兹在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开设的动物行为学课程，因为在这门课上可以研究围绕着研究所里人工鸟巢飞翔的寒鸦种群。所有人都警告我说，巴伦兹极为严格，不会随便让人加入的。当我走进巴伦兹的办公室时，我的视线立即被一个养着斑马慈鲷、维护得很好的巨大鱼缸吸引了。作为一名狂热的水族养殖爱好者，我几乎没怎么自我介绍就开始与巴伦兹讨论这些鱼是如何养育并保护它们的幼鱼的——它们对此尤为擅长。巴伦兹十有八九认为我的热情是个好兆头，于是我很顺利地加入了他的课程。

动物行为学极为新奇的地方在于，它把形态学与解剖学的视角用在了行为研究上。鉴于当时行为学家大多是生理学家，而动物行为学家则多为动物学家，这样的发展是很自然的。动物行为学家发现，行为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易于变化或难以定义。行为是有结构的，且其结构有着固定的特点。比如说，幼鸟张大嘴乞食时扑棱翅膀的方式是固定的；或者，有些鱼将受精卵保存在它们嘴里，直到孵化为止，这种方式也是固定的。物种特有的行为就像任何生理特征一样，是可以辨别并测量的。这些行为的结构和方式都变化不大，人类面部表情便是这类行为的另一个好例子。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能可靠地识别人类表情的软件，正是因为我们人类中所有成员在相似的情绪状态下所收缩的面部肌肉都是一样的。

洛伦茨提出，在天然行为模式的范围内，行为一定和生理特性一样遵循着同样的自然选择规则，并可以在系统发生树中从一个物种追溯到另一个物种。对于特定鱼类用嘴育雏的行为来说即是如此，对于灵长类的面部表情来说也是如此。由于人类和黑猩猩的面部肌肉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因此，这两个物种的大笑、咧嘴笑和噘嘴很有可能源于二者的某个共同祖先 。承认这种解剖学上和行为上的类似性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是一个飞跃。如今，我们都相信行为是演化而来的——这正是洛伦茨的观点。而廷贝亨的作用——按照他的自我评价——是作为这一新学科的“良心”，推进其理论细节的成型，并建立方法来检验这些理论。不过，廷贝亨这一自我评价过于谦虚了，事实上正是他为动物行为学的目标作了最佳的解读，并将这一领域发展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 WPJ8bvUb/0FQliDhSrLxJ1FDy/yVwMLKrYGhWhr1sVbY7BPlBs68qfhKxhwLRC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