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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A、B、C三大集团军群向西进行战略集中，由A集团军群实施主攻（冯·克莱斯特的装甲集群突破阿登山区）。
● 1940年5月10 -11日，空降荷兰，战役打响。
● 5月11日，攻克埃本·埃马尔要塞。
● 5月14日，荷兰投降。
● 5月17-24日，德军装甲军向英吉利海峡长驱直入，包围阿图瓦、佛兰德斯和敦刻尔克。
● 月28日，比利时投降。
● 6月4日，英国远征军完全撤离敦刻尔克。
● 6月5日，B集团军群进军塞纳河和马恩河下游。
● 6月9日，A集团军群向埃纳河发动进攻。
● 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
● 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
● 6月19日，贝当组建新法国内阁。
● 6月22日，德法签署停战协议。
在德国空军的有力支援下，陆军两个集团军群在波兰一条宽大正面势如破竹，波兰很快溃不成军，可如今换作西欧，又将鹿死谁手？这里有两个坐拥地利的强大军队，我们必须击败它们。我对未来寄予厚望，德国陆军和空军都在波兰一展身手，而且更重要的是，其间吸取的教训是我们远远超越敌人的最大资本。我确信进攻前冬季间歇期里所总结出的经验必能派上用场，而物资装备上的短缺也会在这段时期被填补。另边厢，西方列强在过去四个月里显得优柔寡断，几乎可以被理解为实力不济。
我接替费尔米中将入主新航空队后，发现前期准备工作相当到位，敌人仍毫无动静时我们已出动飞机对对方船运展开了一定数量的侦察和作战行动。
第2航空队这时期的编制如下：
第2信号团
第122远程侦察机大队
第4航空军（军长：阿尔弗雷德·克勒航空兵上将）
第8航空军（军长：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少将）
第9航空师（1940年5月23日编入，军长：约阿希姆·科勒将军）
第1航空军（1940年5月15日编入，军长：乌尔里希·格劳尔特大将）
施图登特将军的空降军
第2战斗机指挥部（指挥官：特奥·奥斯特坎普少将）
第2高炮军（军长：奥托·德斯洛赫中将）
第6行政军区（司令：奥古斯塔·施密特中将，司令部位于明斯特）
第10行政军区（司令：沃尔夫中将，司令部位于汉堡）
第2航空队奉命支援冯·博克将军的陆军B集团军群，后者下辖冯·屈希勒尔将军的第18集团军、冯·赖歇瑙将军的第6集团军，博克还有卡尔斯将军的海军北方舰队集群支援。
其后几天我一直飞来飞去，忙着工作交接和情报搜罗。我发现航空队同B集团军群之间疏于联络，便首次登门拜访。看到来人是我而不是费尔米，冯·博克大为意外，但随后为我俩二度携手而由衷地开心。进攻时间定于2月中旬，虽然考虑过计划可能有变，但时机已不容再细细探讨。我反复向冯·博克交代了第2航空队的组织和任务，告诉他我们必不会让他失望，还重点强调了两点：
（1）发动进攻后第三天，第18集团军的装甲部队要与施图登特的伞兵在鹿特丹或附近会合；
（2）陆军先头部队必须在伞兵搭乘滑翔机夺取艾伯特运河桥梁后刻不容缓地建立联系，因为后者独自坚守，相当脆弱。
对于能否按计划如期攻下鹿特丹，冯·博克一点把握也没有，但听我言之凿凿：伞兵的命运连同B集团军群的成败皆取决于机械化部队能否准时到达，遂做出保证，会尽一切努力。我也为他送上定心丸，承诺将给予最强有力的空中支援。为了避免同第18集团军先头部队失去联系，该集团军左翼部队必须不断推进，第6集团军的徒步掠地应该也能协助右侧的A集团军群实施主攻，后者将在龙德施泰特指挥下进攻法国。
我建立的第8航空军司令部同第6集团军以及霍普纳的装甲军关系融洽，我后来对第6集团军的访问更是证实了这种印象。时任集团军总参谋长的是保卢斯，这个名字后来因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家喻户晓。保卢斯预估了即将到来的较量，那份冷静的思维和严肃的态度令我刮目相看，他与冲动的赖歇瑙搭档足以避免大部分失策。
第4航空军负责深入到需要重兵集结的地域执行远程任务，具体有：支援远距离空降，摧毁敌军机场的地面组织，观察和对付敌军在后方的运动。
第10航空军建制尚待完善，目前还在进行布雷训练，可能将在1940年4月底或5月初投入实战。
通过之前的海上侦察任务，第122远程侦察机大队已经进入角色，这是一支能干的队伍，做了极具价值的工作，其损失令人惋惜，但尚在可接受范围内。
在空降军里（第7航空师、第22步兵师、运输机大队、滑翔机部队等），我根据希特勒的草稿，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行动计划和战术安排。施图登特将军做了精心和极富想象力的准备工作，他手下的科赫上尉、维茨莱本少尉等人协助完成了复杂的技、战术部分。对于空降行动，我虽非外行，却自认也没精通到有资格指手画脚，我更适合就战术问题提供建议。我很欣喜地看到，第22步兵师师长冯·施波内克伯爵少将集洞察力、活力、决断力和灵活性于一身。他后来被控违抗命令，擅自从克里米亚撤退而遭到军事审判，战争结束前在盖默斯海姆（Germersheim）被枪决——据我所知那出自希姆莱或希特勒的即决命令，当时我也大惊失色。
一战老飞行员出身的奥斯特坎普少将负责指挥战斗机近距离支援陆军，为运送空降兵的容克运输机提供全程护航，这又是一块全新领域，需要飞行员具备高超的驾驶技术、组织能力和远距视力。
第2高炮军得先解决仓促组建遗留下来的困难，军长德斯洛赫将军曾是一名骑兵和飞行员，拥有丰富的陆战经验，所以能照顾陆军需求。棘手之处在于在行军队列中布置高炮部队，陆军指挥官都不希望自己的部队分散，可又都希望关键时刻高炮能随叫随到。有时我不得不亲自出面，达成折衷的解决办法，但也未必次次尽如人意，有时甚至很糟糕。
飞往各部队指挥部初次走访了一遍以后，我在接下来的2月到5月初继续忙于参谋部会议、计划修订、地面和空中的作战演习。三个月下来，我对第2航空队了如指掌，还敲定了换装价值不菲的亨克尔He 111轰炸机（装备给第4轰炸机联队）和容克Ju 88轰炸机（装备给第30轰炸机联队）。为了迎接首战，参谋部和部队官兵刻苦操练，和陆军全面达成共识。
1940年5月8日，我参加了空降军最后一次战前简令，各级独立指挥官悉数到场，他们的所有疑问都得到解答。依我拙见，信号布置过于复杂，主要原因在于施图登特不愿意太放任第22步兵师自主行动。不仅如此，希特勒和戈林指手划脚，进一步阻碍到行动实施。例如，用空心炸药爆破埃本埃马尔要塞的装甲炮塔就出自希特勒的主意；又比如，施图登特被授予一些特权，他亦顺势物尽其用。作为唯一稳定的指挥中枢，航空队司令部明显应该在行动开始的最初几小时里加大干预力度。
如前文所说，施图登特希望在前线亲自指挥，其实他坐镇后方发号施令的效果更佳。只有两个空降师顺畅地接受一个司令部指挥，战场局势才能尽在他掌握。诚然，第7航空师本该自备一套作战参谋部，但这个缺憾并非不可弥补。另外还有两个隐患也令我忐忑不安。其一，Ju 52虽好，作为运输机有个致命弱点：油箱不防弹，而且用于空降行动实属临时起意，因而配备的武器和航程都显孱弱，可空降区上空持续几小时的空运必须按计划把握得分秒不差；其二，长达数百英里的狭长空域将由我们的战斗机提供空中掩护，但Me 109航程不足是个老大难问题。所幸奥斯特坎普和他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们不辱使命。
对荷兰机场的轰炸将与空降同时展开，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最要命的是，5月9日晚，空军总司令部传来一道揪心的命令，要抽调走两个重型轰炸机中队，用以提防荷兰海岸突然冒出敌军舰船。命令传达下来时我恰好不在，我的作战参谋虽然担心空降行动的时效性会因此被破坏，却也无可奈何。
起初，行动完全依计而行，艾伯特运河上的桥梁、埃本埃马尔要塞先后被攻陷，伞兵准时降落在穆尔代克的马斯河大桥、鹿特丹机场并占领会合阵地。听到前几份捷报，我着实松了口气。
随着空降行动继续发展，前线战况源源不断地窝蜂而至：Ju 52在海牙南海岸的机降情况报告含糊不清；一名运输机联队联队长口头汇报他们在鹿特丹到海牙之间的公路上着陆，其间在空中和地面均遭遇敌人攻击；鹿特丹机场一带爆发新的战斗，我军损失了多架飞机。这些消息令我和空军总司令大失所望。我的作战处长飞往鹿特丹侦察，我才算安下心来。空降军发来的报告需要苦等良久，只有呼叫支援的时候无线电报告才飞快地纷至沓来，但仍无法提供任何有关第22步兵师动向的信息。
不久之后，空中侦察终于确定一个事实，夺取海牙机场的行动出师不利。5月13日上午，施图登特连连呼叫航空火力支援，要求轰炸鹿特丹城内的据点以及伞兵苦守的桥梁上的主攻阵地。14点，轰炸机出动，去执行这个有疑问的任务了 [1] 。次日，荷兰宣布投降。
战后，与这次军事胜利相提并论的是荷兰人的义愤填膺和纽伦堡法庭对我和帝国元帅再三提出的控诉。轰炸机起飞前，我和戈林在电话里激烈争论了几个小时，争论焦点在于，万一要支援施图登特，应该如何实施他需要的攻击。根据讨论结果，我反复提醒轰炸机联队的联队长要格外留意战区升起的燃烧弹和信号弹，而且要同空降军始终保持无线电联络。但施图登特自早上的无线电通信中断后渺无音讯，航空队司令部便无从知晓鹿特丹城内和周围的事态进展，我们越发心急如焚，况且还存在轰炸机误炸到友军的风险。第2航空队和B集团军群当时都不知道，施图登特已经开始同荷兰人谈判，但他重伤在身，谈判工作便由装甲军军长施密特将军接手。作为一名拥有过炮兵和航空兵经验的老兵，我对关键时刻通讯故障并不陌生，因此事先提醒过轰炸机联队长，这本来可以阻止他的第2中队将炸弹投向鹿特丹。
以下是那位轰炸机中队长的作战报告：
为了支援施图登特将军在鹿特丹城外的部队，我所率领的第54轰炸机联队一支中队奉普齐尔（Putzier）少将之命，轰炸城区内的荷兰敌军，对方正在朝马斯河大桥纵向射击，阻碍施图登特的部队的前进。为此，地图上已标示出轰炸目标。
起飞前不久，航空队司令部发来消息，说施图登特要求鹿特丹投降，其间（我们到达目标前）如果荷军答应，则攻击一处次要目标，投降信号是城外马斯河岛上发射的红色燃烧弹。联队兵分两路执行任务。我们冒着防空炮，从略高于2000英尺的高度投弹，滚滚浓烟腾空而起，空中能见度极差。我们牢记不惜一切代价只轰炸地图上标识的目标。我带领右路机群，没有看见马斯河上升起红色信号弹，遂将空袭进行下去。
炸弹准确命中目标区。几乎在第一枚炸弹落下的同时，守军停止开火，带领左路机群的赫内中校 [2] 发现岛上升起红色信号弹，转而攻击了次要目标。
降落后我向普齐尔将军电话汇报，他问我们是否看到马斯河岛上的红色信号弹，我回答说右路部队没有，但左路看到了一点。我问鹿特丹是否投降，回答是施图登特将军的通讯又断了，显然鹿特丹仍在抵抗。我们的联队需要立即出动，执行同样的任务。
联队再次起飞，但途中从无线电中得知任务取消，鹿特丹投降了。我于是宣布此次出动调整为战术任务，即火力支援地面部队。
虽然报告内容与我所知道的情况略有出入，但鉴于这段证词具有重要国际意义，这里选取其关键部分引用。需要补充的是存在于国际法方面的争议，基于我亲自讯问过当时在鹿特丹的伞兵，轰炸一座城市的守军没有违反《日内瓦公约》，有目的的炮火支援也具有战术合理性。炸弹命中了目标，而后续破坏主要是城内的汽油和油脂燃烧所致，火势在战斗间歇期本来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值得玩味的是，训练第7航空师不是为了在西欧战役之初就实施空降，因此只有部分空降部队能参与进攻，共有4500名伞兵完成空降行动，其中4000人落在荷兰，500人乘滑翔机降落在埃本埃马尔要塞附近，其余人员乘坐容克运输机和水上飞机着陆。
5月13日中午，第8航空军暂时转随给第3航空队（负责支援冯·伦德施泰特的集团军群）支援冯·克莱斯特的装甲军强渡马斯河，第2航空队主力便剩下第4航空军和第2高炮军，他们要协助第6集团军和第18集团军左翼艰难地突破一条条运河，击溃一波波涌上来的各式法军坦克（比如5月14日的比利时让卢布大战），要支援正在比利时勒芬 [3] 和法国阿拉斯同英国远征军奋战的地面部队。连日作战耗尽了空军的人力物力，兵力只剩下三到五成。因为补充跟不上逐步增加的伤亡，部队朝着前线机场的转移也几乎无法带动战机日出动数。
比利时军队投降后，我格外顾及手下空勤部队的利益，遂盼着英国远征军尽快步其后尘。鉴于我军装甲军和航空军配合默契、战略精妙、机动部队实力强大，我断定英军投降只是时间问题。
听说空军将要负责独自消灭剩余的英国远征军，我竟错愕不已（或许因为我才得到过一次嘉奖）。将近三个星期的连日征战对航空兵的消耗，想必空军总司令再清楚不过了，他怎么也不至于命令实施这么一个靠新军赢不下来的行动。我向戈林明确表达了上述观点，我说即使加上第8航空军支援，这个任务也无法完成。耶顺内克将军持相同观点，他告诉我，基于一些无法理解的原因，戈林向元首保证过德国空军能消灭英军。战事如此繁重，希特勒日理万机，他同意这个不切实际的包票倒是比打包票的戈林更情有可原。我向后者指出，最近出现了先进的喷火式战斗机，它会增大我们的难度和损失——最后果然是喷火保护英法联军越过海峡，成功撤退。
饶是我忧心忡忡，任务也没有丝毫改变——这岂非错上加错、讳疾忌医吗？我军慢慢恢复元气，向着目标再次拼尽全力，连克勒将军也率队亲征。将士们虽疲惫不堪，出动数较之往常不降反增，但在“喷火”的反击下，损失自然也在攀升。恶劣的天气进一步危及飞行安全，这时我们甚至不敢妄言精神胜利。漂浮在海岸的残骸，散落滩头的装备，战斗机、攻击机、轰炸机飞行员返航后汇报的见闻，任谁亲眼见到，亲耳听到，都会同时对我军航空兵的成就和英国人无与伦比的拼搏、智慧和勇气肃然起敬。1940年我们还不知道英法联军逃走的人数有今日公布的近30万之多，以为哪怕10万人也很了不起了。希特勒也许有其他方面的顾虑，比如地形不利，比如装甲军人疲马乏，急需休整，但无论是什么，他的决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给了英军重整旗鼓的机会。
向着英吉利海峡的冲刺不可思议地迅速落幕了——从5月10日到6月4日三个多星期时间里，横扫荷兰、比利时和英国远征军。我们以损失近450架飞机的代价，出色完成了支援陆军的任务，在地面和空中共摧毁3000多架敌机，还击沉或击伤若干敌舰，击沉50多艘、击伤100多艘商船和小船。
5月29日，即攻陷里尔前夕，右翼的司令们聚在康布雷的机场控制室，先简短交流了过去几周的战事，对此希特勒也特别鸣谢了各级指挥官，接下来他交代了未来的打算，此时西线战役第二阶段大幕俨然也随之拉开。他语气沉着严肃，表示很担心法军主力可能会大举进攻侧翼，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赶快重组机械化纵队。他对形势的概括相当清醒，包括告诫人们切勿乐观，还极其详尽地说明了时间、地点。我们也褪去了轻松的心态，感觉他对下一步行动思考得极其周全，也意识到了要面临的困难，而我们基于过去同法国人打仗的经验和自身军事造诣，反而不如他想得那么严重。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谈话没有提过入侵英国。
敦刻尔克撤退临近结束时，德军在南边进行了一次重组，其间有持续不断的需求加诸航空队司令部肩上，进一步削弱了空军战斗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战术支援在索姆河和塞纳河下游的B集团军群，掩护部队运动。原本向北冲向海峡的冯·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的装甲军突然调头，直奔南边、东南边的索姆河与埃纳河——任谁从空中或者地面看到这一幕，都会像我一样心潮澎湃，为陆军司令部的灵活性、技巧性以及部队的训练水准深感自豪。不过，在白天急行军能畅通无阻要归功于我们占有制空权。
从索姆河北边一处前沿指挥部，我亲眼见证了第4集团军和霍特的装甲军以惊心动魄之势一举推进到塞纳河，第16装甲军和14装甲军在亚眠和佩罗讷的战斗则稍逊一筹，两军在冯·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旗下第二次重新部署。与此同时，我们空军也对公路和铁路展开集中攻击，炸毁桥梁，破坏法军调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法军崩溃和投降。一个令人懊恼的后果是，尽管飞行员尽量只瞄准成群结队的军事单位，但高空轰炸和低空扫射还是伤及一些混杂其间的平民。
同时期，我们还得承担其他一些重要任务，有时遇到不良天气也不例外。占领英吉利海峡沿海地区后，我们袭击了聚集在港口和南边海岸线上的英法舰船并大获全胜，成功破坏了英军渡海撤退的船运能力。从1940年6月5日后，20天里共有2艘小型军舰和1艘约30吨的商船被击沉，4艘军舰、25艘商船不同程度重损。类似的成果还有铁路和火车站，比如，在雷恩和布列塔尼部分地区一天内共有30辆列车被炸毁。1940年6月3日，巴黎地区的机场突然遭到大规模空袭，法军飞机有100多架被击落，约300—400架在地面被摧毁。此战中我军精湛的技战术水平一展无遗，有的飞机低空进场的同时还故意调整航向，迷惑敌军；有的高空轰炸、低空扫射；有的俯冲轰炸。
短短几天，法军兵败如山倒，战役以 6月22日停战协议的签署告终，快得超乎想象。我听说陆军遣散了一些部队回国，盼望希特勒就此罢手，并非我白日做梦，我知道驱使他的除了政治远见，他内心对英国的好感也毫不逊色，这种私心被我觉察过，后来甚至愈发外露。犹记得1943年一次会面，听到我评估英军的表现，希特勒向后一倾双肩，直视着我的眼睛，点评了一句：“那当然，他们也是日耳曼族。”
尽管法国投降令我们欣喜若狂，但我们没有忘记自我评估。我们已步入正轨，波兰战役中积累下的经验教训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战争计划通过胜利得到验证，与之相映成辉的是计划的执行。B集团军群与第2航空队天衣无缝的协同作战、快速灵活的重组和集结都堪称经典。近距离支援部队、远程航空部队、高炮部队都显示出德国空军组织结构上的合理性。哪怕是在更艰苦的条件下，集中航空兵力，攻击单个目标也能创造条件，开启胜利之门。
[1] 德国空军对鹿特丹的轰炸实际发生于1940年5月14日下午。
[2] 时任第54轰炸机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
[3] 即比利时的鲁汶地区（又译卢万），位于布鲁塞尔以东。